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杂志2000年第四期发表赵山林《南北融合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一文，曾引用乾隆三年刊《蒲州府志》卷第二十四所载“唐人小说”一则，谓：
“李晟镇河东日，夜梦伟人来谒，自言：‘汉前将军关某也。蚩尤为乱，上帝使某征之，顾力弱不能胜，乞公阳兵助我。来日午时约与彼战，我军东向，彼西向。’语讫而去。晟早起，心异所梦，令军士列阵东向，如所戒。是日天气晶朗，至午，忽阴云四合，大风骤作，沙石飞起。晟曰：‘是矣！’即令鸣鼓发矢，如战斗状。久之，风止云豁，视士卒，似多有伤者。其夜，复梦来谢云：‘已胜蚩尤。’”
此篇未见其它载录。如果确为唐人所作，应是现存关公故事中最早的“小说”资料，颇惜作者没有进一步分证。该记叙明显不同于其它“斩蚩尤”之传说形态，且颇关涉一些唐代有关忠义的故实，值得为之辨析。此外这则传说未能言明蚩尤何以为乱，关羽何以要征，分派命令之“上帝”究竟属于何方神圣，自不如宋后出现的说法略具条理。但惟其如此，尤能提调探究兴趣，并由此而及唐代社会转型的的新兴观念问题，尤其是“忠义”观念的转变，颇能见出唐宋之际思想变迁和社会演进之一隅。本文是拙著《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之一部分，限于篇幅，未能尽言。所论或非，祈望指正。
一，李晟：史实与传说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三《李晟传》（亦见《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四）记载，李晟（727-793）字良器，陇右临洮人。祖、父世代为陇右稗将。“生数岁而孤，事母孝谨，性雄烈，善骑射。年十八从军，身长六尺，勇敢绝伦。”曾率领神策军屡与吐蕃及叛乱藩将作战，最大的功绩是在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出奔奉天时，平息了朱泚之乱，收复长安，被誉为“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尝有也。”封赏无算，先后为合川郡王和西平郡王，为郭子仪之后的兴唐第一功臣。只是李晟出自陇右，虽曾转战西川剑南、燕赵魏恒，一度“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仍充陇右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偏偏就是没有镇守过河东。任河东节度使者为与李晟同时建功的马燧，镇守河中蒲州的又是同时功臣名将浑瑊，照理说唐人是不会弄错这种史实的。倒是李晟的儿子们曾经担任过相关职务，如李愿长庆年间“复拜河中、晋、绛等节度使”，李宪亦曾“徙绛州”，并曾作为胡证（后世传为关羽“岳丈”者）副使，护送太和公主和亲回纥。
唐书所载李晟事迹，与笔者论及之后世关羽崇拜相关而可道者，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蚩尤传说与河东解盐关系密切。[1]李晟虽未镇守河东，但疑其事迹亦与盐有关。史传云：“晟薨后，城盐州，复盐池，上赐宰臣新盐，恻然思晟，乃令致盐于灵座。”[2]这里说的盐池是今甘肃省盐池县，而非解州盐池。传说附会李晟率阳兵助关公破蚩尤，应当得益于这个共同点。
二，李晟收复长安后，节制部伍，纪律严明。当其主营初屯渭桥，布置攻城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但李晟始终以天子安危为重，佯似不信，却兵出神速。事后言明，众将皆服。可知荧惑灾星之进退，亦古者兵家之必计。[3]
三，李晟亦有忠义之子。十五个儿子中，又以唐邓随节度使李愬“雪夜平蔡州”，平息藩镇叛乱最为著名。韩愈见解与李愬不谋而合，曾以行军司马身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旧唐书·李晟传》附《李愬传》赞云：“始，晟克复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复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勋，虽昆仲皆领兵马，而功业不侔于愬，近代无以比伦。”这与关羽、关平父子勤劳王事，亦有可通。唯一的差别，就是李氏父子都功成业就，而关氏父子却功亏一篑。也许这就是传说中关羽需要向李晟借力的原因吧。[4]
中晚唐为唐人小说传奇的“黄金时代”。除了铺陈前代前人故事之作，如《虬髯客传》、《东城父老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等以外，与李晟同时之事亦复不少，如《无双传》即以“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北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作为结撰全篇的大背景，而这正是唐德宗建中四年冬十月“朱泚之乱”的开始。後世著名戏剧《西厢记》的母本《莺莺传》，不但发生在解盐所在的河东蒲州，而且以“是岁（按即唐德宗贞元十五年），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作为张生、莺莺得以许婚的大关目。这些小说的历史背景，陈寅恪曾在批注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中有所考论，不妨参看。[5]
唐人小说向以传奇性著称，假托神仙鬼怪，亦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这一则李晟助关公战蚩尤的故事，究竟是否出于唐人之手，尚不能骤断。唯文中关羽之自称但言“关某”而不称名，应该是明清关公崇拜大兴以後，由戏曲小说引发出来的习俗。但至迟在元代，李晟亦被道教列为传奇人物。《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有“先知死罪”条言：
“桑道茂祖为供奉，李晟为神策小将。道茂曰：‘足下即贵，某之数，性命当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见侮乎？’道茂怀中取一纸，大书其官衔姓名，云：‘所犯罪衍，乃是逼迫，伏乞恩慈，性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语？’道茂乞曰：‘准状特放。’晟为书之。後朱泚反，道茂复旧职。晟往京城，收逆徒数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状！’取视之，乃昔年所书也。晟惊悟，释放道茂，以为上客。”[6]
