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在北部地区的边防政策、边防武装力量建设以及边疆经济开发等方面，相沿者多，更异者亦不少。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两汉边防的源流演变，理清其发展脉络，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其特点，探求它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边防政策

两汉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最为持久。《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指乌桓、鲜卑——笔者)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因此，两汉边防重心在北方，“西边、北边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①。构成两汉时期的重要防线。
由于边防形势不同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两汉王朝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边防政策。
西汉经历了和亲防御到积极进攻的转变。
早在汉高祖践祚之初，就曾有图匈奴之举。汉高祖亲率32万大军北伐匈奴，但因准备不足，被困平城白登山，损失惨重。由此，刘邦不得不采纳娄敬的建议：“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②对边防采取防守政策，史称“坚边设候，结通和使”③。
“坚边设候”：就是在边境地区设立关卡，建烽燧，布置边防力量，加强防御能力。如高祖二年(前205年)“兴关中卒乘北边塞”④；文帝时实行削藩、收边郡措施，在北方边胡之燕、代国更置缘边郡，“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⑤；并令军分屯于飞狐、句注、上郡、北地以及长安附近之棘门、霸上与细柳“以备胡”；同时，采纳晁错的建议，“徙民塞下”，充实边境人口。
————————
①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② 《汉书》卷四三《娄敬传》。
③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 《汊书》卷九四《匈奴传》。

“结通和使”：就是与匈奴和亲。高祖九年(前198年)取家人子为公主妻于单于，使娄敬往和亲约；惠帝三年(前192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景帝元年(前156年)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希望通过和亲来减缓匈奴人寇频率。
汉初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和周边民族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对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政治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匈奴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以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①。使其一直没有放弃对边地的掠夺。《汉书·晁错传》云：“汉兴以来，胡虏数人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自吕后六年(前182年)至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败匈奴右贤王子河套以北止，共58年，匈奴入寇约有29次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人寇。其入寇兵力每次由三四万骑至二十万骑不等；其入寇地区，或专掠一郡，或分掠数郡；杀戮边地人民，自太守、都尉以下，每次都是数千乃至数万。其入寇地点，涉及狄道、陇西、朝那、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几乎包括汉朝北疆数千里，成一方大患。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②；加上国内诸侯王问题已得到解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使汉王朝与北方民族关系的优势转到西汉一方。边防政策也由汉初之防守转为积极进攻。武帝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③自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开始了大规模战略进攻，对北部进行了积极经营。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阚，败白羊、楼烦二王，“收河南地”，而置朔方、五原郡。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进攻河西走廊，大破匈奴，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1O万精骑，“私负从马凡一十四万匹”，出征漠北。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匈奴远循，幕南无王廷”，由是，“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④。并于“河南”地沿边五郡塞外置五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汉武帝实行积极拓展的边防政策，取得了“斥地远境”的作用。但由于连年大规模攻伐，亦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⑤。《汉书》云：“汉(武帝时)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屈。”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诏与民休息。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闰月条。
② 《史记》卷三0《平淮书》。
③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④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
⑤ 《汉书》卷一《高帝纪》。

