汉王朝为拱卫其统治中心，有效地驾御和控制全国政局，对京师常备军的建设十分重视。当时京师常备军的主要构成有：宫廷禁卫军、宫城近卫军和京师戍卫军，形成了以拱卫皇帝为中心任务的三层保卫圈制度。
宫廷禁卫军是以“期门、羽林”为主体的郎卫。[1]宫城近卫军与京师戍卫军，即通常所说的“南军”与“北军”。前辈学者对“南、北军”的称谓、驻地、职权范围以及二者的区别等，多有攻功和论考。[2]然各家诠释往往殊异，在时段上也只言及汉初者多，或存偏弊之嫌。本文不涉及宫廷禁卫军和宫城近卫军，[3]仅就两汉京师戍卫军(北军)[4]的统属、任务、兵力及其地位的发展演变等问题，做些简要的论列和探讨，旨在就教于同仁。
京师戍卫军的统御机构或主管部门为何?它直接归谁统领?史实表明，这在两汉时期有别。关于西汉的统属问题，由于文献记载粗略，后世学者对此说法不一。颇滋疑窦。为正本清源，需要首先回顾史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
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
“中尉，秦官”，有史可证。据董悦《七国考·职官》：秦惠王时有“中尉田真黄”之说。[5]“中尉”武官，其属官除“两丞”之外，“候、司马、千人”也均为武官。漠初承袭秦制。武帝更名执金吾后，设中垒、寺互、武库、都船等，机构扩大，属官增多，权限上升，且所有京辅地区的军队，皆归执金吾属下统领。这说明有关军队的统属问题，班固并非没有大致上的交待。
然后世论者在言及西汉京师戍卫军的统属时，却多有歧议：(1)是认为汉初南北军皆卫尉统领。如程大昌《雍录》卷八南北军及畿内兵制条曰：武帝之前南北军皆统隶于未央卫尉。至武帝时则北军不属卫尉矣。(2)是认为北军归中尉统领。如王应麟《玉海·兵制》条曰：“汉
宫城内为南军，宫卫屯兵属焉，卫尉主之；京城门外之北军，京辅兵属焉，中尉主之。”马端临《文献通考》主从此说。(3)是认为北军归中垒校尉统领。如钱文子《补汉兵志》曰：“北军在未央北，为军垒门，置中垒校尉，以一校守之。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辄罢，武帝时有诸校尉，则常屯矣。”陈元粹注曰：“汉初有南北军，则中垒校尉掌北军门垒，当是高帝所置。诸吕反，太尉不得入，北军则中垒校尉所守也。…。”就是说，武帝之前的北军统领是中垒校尉，武帝后仍以中垒主之。
今根据前引《百官公卿表》的记载，考之以上各家之言，似当慎审：谓卫尉统隶北军之说，明显失误，这混淆了宫城卫士与京师戍卒的区别，不明其各有统属关系。而其它二说，乃似乎皆忽略了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因为“中尉”一职，虽为秦制，然汉初并无“中垒校尉”之设，其时的北军当属中尉统领。故北军屯兵有“中尉卒”之称。中垒校尉既非设于汉初，则陈元粹说“中垒校尉掌北军门垒，当是高帝所置”，诚然不确。但武帝太初元年，“中尉”更名“执金吾”后，北军乃非“中尉”所辖，而当由执金吾属下的中垒校尉直接统领。职官易名，权限范围有变。因此，西汉戍卫军的统领，应当汉初为“中尉”，后为“中垒校尉”才是确论。
时至东汉，又有不同。当时执金吾属下的武官，除保留“武库令”外，其他各官皆省。如《后汉书·百官志》曰：
(执金吾)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但中兴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
郎兼式道候，事已罢，不复属执金吾。又省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
(西汉)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虎贲校尉，皆武帝置。中兴省中
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
这说明，东汉改组戍卫军时，不仅执金吾属下的“式道候、左右中候”，实际上已经取消，而且主领北军营垒之事的“中垒校尉”也被省掉。省免中垒后，另设“北军中候”一人，“掌监五营”。
由此可见，两汉京师戍卫军的统领，并非固定不变。它经历了先由“中尉”，继之“中垒校尉”，后为“北军中候”监领的演变过程。
至于统领京师戍卫军的具体人选，西汉一代有大致上的记录。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当时先后担任过中尉或执金吾者，有60余人以上。例如：
任中尉者：
汉高帝元年至十一年(前20年—前196年)，先后有周昌、丙猜、戚鳃等。
文帝元年至十四年(前179年—前166年)，有宋昌、周舍等。
景帝元年至后元二年（前156年—前142年），有嘉、卫绾、郅都、宁成、广意等。
武帝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前140年—前105年)，有张欧、韩安国、赵禹、李息、殷容、司马安、黄霸、王温舒、尹齐、豹等。
任执金吾者：
汉武帝太初改制后，从天汉二年至后元二年(前99年—前87年)，有杜周、范方渠、郭广意等。
昭帝始元元年至元平元年(前86年—前74年)，有马适建、壶信、李寿等。
宣帝本始二年至甘露二年(前72年—前52年)，有辟兵、郅元、延年、广意、贤、田听天等。
元帝初元元年至竟宁元年(前48年—前32年)，有冯奉世、李延寿、王章等。
成帝建始元年至绥和二年(前31年—前7年)，有任千秋(长伯)、辅、辛庆忌、韩勋，翟方进、廉褒(子上)、尹岑(子河)、赵护(子夏)、宏、王幼公、间宗(君阑)、孙云(子叔)等。
哀帝建平二年至元寿二年(前5一前1)，有公孙禄(中子)、海蟜望(王君)、肖育、毋将隆、申屠博、韩容(子伯)、孙建(子夏)等。
平帝元始元年至元始二年(1年－2年)，有任岑、尹赏等。