案《新唐书·方伎传》有桑道茂事迹，略谓道茂善太一遁甲术。曾数次预言唐师胜败及宰相休咎事，“德宗素验其数”。“及朱泚反，帝蒙难奉天，赖以济。 李晟为右金吾大将军，道茂赍一缣见晟，再拜曰：‘公贵盛无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见赦否？’晟大惊，不领其言。道茂出怀中一书，自具姓名，署其左曰：‘为贼逼胁。’固请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语？’道茂曰：‘弟言准状赦之。’晟勉从。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请题衿膺曰：‘它日为信。’再拜去。道茂果污伪官。晟收长安，与逆徒缚旗下，将就刑，出晟衫及书以示。晟为奏，原其死。”[7]则道茂能望气，作预言，盖亦神仙者流，唐人已异其能。
其中“李晟救道茂”故事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中晚唐臣僚的两难处境。中晚唐政局反复多变，皇帝动辄就仓皇出逃，确实会令留在京城，无力随“狩”的臣下无所是其从。钱锺书论及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望城南望城北”句时，以为“杜诗尤凄警”：“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有若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魄，失归忘趋’。” [8]欧阳修记叙桑道茂向李晟预请赦书的故事，正表示着对于这种两难处境的“同情之理解”。其实，既然桑道茂善于预言，理应预见并避免自己身陷这种两难处境。“缣帛”之类道具，“书具”预赦，“衿膺”题免等等表演，明显为“想当然”之增饰，此亦当时说话人，后世小说家之惯技，无非表达出了修史者的微妙情感。




[1] 拙著《“关帝斩蚩尤”考——关羽崇拜与宋代道教》曾探及此，香港《岭南大学学报》新三期（待出版）。
[2] 《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三《李晟传》。
[3] 《“关帝斩蚩尤”考》第八节《“黄帝”“蚩尤”与宋元律历星占》论及此（待另发表）。
[4] 巴蜀书社《藏外道书》《关帝灵籖》别本第六十二籖籖题，即为“李愬雪夜入蔡州”，可谓暗合。
[5]《〈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批注》，《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
[6]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1〈道教门〉，170-171页。该书元刊本题为“江阴薛证汝节刊”或“江阴薛诩汝节刊”，可知曾多次覆刻。所辑以宋金元间神怪仙道之事为主。
[7] 奇怪的是，《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桑道茂传》却说：“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及朱泚之乱，帝仓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欧史于此传增益甚多，其中包括《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四《应徵十·温造》、卷第二百二十三《相三·桑道茂》、赵元一《奉天录》卷一记桑道茂事等。赵元一《奉天录》为唐人实录。曾说道茂本为卫士云云。其他则耳食之谈，小说家言。
[8] 参《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版，988-989页。
且说唐代虽然素以盛大夸耀于史，亦为后人艳称，却始终没有能够树立起一套保障官僚体制忠诚李唐皇室的价值系统来。短短一百一十四年间，紧接着“贞观之治”的便是“武周代唐”，紧接着“开元盛世”的便是“天宝之乱”，一方面“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建立了“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1]另一方面宫廷内部管理极为不力，庞大的官僚系统不堪一击。不但容易造成政局的大幅度振荡，就是至亲骨肉的皇子王孙，也不是引颈受戮于皇家刑场，就是铁骑践踏于京城天街，以致杜甫在《哀王孙》里充满感情的吟道：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韦庄《秦中吟》述唐王朝灭亡之惨状更为淋漓。《十国春秋·韦庄传》：“（韦）应举时，遇黄巢犯阙，着《秦妇吟》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人称为‘秦妇吟秀才’。”韦庄“杜陵人。唐臣见素之後也。”韦、杜两氏本为与李唐王朝同气连枝的高门大姓，故对其衰落灭亡更有切肤之痛。唐德宗李适在《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的开首感喟道：
“天有柱以正其倾，地有维以钮其绝，皇王有辅佐以济其艰难。非命历所归，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勋；非暴乱宏多，不足表忠节；非奸猾炽焰，不克展雄才。天与事肆会，然后臣功着而王业兴焉。”
这场由唐德宗一厢情愿开始的“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而后世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致败走麦城，舍身全忠的故事，也都成为后世鼓励臣僚效忠社稷的好教材，但唐人对待关羽史迹的态度，却还不那么明晰。这表现在武庙配祀的变化上。
古人云：“国家之事，唯祀与戎。”[2]以为君主的基本职责，就在于运用祭祀来宣示文化政策和价值导向，运用战争来表达的领土主权和统治意志。除了例行敬天法祖的“岳渎”、“祖先”崇拜之外，唐王朝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就是宣布以国家大典，来祭祀孔子和姜尚（太公望，即后世俗谓“姜太公”、“姜子牙”），以明示价值体系的取向。
据《新唐书》卷十五《礼乐五》，唐以关羽配祀姜尚凡有三变：依据安史之乱后的形势变化，唐肃宗首先配飨了志在“兴复汉室”，且为唐太宗盛赞过的诸葛亮；第二变是在礼仪使颜真卿的倡议下，大幅度增加了武成王庙祀，尤其是兴唐保唐诸将的配飨，反映出颜真卿的孤旨苦心。[3]他意图奖掖历史上功臣名将，用榜样的力量引导握有实权的各路藩镇节度忠心保国。结果是魏蜀吴并立，而且吴人占据了半数，不知是否与唐室“仰食东南漕粮”，而当时叛乱藩镇多出于河北的情势有关，关羽也在这时和张飞、邓艾一同进入了庙祀。颇疑李商隐《骄儿诗》描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元和间唐人说话，亦与这次配飨不无关联。
