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汉时期的“梁宋”地区，位于黄河流域经济重心地带，不仅农耕生产先进，①就商业而言，也有良好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交通形势的便利，是“梁宋”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要的经济地理因素。
据《汉书·地理志下》，西汉梁国有八县：“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莽曰陈定。属豫州。户三万八千七百九，口十万六千七百五十二。县八。砀，山出文石。莽曰节砀。甾，故戴国。莽曰嘉谷。杼秋，莽曰予秋。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恩。已氏．莽曰已善。虞，莽曰陈定亭。下邑，莽曰下洽。睢阳。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西汉梁国的八县，与今地对应情形见下表：[1]（第2册，P19-20）

当时县的设置，较现今远为稀疏。按照《汉书·地理志下》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所谓“汉极盛矣”时代的统计数字，县辖平均户口，只有户4838．6，口13344。户均人口2．76。梁国形势东西狭长。这一情形，正与其地踞东西要道的交通地位和交通作用相一致。
西汉梁国先后有彭越之梁国、刘恢之梁国、刘揖之梁国和刘武之梁国。周振鹤先生论西汉梁国沿革，指出：“高帝五年彭越梁国有砀郡地，十一年更封子恢为梁王，益东郡。文帝二年以后梁国仅仅有砀郡而已。景中六年梁分为五，至成帝元延末年演化成陈留、山阳两郡和梁、东平、定陶三国。”[12](P54)
据《续汉书·郡国志二》，东汉梁国有“九城”，即下邑、睢阳、虞、砀山、蒙、谷熟、*[鄢改为焉在右]、宁陵、薄②：“梁国，秦砀郡，高帝改。其三县，元和元年属。雒阳东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户八万三千三百，口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三。下邑睢阳，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有鱼门。有阳梁聚。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纶城，少康邑。砀山，出文石。蒙，有蒙泽。谷熟，有新城。有邳亭。故属陈留。宁陵，故属陈留。有葛乡，故葛伯国。薄，故属山阳，[汤]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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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货殖列传》说“梁宋”经济状况：“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又说“梁”地“好农而重民”。
② 其行政区域的确定在汉章帝时。此说“其三县，元和元年属”。《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梁节王畅》：“梁节王畅，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母阴贵人有宠，畅尤被爱幸，国土租入倍于诸国。肃宗立，缘先帝之意，赏赐恩宠甚笃。建初二年，封畅舅阴棠为西陵侯。四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

东汉梁国按照《续汉书·郡国志二》提供的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统计数字，县辖平均户口，户9255．6，口47920。户均人口5．18。
东汉梁国的九个县，与今地对应情形见下表：[1]（第二册，P44-45）



东汉梁国的形势，依然是东西狭长。
李晓杰先生讨论东汉梁国、梁郡沿革时指出：“东汉初年，梁郡为刘永政权所据”，“建武三年，梁郡属汉。”“章帝建初四年，梁郡为国。”“梁国自永元五年后至汉末，其领域未闻有所更动，当一直如《续汉志》所辖有九城之地。”[3](P32-35）
两汉的梁国虽政区疆域有所变动，作为文化区域和经济区域考察，仍然有大致的范围，这就是本文所讨论“梁宋”的基本地域。
《汉书·地理志下》：“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续汉书·郡国志二》：“梁国，……雒阳东南八百五十里。”都说到梁国的交通条件。前者说水路，后者说陆路。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称梁国一带地方为“梁宋”：“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所谓“梁宋”，也就是以两汉时期梁国为主的地区，其地域界定，并不十分严格。关于宋之分野，《汉书·地理志下》写道：“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参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我们讨论两汉时期的“梁宋”地区，应以梁国及其邻近地区为对象。
两汉时期的“梁宋”地区，是今以河南商丘为中心的地方。有学者认为，这里曾经是殷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王国维《说商》写道：“‘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虚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杜预《春秋释地》以商丘为梁国睢阳，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王国维又指出，周时多谓“宋”为“商”，“商人”即“宋人”也，“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于宋地终始矣”。[4]（卷12）这一认识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范文澜说：“商国王姓子，据说是帝喾后裔契的子孙。…‘契部落居商丘。”[5]（第1册，P37)郭沫若说，相土“迁居到商丘(今河南商丘南)”。[6]（第1册，P156)翦伯赞说，“商人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的地名见于古书的有商丘、亳、砥石、蕃等，这些地点大约都在今河南、山东境内。”[7]（第1册，P16-17）①
《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裴驷《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史记·货殖列传》说“汤止于亳”。裴驷《集解》：“徐广曰：‘今梁国薄县。”’张守节《正义》：“宋州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史记·殷本纪》：“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②《汉书·地理志下》：“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
相土在商丘定居的时代可能已经开始经营商运。有学者指出：“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商朝的后裔在追颂相土的功绩时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③可能相土的活动已经到达渤海，并同‘海外’发生了联系。”[6](P156-157)
商丘地方很可能与中国商业的早期发展有关，许多学者已经有所讨论。[8]（P2）[9，10]但是，也许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先秦两汉以来有关“梁宋”地方的其他史料中，也片断透露了可以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值得重视的历史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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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注：“《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② 《史记·夏本纪》：“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
③ (诗·商颂·长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例如，《续汉书·郡国志二》有关“梁国”的记载中，“蒙，有蒙泽”句下，刘昭《注补》：

