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甫在其流离途中的诗作，描述了唐代同谷长道县盐井的生产贩运情况，特别是对成都、云安、夔州女性在盐井劳作中的辛劳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诗作还涉及到了唐代吴地与西蜀平原盐和麻的交换情况，证明了夔州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往来的枢纽。观照相关史料可以证明杜甫诗作的历史真实性。

关键词：杜甫；盐业；盐井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作中对唐代社会有着较多的描述，其中关于唐代盐业经济的诗文，为我们了解唐代盐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虽然作者是从文学角度描述了唐代盐业生产和盐业运输，但如果我们结合相关史料就会对这一问题得出贴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杜甫笔下的盐业经济与他个人的经历是紧密相连的，他所述的盐业生产情况大多是他流离西北和西南地区时的所见所闻，是真实可靠的。乾元二年秋，关中旱灾，杜甫弃官赴秦州(甘肃天水西)投靠从侄杜佐。是年十月，又受到同谷县令的邀请，杜甫离开秦州到同谷(甘肃成县)，途中，他目睹了成州长道县盐井的生产规模与销售情况，因作《盐井》诗。

在《盐井》诗中，杜甫对当地盐井的生产规模、盐的贩运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描写煮盐的盛况：“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煮盐的卤气浸渍着周围的草木，使草木枯萎，但是官府根本不管这些，继续煮盐，所谓“青者官盐烟”即是指此。随之，杜甫又描述了汲井之苦和产盐量之大。“汲井岁，出車日连连。”“汲井岁”描写的是用滑车直接悬挂于覆盖在井口的井架上，使用木桶采汲卤水。“出車日连连”描述的则是食盐外运的情况。盐在贩运过程中，无论官私都获利颇丰，“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官府所卖之盐每斗三百钱，而到商人卖出时则每斛六千钱，每斗盐增加了三百钱。作者讥讽道：“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最后，杜甫感叹道：“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既感叹官府盐业政策的不当，也流露出对公私趋利的不满。

长道县产盐大约从西汉时已经开始，西汉在陇西郡设有盐官，管理盐业生产①。北魏时期盐的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云：“西汉水又西南迳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人焉，水北有盐官，在幡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汉书·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到了唐代，长道县所产的盐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供应来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成州》“长道县”条云：“盐井，在县东三十里。水与岸齐，盐极甘美，食之破气。盐官故城，在县东三十里，在幡冢西四十里，相承营煮，味与海盐同。”《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记载，秦州天水郡的长道县，“有盐”。与之毗邻的成州同谷郡的上禄县“有仇池山，有盐”。关于仇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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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产盐之事，《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云：“《开山图》谓之仇夷，所为积石嵯峨，崁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成州》 “上禄县”条记载：仇池山，“其地良沃，有土可以煮盐”，可见上禄县产盐从北魏以来即是如此。杜甫所见只是当地井盐生产的基本过程。他在诗中所记述的官府专卖盐及中间商人加价盘剥普通民众在史书中也有所反映。《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云：“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杜甫在诗中所描写的就是在第五琦“初变盐法”以后成州长道县的盐业经营情况。官府控制了盐业的生产和最初的批发销售，而商人则转手买卖，官府和居间商人都获利，而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则不堪重负。

杜甫到同谷后，并没有得到邀请他的县令帮助，他离开同谷县到达成都。在成都生活的几年间，诗作中对成都附近的井盐生产也多有记述。上元元年初冬，杜甫由成都回归在城外的草堂，写下《出郭》，其中有“远烟盐井上”，描述了蜀地的井盐生产情况。仇兆鳌注云：“蜀有火井煮盐者，初以柴火引发，后火起井中，连日不断。远烟，即煮盐之烟也。”可见在唐代井盐生产中，“火井”煮盐也有所增加。

