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先秦、秦汉史200103




【内容提要】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关 键 词】两汉/流民问题/安置政策/流民去向/社会影响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1)01-0019-07


　　两汉时期，流民问题的广泛存在和频繁发生，曾是长期困扰其发展的一大社会问题。两汉史料中关于流民及其相关的记载不少，但称谓却相当复杂，除“流民”外，尚有“流人”、“流亡”、“流户”、“流冗”、“流庸”等名目。出于约定俗成和习惯用法，古人对其内涵也很少进行准确的诠释。结合史料和现代人口学观点，科学意义上的流民概念，应该是指为了避乱、求生，被迫改变常居地而流动和迁徙他乡的人口。以此衡量，上述称谓虽各有专指或侧重，却也都与“流民”有关。本文试就两汉流民问题作一探讨。

　　一、两汉流民问题的产生及其特点

　　整个两汉社会，除在其政权巩固后的前期阶段之外，其余时间都程度不同或间歇性地存在流民问题，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据其频率和程度，流民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汉武帝元狩至元封年间（前122～前105年）。元狩四年，山东水灾，凡有流民七十余万口；元鼎六年，山东河灾，令饥民流亡江淮间就食；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卷103〔M〕．）。所谓“无名数者”即指无户籍者。第二阶段是西汉后期，自元帝至平帝（前48年～公元5年）时期，是一个流民频繁出现的阶段。仅哀帝时流民“以十万数”（注：汉书·孔光传，卷81〔M〕．）。第三阶段是两汉之际，自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始，先后有北方边地、并、平（幽）、青、徐诸州及陇右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出现流民；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关东流民一次入关就有数十万人（注：汉书·王莽传，卷99〔M〕．）。绿林、赤眉起义则是流民问题最为突出的反映。第四阶段东汉中后期，自和帝至灵帝（公元89～188年）近百年间，多有流民问题出现。仅桓帝永兴元年冀州等地三十二郡国就有流民“数十万户”（注：后汉书·桓帝纪，卷7〔M〕．）。长期的间歇性流民问题日趋恶化，最后酿成波及甚广的黄巾军大起义。第五阶段汉魏之际（公元189～220年），是两汉时期流民最多，社会极端动荡的时期。如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青、徐二州“士庶避黄巾之难”，归幽州刘虞者竟达“百万余口”（注：后汉书·刘虞传，卷103〔M〕．）；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欲徙淮南民，“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注：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卷14〔M〕．）；十八年，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注：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卷47〔M〕．），估计此时流民总数当有几百万之众。
　　纵观两汉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五大特点：第一，规模巨大，人数动辄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第二，流民发生的地域相对集中。关东和关中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流民问题极为突出的地区。西汉关东之冀、青、幽、徐、并诸州和胶东、齐楚等地，东汉之司隶、并、冀、兖、青、徐、荆各州和河东、太原、巨鹿、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地，都是流民多发地区，尤以冀、青二州为甚。关中是仅次于关东的流民多发区，两汉之际，更始、赤眉据长安，“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注：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卷6〔M〕．）。东汉安帝、灵帝和献帝时，关中均有流民出现。仅献帝时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亦有流入益州者数万家；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亡者数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卷8〔M〕．）。第三，持续时间长。在两汉四百多年间，流民问题持续的时间累计超过200年，若要考虑消除流民问题所费时间，则历时更长。流民问题呈间歇性持续存在和不断恶化状态，在地域上此伏彼起，时间上连绵不断，程度愈演愈烈，且不以政权的更迭而消弥。第四，流民迁移方向呈放射状。在关东、关中流民主发区，流民的迁徙方向大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关东流民一是南下江淮或江南，二是西入关中，三是北上幽、代、辽东。关中流民则主要从子午谷、武关南下汉中、益州和荆州，其次也有东入关东，北上壶关，西入河西者。在地域上关东是流民的输出区；关中则既是输入又是输出区；江淮、幽代、辽东、荆蜀、河西等地则以输入为主。第五，流民成份渐趋复杂。如王莽末年大量以流民为主的起义军中，混入了不少豪族贵吏和皇室后裔；至于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汉魏之际军阀混战时期，流民队伍中更有士民部曲、宗族豪右介入。如东汉末年，河内人杨俊逃往山间，即率宗族同乡“百余家”（注：三国志·魏志·杨俊传，卷23〔M〕．）；华歆广收流民，“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注：三国志·魏志·华歆传，卷13〔M〕．）；张昭亦组织“避乱扬土”之“徐方士民”“皆南渡江”
　二、两汉的流民安置政策与流民去向