《左传》：宋万杀宋闵公于蒙泽。僖二年：
齐侯盟贯，杜预曰：县西北有贳城，“贳”字与“贯”字相似。
《春秋·僖公二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左传·僖公二年》：“秋，盟于贯，服江、黄也。”杜预《集解》：“贯，宋地。梁国蒙县西北有贳城。‘贳’与‘贯’，字相似。”
所谓“‘贳’与‘贯’，字相似”，因皆从“贝”。《说文·毌部》：“贯钱贝之母也。段玉裁注：“‘钱贝之毌’，故其字从毌贝会意也。《汉书》：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①本义也。”《说文·贝部》：“贳，贷也。”②段玉裁注：“泉府以凡赊者与凡民之贷者并言。然则‘赊’与‘贷’有别。赊，贷也，若今人云‘赊’是也。贷，借也，若今人云‘借’是也。其事相类，故许浑言之曰‘贳，贷也’。《高祖本纪》：‘常从武负王媼贳酒。’韦昭曰：‘贳，赊也。’按‘赊”贳’皆纾缓之词。”《周礼·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货而敛赊。”郑玄注：“民无货，则赊贳而予之。”《急就篇》卷二写道：“贳贷卖买贩肆便。”可知“贳”是商业经营中最必要的金融交往形式之一。
《水经注·汳水》有一段文字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汳水又东迳贳城南，俗谓之薄城，非也。阚骃《十三州志》以为贯城也，在蒙城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黄盟于贯。杜预以为‘贳’也。云‘贳”贯’字相似。‘贯’在齐，谓贯泽也是矣。非此也。今于此地更无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考文准地，贳邑明矣，非亳可知。”
郦道元的意见，以为“盟于贯”者，应是“贳城”“贳邑”。
所谓“盟于贯”其“贯”，无论其字原本作“贳”或作“贯”，或许都可以作为体现当地经济生活已经达到较先进水准，金融交易已经相当成熟的标志。这当然也是和商业的发展有关系的。

