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最早源于人们对土地的自然崇拜，后来演变为对土地神的祭祀活动和组织。社的本意是“封土立社而示有土尊”。《白虎通·社稷》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在西周时代，社是各级宗法贵族权力的象征，在层层分封之后，就要封土立社，表明自己对这一方土地的神授权力，亦即土地所有权的象征。到两汉时代，社的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帝王公侯所立之社，仍然是其对一方土地权力的象征，但已日益抽象化。而乡里之社，尤其是在农村聚落中的里社，则转化为一般的土地祭祀单位，其祭祀活动与组织方式对乡村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社祭与社神

社祭，本是一种土地崇拜，祈年与报功是这一崇拜的两大动机。由于土地的广博无际，人们往往选定某一地点对土地进行祭祀，这一地点就是社。正如《礼记·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社的标志一般为一棵茂盛的大树或一片丛林，被人称之为“社树”、“社丛”、“神丛”、“丛位”或简称为“社”、“丛。”如《墨子·明鬼篇下》云：“建国营都，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位。”《六韬·略地篇》云：“社丛勿伐。”《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九》亦言：“夫社，束木而涂之。”沈钦韩在《汉书疏证》中总结道：“古者二十五家为闾，闾各立社，即择其木为茂者为位，故名树为社，又为丛也。”有的还在树丛旁边修筑围墙或祠堂①；有的则进一步封土立坛，称之为“社坛”，坛上有树或木、石之类的东西，这一般为帝王诸侯为之②。

最初的社，只是祭土的场所，并不具备什么神性。在社进行祭祖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瘗埋法，即将祭品埋于地下。《礼记·祭法》曰：“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孔颖达疏曰：“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其二是浸滴法，即将酒、血等液体祭品洒于地表，使其浸透至地下。《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清人金鄂在《求古录》中解释道：“血祭，盖以滴血于地，如郁其鬯之灌地也。”《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九年》也记道：“侏娄人鄫之，用之。恶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宗族土地占有制的消亡，社在乡村社会中作为土地权力象征的意义也在逐渐消亡，与之相应，则是对土地的自然崇拜被土地神亦即被社神崇拜所取代，社成了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灵。

《古诗源》卷一所收《禳田者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作者沈德潜在题下引《史记·滑稽列传》注道：“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淳于髡所见的禳田者，所祈求的就是土地神，而非自然崇拜意义中的土地。两汉时代乡里的社祭，其本义也是这种土地神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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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汉书·王莽传》载张竦为刘嘉作奏曰：“四墙其社。”又，对社之祠的记载，在先秦秦汉文籍中多见，此不赘举。
② 如《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年，“建社稷于洛阳”注引《续汉志》曰：“立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皆方坛，四面及中各依方色，无屋，有墙门而已．”

既然是活生生的神灵，在祭祀时便不可能像西周时代那样，将祭品埋于地下或浸滴为祭，而要像人世间那样，为他摆上祭品，请这位土地老爷享用。自淳于髡所讥讽的那种“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始，祭社时的祭祀与被祭祀者，也由以往对自然的敬畏转而变成一种相对平等的交易，这样，社神的地位开始下落。两汉时代也是如此。《后汉书·费长房传》记长房学道返家后，“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它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又记道：“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还它马，赦汝死罪。’人问其故，长房曰：‘此狸也，盗社公马耳。，”以费长房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学道不成的半仙便可“驱使社公”，已属不幸，连区区狸魅也可盗取社公坐骑，社公在民众信仰中地位的下降，由此可见。

魏晋以后，土地神的地位继续下降。《古小说钩沉》辑《幽明录》云：“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复活，云死时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一个巫师死后，竟要劳土地神送往太山，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在两汉时代，由于土地神地位之下降，它已不是唯一的社祭对象，各地的民间有选择地把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为社祭对象，或配祀社神，或直接为其立社。前者如陈平“少为社下宰，今民祀其位”①；孔融为北海相时，“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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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五三《社稷》引《陈留风俗传》。
乃命配食县社”①。后者如栾布、石庆，均被一方百姓立社祭祀。《汉书·栾布传》曰：“吴楚反时，以功封为郃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汉书·叙传下》记道：“庆社于齐，不言动民。”注引邓展曰：“庆为齐相，齐为立社也。”

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土地神尽管地位式微，但作为一方土地之主，他在百姓中的地位还是无法替代的。两汉时代，人们仍然普遍地认为，社神是保佑一方平安、福佑一社百姓之神，人们对其仍是敬重虔诚的。由蔡邕所作《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铭文，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心态，铭文曰：