昭、宣之世，边防政策也由汉武之时的积极拓展而转为相机攻伐。如宣帝时，匈奴遭天灾，丁零攻其北，乌桓人其东，乌孙击其西，汉也于本始二年(前72年)和地节二年(前68年)两度出兵攻击匈奴。其后，匈奴内乱，五单于分立，互相攻击，来降者前后踵继。汉王朝对来降归义者实行招抚。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自是以后“单于守藩”，“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①，使得边境安宁60余年。
东汉边防大体经历了消极防御到“以夷制夷”政策的转变。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什二三。边垂萧条，靡有孑遗”②，“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未愈，哭泣之声尚闻”③。东汉政权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采取了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在边防指导思想上也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主守而不主攻，即所谓“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④。实行收缩边防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其一，罢亭候吏卒。光武针对“边垂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燧绝灭”的局面，于建武二十三年(47年)“诏罢边郡亭候吏卒”⑤。
其二，内迁边民。因河东地区屡遭匈奴袭扰，“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⑥，刘秀被迫内迁边民。建武十五年(39年)，大司马吴汉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6万余人，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
其三，放弃西域。建武期间，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同时表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⑦。
其四，引匈奴、乌桓入居边塞。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归降，设匈奴中郎将，“自是以后为常，乃悉缘边八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⑧；光武二十五年(49年)设乌桓校尉，“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⑨。
光武帝的边防举措，奠定了东汉一代边防政策的基础。明、章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披野”⑩，曾一度伺机出击北匈奴，而取伊吾庐地，同时复置西域都护。但这种积极进攻政策并未维————————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②　应劭：《汉宫仪》。
③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
④ 《后汉书》卷一八《臧宫列传》。
⑤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⑦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列传》。
⑧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⑨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
⑩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持多久。自和帝以后，尤其是安、顺以降，外戚、宦官交替掌权，吏治腐败，国家无暇边防建设，遇有寇掠，只得引用夷兵，以夷制夷。所谓“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①，“以夷伐夷，国家之利”②。
综观两汉时期，西汉边防表现得更为积极。西汉对边防局势的把握，显得游刃有余，开边拓土，扩大疆域，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当然，这与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有密切关系。相形之下，东汉边防则显得比较消极。其放弃对边防之积极经营；“以夷制夷”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又失去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控制，并有意无意地制造民族混乱；加上入居边塞之边疆民族不时挑起民族纷争，相互攻伐，酿成长期边患。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犯边有20余次，羌人犯边近40次，乌桓、鲜卑犯边达30余次。东汉衰亡，祸起于边。

二、边防武装力量建设

由于边防政策不同，两汉在边防武装力量建设上也经历了一个调整和变化过程。
西汉王朝根据边防形势的发展，相应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边防武装力量体系。主要包括：
1．边郡兵
西汉极为重视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建设。“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③，军事优先于民政，因此，西汉边郡拥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由于边郡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战争又比较频繁，因而边郡除太守设置幕府，以长史佐辅领兵外，在各要塞，往往置若干部都尉，具体负责各屯区的军事安全。《汉书·冯奉世传》注引如谆《汉仪注》云：“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皆不治民。”经查《汉书·地理志》等有关资料，西汉北部边郡共设有55个部都尉，平均每郡2．5个，为内郡之2．5倍。
2．将屯兵
西汉边郡兵虽然较为完善，但其单独抵御游击性很强的游牧民族尚有一定难度。作为佐辅力量，西汉在边郡又置“将屯兵”，即由中央派将率领，屯驻于边郡的防御作战部队。它作为中央派驻军，虽然驻扎在边郡，但和边郡太守所辖的边郡兵属于不同的统属系统。④如《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宣帝时，匈奴发10万骑欲人为寇，汉廷“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师古注：“九郡者，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也。四万骑分屯之。而充国总统领之。”就是针对缘边九郡力量较弱，中央增派赵充国率领将屯兵加强防务。西汉将屯兵没有固定屯期和屯戍点，是因时因势而设，事迄则罢。然而，由于边防形势动荡不定，西汉屯兵始终存在，是边防武装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① 《后汉书》卷四一《宋均列传》。
②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③ 《后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④ 参见陈晓鸣《汉代将屯考略》，《秦汉史论丛》第6辑。

3．屯田兵
屯田兵，又称“田卒”或“戍田卒”，是指“以兵营田”，且耕且守的武装力量。屯田之设，始自武帝。《汉书·百官表》云：“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时置”。武帝时，经过几次和匈奴大规模战争，占有“河南地”、河西走廊，而且也占领了漠南地区。“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①自此以后，西汉军屯得以推广，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西域之轮台、渠犁、伊循、车师、赤谷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②屯田兵不仅分布地区广，而且规模很大，极盛时曾达“六十万人”③。
4．属国兵
西汉置属国的设想始自晁错和贾谊。贾谊曾云：“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安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④其战略思想到汉武帝时得以实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秋，浑邪王来降，“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西汉从元狩二年始，至昭帝时期，至少设置了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等七个属国。《盐铁论·诛秦篇》载：“置五属国以拒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菑”，说明属国兵在西汉边防上的重要作用。
东汉，由于边防政策趋于保守，其对边防武装力量结构亦做了适度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1．削弱边郡兵的力量
鉴于新莽之乱、太守拥兵割据之局面，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⑤，削弱郡级武装力量。这项举措，同样行之边郡。以后，尽管在陇西、金城、辽东、乐浪、居延等地偶有都尉之复置，然皆时置时废，它已非西汉之通行之制。时人应劭说：“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迄罢之。”⑥经查《续汉书·郡国志》，北部边郡确已鲜有部都尉之设，亦无部都尉之治所的记载，足见“罢郡国都尉官”亦行之北部边郡。削弱边郡兵的另一项举措，是“罢边郡亭候吏卒”，即罢省了西汉以来的边郡候望系统，以南匈奴、乌桓、鲜卑为侦候耳目而已。东汉对边郡部都尉和候望系统的罢省，大大削弱了边郡武装的力量，使其单独抵御寇乱的能力大为下降。
————————
①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②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③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④ 贾谊：《新书》卷四《匈奴》。
⑤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曰。

