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结构：“本业”与“末业”

不同历史时代的产业结构，反映了该时代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战国到秦汉，人们通常把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称为“本业”，而把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称为“末业”。商鞅变法下令：“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③所谓“末利”，即指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④。汉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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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卷31《蜀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卷47《吴志·吴主权传》。
③ 《史记》卷68《商君列传》。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①“本业”和“末业”的划分，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性已有足够的认识。

农业之所以成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不仅因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而且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②《淮南子·主术训》说：“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织。”又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农业生产不但是人民的衣食之本，也是封建国家的财富之本。

秦汉农业在战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已从先前的七国疆域推广到今天东北、西北和南方的边远地区。铁农具的形制，也有很大改进。牛耕在战国时期尚不普遍，到了汉代，与铁犁的使用相配合，在许多地区也已得到推广。应劭《风俗通义》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③汉武帝时期，“用事者争言水利”④，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其后各地除继续挖掘灌渠之外，还兴修了许多陂池塘堰，水利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以“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代表的旱地耕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在秦汉时期已逐步趋于成熟。历史文献中有关秦汉时期粮食亩产量的记载很不一致，这与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区的亩制与量制不同有关系，同时也与土地肥瘠美恶有关。如果取北方旱地作物平岁中等田的亩产量为代表，则汉代的亩产量一大亩约产粟3—4石，一小亩约产粟1一2石，约合今每市亩产粟150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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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4《文帝纪》。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5,713页。
③ 《艺文类聚》卷85引《风俗通义》佚文。
④ 《史记》卷29《河渠书》。

《汉书·食货志》在谈到先秦时代的农业生产时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秦汉的农业基本上保持了这种生产格局。也就是说，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农业生产都以种植谷物为主，兼种蔬菜瓜果，饲养家禽家畜，同时还栽种桑麻，以便养蚕纺织。在有些地方，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崔寔《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农事安排，就包括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播种、收获和采集，猪、牛、马等家畜的饲养，以及养蚕、织染等家庭手工业劳动。

蔬菜瓜果的种植对于农民家庭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副业生产，因为它们不仅可以佐食，而且可以救荒。《急就篇》说：“园菜果窳助米粮。”《尔雅·释天》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可见蔬菜瓜果实际上起着粮食重要补充的作用。除了作为家庭副业之外，当时也已经出现种植蔬菜瓜果的专业农户。如秦朝的东陵侯召平，在秦亡之后“为布衣，贫，种瓜於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①。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则拥有“千畦姜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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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秦汉时期作为家庭副业的林业，主要用于满足农民与地主家庭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农民家庭通常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或榆树。汉代的一些循吏，如西汉颍川太守黄霸，渤海太守龚遂，东汉桂阳太守茨充等，都教民种植桑树或榆树，作为扶植小农经济的重要措施。①地主田庄栽种的树木则品种较多。如南阳樊重的田庄“竹木成林”，“尝欲作器物，先作梓漆”②。《四民月令》说：“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独立经营的林业当时亦已形成。大土地所有者种植的经济林属于商品生产，有的规模相当可观。《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各地土特产，有不少就是人工种植的经济林。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司马迁认为经营这些经济林的“素封”之家，其收入可以比食邑千户的封君。用材林的大规模采伐，基本上是利用天然林木。《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富兴建宫殿、苑囿、陵墓、官署和第宅，都需要大量木材，因此林木的采伐业也相当有利可图。《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素封”之家，就包括“山居千章之材”的所有者。林木采伐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烧炭。《汉书·外戚传》说，窦广国少时为人所略卖，“为其主人人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广国)独脱不死”。百余人烧炭，其林木采伐量肯定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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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89《循吏传》，《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② 《后汉书》卷32《樊宏列传》；又《水经注》卷29《沘水注》。