三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成功者，也总结了各地经济形势。关于“梁宋”地方有如下文字：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 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
其中“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而“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句，从字面看，似乎反映“梁”地在“商贾”活动方面次于“三河、宛、陈”地区。其实，“陈”与“梁”邻近，我们讨论的“梁宋”地区，是包括了部分“陈”地的。西汉陈留郡的宁陵、傿县③，东汉时即归于梁国。[1]（第2册，P19-20,P44-45)两汉时陈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西晋时都归入于梁国版图[1](第3册，P37-38)
在两汉人的认识中，“梁”地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有可以控制“陈”地的地位。《汉书·地理志下》说，梁国“莽曰陈定”，梁国的虞县“莽曰陈定亭”，即是其证。这种“定”，是不是因为占据了交通方面的便利条件，所以据有了地理的优势呢?“陈”地的商业活动④，相当部分是要利用“梁宋”的商路的。
洛阳“南贾梁、楚”，首先强调了洛阳的交通地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梁”作为地域中心的地位也得以体现。所谓“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则明确指出了“梁宋”作为全国商业重心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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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按：其事先见于《史记·平准书》。
② 《说文·贝部》：“贷，施也。”段玉裁注：“谓我施人曰‘贷’也。”
③ 又写作傿县、鄢县。
④ 《史记·货殖列传》：“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史记·货殖列传》中凡八次说到“都会”。所谓“都会”，是长安、洛阳之外的重要的商业中心：
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
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碡瑁、果、布之凑。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①
“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句式比较特别，“陶、睢阳”两地并称，值得我们注意。类似情形只有“郢之后徙寿春”及随后说到“合肥”一例。《汉书·地理志下》则分说“江陵”，而“寿春、合肥”并说。
“洛阳……南贾梁、楚”和“陶、睢阳亦一都会也”的说法，其实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知道，战国秦汉时期，洛阳已经具有商业交通中心的地位。L11-13]所谓“在于土中”，“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14]（《货殖列传》）所谓“天下咽喉”，[14]（《滑稽列传》禇少孙补述）“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14]（《三王世家》禇少孙补述）等等，都说明了这一事实。[15](P117-118）从充分认识河洛地区商业地理优势的基础出发，可知“南贾梁、楚”之说，客观上也间接肯定了“梁宋”的地位。而“陶”在先秦时期曾经被看作“天下之中”。[16](P11O-130）司马迁“陶、睢阳亦一都会也”之说，实际上对于“梁宋”地区的经济作用，也给予了与“陶”大略平等的评价。
也许在较“陶为天下之中”更早的时代，以今天河南商丘为中心的“梁宋”地区，也曾经据有“天下之中”的地位。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汉时期，连接“陶”、“洛阳”和“梁宋”形成的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地区。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确实也是相当活跃的。

四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彰成功的工商业者，其中有一例是“梁人”：“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宛孔氏之先的经历，反映“梁人”中的富商，曾经在秦时遭受严重的打击。他们被强制迁徙到各地，则将“梁宋”商业传统传播到四方。所谓“因通商贾之利”，足见“梁宋”区域文化惯性的长久和“梁宋”商人职业品格的强韧。
史念海先生在讨论“陶为天下之中”的情形时注意到，“范蠡到陶的时候，陶已经发达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致使范蠡留连不能舍去。其发达的速度超过了当时的任何城市”。这一情形，和陶“居于交通的枢纽”有关，其直接条件，是“济、泗之间新河道开凿”所提供的交通便利。史念海先生认为，陶的繁荣，是这一条件的“必然结果”。[16](P113)

两汉时期的“梁宋”地区，其实同样也具备类似的条件。
《汉书·地理志下》：“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这条水路，实际上正与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先生以为特别重要的“济、泗之间”的河道相沟通。
汳水和睢水一北一南，由西而东横贯梁国。水即汴渠。《说文·水部》：“汳，汳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水，东入于泗。”段玉裁注：“雝当作获，字之误也。”“今之大河，开封而下，徐州而上，皆故汴也。”《水经注·汳水》：“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汲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泊于此。故茲坞流称矣。”这里所说的“汳故沟”，应当就是两汉时可以通行的“水路”。
“梁宋”特殊的交通地位，还表现在这一地区一南一北联系着另外两个重要的都会“临菑”和“寿春”。实际上，《史记·货殖列传》说到的诸“都会”中，临菑、寿春、陶、合肥、吴等，都必须经过“睢阳”方能够与中原腹地实现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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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地理志下》所列举的“都会”则有：“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临甾，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番禺，其一都会也。”《汉书》与《史记》比较，“陶、睢阳”和“宛”不再作为“都会”。