可惜事与愿违，这项诏令颁布的次年，即发生了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大规模叛乱，唐德宗逃难唯恐不及，就连提出这个设计的颜真卿也命丧强藩骄镇之手。事后武庙配飨也跟着吃了挂落，被毫不客气地撤去祀位，请出武庙。[4]儒士大夫意犹未尽，还想再接再厉，撤去武成王庙封号，降格为“齐太公庙”。其实文智武勇，缺一不能安邦定国。但是作为价值体系的榜样，姜尚代表的更多是“兵家”的谋略及勇于反抗暴政的精神，这在后世小说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中有清楚的阐释，而对于中唐这样亟需树立为巩固中央政权奋勇立功之将帅的现实，却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从大臣的嚼嚅中，分明已视姜尚为殷之“叛臣”，这正是当时之莫大忌讳。此外，儒臣还对《孙子兵法》所言之“兵者，诡道也”[5]抱有偏见，以为不足以表率后世，所以极力推崇孔子的政教礼制精神，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以正名分而挽颓世。
中唐文臣武将在庙祀上的对峙，还表现为儒臣多热心于文宣庙的重修。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双方争执也日益表面化。上世纪陆续发现的敦煌俗曲率真晓畅，向以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感而乐为学人征引。其中有两首《定风波》针锋相对，颇像酒桌上武士儒生的斗性使气：
“功【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罗。手执六寻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剑】新磨。堪羡昔时军伍，满【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仕【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征后偻罗未是功，儒仕偻罗转更加。三尺张良飞恶羽，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项羽翘据无路，灭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别，□当本，便知儒仕定风波。”（P3821）[6]
武将以现实处境相嘲难，儒士则以前代楷模为说词。可惜张良本为武成王庙，而非文宣王庙之陪祀，其所宗黄石公，亦属“兵者诡道”之学，正是中唐以后儒生极力贬斥的东西。何况晚唐、五代终究未有张良一流人物出世，则“误国”何人，不言自明。
李商隐《骄儿诗》因为提到过“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而屡为治小说史者引用，但鲜有论者注意到该诗的结末，道出了这一时期下层文士的尴尬处境：
“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便为帝王师，不假【暇】更纤悉。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袠】。”
这正是需要通达眼前实际的政治运作，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经世济国”能臣，而非翰墨文学之才士的时代。也是刘禹锡所言：
“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以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寝息。”[7]
到了晚唐，则经世之学亦无用武之地。敦煌俗曲《菩萨蛮》有云：
“数年学剑工【攻】书苦，也曾凿壁偷光路。堑雪（上罓下敢）飞萤，吕【屡】年事不成。 每恨无谋识，路远关山隔。权隐在江河，龙门终一过。”（P3333）
“自从宇宙光戈戟，狼烟处处獯天黑。早晚竖金鸡，休磨战马蹄。 淼淼三江水，半是儒生泪。老尚逐今【金】财，龙门何日开？”[8]
遂有怨极生厌，不复以朝廷社稷为意的。[9]如《浣溪纱》：
“一队风去吹黑云，船中撩乱满江津。浩涆洪波长水面，浪如银。 即问长江来往客，东南西北几时分？一过交【教】人肠欲断，谓行人。
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莎苙【蓑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几重滩。 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厌【掩】良贤。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S2607）
即便混上一官半职，但在叛乱间作之际，也毫无忠君观念，唯求自保，如《酒泉子》：
“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蓦街穿巷犯皇宫，只拟夺九重。 长枪短剑如麻乱，争奈失计无投窜。金箱玉印自携将，任他乱芬芳。”（P2506）[10]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曾载：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劫杀朝臣，且扬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11]就知道当时方镇骄横，蔑视长安的中央朝廷已经到了何等程度。结末一句点题，尤可见出唐王朝稍遇变乱即君臣失顾，分崩离析的体系性危机。




[1] 今人多以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为颂扬嬴政，这是把诗面看实了。李世民未继大统前亦封秦王，且战功显赫。
[2] 语出《左传》“成公十三年”。
[3] 颜氏实不迂腐，安史乱前他曾以平原太守预侦其谋，乱起又募死士万人防河津，并联合十七郡推为主帅，“横绝燕赵”。《唐书·颜真卿传》充满了他纠劾议礼的记叙，据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颜真卿“（唐）代宗晏驾后为礼仪使，前后所制仪注，令门生左辅元编为《礼仪集》十卷。”可知颜是勤勤恳恳地做这项工作的。五代后亡佚，宋人吴兴沈氏辑其佚稿编着为《颜鲁公集》。