从这个任职名单看，其人选非同一般。当时太守为中尉者有3人，廷尉为中尉者2人，少府、中大夫、关都尉、右辅都尉、河间太傅为中尉者各1人，而由中尉任职后升迁为御史大夫者2人。又太守为执金吾者5人，光禄大夫为执金吾者4人，京兆尹为执金吾者2人，其他如廷尉、中少府、太仆、水衡都尉、护羌校尉、五官中郎将、中郎将、将作大匠、护军都尉、右辅都尉以及安平侯、弋阳侯等为执金吾者各1人。而由执金吾升迁为御史大夫者3人，迁为丞相者1人。当然，还有一些人是由于文献失记，难于详知。这仅仅是从《百官公卿表》所看到的概要。




[1] 拙文：《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 前辈学者专论“南北军”者，有程大昌《雍录》卷八《南北军及畿内兵制}。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1《汉南北军义》。贺昌群《汉初之南北军》，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劳干《论汉代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刊《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1976年第879--893页。苏诚鉴《西漠南北军的由来及其演变》，《安徽师大学报》 1980年第3期。
[3] 关于西汉宫城近卫军问题，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著：《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一文，《历史与制度》（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1997年版)，对其中卫尉所领卫士，言之较详。可具参考。
[4]长期以来，一般谓卫尉所掌为“南军”，中尉所掌为“北军”。然自汉武帝太初改制后，特别是东汉一代，北军并非中尉所掌。又京师兵的范围、职掌及兵力等大有变异。故本文一般不采用“北军”称谓，而用京师戍卫军表述之。
[5] 《七国考·职官》：赵烈侯时，“以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是知战国时的赵国也有中尉之设。

东汉“执金吾”、“北军中候”的任职名单，《后汉书·百官志》未留下记载。但从执金吾贾复、阴识、刘般、耿秉、朱徽等人的行事观之，其地位也是较高的。(後详)至于北军中候，秩级仅“六百石”，虽然官位不高，又文献多未记下其姓名，然它同样是深受汉廷信任的要臣，此乃似无可疑。
京师戍卫军的任务是什么?其在前、后汉的职掌是否完全一致?长期以来，若明若暗，未加细辨。考之两汉四百余年，随着领导体制的不断调整变化，对之确乎不可统论。
西汉太初改制之前，中尉所领的戍卫军，其主要职掌是负责京师治安、防盗防乱，稳定京城秩序。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曰：
中尉……掌徼循京师。如淳注日：“所谓游徼、徼循禁备盗贼也。”
《文献通考·兵考》曰：
(中尉)掌京师盗贼，按考疑事。
能说明中尉这—职掌的具体事例多有。当时几乎凡有中尉之迹，文献—般都载有治狱、执法之事。如《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谋不轨)汉公卿请逮治王……上不许公卿，而使汉中尉宏即讯验王。”《史记·郅都传》：“郅都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亲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又《史记·宁成传》：“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大量史实表明，此时中尉的职责主要是徼循京师，按考疑事，惩治不法。每当有警之时，或发生政乱，中尉所领之兵便奉命救急。
武帝太初改后，执金吾机构扩大，京师戍卫军的基本职掌，仍是巡察京师，维持治安，禁备盗贼。但是，比之汉初，较多地强调了“戍卫”和“武备”的职能。古人在对《百官公卿表》“执金吾”条作注时，对此已有透示。例如：
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
师古日：“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
这时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上升，故捍卫京师，加强“金革”武备，“以御非常”，显得更为突出。执金吾警备的范围较前扩大，从京城扩展到整个三辅王畿地区。所谓“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即是。当时“卫尉巡行宫中，则(执)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1]还有一点，就是执金吾属下之主要吏员的分工更为具体、明确。例如：
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2]
寺互，掌官府门禁。[3]
武库令……主兵器。[4]
都船……都船狱令。[5]
式道左右中候。应劭注日：“式道凡三候，车驾出还，式道候持麾至宫门。门乃开”[6]可见，此时从皇帝出行时充当“导从”，到官府门禁、武器保管、都船诏狱等等，均设有专人负责。执金吾有权逮捕和处理罪犯，并有自己的监狱。专政职能明显加强。
尤当值得重视者，武帝为加强武备，在北军原有兵力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八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使京师戍卫军的阵容进一步扩大，兵力更为充实。增强了武备职能。这“八校尉”的名称和职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
