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所以，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研究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而写的。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关论著涉及者不少，专论者不多。于辅仁先生的《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烟台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是近年来专文论述这一问题的大作，内容充实，很有深度，但其结论还难令人信服。故而在于先生的启发下，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 灭佛不是为了查杀宣宗
于辅仁先生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
关于宣宗与武宗的矛盾，宣宗被迫隐身于佛门的事，主要见之于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和尉迟■的《中朝故事》。这些资料，虽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已明确表示“鄙妄无稽”而“不取”，但也不能否认今人不可据此再做结论。笔者认为，即使承认这个前提，于先生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于先生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武宗是否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不得而知；但认为武宗初信佛，后信道，倒是言之有据。赞宁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后纳蛊或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宋高僧传》中华书局版，第130页。不过，这种武宗初信佛教，后受人蛊惑而改信道教的观点，明显有为武宗辩护的意思。赞宁是北宋初年人，他的《宋高僧传》是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奉敕编撰的。既是奉敕而作，无疑必须迎合皇帝的需要。五代十国时，赞宁是吴越僧人，宋统一全国后，他受赐紫衣，可见他颇受北宋皇帝的赏识。“所以书中往往流露出媚世之意，不叙高僧不事王侯的高尚事迹，不主张高蹈，这倒是实在有悖于慧皎当初名其书曰《高僧传》的初衷。”《佛教与中国文化》第167—168页。如是，他把武宗崇道灭佛之举归罪于蛊惑者，以减轻佛门对武宗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武宗在会昌元年六月以前，甚至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是信奉道教的。《旧唐书·武宗纪》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开成五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录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录。”既然是未做皇帝时即已崇道，又在开成五年(840年)秋刚做皇帝时即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当然就不是会昌元年(841年)六月突然改变态度才由信佛改为信道了。
另外，于先生对所用资料的理解也欠确切。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在武宗生日这天，确有道士与僧人相对议论，“二个道士赐紫”。但棒决僧人却是六月十五日的事。因为六月十一日南天竺僧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此事因越过主管部门右街功德使而直接上奏皇帝，故“犯越官罪”而于六月十五日“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看来，僧人与道士相对议论，两个道士赐紫，和尚“总不得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391—392页。，可以视为排佛的信号，但棒决僧人是因为外国和尚违犯唐律而受惩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于先生认为武宗“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人谈经的僧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于先生认为“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于先生所谈的灭佛事实，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都有记载。但把这些事实视为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显然不妥。
宣宗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到会昌二年(842年)他32岁。武宗应该知道宣宗的年龄。如果这时搜捕宣宗，首先应该从三十多岁的僧人中去找。其次，于先生很重视的《中朝故事》中又明确说，宣宗“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从长安到江表，又有一个地域的范围。按照常规，依年龄、活动的地域查找逃者，是最有力的证据，其他像入佛门的时间、在佛门中的地位等，都是弹性很大，容易弄虚作假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二年(842年)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敕还俗。”烧练，指合练金丹；咒术，即念咒语行术法；禁气，是修身练仙的法术；背军，指离开军队为僧的；身上杖痕鸟文，指受官刑的人；杂工巧，指各种特殊的手工技艺。这些内容，既没有地域、年龄的限制，也不符合宣宗的身份。宣宗即使隐身佛门，也不会加入这些非佛门主流的行列；他只有按照正统的僧人打扮自己，才容易隐藏下来。再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武宗排佛敕文中都把僧尼相提并论，宣宗不可能隐身于尼中。这说明武宗的灭佛令根本没有针对宣宗的意思。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敕下：从四月一日起，年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十六日起，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五月十一日起，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为了查杀宣宗，使包括外国僧人在内的全部僧尼还俗，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僧还俗为民后，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不能达到查杀的目的。如果真的要查杀宣宗，完全可以运用其他手段，如使认识宣宗的宦官或官员直接查找，或迫使与宣宗关系密切的人员提供线索等，都是更为有效的措施，何必一定要大海捞针呢?因此，把这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很难令人信服。
第三，于先生说：“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身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犯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僧都成了死罪。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而恐惧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武宗对僧尼进行残酷的迫害与杀戮，确是事实。但于先生所举事例，恰巧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矛盾。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刘从谏侄刘稹请求为兵马留后。武宗接受宰相李德裕建议，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等率军征讨。九月，又对在京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采取了行动。
进奏院是节度使驻京的办事机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在平康坊，万年县领。当时，昭义节度使的押牙■孙在京。武宗派兵逮捕■孙，■孙走逃，只将其妻子儿女杀死。因为有人报告：“潞府留后押牙■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于是，武宗敕令两街功德使(元和二年后管理僧尼道士的官员)清查城中僧，“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还对“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捉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捉拿昭义节使押牙■孙，因B06A孙可能刚剃发为僧，所以，打击范围只限于新裹头僧，更不包括尼在内。这种有目的有范围的迫害僧人，当然和查杀宣宗无关。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
内容，是论证武宗即位后宣宗隐身佛门，随时有取代武宗的可能，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提出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一条谶语。《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卷4载：道士奏云：孔子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穷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资料论证后得出结论说：“唐武宗时期那句神秘的谶语极可能是有来历的，其中说的黑衣天子，须是暗指避入佛门的皇叔李忱(唐宣宗)。”于先生正是根据这个线索，认为武宗灭佛的原因是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
其实，这条谶语出之于道士之口，只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显然是说有以“黑衣”为标志的人要对李唐皇帝取而代之。如果宣宗代替武宗，只是李家内部由十八代到十九代的