[4] 现存最早的关庙文章是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載《全唐文》卷664）署年贞元十八年(802年)，说明至少原庙没有被销毁。
[5]《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6]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0年初版，阙文为笔者注出。案敦煌杂曲为本世纪初叶出土之手抄本，一般以为反映了中晚唐及五代、初宋的民间性情之响，未经文士雕琢，故能忠实反映下层社会的观念思想。虽然也有颂圣建功之词，但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明确的怨声。前辈学者对此已有精辟言说，亦参该书序跋附录。本文所引各词及校文均出于此，不另注明。
[7]《董氏武陵集序》，《全唐文》卷605。
[8]《敦煌词缀》。
[9] 自从李隆基学道，征招隐士以来，即有以退隐为“终南快捷方式”者。所以“隐逸诗”早成唐诗一格，故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有“盛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之句。但此篇显以怨望时政为诗旨，而非优游林下之高致。
[10] 有论者以为，此辞“前片描写（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直捣皇宫，撼动了李唐王朝的生动情景”，“后片十分形象地写出唐朝军队溃败后王室勋戚惊慌失措狼狈逃窜之态，讽刺之情溢于言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下册，608页）恐怕太坐实了时代背景。实际上关于本辞的写作年代尚有“唐昭宗乾宁二年”说及“盛唐写本”说，并无定论。（参任半塘《敦煌歌辞集总编》卷二校语）窃以为中晚唐屡次出现外族及节镇军队直入长安的类似情景，如安禄山、朱泚之乱然，正不必拘泥为某次“农民起义”之写实。
[11]《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六《再生二》引《独异志》“邵进”条，亦云“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绐于已，遽命斩之。”可见其跋扈而不通情理。

中唐武祀六年两变，反映出价值系统的剧烈动荡。“安史之乱”深刻地改变了唐代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价值体系，这在如何看待“忠”和“义”的问题上尤其突出。
古人向有人际交往的对等原则，如《尚书·泰誓》：“抚我则后，虐我则雠。”钱锺书对此数有辨析，如曾举《史记·刺客列传》载豫让之“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汉书·贾谊传》延伸而道之：“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认为是“因小见大，有关治体，匪特恩私之酬报矣。” [1]又引《列子·杨朱》谓“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及宋人《遗史》述范琼言：“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说明利益与道德之联系，“享利则推有德，得食则事为君”。[2]唐之“治体”失序，朝臣“苟免”“立观”，“得食”犹存君臣，失利两不相干，固已相沿成习。
在朝廷标榜“忠”的同时，民间也在进行一轮价值体系的评估和变换，这就是对“义”的重新诠释。《宋史》四百四十六《忠义传》序：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诸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
这里带来一个问题：以今人之见，“忠义”一语究竟是联合词组，还是偏正词组呢？如果是偏正词组，则“义”即“尽忠效命”；如果是联合词组，则忠自“忠节”，“义”则另有独立价值在。鉴于小说是唐代新兴的民间文体，且从唐代小说谈起。
许尧佐[3]的《柳氏传》，叙诗人韩翊与歌姬柳氏因天宝之乱睽隔一方，柳氏为蕃将沙咤利所劫获。韩翊返京，咫尺天涯，难以相见。偶与虞侯许俊谈及，许素以材力自负，“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咤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闼”，谎称沙咤利急病，亟招柳氏。“仆持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4]最后由侯希逸上书皇帝，具呈始末，而以别赐沙咤利银钱，保留了大团圆结局。叙事背景发生在唐王朝借助回纥吐蕃平息安史之乱，收复长安后蕃将恣行不法，造成朝廷律令名存实亡。要讨回公道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只能各自相机行事。这也是代宗时期的政治现实。所以许俊之作为，被作者推许为“义切中抱”。《本事诗》同题所述故事中，许俊也“尝以义烈自许”。
沈亚之[5]《冯燕传》则提供了另一类型的描写市井生活的文本。冯燕本市井豪强不肖，素以击球斗鸡闻名于里。后因杀人出亡，匿于滑州，与渔阳牙将张婴之妇有奸。一日张婴忽自外还，冯慌忙潜藏，却将巾帻落于床上，不意张婴醉酒不醒。为怕撞破奸情，冯燕情急之下，目示巾帻，欲携之逃走，妇人却授之以刀。他“熟视”久之，挥刀直斩妇人，携巾逃逸。天明案发，张婴以杀妻诬服。临刑将死，而冯燕却于围观中排挞而出，坦承“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获得官府、舆论的极大同情，遂蒙恩诏赦罪，连滑州的死刑犯人也一概免死。文后有作者“赞曰”：
“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谊事。其宾党耳目之所闻见，而为余道。元和中，外郎刘元鼎语余以冯燕事，得传焉。呜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
明言此事为“纪实文学”，且当作“谊事”的“平民史传”写作的。窃以为此文之“谊”与欧史所述“忠谊”，正与前述侯彝故事中“好侠尚义”之“义”互训，“不谊”即为“不义”。[6]
