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场所。哪里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哪里就有市场。商品交换离不开市场，市场的发育状况是反映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本章拟就秦汉时期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即农村市场、城区市场、边境市场、域外市场等各自的发育状况，分别做些探究。

一、农村市场的发展及其粗创型个性

秦汉时期的农村市场，由于文献记载简缺，长期以来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也很少有过系统、专门的论述。这里仅就平日读史所见，提出一些问题，以备日后人们深入研究。

（一）农村市场的类型和数量

这里说的农村市场，是指县以下的乡村、里聚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交易场所。如同后世的“草市”、“墟市”之谓，它与城区市场、边境市场有别。
考诸史册，中国农村市场出现较早。《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曰：“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古俗语曰市井”[1]。《管子·乘马篇》云：“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又《战国策·齐策五》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这些记载，如果说何休《解诂》有望文生义之嫌而不足为据的话，那么，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和《战国策》当反映了历史轨迹，有助于证明农村市场存在的大致情况。《管子》说的“聚者有市”和《战国策》说的“有市之邑”，意思类同，都说明当时在乡间或村落这一级基层单位的管辖范围内必须设市，“无市则民乏”。因此，我们断定中国农村市场最迟开始于战国时期，似无可疑。
迄至汉代，随着交换领域扩大，除城区市场有突破性的进展之外，农村市场也在战国、秦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兴起和发展。这里让我们首先回顾如下史实：

今闾巷悬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2]
（禹迁下邳相后，重修蒲阳陂，）遂成熟田数百顷，……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3]
楷字公超……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4]

这些记载，反映了汉代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农村市场自发涌现和兴起的情况。除此之外，记录两汉农村市场业已存在的材料也为多见。当时的农村市场有乡市、里市（聚市）和亭市等多种类型。
乡市：乡是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单位。汉代乡的名称有两类：一类为专名，如博望乡、安乐乡、雍乡、龙乡、遗乡等；一类是以方位为名，或以东、南、西、北乡称者，或以左、右乡称者，情况不一。乡中设市，这在考古资料中多见。在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漆器铭文中，有“南乡之市”、“中乡之市”等戮记。在传世的陶文中也有“南乡之市”的记录。又《居延汉简》第139·13简云：“五月甲戍，居延都尉德库丞登兼行丞事，下库城仓 用者书到令、长、丞侯尉，明白大扁书乡市、里门、亭显见处。”这简文中的“乡市”，同样是指乡之集市或市场。
里市：里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统属于乡。里也各有名号。如《居延汉简甲乙篇》在列举戍卒的籍贯和住地时记有利里（8·7）、平陵里（10·37）、盛昌里（11·2）、成汉里（13·7）、市阳里（14·13）、南安里（19·39）、业阳里（19·40）、本固里（19·41）等等，全国各地里的名称繁多。当时里中有市，叫“里市”。如陈直先生在《关中秦汉陶录》中，收有“槐里市久”的陶壶。据考，“久”为酒的省文，“槐”是里名。所谓槐里市酒，即槐里集市上所卖的酒。这是“里市”存在的一件珍贵物证。再者，与“里”相关的还有“聚”。《说文》曰：“聚，会也，邑落曰聚”。张守节《正义》曰：“聚，谓村落也。”汉代的“聚”不少。据《汉书·地理志》所记的“聚”，有刘聚、彭泽聚、秦聚、直聚、永聚等16处以上。《后汉书·郡国志》所记的“聚”，有唐聚、上程聚、士乡聚、褚氏聚、曲遇聚、阳人聚、桃江聚等等55处之多，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聚”多为自然村，一村一聚，往往就是一个“里”，大“聚”有时与里重合。聚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居民单位。但聚中往往有市。如王褒《僮约》有“担荷往来市聚”之谓。又长安西郊的细柳聚有市，称为“柳市”，这皆为里市存在的例证。