2．对屯田兵的压缩
由于边郡兵被削弱，其后勤供应相对减缓。对且耕且守之屯田兵也进行了压缩。这不仅表现为戍耕点远不及西汉之多，屯田兵数量也较西汉为少，一般一地仅“数百人”，多者亦不过千人左右；同时，就领导体制而言，无单独完整的管理系统，大致仅为营、部一类的组织，如玄菟郡有屯田“六部”，金城郡有屯田“三十四部”，组织上远不及西汉完整。
3．对将屯兵的调整
东汉对将屯兵的调整突出在两个方面：首先，针对不同的边防对象，增设将屯兵。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云：“于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置屯多矣。”其次，东汉将屯兵由西汉的临时陸设置逐渐变为边境上的长期屯兵。如光武帝时设黎阳营，明帝时设度辽营，安帝时置长安营、雍营、渔阳营等，都变成了边郡“屯列坐食之兵”①。
4．增强民族兵在边防中的地位
东汉时边防武装力量最大的调整是增强民族兵在边防中的地位。
首先表现在增设属国。西汉原有的一些属国，如定安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张掖属国等仍然继续存在或复置。且自安帝以后，在北部边郡还增设了广汉、辽东、酒泉涿郡、辽西等新的属国。②属国不仅增设多，而且其权限也较西汉属国为大。在西汉，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③，地位似乎比一般边郡太守要低；而东汉则“稍有分县治民比郡”④，地位等同边郡太守。
此外，扩大了民族兵的使用范围。使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已成为东汉王朝在边境的封疆大吏，在边防作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夷制夷”，成为东汉边防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民族兵，亦在东汉边防武装力量中占有突出地位。
总之，两汉边防武装力量构成大体相同，但其侧重点则不甚一致。西汉以边郡兵作为边防主体，辅之于屯田兵、属国兵，彼此之间不相统属，各司其职，对小的寇掠作防御性应付；而遇有大的寇掠，则临时增派将屯兵，或协助边郡太守、农都尉、属国都尉屯边戍守，或辖领他们出击作战，边防各武装力量平衡发展，体制较为健全。东汉，由于边郡兵力削弱，地位下降；屯田兵戍耕范围缩小，人数减少；在边防上则多倚重将屯兵和民族兵。而将屯兵由于防区限制，运转颇不灵便，民族兵又“骄横难制”、羁縻失当、叛附无常。故此，东汉一代，边防武装力量虽然贯彻了“居重驭轻”的建设方针，但是对于边防作战、兵员调动却是捉襟见肘。因此，从边防整体实力而言，东汉远不及西汉之盛。
————————
①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列传》。
② 分别见《续汉书·郡国志》、《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
③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④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三、边疆经济开发

西汉由于采取了积极进取的边防政策，在边疆经济建设上亦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大规模徙民实边和军事屯垦
实边、屯垦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考诸史实者有：
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①。
元狩二年(前121年)，“徙关东贫民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②。
元狩四年(前119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口”③。
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狡猾吏民于边”④。
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⑤。
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⑥。
至于军事屯田，规模巨大，已如前所述。
2．加强边郡城防和道路建设
汉武帝在新拓展的边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史记·平准书》载：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后汉书·西羌传》：“初(汉武帝时)开河西，列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又《史记·匈奴传》云：“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西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12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⑦；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修“回中道”，北出萧关。初步完善了北部长城沿线及其以外的交通体系。
3．加强马政建设
为适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西汉大力组建骑兵，加强马政建设。早在文帝时，采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至景帝时，开始在北部畜牧业区开设牧马苑“益造苑马以广用”⑧。据《汉仪补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武帝即位以后，“为伐胡，盛养马”⑧。
————————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③ 《史记》卷三0《平准书》。
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⑦ 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
⑧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⑨ 《史记》卷三○《平准书》。