又李亢《独异志》卷上：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常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安尉。”[7]（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负责治安的现职官吏，竟然敢于“常匿国贼”，但是侯彝却因“然诺其人”，居然任凭栲掠，且又自加刑责；坦然承认，却又坚不吐实。更奇怪的是上奏皇帝以后，最终受到的惩罚不过是贬谪岭南，依然为官。如果不是出自记载，后世之人万难相信。作者谓其“好侠尚义”云者，似乎与他抗拒国家朝廷两不相涉，或者竟是他“好侠尚义”的具体例证。这种立场颇可玩味，他究竟是赞同侯彝的“尚义”，还是赞美皇帝的宽容呢？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唐才子传》卷四《韦应物》即言：
“应物，京兆人也。尚侠，初以三卫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节读书。”“公豪纵不羁，晚岁逢杨开府，赠诗言事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猪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唯有故人知。’足见古人真率之妙也。”
韦应物的坦然自承，当然有仗恃“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皇亲国戚的恩宠，这样的“尚侠”其实就是“骄宠任性”。一旦遭遇变乱失势，则不得不忍受“憔悴被人欺”的窘状。
又《宋人小说类编》卷一“殃庆类”引宋人贾似道《悦生随钞》所载《张藏英力报亲雠》事：
“张藏英，涿州范阳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后。唐末之乱也，藏英举族数十口，悉为贼孙居道所害。时藏英年十六，仅以身免。后逢孙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为吏所执，节帅赵德钧壮之，舍而不问，以备牙职。藏英后闻居道避地关南，乃求为关南都巡捡使，至则微服携铁檛，匿孙居道舍侧，伺其出，击之，扑于地，啮其耳噉之，遂擒归。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孙居道于前，数其罪，泣以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诣官首服，官为上请而释之。燕蓟间目为‘报雠张孝子’。”[8]
这简直就是《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模板。赵德钧身为封疆大吏，居然“舍而不问”，既不追究前罪，又不过问私刑，实际上是造成“自己动手，报仇雪恨“现象的根源之一。如果受害人不够勇悍，力不能逮，就只得倩豪侠代为出手了。有趣的是，记载这则故事的南宋权相贾似道本人，就是死于私刑报仇的。可见这类问题一直延续到宋代。[9]
冯燕、张藏英都是河北人氏，足见韩愈《送董邵南序》所称战国以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大变迁。无论鉏麑触槐，豫让吞炭，程婴存孤，还是鲁仲连义不帝秦，荆轲刺强秦，都决非报一己之私仇，而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好典范，正体现着前人称颂的“春秋大义”。以唐人传奇而言，如《原化记》所载之《义侠》、《聂隐娘》之聂隐娘、《无双传》之古押衙、《霍小玉》之黄衫豪士，以及段成式《剑侠传》所述之车中女子、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聂隐娘、荆十三娘、田膨郎、红线、昆仑奴、贾人妻、虬须叟等及《江行杂录》所述之李龟寿等，包括俗讲变文中的《伍子胥变文》描述去国复仇的伍子胥，及其逃难中舍身相助的打纱女、渔夫，《季布骂阵词文》中避仇卖身，髡钳为奴，临阵骂敌，羞辱刘邦的季布等等，均以“义”为旨，叱咤立决，快意恩仇，全然不必顾忌朝廷王法。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谈及于此，以为“唐代任侠刺客，其趋人之急，而又不轻示人以技，许人以身，绰有古风。其胸次则逊古人远甚。”就是指其宗旨是否正大光明的问题。
中唐虽称统一，实际已经分裂，故留有相当的社会空间。陈寅恪谓：
“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名义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 [10]
唐人笔记传奇中何以大量出现这类人物，我想原因之一是纲纪失序，社会不公，法制荡驰；原因之二是中晚唐中央政权与藩镇割据并行的格局，法律不相统辖，在社会上留出了足供周旋的法制空间，使人可以在违背抗拒律令之后隐身远扬，以规避官府缉捕。或者还有原因之三之四，但总的说来，这种现实处境为当时的传奇作家提供了想象的余裕，进而思慕以游侠方式解决现实困境和社会不公。《虬髯客传》写虬髯客、李靖、红拂于乱世之中高标傲世，风神不凡之三位侠义人物，虽然萍水相逢，却能肝胆相照，遗世独立，虽无“结义”之名，但显然已存“结义”之实。钱锺书论及《虬髯客》中红拂曰：“妾亦姓张，合是妹”时曾有评论，可以参观。[11]这正是唐代此类作品的“大轴”名篇，放在这个背景之下欣赏，尤能品出个中滋味。杜光庭本为道士，故此篇中“风尘三侠”之“结义”，有神龙见首，飘然出世之风，与《三国志演义》所描绘的本着“上安社稷，下保黎民”儒家入世宗旨之“桃园结义”颇异其趣，正可见出当时“结义”之宗旨有别。今日治小说史者追溯“侠义小说”（或言“游侠小说”、“武侠小说”、“豪侠小说”）之起源，每于中晚唐立论，即此之故也。
钱锺书释“义”，曾以韩愈《原道》所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说法有所缺失，以为“信、直而不‘宜’，则于‘义’未安矣。”复举《左传正义》两注，“一则失‘信’而‘义’，一则‘直’而不‘义’”，及《孟子》、《吕氏春秋》两说，认为“义”即不“执一”也。柳宗元《四维论》也有“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为四维。” [12]说明连唐代理学宗师，也还没有将“义”简单地作为“忠”的附庸，但总算开启了南宋理学重提“三纲五常”问题的先河。朱熹曾据韩愈之说，认为“义，便作‘宜’字看。”又说：“不可执定，随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义。”还以为“义如利刀相似，人杰录云：‘似一柄快刀相似。’都割断了许多牵绊。”也强调了“义”自主作为的一面。[13]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十七言：