饲养家禽和小家畜，是秦汉时代农民和地主家庭副业的组成部分。但畜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当时的国民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汉国有的苑囿有相当一部分用作牧苑。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厩苑律》，规定对国有牲畜饲养人员的工作要定期进行考核。西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的结果，曾出现“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的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已经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②。武帝因为对匈奴用兵，需要大量马匹。汉政府在长安附近有六厩，“马皆万匹”③。在西北边郡还置六牧师苑令，“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④私营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规模。秦始皇时，“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牛马”。⑤秦汉之际，“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⑥。汉武帝时，卜式“人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⑦。西汉末，马援在陇汉间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⑧。这种私营畜牧业，大都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为了鼓励和保护牛马的繁殖，汉政府不但禁止随意杀牛，而且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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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30《平准书》。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
③ 卫宏：《汉旧仪》。
④ 《汉书》卷5《景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⑤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⑥ 《汉书》卷91《货殖传》。
⑦ 《汉书》卷58《卜式传》。
⑧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⑨ 《盐铁论·刑德》。

《汉书·地理志》说江南“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可见这些地方的农民都把渔业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东汉明帝时，下令禁民二业。刘般上书说：“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实，无关二业也。”①农民在农闲期间从事渔捕，带有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在当时人眼里并不属于从事末业。至于脱离农业而独立的渔业，则属于商品性生产。《盐铁论·本议》说，燕、齐之鱼盐“待商而通”；同书《通有》说，“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说明在沿海地区，渔业生产相当发达。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曾奏请增海租三倍。居延汉简记载，寇恩之子受雇为甲渠候粟君捕鱼，寇恩本人又为粟君载鱼5000条去鯀得出售②。粟君是边塞基层官吏，但他却雇人捕鱼并长途贩运出售，说明即使在居延这种内陆地区，渔业生产在当地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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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39《刘般列传》。
② 居延新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见《文物》1978年第l期。

秦汉手工业大致可分为纺织业、制盐业、酿造业、矿冶业、日用器物制造业等生产部门。矿冶业包括铜和铁的采矿、冶炼和铸造，主要是农具、钱币和兵器的生产。日用器物制造业包括金银器、铜器、漆器、陶器和舟车的制造。考古出土的丝织品、漆器、金银器和铜器表明，当时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手工业的所有制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则可分为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三大类。

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纺织业。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家庭纺织业并非属于“末业”，而是“本业”的组成部分。从战国到秦汉，在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织业相当普遍。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西汉时还不知道纺织，但到了东汉也逐步得到推广。如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②，五原“俗不知织绩”，崔寔任太守时，“为作纺绩、织红、練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③。曹操平定冀州之后，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封建国家规定农民家庭都要缴纳绢和绵，说明家庭纺织业已经成为小农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农民家庭通常只能生产布帛一类的初级产品，锦绣罗纨等高级丝织品，除官手工业外只有城市中的私营手工业作坊才能生产。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织锦业的景象说：“癏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可见有的城市私营纺织业相当发达。

盐铁关系国计民生，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从秦到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垄断山林川泽之利，虽然允许私人经营盐铁生产，但实行重税政策。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富者得“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④。事实上，经营有一定规模的盐铁生产不但需要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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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地理志》。
②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③ 《后汉书》卷52《崔寔列传》。
④ 《汉书》卷24《食货志》。

多的资金投入，而且要有熟练的生产技术。在封建国家重税政策下，能够从事这种规模生产的只能是少数富豪。《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蜀卓氏、宛孔氏之先，在秦统一六国后被强迫迁徙异乡，之所以能够重振旧业，就因为他们既有“余财”，又有生产经营的知识和经验。汉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①，原先的重税政策有了改变，因而私营盐铁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除了吴王刘濞和邓通这些拥有煮盐铸钱特权的贵族官僚之外，一些经营盐铁业的豪强大家，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②。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基本上是家庭作坊的小规模盐铁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说：“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③盐与五谷同价，固然违反价值规律，却反映了盐的产量有较大发展的事实。贤良还说，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通常是“家人相一，父子戮力”，产品“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④这种个体手工业者所提供的产品，比起官营手工业来对农民更方便和适用。由于适应农民需求，当时这种小型冶铁作坊的数量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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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错币》。
② 《盐铁论·复古》。
③ 《盐铁论·水旱》。
④ 《盐铁论·水旱》。