惟斯库上里，古阳武之户牖乡也。秦时有池子华为丞相。汉兴，陈平由此神宰，遂相高祖，克定天下，为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为太尉。延熹中，平曾孙放为尚书令。以宰相继踵，咸出斯里。虽有积德修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树碑颂之。②“斯社所相”，是立碑的主要原因。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东汉灵帝熹平五年所立梧台里社碑之碑额，铭文内容亦当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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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孔融传》。
② 《太平御览》卷五三二。
二、 社祭的功能

如前所述，社祭本是原始土地崇拜。其基本功能则是报功与祈年，如《诗经·小雅·甫田》所咏：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至汉代，这一功能仍然是社祭的基本功能。每年仲春有春社，主祈年；仲秋有秋社，主报功。

春社与秋社是一年之中常规性的两次社祭，《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引《礼记·月令》云：“仲春择元日，命人社。”其注曰：“为祀社稷也，春事兴，故祭之，祈农祥。元日，谓迎春分前后戊日。元，吉也。”同上书引《礼记·月令》又云：“仲秋择元日，命人社。”注曰：“赛秋成也，元日，谓迎秋前后戊日。”李悝在计算农家一年支出时也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这儿的“春秋之祠”就是春社与秋社。

西汉前期，似乎只有春社而无秋社。《史记·封禅书》记道：“高祖初起，祷丰扮榆社。”《集解》引张晏曰：“扮，白榆也，社在丰东北十五里。或曰：‘扮榆，乡名，高祖里社也。’”《封禅书》又记道：“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扮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这里有四时之祠，有春祠。四时之祠当时通行两汉时期，直到东汉末崔实的《政论》中还有“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的词语，可以为证。四时之祠应当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时进行。春祠应当就是春社之祠，因为是高祖乡里之社，所以格外又有四时之祠，但这儿没有秋社的痕迹。

高祖十年(前197年)，朝廷下达了一道面向全国的祠社令。《史记·封禅书》记道：“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腊祠为岁末之祠，春三月为春社，这儿，依然看不到秋社的影子。《淮南子·时则训》记道：“仲春之月……择元日，令民社。”而三秋之月，均未见社祭的记载，只在季秋之月有腊祠的规定。

《礼记·月令》曾记：“仲春二月……择元日，命民社。”传世诸本缺了仲秋之月“择元日，命民社”的记载，有人从《太平御览》卷五三二中辑出，谓“今本《月令》已佚秋社句”。值得注意的是，《月令》之所以亡佚“秋社”句，是流传之佚呢?还是西汉前期人有意删节，以符合当时实情?

关于汉代的春社时间，《史记·封禅书》有两处记载：一处是“春”，一处是“春三月”；《汉书·郊祀志》为春二月；《淮南子》与《礼记·月令》均言“仲春之月”，中华书局本《史记》则直接将“春三月”改为春二月。从汉代的实际情况看，春三月的确也曾作为春社的月份。《史记·封禅书》所记“以春三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可知高祖十年的社稷，除春社之外，又有腊祭。西汉之初，以建亥元月为岁首，如《封禅书》曰：“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这样，汉初期的腊祭时间则为九月，正好与三月春社相对应。也正因为此，西汉前期将秋社与腊祭合而为一了，所以只见腊祭而未有秋社。

武帝时接受方士建议，改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样，腊祭就放到了季冬之月，与秋社拉开了距离，因而，春社、秋社方复归完整，并一直沿续下来。如《四民月令》中则明确有二月与八月为“祠太社之日”的记载。不过，三月、九月的社祭仍然留有余绪，《汉书·五行志》云：“建昭五年，鄘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师古注引张晏曰：“民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这也可以反证《史记》所言“春三月”之不妄。

春社与秋社是关于社神的两大祭祀活动，县社以上的祭品由官方筹办，里社祭品则由里内居民统一凑足。前引《封禅书》所云之春社与腊社，是由官方负责准备羊豕，以供县社之用。而“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即指民间自行敛钱祭社。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所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亦是指民人摊派、敛钱祭社之事。至于所聚敛祭品多少，则由里民量力而行，故师古注“各自财以祠”云：“随其祠具之丰俭也。”《汉书·陈平传》云：“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这里记载的是较为丰盛的社祭。《居延汉简甲乙编》(十·三十九)录地湾所出一简云：“对祠社，鸡一、黍米一斗、稷米一斗、酒二斗、盐少半升。”这是较为简陋的社祭。