“李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怕死，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诗同咏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谓不然，太白咏侠不肯受报，如朱家终身不见季布是也；微之咏侠欲闻于后世，如聂政姊之死，恐终灭吾贤弟之名是也。”[14]
其说义有未安。盖聂政姊所以欲传者，惟成“贤弟之名”，非一己之名也。而李白所咏，则承袭司马迁《游侠列传》“既已寸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传统。盛唐时代法制统一，行侠者自然需要“匿名藏身”，以逃避官府追捕；而中唐以来法制不统一，侠者自可名著于世，甚至炫售于市，正是李白与元慎所处时代不同所致。
从元稹的诗句，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唐代“牛李党争”的大题目。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就写过一篇《豪侠论》，特别强调了“侠”与“义”之间的依存关系。他认为：
“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15]
这种提法，对于一个当过宰相的人颇不寻常。自陈寅恪以来，“牛李党争”便是唐史研究聚讼纷纭的题目，至今仍未消歇。引起我兴趣的问题是李德裕何以突发此言。好在傅璇琮等近年致力于李德裕资料的爬梳整理，提供了框架，使笔者得以置喙其间，略申鄙见。
傅璇琮据《北梦琐言》记载的“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崖州，着四十九论，叙平生所志。” [16]确定这为李晚年被贬的磊落不平之作。[17]同时所作的短论当时辑为《穷愁志》，相关的还有《英杰论》、《近世节士论》、《朋党论》、《三国论》、《货殖论》等题。此刻李德裕已落难“江湖”，故能以“忧其君”之心，从容论及英杰豪侠之事。《豪侠论》笔端一转，说到了文士亦当“知义”：
“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复问径山大师：‘欲习道，可得至乎？’径山对曰：‘学道者，唯猛将可也。身首分裂，无所顾惜。’由是知士之无气义者，虽为桑门，亦无足观矣！” [18]
李德裕是以“会昌排佛”著称的名相，所以据释徒所言，当然表示他对“无气义之士”的极端蔑视。《近世节士论》又言：
“夫名节者，非危乱不显，非险难不彰。免鈇锧、全性命者尚十无一二，况福禄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婴楚毒，父母妻子，恬然自乐，则天下之人尽为之矣，又何贵于名节哉！” [19]
这当然是对于唐末士夫专注个人得失，阙失整体价值观念的激愤之词。于是他想到了刘备与关羽、张飞，在《英杰论》中他说：
“蜀先主与关羽、张飞同卧起，而稠人广众坐，恃立终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杰，使猛将，与见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礼饰貌，以浮辞足言。宜洞开胸怀，令见肝肺，气慑其勇，恩结其心，虽踞洗招之，不为薄矣！禄山，夷狄之谲诈者也，非将门英豪，草莱奇杰，其战斗之气，击刺之才，去关、张远矣！天宝末，受专征之任，托不御之权，入朝赐宴，坐内殿西序鸡障之下，非其所据，果蓄异图，幽陵厉阶，至今为梗。盖恩甚骄盈，以至于此。倘以徒隶蓄之，岂有斯恨！” [20]
也是对唐王朝对待儒士武将不知良莠，不能推诚的摇头痛惜。李德裕夫妇贬死于大中三年（849年），二十多年以后黄巢起事（875年），再二十年唐王朝灭亡（907年）。后世史家尽管罗列了多种因素，但唐王朝的价值体系失序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唐末已不可能产生李德裕所谓敢于担当，勇于任责的“英杰豪侠”，故满朝文武只能眼睁睁束手待毙，茫茫然引颈受戮了。




[1] 参《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版326-328页。
[2] 同上，340-341页。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下）》注释说：“许尧佐，唐宪宗时人，曾官太子校书郎、谏议大夫。”按《旧唐书·南蛮、西南蛮》：“（贞元）十一年五月，以龙蒙盛卒，废朝三日。遣使来请册立其君长。以少府少监李铣充册立吊祭使，左赞善大夫许尧佐副之。”疑即其人。
[4]《天平广记》卷四八五。又此事亦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男主人公名为韩翃。案大历诗人本有韩翃，向以“春城无处不飞花”闻名于世。今人傅璇琮有《关于〈柳氏传〉与〈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证》（《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辨析甚明。又言许尧佐于贞元中入仕，与孟棨约为同时，而孟棨自述此事开成（836-840年）中闻之于年逾九十之岭南刺史赵唯，可见其事传闻已久。侯希逸就是代宗朝的节度使，看来这也是同一时期的故事。
[5] 万曼《唐集叙录》引宋元祐丙寅（1086年）序本无名氏序，介绍沈氏为“元和十年登进士第，历群藩府，尝游韩愈门。李贺许其工为情语，有窈窕之思。其后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则当时声誉甚盛。”李宗为《唐人传奇》据沈集《魏滑分河记》载记，沈曾于元和九年至十四年（814－819年）访滑州，此事当闻于此时。
[6] 这种风习还可溯源。《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二年》：“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注：“‘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私情馈遗”通常正是“谊事”的物质化。民间社会中“义”字如此用法，倒也名副其实。
[7] 李亢生平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独异志》，所叙故事最迟为“唐长庆、太和中”。即穆宗、文宗时代。则其人著书年代当在其后，或为武宗时代。