亭市：这里专指“乡亭”所形成的市。“乡亭”与“都亭”、“市亭”有别。“乡亭”一词，汉籍常见。如《汉书·循吏传》谓：南阳太守召信臣，“好为民兴利，躬耕劝农，出入阡陌，止舍乡亭”。《汉书·鲍宣传》曰：鲍宣“迁豫州牧岁余，丞相司直郭钦奏宣……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 又《后汉书·循吏传》谓：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田倍多……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在汉代，乡亭有市，这也有史可证。如《隶释》卷二《郩阮君神祠碑》：“漂没田畴，寖败亭市”。又《金石萃编》卷十三《史晨餮孔庙碑》：“史君念孔渎，颜母并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
大量史实表明，汉代县以下的农村市场，确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与唐代御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5]的制度迥然各异。
两汉时期，全国各类农村市场的数量有多少？其规模如何？对此，文献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载。这里需要做些必要的考辨。
关于“乡市”的数量与规模，以往我们重视不够。《汉书·百官公卿表》曰：
“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減，稀则旷。乡、亭也如之。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又《后汉书·郡国五》：“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道、邑、侯国千一百八十。”注引《东观书》曰：“（桓帝）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这说明西汉末年，有县、道、邑、侯国是1587个，有乡为6622个。东汉建国后，光武帝刘秀裁并郡县，至顺帝时，县、道、邑、侯国为1180个，有乡3682个。因乡的范围宽，又地域分散，为便于交易，每乡一个市，则西汉末有6622个乡市；东汉桓帝永兴时期，有3682个乡市，自很明白。乡市的规模，当与乡的大小有关。《后汉书·百官五》注引《汉官》曰：“乡户五千，则置有秩”。上了五千户的乡，应是大乡了，故特“置有秩”。但大多数乡，当在千户上下以为常。如《后汉书·职官》云：“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户以上置四乡”。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受自然条件及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制约，两汉之时，各乡的户数是不均衡的。如据《汉书·何武传》：博望乡2000户，汜乡1000户；《匡衡传》：乐安乡600户；《田广明传》：遗乡600户。《后汉书·度尚传》：东乡500户；《刘宽传》：逯乡600户；《张禹传》：安乡1200户；《徐防传》：龙乡1100户；《郑众传》：剿乡1500户；《宦官列传》：雍乡300户；《冯鲂传》：杨邑乡350户。于此可证，乡内人户，自数百户到数千户不等。若就平均而言，大概乡市的规模通常为千户左右，也就是说，乡市贸易的人数，一般是千户上下的交易范围。
至于“里市”的数量与规模，长期以来，颇为疑窦。据《后汉书·百官五》注引《风俗通》曰：“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十里一乡”的“里”，非步里之“里”。亦非城邑之“里”，而当是乡村之里，里居之里，是指散居乡村地域或据居住在乡村地域而定的行政单位。如此，若按“十里一乡”之制，西汉有6622个乡，便有66220个里；东汉3682个乡，则有36820个里。假设一里一市，则西汉的里市有66220个；东汉的里市有36820个。里市分别超过了乡市的10倍。当然，“十里一乡”，不等于每乡都有10个里。也不等于每里有一市。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因为有大乡、小乡之别，小乡里少，里市也少。同时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不一定每个里都设市。故《风俗通》说这是一个“大率”。农村里市的规模，同样与所在里域的人户密切相关。里的规模，即人户，其实差异很大。见《汉书·晁错传》：“五十家为一里”。《风俗通》：“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又《后汉书·百官五》则曰：“一里百家”。其实，乡村之里，其户数不等是很自然的。这既与时序有关，也与地域有关。它有别于城邑之里，不可能似城邑里那样规划严整，不可能有整齐的人户编制。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载：“郑里廪贷种食者共计为25户。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中，所标出的里名有几十处，但各里的户数参差不等。今可考者，最多的龙里，有108户，垣里81户；次等的是 里有53户，智里68户；再次者是路里43户，沙里43户，蛇下里47户；最少者波里17户，资里仅12户。从这些数字表明，该地每里的平均户数是40---50户之间，与《晁错传》所说大致相合。这是西汉前期的情况，此时若一里一市，其规模是很小的了。到了东汉，随着行政区扩大，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便出现《百官五》所云“一里百家”。与此相应的里市，也就开始上升到“百家”左右的规模。若按一家五口计算，此时里市贸易点将承担着农户500人左右的商品供求。