“梁宋”的交通地理形势，还可以通过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战事得到说明。
吴军渡淮以后，与楚军会合，西攻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大败汉军，又乘胜进军，兵威甚壮。梁孝王恐慌，遣六将军击吴。吴军又击败梁军两将，梁军部众溃散。梁孝王数次遣使者到周亚夫军前求救，周亚夫不派一兵一卒救梁。梁孝王又派使者往长安，在御前控告周亚夫，汉景帝于是派人指示周亚夫援救梁国，周亚夫坚持“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原则，依然不遵行诏令。梁孝王令韩安国及张羽为将军，用人得当，于是屡败吴兵。吴军欲西进，梁城坚守，使吴军不敢西行，于是进犯周亚夫军，两军会战于下邑(今安徽砀山)。吴军因粮道已经被汉军断绝，力求速战，周亚夫军坚守营垒，任吴兵数次挑战，仍不肯出战。吴军粮草竭尽，士卒饥苦，又夜攻周亚夫军营垒。汉军军中相惊，士卒相互攻击扰乱，周亚夫卧于帐中不起，直到营中平定。吴军在东南方向大造声势。周亚夫命令加强西北方向守卫，果然吴军暗中集聚力量以精兵强攻西北。吴军未能找到突破口，只得撤退，汉军乘机反击，吴军大败，士卒多饿死，部众叛离溃散。[14]（《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
梁的据守，对于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有重要的意义。①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②司马迁说：“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扦。”[14]（《太史公自序》）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当时叛军中曾经有人建议放弃对梁的攻击，“直弃去”，而直趋洛阳。然而这一建议遭到拒绝。③可知在当时人普遍的意识中，“梁宋”地方，对于推行西进的战略，是势在必得的。
可以说明“梁宋”交通形势的另一旁证，是这一地区曾经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

《史记·梁孝王世家》说，梁孝王曾经吸引天下名士集聚于梁。“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西京杂记》卷二说，“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主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④这些“宾客”中，多有天下奇士。《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上》记载：“(司马相如)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的创作条件，竟然是由梁孝王提供的。《西京杂记》卷四又写道：“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所附诸游士的赋作，有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邹阳《几赋》等。梁国都城作为东方的一个文化中心，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事实。而以汉赋作者为代表的文士群体曾经集中在这里，也是文化史学者应当注意的。
以《汉书》记载为限，见于《儒林传》的“梁宋”出身的学者，就有梁国人丁宽、项生、焦延寿、陈翁生、戴德、戴圣、桥仁、杨荣、周庆、丁姓，梁国砀人田王孙、鲁赐等。[17]（上册，P836)可见这一地区文化积累之丰足，学术滋养之醇厚。这一现象的形成，自然也是以便利的交通条件为背景的。
《史记·梁孝王世家》还写道，梁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梁孝王告诫后世，要“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不得轻易出让。任王后听说后，希望得到这件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说：“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但是任王后仍然切望得之，于是梁平王刘襄使人开府取罍樽，赐任王后。于是与李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罍樽，据陈直先生说，应当是商末周初制作的青铜器。“西周时商周铜器，出土至少，值千金亦可以知当时之市价。”[18](P114-115]而所谓“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也反映了梁孝王府库异常充实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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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周亚夫以梁国挫折吴楚叛军的战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
② 裴驷《集解》：“《汉书音义》曰：“梁所虏吴楚之捷，略与汉等。”
③ 《史记·吴王濞列传》：“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④ 又见《三辅黄图》卷三。

河南永城芒砀山东南的保安山，发现大型洞室墓三座，据考古工作者推定，时代在汉武帝以前，墓主应当是梁孝王刘武及其王后，以及其子梁共王刘买。与整个陵区的其他陵墓相比，这几座王陵的规模比较大，结构复杂，出土遗物也较为丰富，可以体现梁孝王时代梁国的富足。[19][P20]《文选》卷四四《为袁绍檄豫州》是袁绍举军进攻曹操时发布的檄州郡文。其中说到曹操发掘梁孝王陵墓事：“……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李善注引《曹瞒传》：“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艺文类聚》卷八三引《曹操别传》又说：“(曹)操别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天子闻之哀泣。”①曹操盗掘梁孝王陵墓，掠取金宝至于数万斤，可知随葬品数量之丰盈。《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述在说到梁孝王之富有时，有这样的文字：“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②对照其他文献遗存以及考古发现，可知这一记述是大略符合史实的。

梁孝王的富有，据司马迁记述，“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这种经济实力的获得，虽然有“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的因素，然而或许也可以间接反映“梁宋”地区物产和民生的状况。司马迁还分析说，“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③而当地商业的发达，有可能也是这位贵族得以多所聚敛并“植其财货”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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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直．史记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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