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封建国家出现了欣欣发展的趋势，统治者也能任各种文化自由发展，出现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同时，也出现了儒学的一家之说成长壮大以至于君临天下的地步，也可以说奠定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一些东西。 　　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共同向往和追求。自从周王室式微，特别是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称雄割据，人民深受战乱之苦，迫切要求重建统一的国家，以便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生存环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朝的统一战争符合人们的普遍愿望， " 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 " 。因此秦王政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可以凭借武力迅速实现，但是如何巩固这种统一，便不是单纯依靠武力可以解决得了的。秦王朝的统治者们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在依靠军事实力实现政治统一的同时，便着手进行全国法令、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统一工作，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期将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风俗各异的国家置于皇帝一人的统治之下，以期建立千古一系的不朽伟业。这便不得不涉及到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之间的关联问题，即以何种思想为主体重建官方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思想传统而言，秦承魏制，秦王朝在其统一全国前后都始终如一地对儒学表示过适度的尊重。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得相当准确： " 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兴于河西。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无属矣。其次者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后人以为敌孔教，安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过民间之书，百家之语；所坑者，不过咸阳诸生侯生、户生等四百余人，未尝与儒教全体为仇也。岂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书之令云，有欲学者，以更为师，非禁民之学也，禁其于国立学校之外，有所私业而已。所谓吏者何 ? 则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史皆称其故秦博士。盖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然则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同在一时，秦皇亦儒教第二功臣也。 "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相如何，我们后面还要详加讨论。我们现在比较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仅就秦国的思想传统而言，由于秦承魏制，儒学在秦国的历史过程中也曾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儒学在秦国历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之真实情况，我们已无法复原。但是，由于秦国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如《汉书·地理志》所说，秦国毕竟是一个移民似的国家， " 是故正方杂厝，风俗不纯。其士家则好礼文，富家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因此，儒学在秦国的真实情况恐怕并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经过商秧变法之后，极端功利主义的法家思想在秦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儒学势力由此不能不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和摧残。《商子·去强篇》说： "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 " “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代办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显而易见，这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判儒法二家思想的差异和价值，由此儒学在秦国的真实地位便不难推想。 　　儒学在秦国的势力经商鞅变法的打击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甘龙、杜挚等具有儒学倾向的人物虽不一定受到商鞅的清洗，但由于社会上极端功利主义风气使然，以及官方的提倡，儒家学者在秦国不太吃香或少有传人，似乎为不易的事实。据荀子亲临秦国时考察所见， "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大，出于其门，大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动，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思矣。兼是教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 ? 则其殆无儒邪 ? 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 　　如果荀子的这番考察确实可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社会风气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和自成秩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整个社会处在法家强权主义的控制下，这种发展与秩序实际上潜伏着相当深刻的危机。在荀子看来，这种将要发生的危机之深层原因，可能就是秦国 " 殆无儒 " 的缘故。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秦国境内已无儒者的存在，更不意味着与前述梁启超的判断恰好相反。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儒学既已不成为显学，儒者也不再显赫，但作为掌管礼乐文化的专职官员，秦国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排斥他们的存在。尤其是随着统一战争的进程，在怎样才能巩固统一这一历史课题面前，秦始皇并没有忘记征询这些儒者的意见，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完全倒向法家路线一边。博士淳于越等人与李斯的冲突，便是极好的证明。 　　如前所说，秦王朝的军事统一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如何巩固这种统一实在不是军事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势必牵涉到文化及各地的不同传统问题。相对说来，政治的统一为文化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文化方面的某些制度、设施完全可能因政治势力的干预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文化的运动毕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它的某些方面，诸如人们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深层结构往往并不因政治的变动而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秦王朝统一帝国的建立毕竟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其政治上的变动过速过剧也不可否认超越了人们心理上的实际承受力。而且，一统帝国的建立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事伟业，它既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无失败的教训提供帮助。因此，当秦王朝积极从事文化方面的变革以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时，儒家学者的作用和影响依然存在。只是儒家学者如淳于越不太赞成文化变革中的激进主义做法，强调 "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 。不论这种观点的主观动机如何，但我们由此看到的一个明显事实是，面对政治统一的社会现实，儒家的智慧资源不仅相当贫乏，而且充满着不易克服的内在矛盾。 　　毫无疑问，淳于越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提出 " 师古”的主张，就其思维方式来说与孔孟等儒者确乎一脉相承，就其主观意图而言，这种建议当然不是为了 " 拆台 " 而是 " 补台 " ，是期望秦王朝的决策者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充分尊重已有的文化传统，在保持社会秩序持久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变革。应该说，淳于越的这种主张不仅其心可嘉，而且未尝不是一种可以尝试的选择。秦王朝的决策者如果就此三思而后行，恐怕不仅儒学的历史将要改写，而且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都因此而转向，秦王朝也许不会落个二世而亡的悲惨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