有的里社不是直接凑集物品，而是如李悝所言，敛钱以为社供。《居延汉简释文》第二卷第33页有简文云：“人秋社钱千二百，元凤三年九月乙卯。”地湾汉简还有一简记道：“八月戊午社计。”①这儿的“社计”，应当就是统计社内的社钱收敛情况。破城子汉简有一简记有收敛社钱的具体情况：“人钱六千一百五十，其二千四百受楼上，六百部吏社钱，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计。”②社钱敛齐后，要用于购置祭品。破城子有一简云：“口官封符。为社内贾口。”③地湾也有一简记道：“买葱四十束，束四钱，给社。”④

另外，在两汉时代，一些乡间里社还残留有用于社祭开支的“公田”。

两汉时代，春、秋两社除了祭社的本义外，还具有了愈来愈浓重的娱乐节庆色彩，使其成为当时乡村社会中的两大节日。

祭社之后，其祭品大多要分发众人，共同享用。如前引陈平在里中社祭后分肉之事即是。《荆楚岁时记》也记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祭社为里中居民的共同活动，妇女儿童尽可参与。《后汉书·董卓传》云：“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引《汉杂事》曰：“颍川郡上事，其日有陈太丘父子四人俱共会社。小儿季方御，太儿元方从，抱孙子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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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居延汉简甲乙编》四十·九。
② 《居廷汉简甲乙编》二五四·一．
③ 《居廷汉简甲乙编》六三·三四。
④ 《居廷汉简甲乙编》三二·一六．

两汉时代，社祭之后的宴饮娱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几乎成了乡村社会中最盛大的公众性节日。《太平御览》卷五八四引《淮南子》曰：“夫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始知夫瓮瓶之足羞也。”《盐铁论·散不足》所记更是如此：“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

社祭宴乐的本源是社祭时的娱神，祭神时以歌乐相娱，由来已久。《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周礼·春官宗伯篇章》：“凡国祈年于田祖……击土鼓，以乐田峻。”即是这一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两汉时代，随着土地神地位的下降，作为娱神的宴乐渐渐从祭神中分化了出来，越来越摆脱了社祭的宗教气氛，而成为比较单纯的节庆娱乐。对此，我们在《三国志·魏书·王修传》中可以读到一点信息，其传云：“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邻里因王修为其母哀，以至罢社，不正说明了社日之社祭已变得无足轻重，而社日的宴乐已成为主要内容了吗?如果社祭仍然庄严肃穆，那么，社里之人就没有必要为王修之哀而罢社，也不敢为王修之哀而罢社，只有社日成为宴乐节庆，才有可能也有必要为王修之哀而罢社。

实际上，这一社日宴乐节庆化的趋势一直在发展中，到唐代达到顶点。杜甫的“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张[虫 宾]的“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写尽社日之宴乐气氛。

除了春秋两社的社祭及相随而来的宴乐外，社作为一方土地之神主，还接受着其他许许多多的祈禳行为。

早在汉代以前，社的灵性就被不断延伸，凡遇大事，几乎都要祀之于社。日蚀、火灾要祭社①，出兵出军要祭社②，春蒐、秋弥也要贡献禽获于社③。至两汉时代，随着官方社稷即州社、县社与乡间里社的分化，其社稷之外的功能也开始发生分化。上述功能在官方之社中依然存续，而在乡里之社，则已渐渐被人淡忘，除非遇到举国一致的祈禳，官社与乡里之社之间难有共同的祈禳活动。《春秋繁露》记有这种共同的祈禳活动，卷十六《止雨》云：“雨太多……令县、乡、里皆归社下。”同卷《求雨》：“春早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山川。……凿社通之于间外之沟。”但这种活动比较少见。可以说，在两汉时代，社已完全成为人格化的神，成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而又可以接近的社神、社鬼、社狐，被人们的敬重已不如畏慎．《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要起兵时云：“又间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呜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这是借社狐之神灵，树立威望，所以“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社狐神性如此，在人们心目中。社鬼、社神更是能让人敬畏，人们往往在它们这儿许愿、发誓、禳灾。王莽政权将颓时，也曾祈灵于社鬼。《汉书·王莽传》云：“(王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援兵，杀豬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太平御览》卷五三二还记有两件轶事。所引《述异记》记曰：“庾邈与女子郭凝通，诣社约不二心，俱不婚聘。经二年，凝忽暴亡，邈出见，疑云：‘前北村还遇强梁，抽刀见逼，惧死从之，不能守节，为社神所责，心痛而绝。”所引应璩《与阴夏书》曰：“从田来，见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问之，乃知郎中顷有微疴，告祠社神，将以祈福。闻之怅然，以增叹息。灵社高树，能有灵应哉?”由此可见社神与社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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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此类记载又见于《左传·庄公三十年》、《文公十五年》、《昭公十七年》等。
② 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注曰：“脤，宜社之肉也，盛之于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又《定公四年》云：“君以军行，祓社衅鼓。”此类事又见《昭公十六年》、《闵公四年》、《定公十三年》等。
③ 如《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云：“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蔽，献禽以祭社．……遂以弥田……若帅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铖，以先恺乐献于社。”

