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出现极早。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清楚看到，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逐渐采用壕沟或围墙作为保障安全的措施，整个村落也有一定的布局，这就是城市的萌芽。①到夏商周时代，我国正式的城已经出现。到汉代，不仅在内地筑城，而且大力在边疆筑城。而边城的修建和布局，颇受国防线推移的影响。西汉强盛时，边城分布于边疆。东汉的疆域较西汉为狭小，国防线内移，城堡多筑在内地。②到唐代，由于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唐、吐蕃、突厥以及后起的回鹘、南诏等几大政权，他们相互角逐、相互兼并，相互扩充各自势力范围，这就促使唐朝政府大力在边地修筑边城，以增强边地的防御能力。那么，就唐王朝而言，其边城具体指哪些?

据《唐律疏议》卷28“捕亡．在官无故亡者条”引《户部式》曰：灵、胜等五十九州为边州。然《大唐六典》卷3云：

安东、平、营、檀、妫、蔚、朔、忻、安北、单于、代、岚、云、胜、丰、盐、灵、会、凉、肃、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兰、鄯、廓、叠、洮、岷、扶、柘、维、静、悉、翼、松、当、戎、茂、雋、姚、播、黔、獾、容为边州。共计50州。二者所云不一，未知何故，或许是《唐律疏议》编写时唐朝有59州为边州，到《大唐六典》编撰时只有50州为边州。边州内的城市就是唐朝的边城。由于从唐初起，唐朝政府不断地在边地修筑军镇守捉城，③所以边城既指边州内州县级行政城市，又包括军镇守捉城。

对唐王朝来说，最大的边患主要是来自东北边的奚和契丹、北边的突厥和后起的回鹘、西北边的吐谷浑和吐蕃。这三边能否安宁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安危。因此，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三边的经营，唐朝人即认为国防线就在此三边。④唐代诗歌中所见到的边城亦大多指这三边的边城，如李端《塞上》：“二十在边城，军中得勇名。卷旗收败马，占碛拥残兵。”⑤李约《从军行》：“边城多老将，碛路少归人。”⑥等等。

然就此三边而言，唐朝的边界屡有变动。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将要研究的边城的范围确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唐朝三边边界略作说明。

据章群先生的研究表明，唐朝安东、安北、安西三都护府之所在，可作为三边的赘标。

唐安东都护府于总章元年(668年)建于平壤，上元三年(676年)徙于辽东故城，次年(677年)又徙于新城，开元二年(714年)迁于平州，天宝二年(743年)再迁至辽西故城。据此推断，唐朝在东北边的实际边界在辽河一线。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于西受降城建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663年)改名瀚海都护府，移于回纥部落所在地，总章二年(669年)又改名安北都护府，至垂拱元年(685年)南徙至删丹县，开元元年(713年)又南移至灵州附近，至开元二年(714年)再迁于中受降城。因此，就北边而论，唐朝国力曾一度达到今外蒙古，但时间亦很短暂(663—669年)，开元以后，大抵限于河套或北推至阴山一线。

至于西北一边，唐代盛时，国力所达，大抵自伊丽河迤西，至于碎叶。⑦

严耕望先生进一步指出，唐代盛时北疆直辖之境界，盖起自清海军西天山山脉北麓，经清海军西，折北，东经庭州之北、蒲类县之北，至北塔山脉。北塔山脉为庭伊两州北疆所至。又东至吉奇吉奈山脉。此山脉为唐与回纥天然国界。又东南至居延海之北花门山堡北山脉，折向东南，至凉州白亭海北四五百里地带，又折向东北，经灵州怀远县西320里红桃盐池之西北，灵州北一千里碛南弥娥川上弥娥城之西北，至鹏鹈泉、木剌山、黑沙城、诺真水汉一线，又东微南经白道岭北，又东经却蕃栅、长城蕃界、大宁城北、武州北、妫州广边军北御夷镇故城地带，又东经柳河、营州西北松陉岭，至故辽东城北不逾百里之近山地带。⑧