所谓“八校尉”，就是八个兵团，包括骑兵、步兵、车兵等多个兵种。这支新增的军队，是“以兵为职”的常备军。它不仅负有保卫京师的重任，并且也还经常奉命对外远征。它以骑兵为主，是具有各种联合作战能力的强大综合兵团。故此时的京师戍卫军，对外作战能力显为加强。于是，此后“执金吾主掌战争的职能，便逐渐被“中垒校尉” 所取代。
东汉时期的京师戍卫军，沿用西汉“北军’的旧名，形式上仍分两部分，即执金吾所领和北军中候所辖。但它们的职掌及编制与西汉大异其趣。
首先，执金吾的权限较前进一步缩小，只“主兵器”和巡警京师城外。如《后汉书·百官志》曰：
执金吾……掌宫外戒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
在执金吾属下，仅有“缇骑”和“持戟”了。但秩级仍是“中二千石”，优以厚禄。故史称：“舆马导从，充满于路，世祖微时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一度成为人们所羡慕的对象，被认为是“斯最壮矣”。然“中兴以来，但专徼循，不预国政”。[7]表明中兴以后，比之过去，相对削减了一些地位和权势。； ·
但“北军中候”一职，经过改组后，乃专主宿卫京师洛阳，成为京师戍卫军的主体力量。如《后汉书·百官志》曰：
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日：掌监五营。
所谓“五营”，也就是“五校”。即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其任务都是“掌宿卫兵”。具体言之，首先一项职责就是担负京师守备及扈从车驾。如据记载：
大驾卤簿，五营校尉在前。[8]
帝崩¨…·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9]
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在卫士外。[10]
五营兵不仅负有戍卫京师、警备洛阳城之责，而且奉命远距离征战的任务比前更为频繁。这方面的事例殊多。例如：
(安帝永初元年)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11]
安帝永初三年冬，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羽林、五校营士；……共击之。[12]
(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卢)植，……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
之。[13]
自东汉光武帝精兵简政、“罢材官、骑士”裁减地方军后，往往兵源不继，每有重大战争，多靠京师戍卫军出击。“使南北二军交惊于境”。⑩[14]结果，“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15]京师戍卫军被迫四处应付边患，京师的安全也就难于得到保障。




[1] 《汉宫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7页，又《北堂书钞·设官一部》。
[2]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注引如淳曰。又见《汉宫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90-91页。
[3] 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第221页。。
[4] 《后汉书》志第二七《百官四》，此制东西汉皆然。
[5]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如淳曰。
[6]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注。
[7]均见《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45页。
[8] 《汉旧仪·三辅黄图》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法驾，有小驾。”
[9] 《后汉书》志第六《礼仪志下》。
[10] 《文选·东京赋》注。
[11] 《后汉书》志第一一《天文中》。
[12] 《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
[13]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14]陈傅良：《历代兵制·东汉条》，其实，此时已无“南军”之名，专指“北军”乃确。
[15]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时至东汉末季，阶级矛盾激化，由于京师戍卫军衰落，京城洛阳守备日渐空虚，故于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时，汉灵帝为加强军事镇压，采取紧急措施，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洛阳附近)，置“八关都尉”，[1]以事防守，加强京师洛阳周围的警备。至中平五年 (188年)又设“西园八校尉”。如据《后汉书·袁绍传》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云：
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罩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谓之西园军，皆统于硕。
