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代乡村社会中，社与官方的乡里组织相互补充、相互依托，一方面，乡里政权希望通过社这一组织来弥补自己统治中的不足，以此约束民众，稳定一方局势；另一方面，社也需要乡里组织的支持。社有成为乡里政权在经济、思想、政治、组织上控制人民的辅助手段的倾向。

【关 键 词】乡村社会/民间私社/乡里政权

【 正 文】

　　社在唐代乡村社会中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与官方的乡里组织互相补充、互相影响，是乡村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一）唐代民间结社存在与发展的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乡村一家一户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乡村小农经济的弱小与脆弱，决定了他们在赋敛、徭役、动荡、高利贷盘剥以及水旱凶灾面前往往是束手无策，为抗拒种种的天灾人祸，相互间的经济互助是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中国民间一直盛行的缓急相济，有无相通；有往必来，有施必报的互助之风。王梵志诗云：“邻并须来往，借取共交通。急缓相凭仗，人生莫不从。”（注：《王梵志诗校辑》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蒙人惠一恩，终身酬不极。”（注：《王梵志诗校辑》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就为社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根据。就唐代情况而言，也是如此，试述如下：

　　第一，因受田不均及租赋的苛重、高利贷的盘剥等三重剥削，农民的经济力量极为薄弱，即使在平时也难维持正常生活，生活质量较低。

　　参照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一瞥》可对唐代农民生活有一大致了解。天宝时，有一个主要劳动力的五口之家的农民，有田约三十五亩，按当时通常产量，每亩年收一石，则三十五石粮食将是一个普通农民全家一年的开支，这其中要包括全家人一年的最低口粮约二十七石，其余五石用于交纳租庸调，约一石四斗交纳户税、地税，所剩一石六斗则是全家一年的衣物用度，即使按最低要求，单衣每人年需一套，冬衣三年一套，不戴头巾，不穿鞋子，还入不敷出238文， 这里还没有算上炊具、农具等必需的费用。可见，只有在好年成的情况下，唯有省吃俭用，才不至冻馁而死。

　　由上可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正常情况下，要维持一年的正常生活，是极其艰辛的。再假使家中发生重大事故，如遇上天灾或死掉耕牛，那就不堪设想。到唐朝中后期，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农民随时会受到额外的勒索、摊派，负担也就更加沉重，温饱都不能解决。王梵志这首诗就描述了农民在纳税之后的悲惨景象：“夫妇生五男，并有一双女。儿大须娶妻，女大须嫁处。户役差科来，牵挽我夫妇。妻即无褐裙，夫体无裈袴。父母俱八十，儿年五十五。当头忧妻儿，不勤养父母。浑家少粮食，寻常空饿肚。男女一处坐，恰似饿狼虎。粗饭众厨餐，美味当房去。努眼看尊亲，只觅乳食处。”（注：《王梵志诗校辑》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好告贷富室之门，甘心忍受高利贷的重剥。唐时的利率一向很重，官方限制年率就达50％，乡村富饶之家，乘人急切，更是征重利，勒索农民。如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借米谷以维持生活，归还时却需要还钱，因农民手中无现钱，就必须贱价卖谷，但农村市场一定是操纵在少数地主、商人也就是债主之手，他们不免要上下物价。如果农民到时还不上借债，也就免不了剔屋卖田、卖妻鬻子，以致家道悉破，流散四方了。而乡村小民中，尤以婚丧为大事，以丧葬来说，唐流行厚葬，为此“生业以之皆空”，“人户贫破，抑此之由”。（注：《唐会要》卷三八《葬》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除此之外，农民家中当然同样还有送往迎来、立庄修舍等，在衣食尚无着落的情况下，这些支出费用更无处可出了。所以，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为对付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民间的互助性结社显示出其积极作用。从投社状中就可看到这一点，入社人一般都称自己“生居末代，长值贫门”，（注：以下未标明注释的敦煌文书皆引自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右厶乙，贫门贱品”等，以示其经济上不能自立，欲从社邑中获取经济资助，改善生活的动机。而社的活动也正体现到这一点，在当时厚葬之风盛行下，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开销，而社邑正好把它吸收为自己的功能，在敦煌出土的社文书中，也多见这方面的资料。又如社司可帮助农民合力对付官府的赋税征收，“科税之艰，并须齐赴”等。总之，社作为一个民间的互助组织，确实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第二，唐朝中后期，战乱频起，社会从稳定转入动荡，残破家庭不断增多，也使社的作用在乡村中凸现出来。自安史之乱始，战乱迭起，动荡不安，它一方面不断加重着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又直接摧残着本就十分弱小的农民家庭。如杜甫《兵车行》所咏：“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头还戍边……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耕，禾生垅亩无东西。”又如《无家别》云：“寂寞天宝后，圆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孤妻。”

