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5年里，美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发生了一种逐渐的、然而又是显而易见的转变。对于最为迷人的地点——上海的历史的研究兴趣是此转变的突出例子。十年来，标题中含有上海字样的著作层出不穷，而内容与上海有关的就更多了。如果从广阔一点的历史编纂的背景来看，这一研究中心的重新定向是相当惊人的。如一位研究民国上海的专家杰弗里·瓦瑟卓姆(JeffreyWasserstrom)所指出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些本土的历史学者之外，对于上海历史的研究兴趣还相当少见。比如，上海研究的先驱学者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虽曾在1953年把他的著作命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但20年后他对中国城市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可能性却表示悲观。墨菲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从来没有被真正整合进中国宏大的经济社会风景之中。因而，他认为这些城市对中国发展的实质性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实际上，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兴趣更倾向于集中在探讨中国革命的原因和进程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突出中国农村的问题，而忽视了城市。显而易见，结果是产生了一长串出版物的名单——论题包括农民起义的历史谱系、帝国主义的冲击、社会分化和动员的过程、经济的运作等等。它们影响这一领域长达20年之久。而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几处例外，城市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至多被排在第二位。学院中的许多人或许是接受了毛主义者的假设，即通商口岸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它们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巢穴；这种观点对中国历史研究有过几十年的影响，哪怕不占统治地位。
大量复杂的、彼此相关的因素反映了研究进程中最近的变化。我在这儿将简略地提一下其中最明显的几种因素。就中国研究本身来说，一股明显的推动力来自邓小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倡导的改革，它又一次把沿海城市推到了领袖眼中的中国未来的最前沿。20年来全球化的影响，也在广泛的学术团体中再次引发了从多种学科的视角研究世界各地的城市的兴趣。在当今时代，“世界都市”(globalcity)成为思想、资本、技术、社会实践以及人口转移和交换的枢纽，这一现象越来越引起重视。有人认为，城市是经济、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发动机，它代表了现代性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城市体现了那些表征现代的多重而且经常相互矛盾的因素。尽管存在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强调，多数人都同意，城市是值得探究的一个丰富、复杂而且重要的着眼点。
在中国城市研究方面，法国历史学者白吉尔夫人(MarieClaireBergere)是最早对墨菲关于通商口岸的作用的消极判断提出修正意见的学者之一。白吉尔夫人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兴起，她对上海的历史早已是耳熟能详了。在发表于1981年的论文〈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的上海〉中，她作了一个乐观的论断：上海代表了中国的另外一种传统，它长期“被政治、官僚和集权力量所压制”。白吉尔夫人承认，上海是“少数人的中国”，亦即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中国。或许可以把它看作“另一个中国”，但它也是“和农村中国一样真实的中国，深深地植根于商业阶层的传统之中，却又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新的世界以及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她最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将会有利于“另一个中国”的复归。中国沿海城市20年来的再度繁荣，显然已经验证了白吉尔夫人敏锐的观察。
然而，由上海所代表的中国的另一种传统，其内容是什么呢?白吉尔夫人把它描述为“现代、民主和国际化”，但是其中的内涵是什么，她并没有展开说明。尽管研究者开始争先恐后地投入上海历史的研究，然而很快就清楚了，这一论题并不好对付。首先，上海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地方。它有复杂的地理和多种多样的居民区，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上海，而是许多不同的上海。从各方面(物质方面、司法权方面)看，这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公共租界、法租界、清上海的县城，由各种各样的人混居。在工业家、工人、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上海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的上海，其中有暴徒、妓女、小市民、官僚和策划的专家、电影演员、各式各样的卖艺者，还有寄居者、移民和过客，更不用说那些官场上的显贵、一贫如洗的冒险家，以及那些来自国内外的穷苦难民了。是否如白吉尔夫人所说的，把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构成一条特殊的历史轨迹，就会有助于我们筹划中国的未来呢?也许还应该继续商讨。可无论如何，它们使得我们可以藉此体会“东方巴黎”复杂、多重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构成，并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未来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最具有活力的一个课题继续开创下去。