这西园八校尉的设置，固然与宦官、外戚之间的矛盾有关，但也是京师戍卫军窳败的直接反映。因为当时京师戍卫军忙于应外，无力拱卫京师，所以才采取这一非常举措。当然，此擧仍未挽救东汉政局的最终危亡。
综上所述，两汉的京师戍卫军，既是武警部队，又是戍守部队。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其任务在不同时期内各有侧重，所发挥的功效也有不同。
京师戍卫军的员额或兵力有多少?；它是怎样进行训练?前人对此论之甚少。需要通过稽考零散资料，略陈大概。
西汉前期，制度初创，京师戍卫军的编制、员额，似无制度规定，有时可能较多。《汉书·高帝纪》载：
十一年七月，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
军霸上。
这屯军霸上的“三万人”，究竟是指来自上郡、北地、陇西、巴蜀及中尉卒的总数?抑或单指“中尉卒三万人”?意思有些含混。若是军霸上的“中尉卒”就有三万人，则说明当时京师戍卫军的兵力至少在三万人以上。比照汉初的宫城近卫军，即卫尉所领的“卫士”二万人，[2]“中尉卒”比“卫士”多三分之一是有可能的。
武帝之时，戍卫军的机构、编制较前扩大，其兵力规模估计也不少于数万。据《汉书·王温舒传》云：
是时，上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卒，得数万人作。
这里的“数万人”，自然非指一、二万。时任中尉的王温舒，一次就查出漏役的“中尉卒”敷万人，表明当时兵源是充足的，若是需要，随时可以徵调。特别自武帝增设“八校尉”、扩充北军之后，京师戍卫军的兵力当更为增多。当时“八校尉”的兵力，文献没有记录，今就保守估算，若每校尉700人，[3]八校则5600人，这是精锐部队。再加上原有中尉(执金吾)所统领的兵力，京师戍卫军的总兵力至少也在二、三万之间，甚至更多。“八校”的士兵来源，自屯骑至虎贲七校所属，除胡骑多为降汉匈奴兵外，其余皆徵自三辅地区的汉人，当然也有少量来自招募。
王莽在位之年，内外各种矛盾复杂，义军蜂起，此时京师的兵力也有不少。史称：
莽拜将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向。[4]
这一史实表明，王莽时期京师戍卫军不少于二万人以上乃很显然。
东汉情况有别，在光武帝“偃武修文”思想的指导下，京师戍卫军进行了整编和压缩，其兵员定额，略有员敷。
当时执金吾所辖之兵甚少。《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曰：
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
“缇骑”即骑兵，其成员多出身于富裕家庭。“持戟”是步兵，他们多出身寒门。执金吾所领的兵力仅700人。不仅员额大量减少，而且按士卒的出身贫富来编制兵种，这是值得注视的一大变化。
北军中候所监领的“五校”。当时各置一校尉，秩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其各自的吏员和兵力不等。如《后汉书·百官志》及《汉官》注曰：
屯骑校尉……员吏一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
越骑校尉……员吏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
步兵校尉……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
长水校尉……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5]
射声校尉……员吏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
这个数字表明，北军五校所领的兵力，总计仅4000多至5000人左右比西汉的八校裁减了不少。累计东汉执金吾和五校之兵力，大约不到西汉武帝时的二分之一。
东汉京师戍卫军的士兵来源，最初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刘秀的原从士兵改编而成。后来主要依靠“招募”。当时的屯骑、越骑等大多数是由募兵组成的。因为募兵的特点是享有“赐钱”，以宗族地域为单位，没有固定的服役期限。[6]故久而久之即职业化，并形成父死子继的制度。安帝元初二年(115)，汉廷任刘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屯三辅以备羌”。[7]这是三辅地区屯兵子孙相继，可以世袭的一个例证。自安、顺以降，由于长期对羌战争，造成“国用不足”、财政亏缺严重，因而又出现了买卖“缇绮、五营士”的情况。如据记载：
至安帝永初间，募入钱毂，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8]
桓帝延熹四年，减公卿以下俸，贷王侯半租。占买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
五大夫，钱各有差。[9]
由于缇骑、五营士实行占买，故不少“商贾惰游子弟”，加入到了京师戍卫军队伍，“而营卫之选也衰”。[10]东汉末期的“西园八校”，兵员数量文献没有交待。究其兵源，似当主要也是来自招募，且多数是长期在役的职业兵。




[1] “八关”即函谷(今河南新安)、广成(今河南汝阳东)、伊阙(洛阳南)、大谷(今河南偃师西南)、轩辕(今河南登封西北)、旋门(今河南巩县东)、小平津(今洛阳东)、孟津(偃师北)。
[2] 《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诏曰：“卫士转迎送置常二万人。”是证。
[3]参见《后汉书·安帝纪》注引《汉官仪》的兵力建制。这当是反映东汉压缩编制后的情况。
[4] 《汉书》卷九《王莽传下》。
[5]另据《汉官仪》：长水校尉的领士为一千三百六十七人。