永泰元年五月至九月，杜甫携全家辗转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九月至夔州云安县，在是年十二月一日所作的诗中有：“负盐出井此溪女”。仇兆鳌注引《马岭谣》曰：“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张远注：“云安人家有盐井，其俗以女当门户，皆贩盐自给。”①大历元年暮春，杜甫到达夔州。他不仅对云安县盐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女性艰苦劳作给予了深深的关注，而且对夔州当地女子当家，“土風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的风俗深感不满，对女性辛勤劳作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战乱过后，男子的大量死亡，使更多的女性无法出嫁，而出嫁的女性，又因当地的社会风俗，每日外出劳作，“十犹八九负薪归”，“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杜诗臆解》云：“登危采薪，集市卖钱，以供给一家，且不顾死生，而兼负盐井，其劳苦极矣。”②大历二年夏，河东、河南、江浙、淮南、福建等道55州遭水灾，蜀地可能也有水患，杜甫在《滟澦》中有“寄语舟航恶年少，休翻盐井横黄金”。仇兆鳌注：“少年无赖，逐利轻生，故戒其翻盐以掷金。”朱鹤龄注：“翻盐井以逐厚利，必有沉溺之患，故公以戒之。”③关于夔州产盐的情况，《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记载：夔州云安郡所属四县中，奉节“有永安井盐官”；云安、大昌都设“有盐官”；忠州南宾郡临江县“有盐”。大历二年在瀼西，杜甫诗中有“煮井为盐速”之句，记述夔州的地产。仇兆鳌注引《蜀都赋》：“滨以盐池”。刘曰：“盐池出巴东北新井县，水出地如涌泉，可煮为盐。”④杜甫所描写的当是他所经过地区盐业生产状况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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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二月一日三首》，(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②《负薪行》，(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杨伦在诗题下注：“伤劳妇也。”(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新1版。
③(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新1版。
④《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杜甫的诗中只是记述了他在成都、云安、夔州等地所见的产盐情况。关于西南地区产盐的情况，《元和郡县图志》和新旧《唐书》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信，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杜甫诗作的重要参考。《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记载，唐代全国有盐井六百四十，“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剑南道上》记述有各州产盐情况，在简州阳安县有“阳明盐井，在县北十四里。又有牛鞟等四井，公私仰给”。在乎泉县有“上军井、下军井，并盐井也，在县北二十里、公私资以给取”。在资州内江县有“盐井二十六所，在管下”。银山县有“盐井一十一所，在管下”。戎州义宾县有“秋溪盐井”，因县境内有大秋溪而得名。《剑南道中》记述嵩州昆明县有“盐井，在县城中。今按取盐先积柴烧之，以土洒水，即成黑盐”。这一地在汉代即开始盐业经营，此县“本汉定笮县也，属越嵩郡。去县三百里，出盐铁，夷皆用之，汉将张嶷杀其豪率，遂获盐铁之利”。《剑南道下》梓州郪县，“县有盐井二十六所”。在通泉县有“赤车盐井，在县西北十二里。又别有盐井一十三所”。而盐亭县的得名是北魏恭帝时“以近盐井，因名”。在永泰县有“大汁盐井，在县东四十二里。又有小汁盐井、歌井、针井”。绵州阳泉县有“阳下盐井，在县西一里”。在遂州蓬溪县，“县有盐井一十三所”。普州安岳县，“县有盐井一十所”。普康县，“县有盐井三所”。安居县，“县有盐井四所”。普慈县，“县有盐井一十四所”。荣州的旭川县之得名也与盐井有关，“因县有盐井号旭井，取以名县”，并在贞观元年设置此县。和义县，“县有盐井五所”。威远县，“县有盐井七所”。公井县的取名也与盐井有关，“县有盐井十所，又有大公井，故县镇因取为名”。应灵县，“县有盐井四所”。陵州仁寿县有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盐井，“陵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益部盐井甚多，此井最大。以牛皮囊盛水，引出之役作甚苦，以刑徒充役”。东汉末年，张道陵曾在此开凿盐井，相沿不断。贵平县，“平井盐井，在县东南七步”。在泸州绵水县，有“可盛盐井，在县西北一十一里”。在富义县的“富义盐井，在县西南五十步，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其余亦有井七所”①。稽诸史书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杜甫以自己亲眼所见，向我们描述了当时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井盐生产的状况，特别是女性在盐业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看出，唐代的盐井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部，以剑南道东川和剑南道西川为最多。