上海概述
虽然并不缺乏有关上海的手册和一般性介绍，但长期以来，用英语写作的关于这个城市的通论却出奇的少。随着对城市中国的兴趣的重新出现，198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上海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演变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作者是香港的历史学者魏培蒂(BettyPeht'iWei)。然而，尽管此书以第一手的研究为基础，而且含有文献目录和词汇表，却和许多其他有关上海的著作一样，也是写给非专业的读者看的。此书没有任何注释。最近问世的介绍上海在十九世纪以前数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学术性著作，就是琳达·库克·约翰逊的《上海：从集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如标题所示，约翰逊的主要贡献是她对这一城市的过去一段以前经常被忽视的时期的研究。其实，约翰逊的目的首先是记录上海作为一个重要贸易中心的出现，而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如何变成一个通商口岸。在《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之前很久，据约翰逊所说，若干世纪以来，上海早就成长为江南经济区的重要的一部分了。进而，约翰逊批评墨菲和白吉尔夫人将上海视为“另一个中国”；她还提出，条约仅仅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尽管学者们都认为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并不仅仅是一个“渔村”，但约翰逊是否估计过高，并非不存在疑问。尤其是，假定她的叙述只到上海变成一个通商口岸为止，那么她的证据是否足够对于将上海视为“另一个中国”的观念构成挑战，这一点也还不够清楚。可不管怎么说，对于那些需要一本有关上海早期历史的概论的人说来，约翰逊的著作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与约翰逊的研究不同，过去十年里涌现出来的上海历史研究主要是限定在通商口岸这一时期。然而，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细部的描述又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研究中，上海的城市形象仅仅是作为相对较大的历史叙述或者问题的背景。另外一些研究则在探讨城市环境和分析历时性变化二者结合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一般说来，直到最近，与在中国研究领域里社会史的大行其道相一致，大多数论著对于实际的城市本身的关注并不超过对于那些居民们上演的话剧的兴趣。但是，如我们在下文的讨论中将要看到的，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分支的出现，在历史学者、文学研究者以及其他研究者的作品里，上海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光彩。它不再简单地是一个地点(尽管是一个重要的地点)、一个历史事件和过程展开于其中的地点；这个城市本身——它的空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倒成了分析和解剖的焦点。换句话说，并不是有些重要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而是上海就是故事本身。比如，吸收了多种学科如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的洞见，新一代的学者检讨了这个城市的物质的和文化的地理，但不是作为背景信息，而是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情境中拥有自己的意义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结构形式。结果便出现了一幅更为细致、更多侧面的城市图景。确实，正如历史学者瓦瑟卓姆所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或许最好将“旧上海当作碎片的集合，而不是当作一个综合的整体”。
上海居民
上海社科院的历史学者熊月之告诉我们，“在1843年以前，根本没有上海人。”熊月之并不是说，那时候的上海还没有人，只不过是说那时候它的居民并不一定认同于他们起居劳作的这座城市，而是处于苏州和杭州这些地方的荫庇之下。他把独特的上海人身份的形成定位在十九世纪末期，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都市的兴起，它自我宣称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熊月之也在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之间作了区分。从外部来说，那些住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比较喜欢对上海人作千篇一律的想象，有些看法也可以说是教条化的。另一方面，“内部的观点”就要复杂多了。的确，近来关于上海的研究表明，无论在晚清和民国有何种上海身份，显然它都是通过阶级和财产差别、性别不平等、同乡联系以及族群和亚族群的紧张来体现的。
傅士卓(JosephFewsmith)是较早研究与上海相关的晚清和民国历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关注的是上海的商业组织。置于城市之中来考察上海的商业组织和形成中的国民党政权之间变动的关系，傅士卓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分析。但是，傅士卓的关注点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他称之为“独裁”(authoritarian)，并且将其与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类似的政府相比较。尽管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民国早期的上海商会的主要特征以及按等级划分的某些分支，但是这本书却对都市本身更为宏大的经济和社会景观几乎未置一词。