秦汉宫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的用品等。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简陋铜器等。汉武帝因为国家财政用度不足，实行盐铁官营，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也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由于其生产和经营体制存在许多弊病，在朝野上下却引起许多不满和怨言。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列举的盐铁官营许多弊端，诸如“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器多坚[石 坚]，善恶无所择”；“贾贵，百姓不便”等等①；应该说都是事实。而且贤良所说的一些弊病，在官手工业的许多部门中都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手工业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皇室、贵族和官僚的消费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日用品和奢侈品，不惜工本，极尽精美华丽，“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②。但是供应人民日常消费需要的盐铁，产品质量却非常低劣而售价又很高，这自然要引起人民的抵制。盐铁官营因此也就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到了东汉和帝时，终于“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人税县官如故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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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盐铁论·散不足》。
③ 《后汉书》卷4《和帝纪》。

无论是官营手工业或私营手工业，在许多场合下生产和销售是相衔接的，生产者往往也是销售者。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工商业都是“末业”。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独立的商人阶层。从战国到秦汉，独立的商人日趋活跃，商业资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这种独立的商人或长途贩运，或坐市列肆，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获取暴利。《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在当时人眼里，经商是最容易致富的职业。《货殖列传》列举的通都大邑的商品形态，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器物，乃至奴隶。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商人的利润率一般可达20％。即使是饮食业的商人，也都可以成为巨富。如“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①。
汉代的一些政论家经常抨击商人兼并农民，以至使农民都“背本趋末”。有的人对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还作了十分夸张的描述，如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於农夫，虚伪游手什於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非农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但说全国郡县市邑“类皆如此”，就决非事实。为什么当时的一些士大夫要极力夸大和抨击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呢?王符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②在汉代统治阶级的一些人看来，农民之所以饥寒交迫和乱法犯禁，就因为“本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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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足相供”，亦即弃农经商的人太多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王符无法理解，农民饥寒交迫和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官府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绝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更多地是成为流民或为人庸作，能够经商的是极少数。认为农民“背本”就是“趋末”，“趋末”就是从事工商业，这完全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汉书·昭帝纪》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为人庸作”。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去从事暂时陸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①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他们通常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②，记载家住颍川昆阳的寇恩寄居居延，受雇为鄣候粟君载鱼去鯀得出售，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事贩运性商业的雇佣劳动者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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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②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本业”和“末业”之分，固然反映了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一客观事实，但汉代一些政论家“重本轻末”的观念以及封建国家所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却说明统治阶级中相当多的人根本不理解经济生活的运行需要各产业部门协调地发展。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所谓“本业’，和“末业”的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則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也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咸。”

在盐铁会议上，当主张“崇本退末”的文学提出“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时，桑弘羊驳斥说：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則谷不殖；宝货绝，則财用匱。”①

应该说，司马迁、桑弘羊和班固等人对于农业和工商业关系的认识，比起那些把“本业”和“末业”对立起来的士大夫要高明得多。历史表明，尽管秦汉时代不断有人呼吁重农抑商，封建国家也确实实行了抑商政策，但经济发展自有它的客观规律，商业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压力下，依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②。商人兼并农民，始终是汉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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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本议》。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二、经济类型：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说明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②通常认为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经济生活的以上论述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即使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是不多的，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绝大部分的经济条件都不是从自身的产品中得到补偿和替换的，因此也谈不到自给自足。．显然，用“自给自足”来界定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即使对于欧洲中世纪来说也是很难完全适用的，更不用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虽然肯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类型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但并没有排斥商品经济的存在。他们在谈到自然经济的时候，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③我们可以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因此，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根据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这种理解来考察秦汉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说它基本上也是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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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2页。
③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秦汉时代的民间手工业，除了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之外，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其产品基本上都是为了出售，因而应该说具有商品生产性质。官手工业中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盐铁、舟车、日用器物等，也可以说属于商品生产。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以货易货的商品交换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由豪强大家经营的盐铁生产，“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生产规模颇为可观。在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官营之前，私营盐铁业的商品生产是相当发达的。一些盐铁商“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②，皆致巨富。但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后，私营手工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部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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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复古》。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了致命的打击。官营盐铁业虽然也是一种商品生产，但它从生产到流通，都明显违背商品经济的规律而带有自然经济的烙印。“卒徒工匠”是官营盐铁业的主要劳动者，他们大多是官府征发来的农民，其生产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产品的质量不好，价格昂贵，不受人民欢迎。“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①，亦即由官府把卖不出去的产品强行向人民配卖。盐铁是手工业生产中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上述这些情况，说明在秦汉时代，无论是民间手工业或官府手工业，对于它们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都不能估计过高。