乡村亭市的数量，比较复杂，这也是论者避而不谈或持疑议的一个问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有“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后汉书·百官五》注引《东观书》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有“亭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于此观之，两汉亭的数量皆远远超过了乡的数量，这与乡、亭、里制矛盾，也与“十亭一乡”的比例不相符。因而引起论者歧议纷云，迷惑难解。然在我们看来，这两条材料所记之亭数，似非单一的“乡亭”数，而当包括城邑中的“都亭”、“街亭”、“市亭”乃至“邮亭”等各种亭的总数。不然，或许是指“十里一亭”之亭。《后汉书·百官五》注引《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会之所馆”。同书注引《汉官仪》：“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这“十里一亭”的“里”，疑非乡里之里，当为里程之里，或步里之里。故亭的数量比乡更多。有论者认为：亭与乡、里属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乡、里是主民的地方行政组织，而亭乃主要是“司奸盗”的机关。[6]甚确，其说可从。但乡亭不含全国所有的亭，其亭市也不包括城邑之市亭、旗亭。乡村亭市一般为往来行旅之间进行交易，多有偶发性。真正属于乡亭所形成的市，不会很多，且往往会与乡市、里市相重合者，此种“亭市”不如“乡市”普遍，似可首肯。又因这种亭是“行旅宿会之所馆”，故乡村亭市多为夜市。如《初学记》卷24引桓谭《新论》：“扶邠亭部，本大王之所，其人相聚为夜市。”又《说文解字·邑部》邠字注曰：美阳亭即邠亭，民俗以夜市。”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汉时夜市的规模不会很大，这是可想而知的。
综上所述，两汉的农村市场，除乡村亭市数量因困于材料目前尚难确论之外，乡市、里市的数量，基本上可以有个“大率”或概略的测度。这就是：西汉乡市6622个，里市（聚市）66220个，不论规模大小的市场，共计为72842个。东汉因政区调整，乡里范围有所扩大，乡市3682个，里市（聚市）36820个，共计为40502个。当然这只是依据制度推测的一个概数。因中原与边郡存在差异，各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特别是中原以外的边远之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等因素，实际情况或许远远达不到这个概数。但这个数据多少仍能提供个思路和参考系数。事实上，从当时南北各地“乡市”、“里市”的普遍涌现来看，我们对幅员辽阔的汉代农村市场数量，诚然不当低估。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浮侈篇》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并非戏言，是有一定根据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究其要者，一是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使小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增加。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二是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特别是“山泽之民”、“园圃之民”，为发展交换提供了可能。三是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的铁匠、“贩缯”者、“贩盐”者、“屠狗”者、卖“薪樵”者、开“酒家”者，以及“以贩马为业”者等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还有一点，就是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两汉农村市场的发展，应该说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封建地主制发展、统一中央集权帝国的巩固和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等等相关。一句话，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1] “市井”一词，自汉代以后史文多见。如《白虎通义》：原始之市，“因井为市，故曰市井”唐人张守节《正义》在对《史记·刺客列传》作注时说：“古人朝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曰市井”。