谈到上海社会史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提到韩起澜(EmilyHonig)的《姐妹们和陌生人：上海棉纺厂的女人们，1919-1949》。作为在中国研究领域里考察劳工和女性历史的开创之作，韩起澜所作的研究细致地探讨了工厂里女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韩起澜追溯了这种劳动力的缘由，聚焦于上海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从晚清最后几十年到民国这段期间，上海的居民大多数是近期的移民。韩起澜关于劳动力构成的讨论，不仅告诉我们乡下妇女怎样被招募进上海的棉纺厂工作，而且告诉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某些裂痕。尤其是，韩起澜对于她所谓的工人中的“族群”分化现象极为敏感，比如说对来自苏北地区的移民的歧视。藉此，韩起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于平民中的各种分界线，我们应该如何刻画其特征、展示其联系，尤其是在像上海这样社会构成如此复杂的地方。韩起澜自己特别在下面这本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创造中国的族群：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韩起澜说：“阶级，在上海是由乡土身份构成的，而乡土身份的建构又是有关阶级的话语的一部分。进一步说，恰恰是因为这些身份与阶级的联系如此牢不可破，它们才设定了族群(ethnicity)的维度。”实际上，甚至就连有关苏北或者苏北人的地理范围的一个清楚的定义也还不存在，此语仅仅是用来解释身份之形成过程的流动性质。
乡土在理解上海社会时的作用，在裴宜理(ElizabethPerry)尤其是布赖纳·古德曼(Bryna Goodman)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在他们的研究正式出书之前，我们就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与叶文心于1992年编辑的论文集中预先了解了他们的成果。回头来看，很显然，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在“上海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分支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书标题特书《上海寄居者》，提醒读者别忘了上海较近的历史是与外地人紧密相关的。这本集子囊括了一群共同关注上海的学者，如本文所论，有关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他们当时或者已经有著作问世，或者即将完成相当分量的研究计划。
裴宜理在其随后的专题研究《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中附和韩起澜，将讨论工人组织的一章命名为“地方的政治”(thepoliticsofplace)。不同之处在于，如裴宜理自己所说的，关于工人的分裂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关联，她给出了一种更为肯定的观点。裴宜理也承认，像乡土亲和力、性别或者甚至是年龄等因素有时也会影响工人的团结或者阶级意识的形成。但在她看来，尽管“乡土身份肯定会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但是，低估这些地区性联系的组织潜能可能会犯错误。对地域的忠诚(尽管各有各的忠诚)起到了凝聚工人们行动的作用，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战斗力。”
在古德曼的《乡土，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域网络和身份，1853-1937》一书中，乡土联系和身份这一问题得到了彻底的研究。与韩起澜、裴宜理不同，古德曼更注重将乡土联系置于国家建构而非阶级形成的背景下看待其作用。古德曼一书的过人之处在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她把乡土亲和的政治与实践历史化，将其置于具体的背景之下。如其所述，“乡土联系和乡土身份是在特殊的时期产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内省的‘传统’文化对于人口迁移的反应，而是因为这些组织和身份的产生本身就服务于特殊的变动之经济、政治目的。”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她指出乡土身份的政治与国家建设二者之间并不是必然矛盾的。众所周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曾抱怨，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中国人和血统、土地非同一般的联系是一种阻碍。古德曼将这种说法完全颠倒了过来，甚至主张乡土联系有助于培养一种民族意识。她认为，作为旅居者网络的一部分的同乡组织的发展，实际上使得超越狭隘的“地方主义”成为可能：“在想象中与乡土和乡土共同体相关联的这种方式，通过比附，许可了国民共同体的想象。”
你或许想到了，在古德曼笔下的许多人都从事商业活动。象征上海的商业文化传奇的南京路就是一本新论文集的主题。从百货商店到广告，论文作者们检讨了上海商业的方方面面。此书的编辑者舍曼·科克伦(Sherman Cochran)，也发表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关于各种总部设于晚清、民国时代上海的企业的比较研究，题为《遭遇中国人的网络：设在中国的西方企业、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1880-1937》。此书分析了影响中国商业发展的、企业和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克伦称之为“动态的关联”(dynamicinteraction)。科克伦说，任一方面都不能完全控制另一方。科克伦发现在他所列举的所有企业中，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不得不重视社会网络的存在和重要作用，并且自身采取与之相应的合作等级。另一方面，科克伦也提出，特殊联系，比如以家族关系或者乡土亲情为基础的联系，会不断妨碍社会网络的发展范围。特殊联系尽管或许非常重要、非常普遍，却并不能保证在商业决策上达成一致。在某个给定网络中的紧张、甚或是公开的冲突也并非不为人所知。其实，科克伦对中国的企业内部组织的研究，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对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商业组织的简单趋同这一观念提出置疑。