[6] 拙文：《汉代型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7]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及卷八七《西羌传》。
[8]陈傅良：《历代兵制》。
[9]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虎贲、羽林“属宫廷禁军，即郎卫系统的警备力量。
[10]陈傅良：《历代兵制》。

士兵的战斗力与军事训练密切相关。为提高京师戍卫军的素质和作战能力，秦和西汉的统治者对军训自来比较重视。例如：秦朝就曾“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1]迄至西汉明确规定：“非教士不得从征”，“士不素习，不得应召”。[2]地方上的“正卒”，被征发到京师“屯戍”、担负常备军后，仍要按照要求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当时的军训科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三：
首先是学习兵法与战阵。如《汉官仪》曰：“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官兵皆肄孙吴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又《汉书·刑法志》：
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
所谓“肄兵”、“讲肄”，主要是指学习兵法，包括“习战阵之仪”、“演练阵法”。兵法和战阵，不仅武官要学，士兵也然。孙吴兵法，博大精深，总结了先秦丰富多彩的实战经验。到西汉时它仍然列为学兵的经典。
其二是兵器与兵技巧的训练。凡士兵要“教以五兵”，使之掌握“弓矢、殳、矛、戈、戟”等兵器。其中尤其强调“弓射”的技能。据《汉书·艺文志》：当时有《逄门射法》2篇；《阴通成射法》11篇；《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篇；《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积5篇等。这些皆属兵技巧范围。汉书·刑法志》注引孟康曰：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
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3]
当时骑兵要会“骑射”，车兵要习“驾御”，材官要能“蹶张”。不论地方军还是京师常备军，皆当如此。可见，如何使兵卒舆武器紧密结合，是当时军训的核心内容之一，要求也严。
其三是开展各种军事体育训练。所谓“蹴鞠”、“角抵”、“投石”、“超距”等活动。这方面的记载，不时可见。例如：
今军无事，得便蹴鞠，有书二十五篇。[4]
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治兵振旅之事也。[5]
军队无事“便蹴鞠”即踢足球。当时在三辅离宫中筑有球场，供军士训练之用。“角抵”，近似後世的摔跤或相扑。长期以来，已将其列为训练士兵、“治兵振旅。的一个科目，至元帝时“始罢”之。“投石”和“超距”，也是军体活动的经常性内容。西汉甘延寿为羽林军时，“投石、拨距，绝于等伦”。[6]“羽林”是郎卫，属宫廷禁街军，估计当时京师的戍卫军，也不例外，同样要有“投石、超距”之训练。
但东汉建国後，光武帝刘秀“省诸郡都尉”，又“无都试之役”。[7]结果地方军的训练松弛了。京师戍卫军虽然也还有一定的训练，但主要来自招募，成份复杂，士兵素质总体水平不如西汉。所以马端临说：“光武罢都试后……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外之士兵不练，而内之卫兵不精。”[8]和西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京师戍卫军具有什么优势?它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是涉及到对戍卫军总体评估的一个问题，于此，根据现有材料试图做些梗概性考察。
《文献通考·兵考二》引宋人山斋易氏之言日·：“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也就是说，尽管两汉京师常备军的组织机构、职掌任务及兵力员额等“沿革不常”，多有变革，但都贯彻着一条“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所谓“居重驭轻”，是指重京师以镇御地方，重京师直接掌握的常备军，使之驾御和控制各个郡国的地方军，确保京师常备军的可靠性。
为贯彻“居重驭轻”的方针，汉代京师的常备军，设有宫廷禁卫军(郎卫)、宫城近卫军(卫士)和京师戍卫军(北军)，前已提及。这三者，分工合作，互不隶属，互为表里，相互制约。将最高军权集中于皇帝之手，这是中国封建兵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对后世影响很大。[9]实行以京师常备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这和当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统治是相一致的。