这样，我们所要研究的唐三边边城就是指唐朝这一国防线以内的边城。

安史之乱后，随着南诏的兴起，唐王朝加紧了对西南边城的修建和重视。⑨

自清季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以来，学术界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具体到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部论著：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等论著对唐代北边和西北边一些边城的地望作了比定。唐长孺先生《唐书兵志笺正》一书对唐代边城军镇守捉城的设置沿革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证。严耕望先生的煌煌巨著《唐代交通图考》对唐代边城的地望作了比定，并理清了这些边区的交通路线。还有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分册等等。这些论著对本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指导作用。

此外，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探测对于了解边城的规模和形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唐王朝的边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边城实为唐王朝边防的防御中心。这种以边城为防卫据点的战略，是火药大规模投入战场之前，农耕民族防卫游牧民族进犯的有效方法。

虽然前人对唐王朝的边城作过不少有益的研究，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作系统的考察，比如：

——唐王朝边城的设置和分布颇受周边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唐王朝边城的设置和分布，其设置和分布具有哪些特点?由于新材料的大量发现，有些边城的设置年代、地望及沿革需作重新考订。

——唐王朝边城在规模和形制方面有着什么特点?这些特点说明了什么问题?

——唐王朝边城除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外，还具有哪些功能?边城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

对上述问题，我们应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近年考古发掘等新的材料作出解答。通过对唐王朝边城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唐王朝的边防，认识边城在军事防御上的功能、民族融合和互市贸易方面的功能及其对唐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深入认识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由于唐王朝边城的建制、规划等颇受东都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都城市的问题一并加以研究。

国际学术界对唐代东都洛阳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回顾。

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部分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论证

对唐代东都洛阳城市进行系统研究的早期学者为徐松(1780—1848年)。他耗4O年(1809—1848年)心血编著《唐两京城坊考》一书，将当时能见到的有关资料收罗殆尽，因而极大地丰富了洛阳城市研究的内容。书中附有洛阳城图、宫城皇城图、上阳宫图和禁苑图等。现所见该书唯一刻本是灵石杨氏《筠簃丛书》本，1985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方严点校本。这部书是研究唐代东都洛阳城市宫殿遗址、街坊布局、坊市制度、风土人物和水陆交通等的一部重要著作，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认为“这书确是经过苦心钻研，网罗这方面在他以前的所有资料而考究了的”。⑩

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也在注意洛阳城市的研究。平冈武夫早在50年代即编著了《唐代的长安和洛阳·资料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索引篇》(同上)和《地图篇》(同上)，《地图篇》收录了东洋文库藏《永乐大典》卷9561中的图17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图13唐城阙图、图15唐上阳宫图和图14唐东都苑图。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1月和1991年1月出版了这三部书的中译本。

唐东都洛阳城市的面貌虽然业经前辈学者从文献上进行了研究，但仍然需要从考古学上加以证实。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一支调查发掘团，首次对洛阳城市进行了考古实地勘查(1954年4月3日至5月31日)。这次勘查对象主要是洛阳城址。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一文简要报道了勘查成果。⑾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一文对勘查成果作了详细报道。⑿这次勘查引起了日本汉学界的重视。平冈武夫称它是一次“划时期的业绩”，使“唐代洛阳城的实测图开始提供到学界了”(日本人平冈武夫著，杨励三译《长安与洛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第1版，76页)。日本考古学协会还于1957年组织了一支由日本学士院会员原田淑人任团长的访中考古学视察团，归国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水野清一教授报道了这次勘查成果。⒀1959年春和1960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对洛阳城址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复查和实测。⒁1961年，他们在洛河以南城的西南部进行了钻探，确定了定鼎门街和厚载门街的位置，弄清了定鼎门街东第一街以西的里坊。⒂此后，他们继续对东都的街道、里坊、市场、宫城内的建筑遗址以及宫城皇城周围的小城进行了多次勘查，绘制了《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这样，使得徐松一书东都部分获得了考古学上精密和科学的论证，而且澄清了文献中的某些误载。⒃

这些实地考古勘测，使我们获得了有关东都城市布局的许多关键性数据，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建立了科学的基础，从而大大促进了唐代洛阳的研究工作。

