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外关系和上海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与太平天国时期捻军之外的其他民众起义相比，上海小刀会起义自爆发以来就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本文就所见资料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回顾，成果主要以大陆的出版发行物为主。
一
上海小刀会起义除存在于晚清官方文牍中外，早在起义期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周报—《北华捷报》和英国伦敦布道会在香港创办的新闻杂志性的月报—《遐迩贯珍》，就对起义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从1853年9月到1855年3月，《北华捷报》刊载的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文字资料，约有16万字，其中有原件现已失传的小刀会本身布告和信件，比较详细的战况报道，英、法、美三国侵占海关和租界的经过，中外勾结联合镇压起义的详情等。《遐迩贯珍》从1853年第3号起到1855年第4号止，对作战双方的情形，也多有报道。这两份报纸的报道，成为研究上海小刀会的政治、军事情况以及他们与太平天国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上海小刀会起义6天后，有人提笔记其“本末”，所记为1853年8、9、10三个月中起义军各方面的情况。该文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对起义前上海地方政府谋求应对措施、起义后小刀会施行的政策措施、起义军发布的一些告示、起义军的重要领导人、起义军的活动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被后来的研究者屡屡引用。作者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上海小刀会“七党之人，各怀意见，令出多门”，若被“绝其攻取之望，则进无所得，退无所掠。鱼游釜中，烹而食之，必矣”。[1]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觉其分析切中要害。
进入民国以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进行了较多较自由的研究，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显得薄弱。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见于综合性文史刊物《逸经》（第26期）所载的几篇文章。其中两篇由简又文译自《北华捷报》，分别是罗孝全的《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和晏玛太的《小刀会占据上海目击记》，均为资料性的文章；徐蔚南的《上海小刀会乱事的始末》简略地叙述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经过。
1949年至1978年期间，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上海小刀会的事迹和人物作为传奇故事的主角，频频出现于文艺作品中，受到反复歌颂，同时学术研究也开始起步。1953年，王天奖发表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对起义的全过程作了简略而全面的论述。其后，元甫研究了起义军的组织，认为上海小刀会的“基本群众是流入都市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领袖人物多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和破产农民”。“小刀会依天地会传统，志在反清复明，一切悉遵明代制度”。[2]后来的研究表明他的观点还可商榷。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的影响下发动的，学者们认为，上海小刀会对太平天国表示了极大的信赖和尊敬，热切希望得到太平天国的支持和援助，积极争取归顺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天国对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拒绝加入，还是主动争取？萧一山等认为太平天国拒绝刘丽川小刀会加入；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曾经主动地争取刘丽川小刀会的加入，曾经做过企图赴援刘丽川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形势使得太平天国不可能出兵东援上海”。梁任葆则认为太平天国对小刀会“没有给以援助和积极争取”，罗先生特别强调的军事形势“只是客观的困难，而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主要的应该是出于主观愿望，这才是问题的实质”。郦纯又对梁任葆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罗尔纲的结论“基本上可以成立”，而梁任葆的“太平天国没有积极争取刘丽川等参加”的意见“缺乏充分的根据。”[3] 双方各持己见，没有达成共识，这一问题遂被暂时搁置。
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曾标榜过“中立”。杨同余揭示了侵略者“中立”的真相及中外勾结的过程，认为在“清政府没有完全满足侵略者的要求”时，侵略者保持“中立”是“等待观望形势的发展”；1854年4月4日“泥城之战”后，“帝国主义控制了上海海关，攫取了租界的行政、司法、征税等特权”，遂抛弃“中立”，因此“泥城之战”是中外“勾结的一个转折点”，7月11日工部局的成立是“勾结的完成”，11月22日“英、美、法协议建筑界墙则是外国侵略者公开干涉起义军的开始”。[4]
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资料的整理和汇编。195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编成《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撰者将资料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排，共有六部分：一，小刀会起义文献。这是小刀会领导者发布的布告、告示等，有一部分因为原件已失，由《北华捷报》的英文回译而来；二，小刀会起义期间的记载和战况报道。这部分的内容主要译自《北华捷报》和《遐迩贯珍》；三，清政府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资料，包括探报、禀报、奏报、上谕、书信等类清方文件；四，外国侵略者干涉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和记载。这部分内容汇编了外国人在华的所见所闻以及外国人所著的书中有关上海小刀会的论述；五，其他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资料。这部分的内容来自地方志和清代文人笔记；六，上海附近各县人民起义资料。这部分内容收集了地方志和私人文集中的有关记载。书末并附有大事记、译名对照表等。《汇编》的面世，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65年，方诗铭出版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内容涉及上海小刀会起义从筹划到失败的全过程。该书讨论的一些问题深化了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比如，关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作者认为，“上海小刀会是从福建传到上海来的，属于天地会的支派之一”，“福建小刀会是1849年或1850年福建华侨陈正成在厦门创立的”。关于起义军余部的斗争，认为潘起亮所部首先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为太平天国战斗到最后一息；另有一支先加入江西天地会，后也辗转加入石达开部太平军；留在嘉定县坚持斗争的起义军，在太平军进军上海时，英勇地起来响应。到达海上那部分起义军的斗争行动，对太平天国也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5]这些斗争史实的廓清，使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过程呈现得更加完整。