[8] 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清）余叟辑本，1985年9月，叶3-5。这个故事首见于司马光《涑水纪闻》。略云：“张藏英，燕人，父为人所杀，藏英尚幼，稍长；擒雠人，生脔割以祭其父，然后食其心肝。乡人谓之‘报雠张孝子’。契丹用为芦台军使。逃归中国，从世宗征契丹。藏英请不用兵，先往说下瓦桥关。乃单骑往城下，呼曰：‘汝识我乎？我张芦台也。’因陈世宗威德，曰：‘非汝敌也。不下，且见屠。’藏英素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门遁去，城人开门请降。”并言此为“张文裕云” （卷第二，中华书局校点本，页40）。又列入《宋史》卷二百七十一。
[9] 这在宋末是一个著名的事件，本事见《宋史·贾似道传》及元蒋子正《山房随笔》。杂剧有无名氏之《木棉庵》。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即叙此事。又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还有《行孝子到底不简尸》叙述金华人王世名不许简（仵作验尸）父尸，也不接受司法程序处理，最终手刃仇人，告于父灵的类似复仇事件。出《明史·孝义传》及《王世名传》。
[10]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11]《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七三卷一九三》，702-703页。
[12] 参钱氏《管锥编》第一册，244页。
[13]《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
[14]《邵氏闻见後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136-137页。
[15]《全唐文》709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四册，3224页。
[16]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63页。
[17] 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747页。编校者近年发表有关李德裕及“牛李党争”的系列观点，亦见于该书前言。
[18]<SPAN lang=ZH-TW style
中晚唐社会还产生了另一个变化，这就是中央和地方藩镇争夺税源财赋的问题。唐代宗即感到用支匮乏，一般以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接受杨炎建议，颁布“两税法”以替代租庸调法，为唐代赋税制度改革，亦即经济转型的标志。其背景是“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备受荼毒，农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人口流动加剧，户口耗减，唐初“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实际上已无法实行，而且地方藩镇的割据局面造成事实上的财税独立，中央政权的财政收入难以为继。“两税法”主要适应着人口流动和商业活跃的现实，以现实居住地重订户籍，定居者与流动人口分别计税。黄仁宇曾以今日之财政角度，评论中唐藩镇割据和重商主义之间的关系，以为：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 [①]
《估客乐》为六朝乐府诗题之一，本为描摹商贾行旅之孤羁愁肠，闺门妇人之倚门怨望。而中唐“新乐府运动”观照现实，题旨遂一变而为指斥商贾暴富之伪诈，感慨农事不作，世风不古。盖缘中唐商潮初起，牟利冲动乘时而行，逐利之风竞相扇炽。何况盐、茶、瓷等大宗商品禁榷初开，民间商贩趋之如鹜，也很快形成贫富分化。[②]今时身经由国家统制型“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调节型“商品经济”的之人，尤能体察其中的酸甜苦辣，故不具论。元稹《估客乐》把这种经济转型期商贩估客的心态，以及原始积累的无耻描绘得淋漓尽致：
“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少交假，交假本生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鍮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赂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家勍。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惟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③]
既然人自为利，商业伙伴也就不可尽信。邻里既能“无情”，火伴却不可以“卖诚”。于是“轻死重义”之“义”，包括“恩义”、“情义”、“信义”等作为亲亲宗法制度以外，平等相交的相互规范，开始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新准则。人口大量流动，也必然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的伦理。在以农为本，株守一地的安居环境和矜尚阀阅的宗法社会里，血缘亲属间讲究的长幼有序，正可以用儒家传统的“尊尊”、“亲亲”规范之。但是因为各种因素逸出家族和宗法社会以外的人群，却面临着应当用什么样的礼法伦理来规范彼此行为的问题。故商帮初起，即须结义同心。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解释说：
“在古代交通不便，道路不安全的情况下，贩运价值连城的珍奇宝货，如系个人独来独往，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商人在整装待发前，首先要和同行之人结成伙伴，即结成临时性商帮。只有这样，才能以团体力量共同抗拒猝发性的祸害，以保障本身和货物的安全。所谓‘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就是人多势众的结果，单独个人是办不到的。崔融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少有失意，犹且如此。’[④]其所以能动则弯弓挺剑，睚眦必报，就是因为他们是‘结党连群’的团体行动。”[⑤]
其实先秦诸子生当乱世，各自提出的解决之道中，虽亦有谈论“义”者，但以墨子之说最为独特。《墨子·尚同（中）第十二》言：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