2．东都宫廷建筑的考古发掘及其研究

1954年，阎文儒先生通过实地调查，获得对城垣建筑、筑城方法、城内下水道和城门形状的重要认识。⒄1960年，洛阳市博物馆发现厚载门基石，这不仅确定了厚载门的位置，而且有助于了解外郭城的城门形状。⒅自1971年元月起，河南省博物馆和洛阳市博物馆对含嘉仓城内的各种遗迹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调查研究工作，初步了解了含嘉仓城的位置和大致轮廓。⒆1980年5至7月，洛阳市博物馆又对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作了发掘，弄清了仓城城门的形状。⒇同年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勘查了宫城皇城内的应天门遗址，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宫城皇城其它城门的形状。[21]1994年《考古》第1期刊登了《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简报》一文，报道了乾元门遗址的发掘情况。1997年《考古》第12期刊登了《隋唐洛阳城永通门遗址发掘简报》，报道了洛阳城永通门遗址发掘情况。2000年《考古》第5期刊登了《洛阳唐东都圆璧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详细地报道了唐东都圆璧城南门遗址的发掘情况。2000年《考古》第11期又刊登了《河南洛阳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详细地报道了隋唐洛阳城东城东垣上唯一的一座城门宣仁门遗址的发掘情况。

1975年秋，洛阳市博物馆发掘了宫城南墙和西南角，证实了夹城城墙的存在。[22]1981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对夹城又作了具体发掘，获得了夹城东、西墙的结构、修筑方法和时代关系等方面的资料，弄清了夹城内的排水设施和郭城外的护城壕沟的情况。[23]

80年代主要是勘查皇城宫城内的建筑遗址。1981—1982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宫城西部，发现宫城内隔墙1道、宫殿建筑7座和水渠遗存4处。[24]1982—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通过勘察和发掘，大体弄清了九洲池沿岸殿亭台阁式园林建筑的建筑结构和格局，又对应天门内中轴线上的宫殿遗址进行了全面探查，还对一些门址作了发掘。[25]1986年10至12月，他们又对武则天时的明堂遗址作了发掘，对明堂殿址的方位、形制和建筑特点有了科学的认识，它的发现对于研究隋唐东都宫殿的形制、规模和建筑结构提供了可靠的资料。[26]次年，他们继续在宫城内进行发掘，在九洲池畔发现了一廊房建筑遗迹，还对东城南墙进行了试掘。[27]近年来，杨焕新《略谈唐东都宫城、皇城和东城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宫城和皇城的形制和布局，以及东城南墙和东城门的位置等问题作了分析；他又在《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一文中对明堂基址、乾元门遗址、天堂(佛光寺)基址、徽猷殿、流杯殿、宣政殿基址等作了探究。[28]

1978年1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还在东都皇城右掖门西南处发掘了一座储冰冰窖建筑遗址，对东都城内的冰窖建筑有了一定的认识。[29]

1989—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发掘了东都上阳宫内一处园林遗址，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上阳宫的建筑水平及其准确位置具有重大考古价值。[30]

1999年《考古》第12期刊登了《河南洛阳唐宫路北唐宋遗址发掘简报》，报道了1996年5至8月一座唐代角楼、一处唐代水渠、二处唐代淤土堆积和二段唐代隔城城垣的发掘情况。1998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洛阳市西南16公里辛店乡龙池沟村一处唐代宫殿遗址进行了调查，认为是唐洛阳合璧宫遗址。目前保存在地面上的基址有双阙、前殿、后殿，为夯土筑成。这是首次在西苑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宫殿遗址，为探索整个西苑遗址面貌，寻找其它宫殿遗址提供了条件。[31]

通过以上的考古发掘，我们对宫廷建筑的形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近年来，唐代宫廷建筑问题获得了深入研究。杨鸿年先生从浩瀚的图籍中广为寻检，写成《隋唐宫廷建筑考》一书，书中对隋唐东都洛阳城市的宫廷建筑作了详尽考察。[32]另外，王铎《唐宋洛阳私家园林的风格》一文对唐宋时期洛阳城市私家园林的方位、规模、功能和艺术风格作了分析。[33]