在景帝马政基础上，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①。马匹数量大增。《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西汉为巩固边防而进行的大规模突发式经济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徙民实边、军事屯垦，不但增加了北方边郡地区的人口，使农耕经济不断北移，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传人北方游牧区，而且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边郡地区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屯田本身也取得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②的功效。
其次，马政建设，亦使长城沿线出现过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载：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复次，边郡城防体系的建立和交通之开凿，加强了中原与边郡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所谓“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③；“商胡贩客，日款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④；“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⑤，充分体现了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当然，西汉边疆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以国家巨大的财政支出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⑥。如徙民实边“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⑦；屯田卒的生产工具、耕牛诸项也由国家供给。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⑧。故陈直先生认为：屯田“不是裕财，而是消费”⑨。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如此，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钜万”，而汉武所筑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是可想而知了。故此，汉武帝大规模开发边疆之措施并未持续多久，因“财用益屈”而下轮台诏与民休息。
东汉采取收缩边防的政策。相应地，放弃了对北部边疆的经济开发，主要表现在：
1．内徙边民
东汉内徙边民较为频繁。考诸史册者有：建武十年(34年)“徙定襄”⑩。建武十————————
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③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④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⑤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⑥ 《后汉书》卷三六《百官志》。
⑦ 《史记》卷三○《平准书》。
⑧ 《玉海》卷一七七《食货·屯田》。
⑨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页。
⑩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五年(39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①。永初五年(118年)，羌人寇河东、河内“百姓相掠，皆奔南渡河。……遂移陇西徙襄武，安阳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②。永和五年(140年)，“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下阳，朔方治五原”③。
如此大规模徙民于内郡，使北部边郡显得意外萧条；同时，民间自发的、零散的、渐进式的移民内郡，更使得边郡人口锐减。把《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户口统计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户口统计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其耗减量十分惊人。
平帝元始二年，西汉北部边郡有1151828户，而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锐减至320469户，仅为西汉平帝时户数的27．82％；西汉平帝时北部边郡有5114887口，而东汉有1399131口，仅为西汉口数的27．35％。在农业社会，人口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锐减，其经济衰退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2．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
伴随着徙民于内郡，则是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建武十三年(37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粟籍骨都侯屯代郡”；北匈奴亦“款五原塞降”，后来又战事不断，而“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者”，遂“以分处北边诸郡”④。此外，又有窜逃人塞者络绎不绝，而乌桓、鲜卑亦相继人塞，交错分布于边郡。
少数民族入居边郡，固然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但对东汉王朝边防而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原来的牧马区或多或少地变成了战场，政府无法在宜牧区牧养马匹，而使东汉王朝逐渐放弃了北部边郡的苑马牧养。如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⑤。其次，使屯戍区大为缩小。原来两汉常置的屯田机构亦日渐废去，使戍耕点越来越少，游牧区不断南移。复次，使政府负担不断增加。《后汉书·袁安列传》载袁安言：“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也载：“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同时对乌桓也“给其衣食”。
综上所述，西汉由于不惜成本地大力从事边疆经济开发，使北部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支撑强大的边防武装力量之存在，边防也相对巩固，有效地保证了中原地区人民的和平生产与生活。而东汉，由于对边疆经济开发不力，使边疆地区经济极度衰落而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去维持强大的边防武装力量，导致“边郡守御之兵不精”⑥，边防军事实力不强，而寇乱迭起，“岁无宁日”。其结果却是筹边之费增加，动辄“八十亿”甚至“二百四十亿”⑦，以致“官负人债数十亿万”⑧，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
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③ 《后汉书》卷八《顺帝纪》。
④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⑤ 《后汉书》券四《和帝纪》。
⑥ 陈傅良：《历代兵制·东汉》。
⑦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⑧ 《后汉书》卷五一《庞参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