三、两汉时期里社的变化

在春秋战国以前，由于宗法土地关系的稳定性，乡里关系比较规整，当时因里而置社，社与里完全统一，一里之长既是社的首脑，即社祭的主持者，又是宗族的宗长。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裂变，到了秦汉时代，这种里、社、宗族合而为一的局面被打破，乡里社会的结构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就社而言，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与里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趋势。两汉时代，官方仍然强调以里置社，每里一社，从汉高祖的“民里社各以财自祠”到《春秋繁露》的“凿社通之于门外之沟”，均是如此。从出土的两汉文字资料看，里社也是里中之社的通行称谓。《太平御览》卷五三二“社稷”条引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山东省博物馆所藏《汉梧台里社碑额》皆是。这种里中设社的传统，在整个两汉时代都保留着。遇有重要的祭礼，有时也由里正等人主持进行，如前引《春秋繁露·止雨》云：“雨太多……令县、乡、里皆归社下……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有了官方统一指令，所以里正要主持祭社，而在主祭者中有三老、有祝。这儿的祝，实际上就是里社的主持者，祝的存在，表明社与社祭已从里的职能中剥离了出来。

作为里社的主持者，还有社宰、祭尊等称谓。社宰已见前述陈平例，祭尊之例更是多见，如《隶释》卷十六《中部碑》中有里祭酒题名十四人，传世汉印中又有许多“里祭尊印”，如“安民里祭尊印”①、“外里祭尊”②。里祭尊、社宰、社祝的祭社之权力，实际上原是一里之长所掌，此时，已转移了出来。

2．乡里之社从官社中分离出来。西周春秋时代，所有的社都是公社，可以说都是官办的，如《札记·祭法》所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为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置社也就是里社，如郑注所云：“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

从表面形式看，“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与汉之里社相同，但其内容已大不同于前代。两汉时代，官方所立之社仅到县社为止。《汉书·郊祀志上》记道：“(高祖二年)因令县为公社。”李奇注曰：“犹官社。”上书又记道：“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师古注曰：“随其祠具之丰俭也。”这就告诉我们：官方所办之社称“公社”，又称“官社”，祭祀费用由官府负责；而里社则是民办，要里中百姓自行筹集祭品，即“各自裁以祠”。

3．私社开始出现并日益发达。在汉代，社的设置是受官方控制的。他们要求以里立社，不能随意立社。然而，在民间却出现了于传统里社之外的私社，而且其发展呈现出不可遏止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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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簋斋手拓古印集》，第106页。
② 黄濬：《黄氏尊古斋古器物拓片集》玺印类，钤印本。

《潜确居类书》卷六七引《邴原别传》曾记载一件民间私立神社的事情：“(邴)原避地辽东，以虎为患。自原之落，独无虎患。尝行而得遗钱，拾以击树枝。此钱不见取，击钱者逾多。原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妄，祀而辩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里老为之诵曰：‘邴原行仁，居邑无虎；邴原行廉，路树成社。’”《汉书·五行志下》亦云：“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臣瓒注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①《汉书补注》引叶德辉言说得更清楚。《礼记·祭法》云：“太社、皇社、国社、侯社、置社，皆王侯大夫自立及为百姓立者，此官社者。民私立者，谓之私社。”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信息：其一，汉代出现的私社与传统的里社及官方规定相违，故而为官府所禁止，并加以铲除。其二，私社与官社互不相干，它是一种由十家、五家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社祭团体。其三，这种私社尽管受到官方压抑和禁止，但它们却处在不断发展之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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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里中之社的户数历来有百家、八十家和二十五家等说，这是因为社是以里而置，从而一里之户数也就是一社之户数。而里的规模虽按规定为“一里百家”，但实际上又没这么规整，故里社之户数会出现不同记载。
② 对于汉代社的发展趋向，宁可先生已有论及(《汉代的社》，载《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文受益颇多，特此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