3．东都含嘉仓的考古发掘与东都粮食供应问题

唐代东都的大型官仓是含嘉仓，它是供应东都城粮食的主要粮仓。过去因资料匮乏，对含嘉仓的形态和东都粮食供应问题一直模糊不清。

1969年底，洛阳市博物馆首次发掘了含嘉仓，对200余座圆形窖穴进行了钻探，发现了一些刻字残砖。[34]同一时期，河南省博物馆和洛阳市博物馆对含嘉仓的规制、粮窖内的储粮情况、粮窖的布局和形制结构，以及记载窖藏情况的铭砖作了详细报道。[35]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一文对这批铭砖铭文作了分析，认为唐代的洛阳是一个重要的粮食集中地，集中了河北、河南二道和整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租米。[36]沧清《含嘉仓铭砖初探》一文也据这批砖铭内容揭示了含嘉仓的一套管理制度和漕运方式。[37]张弓从含嘉仓的职能、管理体制和管理规格分析，认为含嘉仓的性质属太仓，而非转运仓，又对含嘉仓的营造及仓窖结构作了说明，还对含嘉仓的运营管理和仓谷的分配作了分析。[38]1988年秋至次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对4座仓窖作了发掘，取得了对仓窖的形制、结构和粮窖的顶部结构重要认识。[39]

含嘉仓的发现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1973年4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学术代表团参观了含嘉仓遗址，林巳奈夫作了报道。[40]次年夏，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也参观了含嘉仓遗址，冈崎敬写了见闻记。[41]后又在《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一书第1部分第1章作了介绍。[42]1978年9月，布目潮讽参观了此遗址，在《隋唐时代的穴仓和帝陵——从洛阳到西安》一文中不仅报道了关于含嘉仓的见闻记，而且对第19窖出土的砖铭作了初步考证。[43]早在1976年，砺波护在《中国的都城》一文中曾简单地提及洛阳含嘉仓。[44]1980年又对含嘉仓出土的砖铭作了详细的检讨。[45]

4．东都洛阳城砖瓦窑的考古发现

那么，营建洛阳城的原料是从何处来的?

70年代，洛阳市博物馆在洛阳城发掘了四处砖瓦窑群，从出土实物分析，这几处砖瓦窑群是专为营建洛阳城之用的官办砖瓦窑。[46]199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在洛阳东城中部又发现一处唐砖瓦窑遗址，从出土遗物分析，其产品为修造宫殿之用，此窑是官窑。[47]1992年10至12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在原隋唐东都外郭城内北部里坊区履顺坊内发掘一处隋唐时期的砖瓦窑遗址，从出土遗物分析，它们是专为营建洛阳城及宫殿而特设的，当属官营作坊，其年代当在大业元年至开元十九年之间。[48]从上述考古发现中，我们能初步推断，营建洛阳城的原料大体是就地取材。

5．武则天时的东都明堂

688年，则天建明堂于东都，其位置与式样均与儒家之说相违背。这一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为，与则天提倡的宗教信仰有关，则天将自己比作弥勒菩萨，把佛教信仰粉饰为武后政权成立的思想背景，这些影响了东都明堂的建设。[49]金子修一在1979年发表的《有关魏晋至隋唐郊祀．宗庙的制度》一文中从礼制角度考察了武后时的明堂。[50]后在1986年，又从政治方面考察了武后建设明堂的意义，认为如单从宗教象征性的意义去分析是无法充分说明明堂特征的，武后把建筑明堂看作神都洛阳新政权的象征，而明堂事实上具有正殿的种种机制。[51]