　　根据敦煌遗书中的籍帐资料，也能看到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的家庭的残化。如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注：“悬泉”、“宜禾”皆为地名）。手实（注：政府对户口、土地占有情况的登录）中的王山子（注：“王三子”为人名）一家，原有夫妻二人，子女六人，共八口，到大历四年却全家灭绝，这很可能是战乱造成的，它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因其他家庭成员的早逝，幸存者也是过着孤独压抑的生活，有的由于双亲早逝，小孩得不到抚养，很早就夭折了。如宜禾里手实中的索游仙，早失双亲，手实云：“户主索游仙年九岁，小男。注云：‘乾元二年籍，后死。’”有的则过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如都乡里手实中载：“户主徐庭芝载一十七岁，小男。注云：代姊承户。”老弱残疾者则由于子女早殇而得不到赡养，只好凄凉地度过风烛残年。如都乡里籍中的刘感德，年高84岁，却是鳏夫一人，只好孤独地聊度余生。家庭的残破化使这部分农民更为迫切地要寻求依托。民间私社在为农民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感情交流的场所，承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即感情功能，这对于残破家庭尤为重要。唐代，几乎所有的社条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况一家之内，各各惣是弟兄，便合识大敬小，互相口重”，“大者同父母之情，长时供奉。少者一如赤子，必不改张”，在投社状中称自己“右清清不幸薄福，父母并亡”，“鸳鸯失伴，一只孤飞”等也反映了这一情况。以女人社为例，究其女人社成立的原因，很有可能会与家庭的残破有关。敦煌籍帐中有许多妇女“代夫承户”或“代翁承户”的记载，如大历四年宜禾里手实中的张可曾就代兄承户，手实云：“户主张可曾年二十四岁，中女。注云：代兄承户。”宋二娘则代婿承户，手实云：“户主宋二娘年七十二岁，寡。注：代婿承户。”及前引杜甫诗中“纵有健妇把锄耕”，这主要是由于家中壮年男子死于战乱，而长辈或病或老，无力管理家庭，所以只好让妇女出面。另外，还有一些家庭中无男子，如刚刚提到的张可曾，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还有都乡里籍中的令狐仙尚一户，仅姐妹二人。他们在经济上一般不能自立，在感情残破的家庭中，也往往得不到感情上的交流，因此他们通过结成女人社，既取得经济上的保障，也能获得“大者若姐，小者若妹”的感情。斯五二七号女人社社条这样规定：“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

　　第三，社邑义聚对义仓的替代使社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水旱凶灾是在所难免的。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历代王朝大多奉行一种赈济政策，隋时即设立义仓，唐代加以延续，其用途《新唐书·食货志》载：“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唐太宗当时也一再声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注：《通典》卷十二《食货·轻重》。）至武则天统治前期，义仓也确实起到过民间备荒自救的作用。