十年浩劫，严肃的学术研究遭受扭曲，学术界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也陷入了停滞。由此观之，1978年之前的研究尚属于起步和初始阶段，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史料的整理和对起义总体过程的论述方面，方诗铭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1978年之后，学术研究恢复了春天，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也逐步走向全面深入，史学界就一些问题展开了争鸣。
1980年前后，因台湾学者卢耀华的文章引发了对“上海小刀会起于何时”的讨论。卢耀华认为“上海小刀会是由广东小刀会承袭而来，刘丽川是上海小刀会的创始人，创立的年代在1849年至1851年”。方诗铭则认为“1849或1850年，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后，很快就传入上海，其创始人当即是李仙云”。郭豫明认为“上海小刀会是由广东小刀会承袭而来”之说“证据似不足”。[6]多数学者也都赞同方诗铭的意见。
上海小刀会起义当日起义军曾采用的“义兴公司”的名义发布告示，关于“义兴公司”的性质，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方诗铭、刘修明认为这是闽南小刀会在建立过程中吸取了东南亚某些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因素；黄嘉谟认为自1877年起，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的天地会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便摹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名号，改易其会党组织的名称为“公司”；谭彼岸认为“公司”本系闽、粤农村中经济组合形式，先由闽、粤农村带去南洋一带，并非由外国输入的新名词。[7]后者的论述似乎更加符合当时起义军的认识水平。
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的关系再次引起争论。梅占奎、刘解权认为：“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小刀会起义作过任何实际的援助和支持，而是采取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原因有二：一是“深刻的宗教成见”。二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错误”，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不应北伐、西征，而应“联合江浙一带的反清同盟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根据地。”[8]郭豫明认为太平天国认真作了支援准备，但因清军的阻隔没有成功，应是主观上想做而客观上没做成。[9]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接受了太平天国信仰”，太平天国“接受了上海小刀会的加入”、“领导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军”。[10]王庆成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太平天国公开表明接受上海义军的归顺”，但“太平天国首脑对上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对起义军的思想、信仰持有保留的态度”，因此“太平天国并未积极领导、支持上海”、“双方事实上并未能联成一体”。[11]朱从兵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认为小刀会起义爆发后，双方建立了“时通音信”的联系；1854年后，小刀会起义军努力接受太平天国的信仰主张，但太平天国希望小刀会起义军率众来归以便对之进行改造。因此，由于太平天国对信仰的苛求，双方一直未能实现联合斗争。[12]此外，郭豫明、卲雍还分别论述了宁波双刀会、闽浙会党与上海小刀会的关系，认为他们都曾积极响应过上海小刀会起义，并试图支援，但最后都失败了。[13]
具体研究渐趋深入。方诗铭总结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两大历史特点：一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投身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人、航运水手、其他城市劳动人民以及工商业主；二是以城市武装斗争为主。[14]郭豫明分析了上海小刀会的宗教伦理思想和军事组织。认为，起初小刀会接受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敬拜天地及各种偶像；后来逐步放弃“复明”宗旨，尊崇天父上帝，排斥邪神。小刀会以“旗”为军事组织的单位，旗色序列为黄、青、红、黑、白五色。起义军设有师帅、先锋、军帅、将军、副元帅、大元帅等职，并成立孩兵局。[15]廖大伟考析了吴健彰逃脱的原因，认为是“乡情观念和人情关系”使广东帮和其他帮里的一些“有身份者”暗中放跑了吴。[16]
人物研究得到加强。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第2417－2454页）里为刘丽川、周立春、李咸池、陈阿林和潘起亮等领导人立了传。郭豫明也为李咸池、陈阿林、周立春等10人包括一些次要人物作了述略。[17]这些成果使小刀会人物的行踪逐渐明晰，但基本上还是以人画线的简单研究。
上海小刀会起义对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93年6月12日，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等8家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140周年暨小刀会起义与近代上海”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了上海小刀会的发生、发展以及它对上海经济文化的重要影响。此后，一些有深度的文章相继发表。周武认为，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引发的难民潮涌入租界是导致近代上海崛起的一个尤为关键的因素，上海社会因此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体现在租界人口的迅速膨胀，“华洋杂处”格局的形成，租界防御自卫体系和市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北市的兴起与繁荣等。这些方面相互作用，使此前功能单调的吃、住、做生意的租界社区迅速转变为百业兴旺、繁华空前的全功能社区，并逐渐取代南市，成为上海社会经济近代化的龙头，从而彻底改变了上海城市的空间格局，为上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18]沈渭滨分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对上海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近代化的影响。首先对比了开埠前后社会结构的变动，认为开埠前的各类业主纷纷以同乡为依托，以同业为基础，组成各种会馆、公所，维系本乡来沪移民，维护本行业商业利益；开埠后社会阶层结构突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分野，出现了外籍移民、买办和大量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与独立劳动者。这些失业者形成大量的游民群，成为一股严重失控的、冲击现存秩序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闽广籍为多，是起义的基本力量。起义使租界内华洋杂居成为可能，上海城市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华界移向租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以租界为标志，县城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等方面日见滞后。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上海的客籍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进行了严格清理，使闽广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传统地位和经济势力急遽下降，江浙商民的地位逐步上升，市民的职业结构因而发生变化。[19]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模式和单一的政治、军事的线索，将研究的视角和领域拓宽到社会、经济的层面，显示了学术研究中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只是这样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