6．东都里坊的探究

1850年，清人程鸿诏曾作《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一卷，对东都里坊作了校补。[52]1962年，高敏始将《藕香零拾丛书》中的《元河南志》同《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部分进行了核校，增补和订正了徐松一书的里坊，认为东都无“时泰坊”，有“乐成坊”，“南里”、“北里”为二坊而非一坊。[53]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和发现，重新审视东都里坊问题已有了新的可能。陈久恒注意到唐人墓志对研究洛阳城坊有重要价值，他以《千唐志斋藏志》为依据，发现“建春”、“遵教”、“徽安”三坊应为东都里坊。[54]赵超继续检讨了唐人墓志，发现“里顺”、“万岁”、“行修”三坊应是东都里坊，且就坊里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55]还通过墓志找出了城内河南洛阳两县的界线，纠正了过去一些有关坊里的误记。[56]日本学者中岛比也据《千唐志斋藏志》等史料为徐松一书增补了一些人物。[57]李健超《<千唐志斋藏志>校补唐两京城坊》一文用《千唐志斋藏志》补东都有乐城坊，认为东都有行修坊，无修行坊。[58]阎文儒、阎万钧编著《两京城坊考补》一书利用考古新资料和新出土、新发现的墓志铭不仅对东都里坊作了考补，而且对东都城内的宫殿、城门、楼、亭等作了考订。[59]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利用了大量考古资料和新出土、新发现的墓志铭为唐东都里坊作了增补。[60]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一文据晚近出土唐代墓志补徐松一书之遗漏。[61]刘汉忠又补了张文之遗漏。[62]李健超也作《增补<唐两京城坊考>》一文。[63]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一书下篇《东都》对东都某些里坊作了订正，认为兴艺坊本名弘艺，敦＼化坊本名隆化，宽政坊本名政化，尚善坊别作上善坊，正俗坊别作政俗坊，乐成坊别作乐城、岳城，德懋坊别作德茂，毓材坊别作毓才、毓财，弘教坊讹作弘敬坊，道化、遵化实非一坊，又对福先寺、长夏门、中桥和富教、惠训、道术三坊的位置及游艺坊更名积德的时间、北市的置废年代、南市的范围变化、通远市的范围、漕洛间诸坊、“武则天明堂”遗址、都亭驿、河南洛阳两县界分、东都坊数等问题作了考订。[64]199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一书，对徐松一书作了重新编辑，并用《千唐志斋藏志》作了补遗。

东都里坊的规模和形制经考古勘查已大体清楚。[65]1992年10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履道坊白居易故居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对里坊内的布局如坊间道路、水渠、房屋居址、园林中的瓦渣小路等获得了重要认识。[66]

7．东都洛阳城的形制及其与长安的比较

20世纪30年代，日本那波利贞曾就唐长安宫城居北的规划问题作过论述，认为是受北方胡族的影响。[67]40年代，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洛阳城也是宫城居北，这种规划是受西胡的影响。唐代洛阳城直接承袭北魏规划。[68]1954年，阎文儒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东都城的建造是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及统治阶级出于政治防守的考虑，其形制与长安大体相同。[69]80年代，马得志结合考古成果，分析了东都城和长安城形制的差异。[70]日本学者冈崎敬在1963年发表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与隋唐东都洛阳城》一文中也对两京形制进行了分析。[71]后又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京都，同朋舍)第1部分第2章对前文作了补充。[72]

8.东都郊区政区划分的研究

对东都郊区政区划分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首推日本学者爱宕元。他于19肋年3月写好《唐两京乡里村考》一文初稿。[73]后在1981年12月《东洋史研究》第四十卷第三号发表了此文定稿。文中附有《洛阳郊区乡比定图》。据《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府河南县有4O乡，洛阳县有30乡。他据墓志、塔铭、石经幢铭等石刻材料考证出河南县33乡和洛阳县16乡。这项研究使我们对东都郊区政区的原貌有了清楚的认识，扩大了东都城市的研究视野。

9．东都城市经济研究

阎文儒认为隋唐东都城市的商品货币关系很发达，表明东都处于商品货币城市的状态。[74]宿白认为唐东都是工商业繁荣的城市。[75]徐苹芳认为唐中叶以后，随着两京商品经济的发达，坊市制度的崩溃，一种新的城市雏型正在旧城中孕育着。[76]陈有忠认为前期(606—755年)是洛阳商业繁荣期，后期(755—907年)是洛阳商业衰落期。[77]吴涛《唐“安史之乱”至五代时期的洛阳》一文认为这段时期的洛阳经济正走向衰落，然因洛阳曾做帝都，因而仍保持大商业都市的地位。[78]吴涛《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一文分析了洛阳在618年—755年这段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情况。[79]贾广兴《龙门石窟群中的商业窟》一文认为唐贞观初至武周时期洛阳商业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市内出现了商业组织“行”。[80]

虽然关于东都城市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加以研究，如兴衰原因、居民问题、最高行政长官和形制等问题。