如果说科克伦研究上海企业文化的焦点在于制度，叶文心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则使我们得以通过日常实践来瞥见这一文化。在〈企业空间，公共时间：上海中国银行的日常生活〉中，她把我们带入形成中的这部分现代都市“中产阶级”的世界：他们是“工作卖力的、有教养的、职业的雇员，他们在某个大企业里拥有专门的职位”。比如说，这一群体中的成员的日常生活规律，服从于机械钟表的新式统治。“练习生的一天从黎明到黄昏都完全是计划好的”，叶写到，“他每天按时起床，学习珠算、算术、英文、中文写作。还要学习书法，阅读‘有用的杂志、书籍和报纸’，而且——像旧时的儒家书院以及日本人的银行一样——坚持记日记。”就空间而言，银行企图将企业的场地变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它给雇员提供宿舍，并且接他们来上班。职员们在公司的餐厅吃午餐，还被鼓励参与一些在企业场地里进行的活动和体育锻炼。叶看出，民国时期上海的企业文化和新中国的单位制度之间有某种联系。她的结论是“工作单位，原来是依靠自己设定的共同步调而形成的空间上独立的企业个体，但如今在一个时间节奏下形成的社会，它已成为普遍空间的隐喻。机械时钟，原来是来自欧洲的普通玩具，后来又是西式的资本主义的器械，最后变成了大集体和国家力量的一种工具。”
当然，上海并不仅仅是属于企业和工人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的视角看》中，杰弗里·瓦瑟卓姆在某些细节方面检讨了民国上海学生运动的过程。例如，同乡联系也是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在瓦瑟卓姆看来，它对于学生比起上海的工人“较少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瓦瑟卓姆研究的重点不在这儿。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或抗议运动的许多学者一样，瓦瑟卓姆关注的不仅是运动的组织和动员策略。他也高度重视学生的集体活动的语言和象征意义。然而，像傅士卓关于商业组织的研究一样，此处瓦瑟卓姆的上海也仅仅是学生们实施他们的抗议计划的地点而已。这是一个从上海看的视角，而不是上海的视角。
不用说，不考虑帝国主义的影响——城市中一大片外国人的控制区以及随处可见的外国人社区，要想理解那些导致民国上海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如尼古拉斯·克利福德(Nicholas Clifford)在他关于上海的西方人社区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在这个国家没有别的城市，或许在世界上也没有别的城市，外国人可以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掌握如此独立的权力。”1925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与其他通商口岸相比，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最为集中，有37638人。更重要的是，有超过100万人，大约占到这个城市人口的1/3-1/2，住在国际租界和法国租界内。然而，克利福德对于外国人社区的研究兴趣还没有得到其他历史学者的广泛认同，而且他的研究仅涵盖了一个相对有限的时间框架。填补历史编纂的这一处空白的是一本新的论文集，《新边疆：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新社区，1842-1953》，编者是英国历史学者罗伯特·比克斯(RobertBicker)和法国学者克里斯琴·亨里厄特(Christian Henriot)。其中有六篇论文——超过此书的半数——特别关注上海研究。编者提示，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历史还仅仅是在“关于镇压、耻辱、抵抗和解放的民族主义叙述”中被提到，而且“殖民主义在东亚的社会史也很少有人注意”。此书作者们探讨了上海各种外国人的社区，描述了他们的生活、运转的模式以及身份形成的过程。这些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阶级。我们得知，还有一些过客和移民，他们追逐着自己的利益，“在帝国的间隙里，在条约合法的边缘灵活地运动，利用治外法权，以及由殖民地公民身份和移民自治所提供的灰色区域，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本论文集是否实现了它挑战“有关通商口岸的现存的主流意见”的目标还很难说，其原因部分在于，还不能肯定确实存在这些所谓主流意见。不过，显然它为进一步的探讨开辟了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
然而，在外国人社区或者南京路的光彩之外，还有一个不同的上海：大多数上海居民——亦即所谓的小市民和城市贫民——所认识的上海。关于这些常常被忽略的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卢汉超在《霓虹光圈之外：二十世纪初上海的日常生活》一书中，为我们作了一些迷人的，而且常常是多姿多彩的描绘。卢汉超的目的是要陈述基于这个城市的普通中国居民的经验之上的上海社会史。他的工作及时地提醒我们，构成旧上海的不仅仅是那些我们已经习惯阅读的东西。同时，卢汉超也正确地指出，15年之前由柯文提出、并得到许多历史学者拥护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可能会轻易地掉进简单寻找“西方事物的中国对应物”的陷阱，因而有“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将中国历史概念化或者歪曲中国历史以适应源自西方的理论模式的危险”。但是，卢汉超坚持认为，他对于普通上海人的生活的描绘表明了“传统的持续”，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它有可能把我们再次引向“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分法，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普遍拒绝了的观念。“传统是很顽强的”，卢汉超这样说，“因为它的根基既非中国的上层建筑，亦非外国人带来的外来文化，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那些较少有机会接触新式的卫生设施或者还居住在旧式房屋中的人就被称之为“传统”吗?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下层社会就总是受传统束缚的吗?“传统”，到底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传统”仅仅是“现代”的对立面吗?抑或，在二十世纪上海的整体背景之中，另有一些别的意味?卢汉超的论证引出的问题或许并不比他解答的少。