　　玄宗开元年间，为解决边境及长安用粮，动用了义仓粮储，将义仓粟折变成糙米输京交纳，但此时还不是全部占用，还有部分用于赈贷。天宝年间，则将义仓粮和正租一样输入京，义仓税完全被政府占用，基本成为国家正式赋税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义仓制度完全遭到破坏，只有个别的贤吏在地方上存抚赈救。

　　至宪宗元和元年重建义仓，决定“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注：《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常平》。）以在歉收之年粮价昂贵时，贱价贷给农民。但此时这种义仓完全成了官办的借贷机构，很少有无偿贷给的，失去了其救助灾荒的性质，而且义仓制从创立之日起，先须奏请中央，经调查批准后才可开赈，因此常常来不及救民于悬决，大大减少了救民的意义，所以义仓制从开始就名不副实，最后完全流于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社邑的义聚起到了义仓所无法起的作用。私社中所置义聚的用途之一就是在春季乏粮、秋季缺种时贷种子、粮食给社人，虽然也收取利息，但它能急社人之所需，并且社人最终归还的债务还是归入社司的义聚中，成为社人的公共财产，其中当然也有借贷者的一份。即使社人真无力偿还时，社司大概也不会象政府专管义仓的录事参军一样，“至当年秋熟时，专勾当据数追收。”（注：转引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19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此外，在社人真遇有急难时，其他社人的临时捐助也足以度过难关。敦煌文书中的“纳赠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斯一八四五号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用粟六石，饼一千枚，付色物四十五段。斯四四七二号背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见付凶家饼八百四十枚，粟三石四斗，油三十合，柴三十三束。社邑能在短短时间内纳聚这么多财物，为社人们在遇到各种灾难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证，特别是在朝廷经济政策不可依赖时，它对保障农民的生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社与乡里的关系
　　唐代乡村中的社尽管是民间组织，但它不可能超脱特定的社会条件。它虽然不是官方乡里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又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简言之，一方面，乡里政权离不开社，另一方面，社也需要乡政权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从经济上来说，社是作为经济互助组织出现，其活动也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如前所述，它帮助社人解决婚丧大事，共同面对官府的税收，共同抵御天灾人祸，而社条也把经济互助作为一种社邑应尽的义务，由此以互助形式联络了同一地域乡村贫民的感情，养成乡里互助之风，从而给乡村社会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同时，社的这种经济互助活动也是对朝廷救济政策的一种补充，它安抚无力交纳国家税收而逃亡的小农，起到维护传统小农经济的作用。
　　社司在进行经济互助的同时，还经营着一种宗法职能，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社约，使社的活动无时无刻不贯穿着忠孝、尊卑的封建礼法观念。以帮助社人营葬来说，这是社司中的大事，但其出发点却是以孝为先，强调一个“孝”字，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敬祖尽孝。它要求社人须识大敬小，互相尊敬，目的是为“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它还要求社人在入社后必须遵守社的章程、宗旨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这无非是将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凭借训导社内成员，使之相传。这虽属社内部的行动，但实际上却产生了外在的强化封建礼教的作用，在某些地方，社甚至直接为乡里政府所用，成为统治者在思想、经济、政治上控制农民的辅助手段。大谷2838号长安三年前后敦煌县牒称：“（前缺）乡，耕耘最少，此由社官村正不存务农。即欲加决，正属农非，各决二十。敦煌、平康、龙勒、慈惠四乡，兼及神沙，营功稍少符令节级科决，各量决十下。洪池乡州符虽无科责，检料过非有功，各决五下。”