① 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10页。
② 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第三篇《中国的城》，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67—68页。
③ 《新唐书》卷50《兵志》。
④⑦ 章群著《唐代蕃将研究(续编)》第二章《论三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9月初版，台北市；又见章群《论唐代的三边》一文，载《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⑤《全唐诗》卷286。
⑥《全唐诗》卷309。
⑧ 严耕望《唐代北疆直接领辖之境界》，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2月初版。
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5月初版。
⑩ (日)平冈武夫著，杨励三译《长安与洛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第1版，81页。
⑾ 《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
⑿ 《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⒀ 见原田淑人编《中国考古学之旅》每日新闻社，1957年。
⒁ 《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⒂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六一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2年第5期。
⒃ 《“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⒄ 《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势》，《北京大学人文科学》1956年4期．
⒅ 《洛阳发现唐城厚载门》，《考古》1960年第5期。
⒆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3期。
⒇ 《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的发掘》，《中原文物》1981年2期。
[21] 《隋唐东都应天门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3期。
[22] 《洛阳发现隋唐城夹城城墙》，《考古》1983年11期。
[23] 《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2期。
[24] 叶万松《近10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考古工作概述》，《文物》1992年3期。
[25] 《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3期。
[26] 《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3期。
[27] 《1987年隋唐东都城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5期。
[28]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29] 余扶危、叶万松《洛阳发现唐代窖穴建筑遗址》，《考古》1983年6期。
[30] 《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2期。
[31] 严辉《洛阳西郊龙池沟唐代西苑宫殿遗址调查》，《文物》2000年第10期。
[32]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33] 见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3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文物》1972年1期；《隋唐时期的洛阳含嘉仓》，《光明日报》1971年12月20日。
[35]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3期。
[36] 《文物》1974年2期。
[37] 《考古》1982年3期。
[38] 张弓著《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l版。
[39] 《洛阳含嘉仓1988年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3期。
[40] 《中国的博物馆·参观考古学遗迹》，《人文》第八号，1973年。
[41] 《洛阳考古见闻记》，载宫川寅雄编《新中国考古之旅》，秋田书店刊，1975年。
[42] 京都，同朋舍，1987年6月。
[43] 《东洋学术研究》第一八卷第1号，1979年。
[44] 载上田正昭编《日本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城》，社会思想社刊，1976年。
[45] 《太仓与含嘉仓》，载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聚落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3集，1980年3月；《隋唐时代的太仓和含嘉仓》，载《东方学报》第五十二册，1980年3月。
[46] 《隋唐东都洛阳城发现的几处砖瓦窑群》，《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12月。
[47] 《隋唐洛阳城东城内唐代砖瓦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12期。
[48] 《隋唐东都洛阳城外廓城砖瓦窑址1992年清理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
[49] 《则天武后的明堂》，《同朋》第五五号，同朋舍，1983年。
[50] 《史学杂志》八八——一○号。
[51] 《关于则天武后的明堂》，载《律令制》汲古书院，1986年2月。
[52] 见缪荃孙《藕香零拾丛书》。
[53] 《<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部分质疑》，《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3期。
[54] 《唐东都洛阳城坊里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55] 这个见解又见于赵超《也说唐代的“坊”——兼述唐代“坊”、“里”的不同性质》，《文史知识》1991年7期。
[56] 《唐代洛阳城坊补考》，《考古》1987年9期。
[57] 《唐两京城坊考收载人物遗稿》，《东洋史苑》二六·二七，1986年。
[58] 《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59]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l版。
[60] 三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61] 《古籍整理与研究》第2期。
[62] 《<唐两京坊宅补遗>再补(一)、(二)》，《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第1版。
[63] 见《河洛春秋》1992年1期。
[64] 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65] 见《“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6期。
[66] 王岩《白居易故居寻找发掘记》，《光明日报》1993年5月23日．
[67] 《从中国首都计划上考察之唐代长安城》，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2年。
[68]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新1版。
[69] 《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势》，载《北京大学人文科学》1956年4期。
[70] 《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6期。
[71] 《佛教艺术》5l期。
[72] 又参见爱宕元《冈崎敬著(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载《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七卷第二号，1988年。
[73] 见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聚落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3集，1980年3月。
[74] 《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势》，《北京大学人文科学》1956年4期。
[75]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
[76] 《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6期。
[77] 《隋唐时期的洛阳商业》，《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2期。
[78] 《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5期。
[79] 《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6期。
[80] 《中原文物》198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