政治的干涉
关于上海的历史写作常常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城市几乎完全是由商业和贸易的力量来推动的。林恩·怀特(LynnWhiteIII)在1981年曾经提到：“上海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化是由私人的商业利益所刺激的，而非由法令或者政府的直接行为所驱动。之所以进展很慢，盖因为它是无计划的。”小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Jr.)关于国民党政权和上海的商业团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看来是确证了政府和城市成长之间的分裂关系。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政府，1927-1937》一书中，科布尔认为，二者关系的“特征是政府竭力从政治上削弱城市资本家，压榨经济领域内的现代化部门。南京政府的政策重心是税收，而不是资本家的福利或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又比如，他进一步提到，当蒋介石在北伐之后想加强权力时，帮会组织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中也包括对上海工商业精英采取胁迫的手段。民国上海政治的这一诡谲的一面——在合法社会边缘活动的帮会的角色——最近也有人加以研究，亦即布赖恩·马丁(BrianMartin)的《上海的青帮：政治与犯罪组织，1919-1937》一书。
像古德曼关于同乡组织的研究一样，马丁并没有用“中国传统”这一简单的术语来描述帮会的意义——更具体地说，此处应该是所谓秘密社会的传统。相反，马丁将帮会正在发展的力量置于民国上海飞速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具体地加以考察。比如说，这个城市四分五裂的管辖权就给青帮提供了活动空间。它的头子被召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公安组织，得到了殖民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中国的当权者试图把流氓在外国租界的存在引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通过和青帮的勾结来延伸他们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青帮取得了它对这个城市的毒品、赌博、高利贷和劳工市场的控制权。在勾画帮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方面，马丁比科布尔走得更远。在马丁看来，青帮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完全吸收进了他所谓的国民党政府“社团主义(corporatism)”。青帮首脑在当地的政治和公共机构中活动，而这些机构则“充当了政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媒介”。青帮同时也“既属于国民党官方的工会组织，又是城市经济正在扩展的政府份额的一部分”，因而，“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官方权力的结构中一种固有的成分”。
马丁的研究表明，在民国上海，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且，仅仅用经济力量来描述上海的发展也过于简单化。显然，这也正是克里斯琴·亨里厄特的《上海，1927-1937：城市力量、地方性和现代化》所要指出的事实。亨里厄特提醒我们注意政治权威的多种层次，并且指出了地方政府为了塑造上海的未来而做的深思熟虑的工作。亨里厄特发现，在1927年国民党控制这个城市之前，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长达15年的‘管理不良’状态”。但是，他指出新的地方政府，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投入了许多工程，其中包括市镇规划、发展教育和公共卫生。他也对科布尔的发现做出了修正，如其所说，至少从上海地方政府的视角来看，政治权威和资产阶级之间并非敌对的关系。他告诉我们，在上海“资产阶级尚可想保持独立性，甚至在政府和国民党的代表面前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特权。”但是主动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地方官员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亨里厄特说，“他们是有想法的人，而且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他们的政策也就是“他们希望在上海引进并且建立的某种现代性的象征”。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的热情最终会因为资金不足、缺乏政治意志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工作不应该被忽视。
如果亨里厄特的关注点在于上海的政治和现代化，魏斐德则通过一个不同的棱镜来观照国民党为统治这一城市而做的努力。在《管治上海1927-1937》中，魏斐德检讨了现代的另一个侧面：国民党政权寻求建立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方式。上海的“市民文化”，魏斐德说，“始自于维持秩序，而不是增强法制。”在秩序的维持者看来，上海不仅是罪恶和毒品的巢穴，而且是政治上的敌人和危险的破坏分子们的天堂。魏斐德也具体地触及了对管制工作提出的各方面的挑战：这个城市四分五裂的管辖权和治外法权，广泛的腐败堕落，日本入侵的威胁。4000名警察很难完全解决这个大都市方方面面的要求。需要做出选择。魏斐德发现，尽管“日常的管制工作还在继续应付上海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投入对付‘赤色分子’的力量越来越多”。