此即以“义”为个人行为，故而“一人一义”，“百人百义”，卒而导致“天下异义”，造成“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他以为匡正的方式亦须由此入手，“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统一价值体系，然后“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这是一个先自上而下统一标准，而后自下而上通贯实施的过程，最终才能达到“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进一步“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最后“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如果我们同意墨家代表着春秋时代小生产者小商人利益的道德观，那么墨家这条由乱达治之途，也代表着他们以义为道德基础的大同理想。董仲舒曾说：“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⑥]其实就是将“仁”定义为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将“义”定义为个人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将“仁”看作是对人的道德，把“义”看作是为己的道德。而司马迁《货殖列传》则明言“牟利冲动”的不可抗拒性质：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倒是同一时期的唐代民间诗歌，洋溢着另外一种气息，如在湖南发现的唐代长沙铜官窑所烧民间瓷器题写的诗歌，就多游子、估客之作，如 “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写赶路，“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写漂泊，“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写萍水相交的友谊，“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长)照客心愁”写乡愁之无可排泄，都相当真切朴素，在离乡背井的奋斗中，别有情怀，依然保持着一份平和和希冀。[⑦]敦煌俗曲也描述到平民流落异乡，与土著人士情同金兰的情形，如《浪淘沙》：
“结草城楼不忘恩，些些言语莫生嗔。比死共君缘，外客悉安存。 百鸟相忆投林肃【宿】，道逢枯草再迎春。路上逢君先下拜，如若伤蛇口含真。”（P3128）
可知唐人观念之“义”，已有通于“私谊”者，与《春秋》故事中以国家社稷的“公忠”为“大义”已隐然有别，而从晚唐司空图作《冯燕歌》述冯氏逻辑为“尔能负彼必相负，假手他人复在谁”，到北宋曾布《水调七遍》歌颂冯燕“万古三河风义在，青简上，众知名。”“至今乐府歌咏，流入管弦声。”[⑧]实已开启五代两宋市民社会中“异姓结义”和《水浒传》人物故事之端倪。
话题再回到李晟与“关公战蚩尤”的传说上来。谚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万人之敌”如关公，也有过不了的坡，也有伸手求援的时候。当年关羽败走麦城，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遭遇了包括战略盟友孙权、友邻部队刘封、孟达和荆州部将傅士仁、糜芳三重背叛，使他维护中央政权的扶汉努力功亏一篑。但这一次在故事中他没有失望，作为托梦沟通的隔代知音，李晟信守承诺为他援手，终于赢得了胜利。
这个故事对于本文讨论的“忠义”，又给予了一种民间话语的诠释。至少这正是当初编撰、讲述和聆听这个故事的人，都希望看到的结局。





[①]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藩镇之祸”的真面目》，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121-122页。
[②] “新乐府”以外诗人多平和看待商人的流动生涯。前期如李白《估客行》“ 海客乘天风， 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 一去无踪迹。 ”杜甫《野老》“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同时如卢纶《晚次鄂州》“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张继《奉寄皇甫补缺》“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李端《送雍郢州》“城闲烟草遍，浦迥雪林分。谁伴楼中宿，吟诗估客闻。”
[③]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亦载《全唐诗》卷21。同卷张籍、刘禹锡和刘驾的同题乐府也吟咏到同样的问题。
[④]《谏税关市疏》，《全唐文》卷219。
[⑤]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398页。
[⑥] 《春秋繁露》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
[⑦]这是在发掘窑址出土的壶器上书写的，未辑入《全唐诗》。参观《唐代铜官窑瓷诗集萃》（http://www&#46;rednet.com.cn/hunan/fengwu/shici023.htm" TARGET=_blank>http://www&#46;rednet.com.cn/hunan/fengwu/shici023.htm）
[⑧] 载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已载节本。陈寅恪评论曾布此曲，以为“子宣（曾布字）大曲之词，即用表圣（司空图字）诗语。盖唐诗、宋词其关系渊流密切如此。”又《管锥编》第二册例举了“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向拱杀所私潞民妻事，《记录汇编》卷二○一陆釴《病逸漫记》北京马姓事，又卷二○二祝允明《前闻记》某校尉‘床下义气’事，均与冯燕行径大似，《贪欢报》第八回铁念三事所出也。”（中华书局版705页）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在宋元明清间一直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