在汉代，作为京师常备军重要构成之一的戍卫军，在贯彻建军方针方面，也体现得很突出，不仅在武装力量的建置上逐趋完备，而且和地方上的郡国兵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京师戍卫军通常由皇室的亲信、功臣或要员统领。除前面论及者外，还有大量史实可徵。例如：周昌，因跟随沛公刘邦“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昌为中尉”。[10]卫绾在吴楚反时，因“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11]毋将隆在哀帝即位后，“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12]贾复是帝乡南阳人，“小好学，习尚书”，助统一战争有功，故“光武即位，拜为执金吾”．[13]阴识“以太子舅”，为“执金吾”。[14]马光是马防之弟，“兄弟贵盛”，“自越骑校尉，迁执金吾”。[15]刘般是“宣帝之玄孙”，“积累仁义，世有名节”，“显宗嘉之”。“永平十年，徵般行执金吾事……时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16]来歙之曾孙历，“少袭爵，以公主子，……代冯石为执金吾”。[17]此类事例甚多，不必赘举。当时，不仅京师戍卫军的统领任用亲信、重臣，而宫廷禁卫军和宫城近卫军的统领也然。地方军则不具备这一优势。安置皇室的亲信、重臣掌握中央常备军，既有利于集中军权、加强控制，增加保卫京师安全的可靠系数。同时也反映了京师常备军的地位优于地方军。
其二，京师戍卫军的军事素质较高。在西汉时期，这支军队的兵源和其他军队有别。它非来自全国各地的编户民，而是徵自京辅地区的“良家子”。“为正”与“屯戍”，二役合一。在役的两年，都是以护卫京师为宗旨，与京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此，山斋易氏曾有一段议论。他说：
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师，而乃调之于三辅。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耶?尝考之司马子长作《三王世家》载公户满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郡国去京师甚远，民情无所适莫可，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18]
这段话，并非否认“南军”即宫城近卫军的重要。但它也确说明，当时“北军”即京师戍卫军的兵员之所以要征自三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三辅距京师很近，“民情有间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三辅民对京师的存亡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对护卫京师有更强的向心力，在思想上相对可靠。除了这一思想素质之外，在军事素质上通常也比地方军好。他们通常对“骑驰”、“射御”比较熟练，有严格的入选标准。迄至东汉，虽然征兵制渐衰，京师戍卫军的兵源主要采用“招募”。但入募者必须具备身体、技能、勇敢等条件，同时又是职业兵、长期在役，娴于战阵，故它同样比地方军具有较高的素质。；




[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及注。
[3] 《汉官仪》。
[4]刘向：《别录》。
[5] 《汉书》卷二二《刑法志》。
[6] 《汉书》卷七0《甘延寿传》，“投石、拨距”，即。投石、超距”。
[7] 《后汉书》志第二七《百官四》。
[8] 《文献通考·兵考》。
[9]自汉以降，历代中央常备军的组建形式和内容虽有损益，但统治者都着眼于中央军的建设这一点并未有变。如曹魏时的中军、唐朝的南北衙兵、宋代禁兵中的上军、元朝的怯薛和诸卫、明朝的禁军和京管等，莫非如此。
[10] 《汉书》卷四二《周昌传》。
[11] 《汉书》卷四六《卫绾传》。
[12] 《汉书》卷七七《毋将隆传》。
[13] 《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
[14]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
[15]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
[16] 《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
[17] 《后汉书》卷一五《来歙传》。
[18] 《文献通考·兵考二》。

第三，京师戍卫军武器精良，拥有雄厚的军备。武器是衡量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汉代武器的种类在先秦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如长兵器有殳、戈、矛、戟；短兵器有刀、剑；远程兵器有弓、弩；防护兵器有监甲、盾牌；守卫兵器有鈎镶；锤砸、劈砍兵器有锤、挝、杖、钺、斧等。这些多为质量精良的铁兵器，有的已成为“中国之长技也。”[1]
同时，为保障需要，京师戍卫军驻地长安，拥有大规模的武库。据考古发掘，长安武库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南距南城垣1810米，安门大街以西约82米处。四周筑有围墙，东西长710米，南北322米，墙厚15米，总共占地约23万平方米。在这座武库城内，发现库房遗址7处。各个库房所存放的武器种类不一。有的存放炉甲，有的专储弓弩、箭镞。在1号、7号库房遗址都发现钢铁兵器，计有刀、剑、矛、戟、斧、镞和铠甲等，以铁制兵器为多，仅铁镞就达一千余件。长安武库自西汉初修建后，一直沿用到王莽时期。[2]当时全国各地均有武器储备，见于记载的在洛阳、河南、上郡、颖川、广汉、山阳、北海、玄菟、张掖、酒泉、渔阳、上党等地都建有武库。[3]长安武库似当主要是供京师常备军用的。他们拥有这大量的精良武器，意味着其握有一支庞大的物化了的军队，无疑对提高战斗力更为有利。