（下略）（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唐耕耦、陆宏基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从文书内容看，社官负有乡里委派督促农桑之责，因他不存务农而与村正一起受到乡司处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社的活动来看，社也离不开乡里政权。社的有些活动单凭社自身的力量无法开展，它需要乡里政权或乡绅的支持才能顺利举行各种活动，才能顺利发展。在敦煌社文书中，常可以见到官僚、军将、地主等人的入社，而且他们在入社后地位往往很高，提任社长、社官等，全权负责社的活动，在行文放帖时，他们的名字也列于普通百姓之前。如文书斯三五四○号，十四人发心修窟一所，“众内请乡官李延会为录事，放帖行文，以为纲首；押牙阎愿成为虞侯，司监察之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里政权离不开社，所以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司恐怕社内有事，众人意见不一时，请出官府的人可以调解纠纷，统一行动，并可趁此扩大自己本社的影响。再以敦煌的渠社为例，为协调近百条水渠上百姓的用水，必然要请官府出面解决，而且为完成渠河修治等工作，也要由当地的乡里政权予以指派分工，监督指导，以保证百姓的引水溉田，而这些只靠渠社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乡里政权与社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但二者总矛盾。社邑建立的初衷并非要与官方发生联系，社有自己的宗旨职能，但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社的存在应以对封建统治不构成威胁为前提，这就需要对社加以制约、规范，使之不伤王道，所以乡里政权尽力要把社纳入自己控制的轨道下，从不同形式上对其加以干预，如前面提到的不少官衙中人入社，他们必然会在其他社众在言语及行为上违背善风良俗时，采取行动，及时予以纠正与处罚，以使社向着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方向发展。从敦煌社文书中，也能看到社在许多方面受到当地官僚、地主乃至寺院的控制后，不得不承受各种变相的赋敛和力役，这其中又以寺院的剥削为最甚。一些以经济和生活互助活动为主的私社，在被寺院控制后，帮助寺院举行燃灯、供佛、营窟、造像、设斋等活动，一切费用、物资、劳力、土地均由社人负担，成为寺院经济与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有的成为定期的苛敛，如社邑至少一年要帮寺院设三大斋，按常规每次每人出粟一斗，*[饣 卢]饼一双，三次就需粮三斗，*[饣 卢]饼三双，再加上一年中的六次小斋会，只此一项，就成为社人的最大负担之一。有的寺院在定例之外又进行临时性摊派，这不仅干扰了社的正常活动，而且加重了社人的负担，引起社人的不满，所以社司对此也加以抵制。敦煌文书斯五八二八号《社司不拟修理兰若佛堂牒》就是社司在社人的压力下，拒绝寺院的多余摊派。
　　又如渠社，成立时具有民间组织的性质，后来官府为加强对敦煌水利的管理，负起了监督指导修治渠堰的工作，渠入必须自带工具、粮食，随时应官差遣，成为一种强制的力役。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社与乡里政权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为使社的活动不超出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在唐代乡村中，乡里政权从不同形式上对社加以干预，使其成为乡村统治的辅助工具。虽然他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因二者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帮助支持，并且社的活动都是以封建礼教为指导，以赈济破产而脱离国家控制的小农为主要活动，不仅没有对统治阶级造成威胁，反而加强了封建政权，弥补了基层组织的不足，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能不断得以调和。
（三）社的发展趋势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唐代民间私社在性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较前代发生了若干变化。
　　第一，私社作为一种民间团体在组织上日趋成熟。