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恐李家运尽”。这更进一步说明，武宗灭佛并非查杀宣宗。再者，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者并非始于唐武宗灭佛时。南北朝时，宇文泰就因为“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犹如汉末讹言黄衣当王，以黄代黑承运之象，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宇文泰)挟魏西奔，衣物旗帜并变为黑，用期讹谶之言。”《广弘明集》卷8《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不难看出，这是宇文泰对北魏改朝换代的手段。北齐皇帝也因“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高欢)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也。”《北齐书》卷10《高欢传》。齐文宣帝高洋崇佛，曾命“道士皆剃发为沙门”，致使“齐境皆无道士”。《资治通鉴》卷166绍泰元年八月条。但他还相信这种谶语，牵强附会的认为黑莫过于漆，漆与七同音，故而将其七弟高涣杀死。因此，如果说这是反佛者从
政治上攻击、陷害佛教，倒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人夺去，所以，这种谶语很容易发挥作用。唐武宗灭佛时，道士有意煽动武宗进一步灭佛，散布这种谶语，也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为什么就是针对唐宣宗呢!
第四，于先生说：“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宣宗隐藏付出了代价。所以，宣宗兴佛教实在有还原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首先，应当明确，前一个皇帝灭佛，后一个皇帝兴佛，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北魏太武帝灭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复佛法”《魏书》卷5《高宗纪》。。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周书》卷7《宣帝纪》。。由此可见，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多次灭佛都能很快得到恢复，主要是佛教在
中国的
发展日益中国化了，在中国有了广泛的
社会基础。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往往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代宗末年，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德宗曰：“叔明此奏，可谓天下通制，不唯剑南一道。”后经众臣议论，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虽然“上颇善其言”，但因为“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旧唐书》卷127《彭偃传》。由此可见，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灭佛的措施也难以实行。
杜牧(803—853年)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但他又认为佛教“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宣宗即位，因为“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樊川文集》，第155页。。故而对佛教有所恢复。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有限度的，谈不上是“大兴”。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宣宗敕：“会昌季年，■省佛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改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储，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恢复的程度是“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者。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也不符合事实。
大中五年(851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七月，中书门下奏：度僧必须慎重。“乡村佛舍，请罗兵日(停止对吐蕃用兵后)修。”十月，中书门下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切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宣宗都表示“从之”。《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六月十七日。大中十年(856年)十月，宣宗又下敕，指定于灵感、会善二寺设戒坛，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一意孤行地兴佛，而是逐步地、有限度地恢复佛教。
其次，反佛者根本没有从
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而且，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例如，反佛者常说：“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而崇佛者则反驳道：“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广弘明集》卷15《内德篇》。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另如，反佛者都认为：“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遐迩。”《广弘明集》卷15《辩惑一》。显而易见，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所以，从南北朝到唐代，虽有三次灭佛，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
再者，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载：“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著，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李德裕也说：“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李文饶文集》卷12《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扰乱社会秩序，被视为“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旧唐书》卷18下《武宗纪论》。的宣宗，恢复佛教，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宣宗恢复佛教，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二 灭佛的根本原因是
经济问题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经济问题当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间，傅奕就指责僧人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旧唐书》卷79《傅奕传》。。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兴佛，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不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唐中宗时，韦嗣立针对中宗“崇饰寺观”而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同时，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今天下之寺尽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如果说武德年间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赋，对国家不利的端倪，那么，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显然这是国家与佛教在经济上的矛盾有所
发展的反映。
安史之乱以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了。德宗时，彭偃参加了有关佛道问题的议论。在他看来：“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人害”，“去人害”的办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税。他的具体措施是“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如果这样使僧道“就役输课”，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127《彭偃传》。文宗也认为：“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藩无生之法!”《唐大诏令集》卷113《条流僧尼敕》。故而下敕整顿僧尼。文宗还说过：“古者三人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武宗即位，更愤怒道：“穷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155页。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旧唐书》卷18《武宗纪》。
据以上所述，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文宗要整顿僧尼，武宗