魏斐德关于地方政府的估计与亨里厄特有分歧。例如，与亨里厄特相反，魏斐德认为，1931-1932年冬天，由日本人进攻上海而引发的危机导致政府势力的增强，从而压过了地方的精英。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上海公共安全局的地位的变化，它反映了“以牺牲市民社会为代价而增强的管理权威”。用魏斐德的话说，“地方独裁——而不是地方民主——成了赢家。”的确，他在此书的结论部分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探讨训导式的政权，亦即“‘围墙、空间、机构、规则、话语’这些力量的网络怎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扩张和站稳脚跟，以及在它们的间隙里个人如何生存”。
如果说上海在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十年已经是一个复杂的地方，1937年以后，日本人的占领又给它增加了一层复杂性。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在1937年11月陷落。但是，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外国人的居住区，以享有治外法权和中立地位为名义，一直未被日本人占领。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孤岛”现象。尽管这一术语唤起了一种想象——一块孤立的被包围领土被占领军同国家的其他部分剥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傅葆石(PoshekFu)在他关于沦陷的上海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和艰难选择的研究中指出，在战争过程之中，有一个“秘密的但又是巨大的网络，包括情报工作、贸易活动、政治操纵、宣传工作和逃跑路线在内”，在“孤岛”和被占领区之间一直运转。傅自己并没有研究这一网络。相反，通过解读精心选择的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统照、李健吾以及那些在“古今”群体中的人——的作品，他探测了战时上海的道德—政治危机的情绪和感觉。但是，这个网络——在1937-1941年间产生的混乱、喧嚣并且常常是充满了凶杀的上海世界，却是魏斐德另一本著作《上海劣地》的主题。像傅一样，魏斐德也对抵抗和通敌二者的含混有兴趣。但他探索这一问题没有借助文学作品，而是研究为了争夺妓院和鸦片馆而展开的政治阴谋和斗争的有关记录，更不用说，还有绑架、杀人，以及被国民党、帮会分子和其他类似的通敌的特务机构所出卖的过程。在魏斐德看来，混乱和暴力已经使上海人变得麻木了，这一点也使得日本人在1942-1945年间完全占领上海更为容易。关于日据时期的一些议题，包括左倾日本人的异议以及战时上海的电影，在最近由叶文心所编辑的一本论文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
文化转向
在过去十年里，历史学者所面临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已经在关于晚清和民国上海的妓女历史的争论中得到了概括。关于这个主题有两本有实质内容的著作，一是贺萧厚达591页的《危险的快乐：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与现代性》，一是克里斯琴·亨里厄特的《上海美人：十九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妓女和性》，有501页，两书均出版于1997年。在两个历史学家之间，思路的不同和重点的歧异，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文化研究”对历史学家的挑战。
到底“文化研究”或者“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在学者中难以达成共识，因为这个标签包含了太多的理论倾向和方法倾向。然而，这一领域也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文化研究大多产生于对流行的社会科学范式的解释效力的普遍不满。在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和林恩·亨特(Lynn Hunt)那里，历史学家关心的“文化研究”的一种趋势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在文化研究中”，他们说，“因果解释退居次位，甚至被剔除，而对于权力的祛魅和解构则取而代之。”假定大多数的历史学者都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阐明历时的变化过程，那么，这种对“因果解释”的忽视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问题。“文化研究”对于社会概念的挑战，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又如邦内尔和亨特所指出的，“历史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在社会学范畴的用法上碰头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社会理论的奠基者已经使这些范畴获得了突出的地位，他们花费在研究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方面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对社会学范畴本身的意义或者操作的探究。”并非过去的历史学者忽视了社会学范畴的疑问性质，而是他们的分析模式通常突出了社会背景和社会属性的问题，模式框架各方面受了范畴本身的限制。正是通过质疑社会的基本地位，“文化研究”引发了关于它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以及它在历史写作方面的应用的争论。显然，这一议题现在已经渗透到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前面曾提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已经确立了它的主流地位。在最近有关上海妓女的历史编纂而引发的争论中，亨里厄特看来是更为正统的社会史形式的支持者，而贺萧则更倾向于赞成“文化研究”的洞见。