　　在整个两汉时期，除了统治末期局面失控之外，一旦有流民问题出现，政府都曾采取措施解决和安置流民，但因社会背景、时间、地域及程度的不同，其政策也多有变化，效果也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限制、镇压和遣返。汉武帝元狩年间，关东流民四散不止，乃作“流民法”，以禁止流民离散，并限制官吏的“重赋”（注：汉书·万石君奋传附子庆传，卷46〔M〕．），但收效不大，以致各地流民相聚起义。遂又遣使者“衣锈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然犹不能禁。于是又作“沉命法”，以督责官吏严禁流民出现和相聚反抗。结果事与愿违，“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注：汉书·酷吏列传·咸宣传，卷90〔M〕．）。再如王莽天凤元年“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两汉政府严格限制或镇压流民，其意在于迫其不要离开故土或重新返回故土，因而，对流民回归家乡则积极鼓励支持。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注：汉书·宣帝纪，卷8〔M〕．）。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诏流民“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从而达到防止农民从国家户籍中流失，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
　　第二，控制、安抚。当限制、镇压和遣返等措施难以奏效时，统治者往往默许或鼓励地方官员组织、参与和领导流徙活动，借以加强对流民的控制。元鼎二年政府便允许山东“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并“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注：史记·平准书，卷30[M]．）。鸿嘉四年关东流民入关，成帝下诏：“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注：汉书·成帝纪，卷10[M]．）。两汉对于流民的安抚形式多样。一是迁徙。二是允许流民入籍新地。三是赐民爵位，吸引招抚流民回乡入籍。四是赈济，措施包括赈贷、赐钱散谷、医治疾病、设厂施粥等方面，虽为临时举措，但对缓解燃眉之急，使流民及时得到救济是有作用的。五是减免租税、划拨土地。这不仅便于安抚流民，而且对恢复生产，扩大开发，形成新的生产力布局都有促进作用。
　　第三，设置郡县和修筑城池，以置流民。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以居贫民”。东汉建武十二年，匈奴入寇河东，“民或流散。后三年，吴汉、马武又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应”（注：后汉书·天文上，卷20〔M〕．）。灵帝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以处流民（注：晋书·地理志，卷14〔M〕．）。汉魏之际，扬州刺史刘馥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注：三国志·魏志·刘馥传，卷15〔M〕．）。恢复或新设郡县，以及在边地徙民设郡立县，修筑城池，不失为缓解矛盾，安置流民的一种有效途径。
　　第四，发展生产，招抚流民。西汉宣帝时，胶东相王成“劳徕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注：汉书·宣帝纪，卷8〔M〕．）。东汉初立，丹阳太守李忠教化风俗，郡中“恳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注：后汉书·李忠传，卷51〔M〕．）。和帝永元中，鲁相汝郁，“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注：后汉书·贾逵传，卷66〔M〕．）。安帝永初间，樊准安抚冀州流民，“流人咸得苏息。还，拜巨鹿太守。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童恢在琅邪耕织种收，皆有条章，“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桓帝永寿中，第五种在高密“大储粮稸，勤励吏士，贼闻皆惮之，桴鼓不鸣，流民归者，岁中至数千家”（注：后汉书·第五伦传附种传，卷71[M]．）。一些地方能吏和有眼光的官员，通过招抚流民，发展生产，对于安置流民，解决其生计和稳定社会，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汉政府对流民问题所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措施，对消弥、缓解流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作用，但远未能完全消除流民问题。所以流民自身充满艰辛悲壮的生存自救及其去向，也是流民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其去向尚有以下几途：