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的教训，从而大肆灭佛，正是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是灭佛的主要参预者。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限制。例如，“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了聚敛财富，他以敬宗生日为由，于泗州(今江苏盱眙)置僧坛，以取厚利。江、淮以南的人，很多都北渡淮河，落发为僧。对此，李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有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人把增加僧徒做为损国肥私的手段。如果60万丁壮转入佛门，就是政府损失60万人的租赋。正因为如此，敬宗虽然是个“荒僻日甚，游幸无恒，疏远贤能，昵近群小”的皇帝，但也不得不“即月诏徐州罢之”。《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勿庸置疑，佛教在经济上给政府造成的损失，昏庸无能的皇帝也是非常敏感的。
李德裕对武宗灭佛大加称赞。他说：“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阑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得良田约数千顷。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他认为这是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看来，李德裕对武宗灭佛是兴高采烈。因为他认为这是解决了“耗蠹生灵，侵减租税，国家大蠹，千有余年”，唐高祖欲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大问题。《李文饶文集》卷20《贺废毁诸寺德音表》。李德裕不管是做地方官，还是宰相，对佛教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
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基于这个观点，他积极主张灭佛。这充分说明。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武宗以前的皇帝为什么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
三 灭佛的重要原因是
政治问题 自佛教传入
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
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
发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
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
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从根本上说，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
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基于这个前提，二者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
自然现象，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使社会得以延续，也就是要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而佛教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使人们希望在死后有个好去处。前者重生，后者重死，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唐武宗灭佛和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
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宣传“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佛经是“妖书”，它迷惑百姓：“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这是“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完全是欺骗。
在傅奕看来，“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有佛。”这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显而易见，傅奕认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人的生与死是自然现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视富贵贫贱为佛的作用就是窃夺了君主的权力，为害于政。他还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教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为了尊君奉亲，以行忠孝，他主张“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男育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这样，“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旧唐书》卷79《傅奕传》。实际上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达到巩固唐朝政权的目的。无疑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
韩愈自称是孔、孟思想的继承人。他反佛的情绪激昂慷慨，但其反佛的言论内容，没有超出傅奕思想的范围，仍然是指责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不利于巩固唐朝政权。宪宗几乎杀了韩愈，并非因为他不知道韩愈对他忠心耿耿。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以后，又上书宪宗。宪宗道：“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旧唐书》卷160《韩愈传》。既然宪宗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不言而喻，佛教和儒家的矛盾也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了。
杜牧也曾对佛教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伪内而华外”，大秤大斛进，小秤小斛出，靠欺骗发财致富；基层小吏，靠敲诈勒索聚敛财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层大官，假公济私，公开掠夺，“人不敢言”。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结果是“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樊川文集》，第154页。完全是做交易。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正是背道而驰的。尔虞我诈，损国肥私，当然不利于巩固政权。这些被儒家指责者的所作所为，佛教认为事佛即可得福。这种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武宗灭佛也考虑到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他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旧唐书》卷18《武宗纪》。所谓“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唐太宗说过：“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贞观政要》卷10《慎终》。唐太宗的“文过于古”，就是
学习了治国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谓的“以文理华夏”，自然也是这些内容。
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经疏》20卷进呈武宗，武宗阅后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国华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业；溺于邪说，是煽妖风。”还说：“而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最后，他命焚烧此书，不得外传。在武宗看来，韦宗卿是国家官员，衣冠望族，理应宣扬儒家思想，但他却迷信佛教，“妄撰胡书”。显然，武宗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国家。由此可见，政治问题也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
至于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传入中国后，则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13页。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谈。从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这些问题。这种
理论虽然极其肤浅，不值得一驳，但能够屡次谈起，产生一定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这又说明，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四 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传入
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了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从而两教的地位也常有变化。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晋接触以后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拓跋■、明元帝拓跋嗣，“亦好黄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焘“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道士)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行其术”《魏书》卷114《释老志》。。故而后又灭佛。