贺萧欣然承认，她的视角得自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介于它们之间。77在她的导论一章中，小标题是“认识”、“记忆”、“再发明”；在导论中，她陈述了自己此书的方法论，充分地说明以下的观点：她认为，历史文献最好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来阅读。对贺萧来说，对于这些深藏于文献——旅行指南、社会改革者的作品、新闻和杂志、政府记录——中的话语的分析，必须被定义为重构二十世纪上海妓女史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这些丰富的细节并非仅仅揭示了文献中可能的偏见和矛盾，而是巧妙地承认了，我们接近妓女“现实”的机会总是以我们的文献中各种不同的话语结构为媒介。简单地总结一下，妓女社会史与其说是妓女世界的整体的重构，不如说是历史学者折衷历史记录的不同话语的产物。
与此同时，有必要指出这一点：贺萧强调，我们有可能复原妓女留下的踪迹，甚至是她们的声音。她说：“在现存的历史记录中，历史学者所看到的、听到的，是各式各样的运动。”与斯皮瓦克在她的名文〈贱民会说话吗?〉中所作的论证看法不一致，贺萧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斯皮瓦克的修辞问题，尽管还有某些限制。贺萧提出，“在历史记录中，贱民所占有的主体地位并不简单地由那些保存这些记录的精英们所指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贱民自身的干涉的影响。”她认为，不同的话语最好能“彼此相联系”地来阅读，而且，“试图使它们顺从于严丝合缝的叙述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宜的。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和谐之处可以证明恰恰能够进行最有趣的描绘。”因而，在她关于上海妓女的研究中，关于如何重构历史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和重构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同等重要。
亨里厄特没有将他的文献视为各种不同的话语结构，而是概括地看作信息的集合。亨里厄特非常了解“常常是破碎的文献”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判断何种文献能够提供最有用的材料，可以帮助他进入上海妓女的世界。像贺萧一样，亨里厄特也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但是他表述其发现的方式和贺萧截然不同。贺萧主要是依靠叙述的形式来展示她的材料，从某些分析的开放性和有意的含混中，明显地透出轻松自在，或许还有些自得之感。与此相反，亨里厄特则试图使他的表述有一种精确的意义。秉承在各种社会科学范式的刺激下凸现出来的社会史传统，为了支撑他的陈述，亨里厄特在他这本书里填充了37张表格、11幅地图、5份图表。还有，他在一篇关于贺萧著作颇为尖刻的书评中，曾经埋怨贺萧“并没有澄清，她在什么时候把她的材料视为对妓女的描写，什么时候视它们为真实生活的记录。”他接下来批评贺萧把她的研究说成是社会史；因为在亨里厄特看来，贺萧主要处理的是以守旧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作品为基础的一套话语。显然，亨里厄特倾向于主张“档案材料”才是通向妓女的真实生活的道路。那么，按照他的思路，为了真实地描述上海妓女的世界，首先一点，掌握材料的种类要正确。
这里点出了这一议题的关键：对亨里厄特来说，在“话语”和“真实生活”之间有明确的区分，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必须划清。但是，这种区分显然也有问题，它会引起“文化研究”支持者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不首先探讨各种不同话语结构对现实形成的媒介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充分明白社会的运作。当然这并不表示文化史家们认为，没有在话语之外的真实；或者，他们对理解过去的人的社会经验不感兴趣，就像他们的某些批评者故意说的那样。然而，文化史家们通常所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回到过去的机会总是片面的、有争议的，而且关于社会的历史文献——亦即文学作品、政府文件或者统计图表——常常是和某些权力关系相重叠的，而这些权力关系必须首先要进行揭示。从这种观点来看，由像亨里厄特这样的正统社会历史学者所作的话语和真实生活的记录之间的划分，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在话语的历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划分，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二者存在差异，贺萧和亨里厄特的著作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晚清和民国上海妓女的知识。亨里厄特尤其擅长将妓女的经济和地理揉合在一起，而贺萧则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对于妓女“问题”的理解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同时，他们的分歧也不是细枝末节的差异，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显然，这就是上海文化和社会研究的现状。
正如叶文心在她最近的论文〈上海现代性：一个民国城市的商业和文化〉中所说，对于就上海文化构成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兴趣正在学者之间萌生。叶提出，在上海研究的这座富矿里，可以分出两条独立的提问的线索。其一，主要是致力于借助上海这个棱镜探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二，焦点则在于和商业、文化紧密相关的主题，特别是民国上海是否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诞生地”。此处我们重点讨论的是后一条线索。叶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说法：尽管那些追随第一条线索的学者主要是以国家背景作为问题的框架，那些对商业和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则更有可能把民国上海看作“不仅是国家政治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力量的产物”。然而，用简单的东西方二分法来追溯这个城市的文化进程，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了。上海的文化构成(从精英到大众)转而要用这样的术语来分析：“不断地试图把外国人本地化，把新奇的东西通俗化”。