　　根据敦煌出土社文书，同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私社相比，唐代的社在组织上要紧密得多。首先，各社在立社之初都立下要求社人必须遵守的社条、章程，便于今后行动的统一，其中最重要的是社的首领渐趋一致，大致由社长、社官、录事三人组成，并且三官统领社内一切事务。这一方面显示出私社很浓的私人团体色彩，不象汉代的社受官府控制较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社首领名目繁多、职责不清的情况。此外，社条还规定社众的义务，每一成员包括三官都必须履行，否则按条处罚，规定社人入、退社的手续及条件及对社人不合礼教的言行的处罚规定等，这些都反应出私社有着严密的组织。其次，社在组织上的成熟表现为社的稳定，这与社的活动有关。因大多数民间私社是以经济互助为主要活动，为保证社内成员能够轮流享受互助的待遇，必须保持社的稳定，否则，所谓互助就失去意义。社邑虽是自行结合的组织，入社是自愿的，但一经入社，则不许随便退社，否则要受到“各人决杖三棒”或“罚醴*[酉 贰]一筵”的惩罚。有的社则规定，“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云亡，便须子孙承受，不得妄说辞理。格例合追口游，直至绝嗣无人，不得遣他枝眷。”所以唐代的民间社邑存在时间都较长。再次，社邑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因社人入、退社有复杂的手续，且要父母死亡，子女相承，直至绝户，所以人们在入社时就比较慎重。从敦煌文书社人名单看，每社人数一般在10—60人之间，百人以上已是少数，这就与南北朝时期各种因宗族、佛教信仰而结成的社人数众多形成鲜明对照。以当时最盛行的邑义和法社来说，这些结社大多是为造像、建塔等活动而临时组织起来的，一般只要缴纳一定的钱财，即可成为社的成员，所以参加者随意性很强，并且钱财一旦凑足，石像完工，组织也就自动解散，没有太多的规约。而且对这种出钱即可入社来说，参加的人越多，个人分摊的钱财越少，所以这类社往往欢迎更多的人参加，致使有的社达百人、数百人乃至千人。如此众多的人在短期内可结成一个团体，其组织是很松散的，而唐代民间私社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其组织上的成熟、完整。
　　第二，社的活动内容转向以经济生活互助为主。
　　在唐代众多的私社中，以从事营葬活动为主，兼及其他互助活动的结社，成为民间私社的主体，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结社占主导地位。从敦煌文书中也能看到社的主要活动是帮助社人营葬，并出现专门从事助葬活动的社邑，如兄弟社、亲情社、女人社等，改变了自汉以来以从事祭祀等宗教性活动为主的状况。并且，社的活动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私社的活动更注重自身及他人的生活，从社条中“义济急难”，“用防凶变”等规定及对社人遇到意外灾害时的互助、修建庄宅的互助、男女完婚的互助、社人因远行去则相送、来则接风洗尘，及共同修理渠堰等内容来看，都反映出这一点。南北朝时的佛教结社，他们从事造像等活动的目的是为“七世父母”，更关注的是已故的人，并把希望更多的寄托于来世而不是自身，直至隋代才出现“每月设斋，吉凶相逮”（注：转引秦明智《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文物》1983年第7期。）的规定，指的是佛社人员在遇到急难时，其他人都要援助。唐代民间私社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可能如社条中所说“君白（臣）道合，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当时社会较南北朝时安定，使人们对现实充满信心，所以更为活着的人着想；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恶劣环境也更促使人们为自身的生存而合力斗争。
　　第三，唐代民间私社的结义性质较前代更为明显。
汉代多是里社合一，私社不是太普遍，社的成员往往即里中居民，不存在结义、结盟的性质。至南北朝，私社大发展，在从事造像等活动的社邑的《造像记》中已有“义存香火”，“共相要约”之辞，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结义性质。唐代的民间私社更是义以成之，信以成之，结社即为结义，从社条中的某些话也可以看出，如“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英玉家结义相和”，“夫邑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如兄，少者若弟，让议（义）先灯（登）。”以及“应有所勒条格，同心一齐禀奉”，“立条与件，山何（河）罚（为）誓，中不相违”等，都说明唐代的私社结义性质很浓，一般要靠信义维持。但由于社是一种经济性的互助组织，牵涉到经济利益，而参加的人又较多，鱼龙混杂，有些社人就因经济拮据或其他原因，拖欠占用社内财物。如伯三六三六号文书，社人吴怀实委托兄王七承当社事凭据，因吴怀实将社内所有供社人使用的亡赠私自动用，所以众社商量将吴怀实地内所有的所得物充为赠罚，如若不够，则将其田地租典。如果吴怀实“身东西不来，不管诸人，只管口承人王七身上。”由此看来，只靠信义维持是不行的，并且长此以往，社内成员之间难免会产生嫌隙，为以后社内的纷争埋下伏笔。这是社的一个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