在论及军队的重要性时，宋人陈傅良在其《历代兵制》中说：“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内外轻重，一系于兵。”由于汉王朝组建的京师戍卫军具有上述优势，所以它在稳定当时的政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京师戍卫军在维护京师的社会秩序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西汉京师长安有户8万多，人口达40余万，人员复杂，社会治安秩序一度较乱。王温舒为戍卫军统领(中尉)时，在长安，“吏苛察淫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落长以收司奸”。由于对“奸猾穷治”，结果“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4]又据记载，当时“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尹赏任长安令时，“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扦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当他迁执金吾后，“督大奸猾，三辅吏民甚畏之”。[5]当时的戍卫军，“督盗贼，斩伐不避贵势”。[6]对京师的治安，起到了镇定社会秩序之效果。
再者，京师戍卫军在平定内乱中起过重大作用。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例如：西汉初，诸吕专权，“大臣欲诛诸吕”。周勃“入据北军，遂以诛诸吕、安刘氏”。[7]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因北军主力参战而获胜。武帝晚年，戾太子(刘据)在京师发动叛乱，也因北军“不肯应太子”，[8]而太子失败。东汉时，窦宪女弟婿郭举为侍中，舆卫尉邓叠母元，俱出入宫中，“谋为不轨”。後被发觉，“和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宫，闭城门，捕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及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狱诛”。结果，“窦氏被诛，太后失势”。[9]这些事例表明，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京师戍卫军对稳定当时政局的意义不可低估。
还有一点就是，京师戍卫军在反击异族侵扰的征战中成为一支重要的骨干武装力量。这方面，东汉之时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明帝永平年间，马严为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10]耿恭任长水校尉时，曾“将五校士三千人讨西羌”。[11]章帝建初二年(77年)，马防等“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羌)”。[12]和帝永元九年(97年)，“陇西羌反，遣执金吾刘尚行征西将军，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发北军五校……征西羌”。[13]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羌反，断陇道，汉遣(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14]东汉时期，大凡每当重大战争，几乎都有京师戍卫军出击，以指挥或协调地方军、边防军作战。曾有过不少战绩。但到后来，由于政治腐败，乃往往“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15]军威明显下降，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史实表明：两汉时期，作为京师常备军重要构成之一的戍卫军，不仅在建制上日臻完备，而且和地方军相比，有不少明显的优势。这就是：兵力集中，任务明确；士兵的素质较高；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由皇室的亲信要臣统兵，是天子的亲军。因此，它对巩固统一、稳定当时的政局起有重要作用。







[1]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2]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95——396页。《汉长安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见《考古》1978年第4期。
[3]分见《汉书》之《刘濞传》、《周亚夫传》、《成帝纪》、《王莽传》及《居延汉简甲乙编》。
[4] 《汉书》卷九0《酷吏传》。
[5] 《汉书》卷九0《酷吏传》。
[6] 《汉书》卷九0《酷吏传》。
[7] 《汉书》卷四一《郦商传》。
[8] 《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
[9] 《后汉书》志第一一《天文中》。
[10]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
[11] 《后汉书》卷一九《耿恭传》。
[12]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
[13] 《后汉书》志第一《天文中》。
[14] 《后汉书》志第一一《天文中》。
[15]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