杜甫的诗作还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川西平原盛产的麻与东南沿海的盐，通过长江航运进行交换的情况。《旧唐书》卷五十六《萧铣传》记载，武德四年，“高祖命赵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发自夔州，沿流而下。庐江王瑗从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去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去夏口道以图(萧)铣。”当时，赵郡王李恭在夔州“大治舟舰，肄水战”。在李靖的帮助下，“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沿江东下进军，迫使萧铣投降②。唐太宗为了灭高丽，贞观二十二年“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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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剑南道条》记载，阆州新井县“界内有盐井”。泸州富义县，“界有富世盐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盐最多，人获厚利，故云富世。”《新唐书》卷四十四《地理志四》记载，阆州阆中郡的阆中、新井、新政等县，果州南充郡的南充、相如、西充等县，归州巴东郡的秭归、巴东，万州南浦郡的南浦县均产盐。《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六》记载，眉州通义郡的彭山，邛州临邛郡的蒲江、火井，简州阳安郡的阳安，资州资阳郡的盘石、资阳、内江、龙水等县，崩州越淺郡的昆明县，雅州卢山郡卢山县，维州维川郡的薛城，梓州梓潼郡的鄰县、通泉、玄武、飞乌、永泰、涪城等县，遂州遂宁郡的方义、长江、蓬溪，绵州巴西郡的巴西、昌明、魏城、罗江、神泉、盐泉也都，普州安岳郡的安岳、安居、乐至、普康等县，渝州南平郡的巴县、壁山，陵州仁寿郡的仁寿、贵平、始建等县，荣州和义郡的应灵、公井、资官、威远等县，泸州泸川郡江安县均“有盐”。
② 《新唐书》卷七十八《宗室传·河间王孝恭传》。

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①。

杜甫在他的诗中多次提到长江下游的盐运往夔州一带，而四川所产的麻运往长江下游地区。永泰元年闰十月，郭英又为崔旰所杀，蜀地大乱。大历元年二月，唐代宗以杜鸿渐为东西川副元帅，以平蜀乱。时杜甫在云安，三月，杜甫作《客居》，反映了战乱给经济造成的危害，诗中有“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西南失大将，商旅自星奔”。战乱使交通运输受阻，蜀地所产的麻和吴地所产的盐都运不进云安，商旅都逃命去了。大历元年夏所作的《夔州歌十绝句》之七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如风。长年三老长歌裹，白画摊钱高浪中。”反映了吴地与蜀地盐、麻通过长江航运进行交换的频繁。仇兆鳌注云：“商贾贩货而竞趋，舟人忘险而争利，市舶辐辏，真西南一大都会也。”大历二年夏，杜甫由东屯迁居滾西草屋，他在《柴门》诗中描述巴东三峡水道，“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仇兆鳌注云：“吴盐蜀麻，中集夔江，又见其为一大都会。”说明夔州是沟通长江中下游地区盐、麻运输的中转站。但是长江三峡的险峻成为当时航运的最大障碍，唐代李肇指出“蜀之三峡”为“险绝之所”，“峡路峻急”，“四月、五月为尤险时”，时人有言“滟澦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澦大如幞，瞿塘不可触。”杜甫《滟澦》中有“滟澦既没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阴。江天漠漠鸟只去，风雨时时龙一吟。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之句描述滟澦堆对长江航运的阻碍。当时从事货物运输的多为富商大贾，“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因而又有“故天下货利，舟楫届多”之说②。晚唐孟榮《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综观杜甫有关盐业历史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并非是为了描写盐的生产销售而作诗，他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写作的，他描写长道县的盐井是为了揭露官府实行盐业专营后，给民众生活所带来的额外负担。而对成都、云安、夔州等地女性在盐业生产中的辛苦劳作的描述，一方面是针砭当地的恶俗，另一方面是为了抨击战乱给女性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当我们仔细体味诗人的情感时，对诗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会理解得更加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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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贞观二十二年》。
② (唐)李鉴：《唐国史补》卷下。

Salt Economy under Dufu’s Wri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bstract
The poem of Dufu in his wandering was a description of circs such as well salt production and trans- portation of Changdao County, Tonggu in the Tang Dynasty. Especially, his deep sympathizing was given to the travail salt women in the places such as Chendu, Yunan and Xiezhou. The exchange of salt and hemp of Xi Shu to Wu Di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included in his poem and so it is the evidence that Xuezhou was eco- nomic hinge in the region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se Rive. It is also the evidence of the reality of Du Fu’ s poem with relative historical mate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