　　一是返回故乡。深受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熏陶的中国农民，因天灾人祸而被迫流亡四方，在强烈的家乡观念支配下，他们流往外乡只是暂避灾难，一旦故乡灾情减退，大部分流民便重返故里。如东汉末年，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而关东流民前往辽东，越海避难者“旬月而成邑”，及至“中国少安，客人皆还”（注：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卷11[M]．），即是例证。政府的遣返和流民自愿返回故乡，重新成为国家编户，确是两汉流民基本的去向和主要归宿。
　　二是死亡。迫不得已而踏上流民之途的农民，不论单门独户，还是成群结队，无不颠沛流离如惊弓之鸟，前途渺茫，生死难料。饥饿、疾病、劳累、战乱、劫掠、镇压，无一不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汉成帝时，流民“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王莽地皇三年，关东流民数十万入关中，“饥死者十七八”。东汉献帝初平四年，曹操追击陶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初三辅遭李榷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注：后汉书·陶谦传，卷103[M]．）。汉末之乱，饥民“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山简曾感叹说：“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注：晋书·山涛传附简传，卷43〔M〕．），确非空言。百姓为避灾而流亡，是其求生的本能选择，但不少流民却求生不成反而死于非命。
　　三是入边地。部分内地农民和边地百姓，不堪封建剥削和官吏豪强压迫，往往流入边地或少数民族地区。“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注：后汉书·东夷传，卷115〔M〕．）。西汉元帝时候应曾说：“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注：汉书·匈奴传，卷94〔M〕．）。东汉末年，并州汉族吏民亦有亡叛入匈奴部落者；金城百姓遭韩遂之乱，“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时中原避地辽东者甚多，鲜卑轲能“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曹魏初立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注：三国志·魏志·牵招传，卷26〔M〕．）。在灾害、战乱和暴政等特殊情况下，边地及少数民族居住区，也曾是流民流移选择的“乐土”。
　　四是入城市。城市乃四方辐辏、经济发达之区，对流民自然具有吸引力。王莽之时，长安城中发生饥馑，市买官王业对王莽说：“皆流民也”（注：汉书·王莽传，卷99〔M〕．）。可见流民涌入都城，本欲摆脱困境，但仍难逃饥寒之苦。
　　五是沦为官私奴婢。两汉社会有大量奴婢存在。汉武帝时，“府库空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注：（西汉）桓宽．盐铁论·复古〔M〕．）；而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则“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为之。元帝时，“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注：汉书·贾捐之传，卷64〔M〕．）。王莽天凤六年，有边民流入内郡而“为人奴婢者”。地皇二年秋，关东大饥，“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东汉安帝永初五年，陇右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注：后汉书·西羌传，卷117〔M〕．）。梁冀曾“或去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以上史料中所谓的民、庶人、良人，相当部分应是失去家园生计，在饥寒交迫中沦落挣扎的流民。
　　六是被收为兵。东汉末年战乱之际，南阳、三辅百姓数万户流入益州，被刘焉“悉收为兵”，名曰“东州兵”（注：后汉书·刘焉传，卷105〔M〕．）。时关中亦有流民十余万户“流入荆州”。后关中稍安，大多返回故乡，因“无以自业”，被曹操所属“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当时军阀林立，竞相招兵自重，不少流民遂被各路军阀收罗入军。
　　七是入居山林，相聚自保或参加农民起义。流民为摆脱封建剥削而有逃入山林者，为求安全，他们往往相聚自保。如武帝统治后期，流民四集，不少人“依山之险以自固”。但为统治者所不容，只好相聚反抗，揭竿起义，“阻山攻城”。王莽始建国三年，“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幽）州尤盛”；天凤六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至于绿林、赤眉起义，前者初为荆州流民群，后者则是山东琅邪一带的流民。东汉中后期数以百计的小股农民起义，多为流民之举，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曾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注：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卷84〔M〕．）。流亡相聚的流民，饱受剥削和流离之苦，走投无路，聚众反抗和参加、发动农民起义，是其必然之举。