但是，叶也注意到，第二条提问的线索本身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议题。比如在妓女研究中，学者们就是从许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展开他们各自的研究计划。因而，他们的主题的范围就包括，“从平凡到崇高，从商业买卖的螺母、螺钉到最抽象、最纯净的人类激情”。并不是说，如此一来，大多数矛盾的研究思路就得到了重视。恰恰相反，正是在对社会和文化的兴趣重新兴起的情况下，在“整合社会经济史家和人文学者的发现”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可以肯定地说，学科之间缺少对话是一个在中国研究之外也存在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除了少数例外，对于“文化研究”的贡献和干扰都保持着相当的免疫力。结果就造成了，在上海文化研究的著作集里，关于“抽象的和崇高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具有某种历史敏感性的文学研究者的领地。
在《中国现代文学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的结构》中，文学研究者张英进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所表现的城市状态和生活，由此凸显了城市的意义。张表明，上海作为一个激动人心而又腐化堕落的城市，专注于追逐金钱和时髦，她这种暧昧不明的声誉，与北京那种符合传统并为知识分子的高雅格调所认同的地方恰成对比；它既是上海具体环境的产物，同样也应该说是作家和电影制片人的作品。张英进刚刚编辑了一本论文集，题为《电影与上海的城市文化，1922-1943》；他主要聚集的是一群年轻的学者，其中包括历史研究者。此书的研究主题是民国上海的电影业。
然而，通过整合实物和文本来勾画上海文化轮廓的最有名的尝试，出自李欧梵的手笔。在他最近推出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的兴起，1930-1945》一书中，李欧梵试图将由一个作家的小圈子的作品所表征的现代文学想象在民国上海的出现置于其情境之中。李欧梵笔下的上海和卢汉超执著的传统主义的世界正相反对：他看到的上海是一个大都市——高楼大厦、百货公司、咖啡厅、舞厅和跑马场，以及由书写文化和视觉文化的繁荣所塑造和改变的社会结构。他告诉我们，一个普通的舞女每月大约的收支是多少；置办一套西装，包括鞋帽在内，要花费几何。归根结底，李欧梵关心的问题是民国上海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所表现的一种特殊的中国现代性。像叶文心一样，李欧梵也认为研究上海文化的最佳思路是将其视为参与塑造它的各种力量不断调和的过程。提到上海的电影，李欧梵评论到，“与其说它产生的是殖民的模拟(colonialmimicry)，倒不如说它导致了各种程度的‘中国化’——从对叙述的相似性(比如情节剧的套语)的‘误读’到以剧情梗概和时尚杂志文章的形式所作的书面的‘重写’——从而将一套中国人的价值观嵌入了外国电影之中。”当然，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这一表述也并非无可置疑。比如，“一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一议题就很有可能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尽管如此，李欧梵开创性的工作的确为将来研究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文化史指明了一个或许会收获颇丰的方向。他较多地采用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思路，解析了上海现代性的多重结构，而没有简单地将其置于一种目的论之下，——这种目的论认为，中国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方程式的现代世界。
附 记
过去十年来，一度盛行的有关上海的出版物，远未穷尽对于这个城市的研究兴趣，相反，似乎掀起了新的高潮。比如，徐小群关于职业组织的研究已刚刚出版。紧接着还会有其他的专题论文，讨论有关上海的各种主题——电影工业、印刷和出版、说书和商业、戏剧、舞厅等等。多数研究属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范围。毫无疑问，它们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关于晚清和民国上海社会的理解，尽管它们与目前关于方法论的争议会有怎样的纠葛还有待观察。不管怎么说，“上海研究”影响已经超出了关于这个城市本身的研究之外。而且，它也将有助于激起一般性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兴趣。学者们正在逐渐转向其他的城市，比如北京、天津、哈尔滨、成都、南京，以及扬子江流域下游的其他中心城市。2000年3月，在圣迭哥(San Diego)举行的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上，有一个主题讨论中国城市史的分会场，会上讨论的问题多种多样，从不同城市之相互联系的重要性一直到研究城市史应该如何使用视觉材料和书面材料；由此看来，关于未来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思路和主题仍将呈现多样性。城市研究已经流行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一个评论者最近在对民国史研究状况的判断中提到，现在需要对农村地区多进行一些探讨。无论如何，历史学是关于现在的学问。至少就当下而言，位于舞台中心的是“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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