如果说手工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生产的话，那么农业生产的性质则是另一种情况。战国时代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②这是典型的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小农家庭。从战国到秦汉，真正能够达到这样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但绝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都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没有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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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孟子·梁惠王上》。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重要特色。《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养活一大群贵族官吏和军队。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所以班昭《女诫》把“专心纺绩”列为“妇功”的主要内容。①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人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②这是当时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缩影。

秦朝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③，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拖人绝境。汉初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广大小农得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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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84《列女传》。
② 《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
③ 《汉书》卷24《食货志》。

“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

贤良所说的“往者”，指汉武帝以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富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也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从根本上说来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汉代农民的作物收获，如以一小亩产粟2石，一大亩产粟3石计算，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约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如果不计算副业收入，单靠这些粮食收获，一个农民家庭要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显然是相当拮据的。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①汉代一般成年劳力每月口粮需要谷物3石②，即使不考虑蔬菜副食，每人每月尚需食盐3升③。以此测算，一个四口或五口的农民家庭，假设有百亩(小亩)土地，每年收获200石谷物，扣掉全家口粮和食盐的消费，虽略有剩余；但如果再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④而这笔帐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由此可以推知，一般农民是不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的。何况汉代农民真正占有百亩土地的家庭并不多，许多贫苦农民只有数十亩甚至十几亩土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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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所引《盐铁论·散不足》、《氾胜之书》和崔寔《政论》等书的有关记载。
③ 参看本书第2l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④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①像这样的农家，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显然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可以弥补他们生计的不足。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采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②反映当时一般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著替换的需要。《急就篇》云：“园菜果蓏助米粮”。说明除了专业户之外，一般农家种植的蔬菜瓜果主要是用来作为粮食的补充和备荒。《四民月令》谈到了农家在不同的季节宜于买进或出售何种粮食作物，但对于蔬菜瓜果，则只谈何时可以种植，而未提及买进或出售。倒是有关于蔬菜瓜果用途的记载，如：“可断瓠作苗瓠，瓠中白肤实以养猪致肥，其辦则作烛致明”，等等。这也反映农民种植的蔬菜瓜果基本上是供自家消费之用。至于家禽家畜，一般贫苦农民是没有能力饲养牛马等大牲畜的，他们通常只能喂养少量的鸡和猪。有的甚至连猪也喂养不起，所以《盐铁论·取下》载贤良感叹说：“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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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②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47。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非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论者把农民与市场有一定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看作是农民从事商品生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①。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有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则直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②这些因素都促使农民不能不从市场购置衣着。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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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4章第5节。
③ 《盐铁论·本议》。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晁错说，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①。他们投入市场出售的农副产品，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必要产品而不是剩余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和市场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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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秦汉的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租佃农民的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土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并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其家庭生活完全依靠200亩土地的地租收入，则他家的生活水平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亦即不会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制地主的经济显然也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①。仲长统《昌言·损益》说，“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可收租谷1000—1500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如此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入市场换取巨额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
秦汉时代还有些大土地所有者并没有把土地出租，而是自己经营田庄，役使奴隶和雇佣劳动者从事生产。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大都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②，可以说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樊家田庄“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樊重的田庄说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互相补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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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②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但是秦汉时代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多数的地主田庄，通常是依靠田庄的生产满足家庭的大部分消费需要，但也要从市场上购进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和需要替换的生产工具。与此同时，它们又把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史记·货殖列传》所谈到的通邑大都市场上的一些农牧产品和果品，多数应是地主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①。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入市场的。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大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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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有许多生动而带有夸大之词的描写，如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等等。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秦汉时代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当时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大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说：“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②也反映了农副产品的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
商人的活跃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并不矛盾。马克思曾经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③他还指出：“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④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只是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才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投入市场用以交换的产品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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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④ 同上书，第367页．

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秦汉商业的繁荣，正好用得着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加以说明：“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