三、两汉流民问题的社会影响

　　两汉社会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产生种种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后果。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是最主要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寡往往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两汉流民迁居和入籍新地，无疑增加了边地与江南的人口和劳动力，推动了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对巩固疆土，开发边地、江南，发展经济功不可没。塞上河南地、新秦中的开发，河西四郡的设置与屯田，还有魏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都同两汉时期流民的入居是分不开的。两汉关东发达之区“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的问题已较严重，西汉前期就曾有募民就“宽地”之举。内地流民入边，对缓解关东人口压力，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的不平衡状态，发挥了良好作用。
　　人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两汉流民入居边地，与匈奴、鲜卑、氐羌等兄弟民族共同生产、开发边地，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增进了解，和睦相处，推动民族融合，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的传播。汉魏之际，在鲜卑轲能部，有“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勤御部众，拟则中国”（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促进了古代中华文化的整合与扩散，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化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两汉社会，流民出于求生的本能和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他们的聚众自保或小股暴动，往往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奏，故流民潮和农民起义在两汉社会总是相伴存在。所以，两汉流民又是农民起义和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正是由于以流民为基本力量的农民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致使两汉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流民问题，也迫使统治者不断反思、审视和调整其统治政策与治国之道，寻找流民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有人指出：“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大抵逋流（负）皆在大家”（注：三国志·吴志·骆统传，卷57〔M〕．）。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注：（西汉）桓宽．盐铁论·未通〔M〕．）。面对流民如涌，有人警告统治者这无异于是“日撞亡秦之钟”，有“亡叛”之形，“土崩”之兆，“此社稷之忧也”。所以，当社会矛盾加剧，流民多发之时，统治者也能采取整饬吏治、轻徭薄赋、赐民田爵、开仓赈贷、疏散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等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期化解危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流民安置，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因而，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
　　当我们充分肯定流民活动在历史上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流民问题在两汉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和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首先，社会的剧烈动荡。在两汉小农经济占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同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社会生存方式相联系。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乃广大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流民及流民问题的产生，便是生存危机和社会环境失衡的直接反映。流民失去田产家园流向四方，其流出、活动、安置和重新入籍的复杂运动过程，充满着人地矛盾、人口变动、社会秩序混乱、流民与土著纠纷、民族杂处、民俗习尚摩擦、社会保障与救济危机等各种挑战，引起社会一系列连锁震荡，流亡、遣返、暴乱抢劫、疾疫死亡、杀戮镇压、起义反抗起伏不居、循环不已，导致社会关系失衡，阶级矛盾激化，使两汉政权陷入激烈动荡和严重危机之中，造成社会动乱和经济的大倒退。如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军阀混战，前后持续数十年，造成中原一带“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惨景。
　　其次，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浩劫。不难看出，两汉流民的产生和流民问题的形成，虽肇端于天灾，实生成于人祸。包括流民在内的广大农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农民个人本身即是主要的生产力资源和宝贵财富。战乱、灾害、疾疫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这其中的大部分便是失去家园，没有生存保障的流民。为避灾求生而流亡的流民，不少人由此走上一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生死未卜的不归路。西汉初年，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社会的极度困乏凋敝，无不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的直接结果。
　　再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战乱、灾害和暴政等一旦引发流民大量流亡，则不仅造成受灾之地人口减少甚至空白，而且导致当地“庐落丘墟，田畴芜秽”；而流民迁入之地，又遇到人口、耕地、资源和生存的空前压力，使迁入地局部社会原有的运行机制失衡。这往往给流民流出和流入之地都带来消极影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出现社会经济失衡衰退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流民的大量死亡和人口减少，则是社会生产力严重削弱的直接表现；由流民潮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震荡，给波及之地的社会和经济同样带来明显影响和巨大压力。因而，流民和流民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持续，是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标志和反映，而由流民问题引发的连锁震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力破坏的程度和涉及范围，导致经济发展迟缓甚至严重倒退，国力下降乃至社会崩溃。
　　流民及流民问题的产生，既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深刻矛盾的综合反映与结果，同时，流民问题和流民潮也严重地反作用于整个社会。流民问题的存在和变化过程，无论对流民自身还是两汉社会都产生了代价沉重、巨大而持久的惨痛影响，构成两汉时代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流民问题的状况与走势，关乎两汉社会的动荡与稳定，兴盛和衰败，也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人地矛盾、阶级关系状况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