[2]《盐铁论·散不足篇》。
[3]《后汉书》卷44《张禹传》。
[4]《后汉书》卷36《张楷传》。
[5]《唐会要》卷86“市”条。

[6] 王毓诠：《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二）农村市场的粗创型个性

农村市场的发育水平，各个历史时期有别。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两汉时期，人们有关生产和交换所处的条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容。具体到农村市场来说，它不仅与同期的城市市场迥异，而且和唐、宋以后的农村市场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两汉的农村市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权且称之为粗创型个性。
其一、农村市场多属自发形成，没有专门的“市官”管理。汉代的乡市、里市，通常非政府所建。如前面所说，下邳“蒲阳陂”附近的集市及华阴山南的“公超市”等，都是自发兴起的，而且农村市场一般旷地而聚，露天为市，人们日中而来，交易而散，集市点的设置没有城区市场严整规范，甚至无建筑设施可寻。又由于小农经济细小脆弱，专业化程度不高，加之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等，农业生产的丰歉年份产量相差悬殊。因此，农民所提供的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往往时多时少，时有时无，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不甚稳定，更不如同期城区市场商品种类多。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农村市场还是处于低级阶段。
再者，在当时的文献中，未见有乡、里“市官”的设置。东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文叔阳食堂画像题字》所记的“亭市掾”，窃疑非是农村“亭市”之职官，当属城市市区之“旗亭”，即市楼的吏员。二者不可混同。当时农村市场的管理如征收赋税等，很可能是由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吏员兼管。《后汉书·百官五》说：“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而里，则有“里魁”，“掌一里百家以相检察”。这条材料，重点是讲基层的赋役征课和社会治安诸问题，但或许也包括了农村市场上的征税和治安管理在内。农村市场设有专门官吏管辖的说法，有待商榷。“市官”的设置，仅见于城市市场。
其二，农村市场的主体是直接生产者，而豪右插入其间也不乏其例。两汉乡市、里市的交易，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双方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种农村市场，是农民之间、农民与个体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贸易形式。尽管有个别流通商人参与，从中购买农产品转运到城市中去推销，但这不是商品交换的主体，未能改变农村市场的性质。事实上，自战国以降，农民以独立的商品交换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活动后，他们既是市场上的商品供应者，又是必要物质资料的采购者，这是与城市市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对农村市场的控制，与其说是一般的流通商，倒不如说是地方上的豪右势力。
汉代社会中的乡、里，往往是豪绅家族的扩大和延展。乡、里实际上多为乡耆、豪右所控制，宗法、血缘关系色彩极浓。地方豪商既是地主，又兼商人，不仅兼并土地，而且操纵农村市场。他们或“武断于乡曲”[2]，欺压兼并农民；或“蓄积余业，以稽市场”[3]，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或“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4]；或“行奸卖平”，“恣意留难与之为市”[5]，与农民交易时多方进行刁难，使“农民重苦”。随着豪商势力的发展，到东汉时，豪右控制市场的现象更为常见。如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初置 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6]。当时粮食和其他物价的波动剧烈，固然情况比较复杂，但与豪商的行商不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汉代农村市场时，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其三，农村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封闭性。两汉的乡市、里市，分散狭小，小农家庭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不大，市场容量十分有限。又全国东南西北中，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农村市场的布局，也就疏密不一。中原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具有广泛的“商流”、“物流”条件，商品流通活跃，农村市场相对为多。但边远地区“地广人稀”，风俗与中原各异，人们“不待贾而足”[7]，农村市场也就较少。同时，由于各地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不一样，市场上所交易的货物有明显的地域性。《盐铁论·本论篇》说：“陕、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袭，兖豫之漆丝絺纻……等商而通，待工而成。”又《汉书·地理志》云：“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这些都反映了市场商品的地域特色，不论城区市场，还是农村市场，皆不例外。在古代交通不便、运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各地农村市场的货物得不到应有的流通，因而市场的封闭性显得尤为突出。正如《盐铁论·通有篇》所说：“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菜、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下之利无不澹，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之财不散也。”这里说的所谓多寡不调，财利不散，反映了各地物产的流通范围有限，商品得不到畅通。所以，东汉桓帝之时，“土宜麻枲”的五原郡，由于“俗不知织绩”，仍然“民冬用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8]。可见，少数落后地区，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还是处于隔绝状态之中。
综观史实表明，两汉农村市场虽比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它毕竟还是属于初级阶段的市场，其活动频率与周期还比较低，尚未形成真正的商品集散市场，也未成为小商品经济时代的农村市场体系，更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当时由于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农村市场还不可能引发小农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范围有限。但是，两汉农村市场也有它的历史功能。直接生产者借助农村市场这个中介和舞台，可以将自己所有，易自己所无。通过自由交换以调剂产品余缺；在通常情况下，能保障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的流通和购销，而且一些简单商品，无需远市，不误农时等，这对促进社会分工、刺激生产和社会消费等，无疑将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





[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
[2]《史记》卷30《平准书》。
[3]《史记》卷30《平准书》。
[4]《盐铁论·禁耕篇》。
[5]《盐铁论·本议篇》。
[6]《后汉书》卷8《灵帝纪》。
[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8]《后汉书》卷52《崔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