北周武帝最初决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卷5《武帝纪》。后又灭佛。到了唐代，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决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又决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须更为先后”。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又决定：“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景云二年(711年)，睿宗又决定：“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唐会要》卷49《僧道立法》。这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不是偶然的。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其教义的
理论深度远远超过道教，故而能够取得上层
社会人士的信仰。从另一方面说，教义的某些
内容也颇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例如，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说，可使受苦受难的人们寄希望于来世。只要信佛，一切罪过，甚至死罪，也可以幸免。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见绌。
在对待死的
问题上，佛教宣扬只要信佛，死后可以成佛或到理想的另一世界去。而道教则扬言人可以长生不死，信道者可以修成神仙，到天上或海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人死后是否可以成佛或到另一个世界去，无法验证；长生不死则实在不能实现。这就决定在争取广大群众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黄永年：《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见《佛教与中国文化》。
长生不死虽然不兑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永远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们总对长生不死抱有一线希望。同时，他们对道士所开的无法办到的仙药，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认为自己可以得到。例如，会昌五年(845年)正月，道士为武宗开的仙药是：“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武宗却派人四处寻找。八月，又“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亦是被道士诳惑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由此可见，道士为皇帝炼制长生不死药的手段，确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事实上，确有不少皇帝迷信于此。清人赵翼
总结说：“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也。”但是，唐代皇帝并未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又“以身试之”。太宗因服药后，“遂致暴疾不救”。“宪宗又惑长生之说”，服金丹而“暴崩”。穆宗信道士“饵金石”而死。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刘从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带采药。武宗更“早好道术”，即位后又召道士炼丹药，结果又为丹药所误而亡。宣宗虽然杀了道士赵归真，还有人劝他“方士不可听，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医李元白所治长年药”，以致“疽发背而崩”。“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谓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廿二史■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视道士炼丹制药，几乎为其所误。
赵翼的论述颇为深刻。正是由于皇帝“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虽然在理论上难以战胜佛教，但在这方面却能迷惑执迷不返的皇帝。不难看出，武宗崇道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道教利用了武宗的“贪生之心太甚”，欲以通过排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
总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贪生之心太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到唐初虽已衰落，但还有相当的社会
影响。李渊家族并非名门世家，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巧合，尊老子为李唐皇室的祖先。这样一来，道教的地位
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
佛教在教义上的优势，使道教难以匹敌。于是道教就利用
政治上优势排斥佛教。武宗灭佛正是这种矛盾的
发展和激化。
道士赵归真对武宗灭佛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赵归真在敬宗时受到重视，武宗早就和他相识。李德裕曾劝武宗说：“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在敬宗朝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武宗拒绝道：“我尔时已识此道人，不知名归真，只呼赵炼师。在敬宗时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李德裕是武宗非常信任的宰相，但他不相信李德裕对赵归真的非议，而且赵归真在被文宗贬往岭南以后又被重用，可见武宗重视赵归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武宗灭佛是从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开成五年(840年)秋，武宗刚做皇帝就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同时还进行崇道活动。当时就有人反对。“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武宗置之不理。这主要是道教长生不死的骗术对他产生的诱惑作用。他重用赵归真等道士的原因也在于此。《唐语林·政事上》载：“武宗好神仙。道士赵归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颇敬之。与道士刘元靖力排释氏，上惑其说，遂有废寺之诏。”《旧唐书·武宗纪》也说：“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这都说明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十分迫切，从而使他相信道教，排斥佛教。
武宗崇道的思想是与日俱增的。会昌元年(841年)六月，他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并令其与赵归真于禁中修法录。会昌三年(843年)五月，筑望仙观于禁中。会昌四年(844年)三月，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由于武宗迷信道教，以赵归真为师，所以，赵归真常在武宗面前“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会昌五年正月，“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殿)”。《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武宗仍然一意孤行。
崇道的同时，又生排佛。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崇道与灭佛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会昌二年(842年)十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违犯佛教清规戒律的僧尼，必须还俗。敕文还规定：有财产的僧尼，要没收其财产，不愿被没收者，必须还俗为两税户。很明显，这是政府与佛教在
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反映。另外，有一名为眩玄的僧人自称可做“剑轮”，并谓可领兵打败回纥。结果他做“剑轮”失败，武宗将其斩首。此事更促使武宗灭佛。
会昌三年(843年)九月，因惑疑昭义节度使押牙■孙削发为僧，两街功德使又迫使大量僧尼还俗，甚至不少僧人被杀。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武宗又有敕下：“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还规定：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因寺中有佛指，故而不许置供及巡礼。另外，还对这些地方的僧尼进行检查，凡“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闻奏”。还严格限制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蓝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
会昌五年(845年)三月，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首先，规定天下寺舍，不许置庄园。其次，又令检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财产情况如何。对诸寺的财产及货卖奴婢的收入全部没收。最后，又迫使几乎所有的僧尼还俗或失去自由。
综上所述，武宗时佛道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道士乘机再制造舆论，宣称将有黑衣天子取代武宗，暗示僧人威胁武宗的地位，从而更使武宗坚定灭佛的决心。由此可见，道教利用政治的优势排斥佛教，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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