郭豫明是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他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当是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集大成者，全书30余万言。作者广泛搜集、利用了中外文献史料，特别是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全部上海小刀会的档案资料，在充分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着力研究了起义军的宗教思想、组织制度、政策措施、斗争策略以及他们同太平天国、清政府、列强（包括租界、外国传教士）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一些重要史实作了详细的说明与考证。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学术专著，是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为了适应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联合编辑了《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选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小刀会的档案102件，涵盖了小刀会起义的全过程，补充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不足。
三
史料的整理和成果的问世似乎代表着学术的繁荣，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民众斗争曾是上一世纪研究的焦点，但随着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现已日趋寂寥。近几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文章鲜有出现，几呈断流之势。是否上海小刀会起义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研究已穷尽？并非如此。从研究成果来看，对一些问题如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关系，仍存争议；一些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比如：租界和华界在起义前后的人口构成到底有多大变化？起义对当时上海海关的税收和商贸有多大影响？起义失败后华界为何没有恢复繁荣？等等。这涉及到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思路的创新。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参加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海保，死后留下《守拙轩诗集》、《守拙轩军中杂稿》等手稿，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小刀会人物的身份尚有待考证。[20]如果充分挖掘利用新的史料，转换一下研究视角，研究还是可为的，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并没有穷尽，也仍有价值。

[1] 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2] 以上论述参见王天奖《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元甫《上海小刀会起义》，《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9期。
[3] 以上参见罗尔刚：《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见《太平天国史实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4页；梁任葆：《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关系的商榷》，《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郦纯：《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
[4] 杨同余：《历史教学》1963年第11期。
[5]《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22、100－103页。方诗铭：《上海小刀会从县城撤退后的斗争史实》，《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
[6] 卢耀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台）《食货》1973年8月第3卷第5期；方诗铭：《“小刀会”和“上海小刀会”起于何时？—读台湾学者卢耀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书后》，《文汇报》，1981年1月12日；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第65页。
[7] 方诗铭、刘修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历史学》1979年第3期；黄嘉谟：《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编第201页；谭彼岸：《关于上海小刀会“义兴公司”的性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8] 梅占奎、刘解权：《太平天国支援过小刀会起义吗？》，《文汇报》1982年5月10日。
[9]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111－121页。
[10]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55－2458页。
[11] 王庆成：《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论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2]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新探》(将发表) 。文章研究视角具有新意，因此本文将观点收入。
[13]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与宁波双刀会》，《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卲雍：《上海小刀会与闽浙会党》，《史林》1987年第1期。
[14] 方诗铭、刘修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
[15]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的宗教伦理思想》、《上海小刀会的军事组织与军事斗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1990年第2期。
[16] 《关于小刀会处置吴健彰问题的考析》，《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
[17]《上海小刀会一些领导人述略》，《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18] 周武：《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与近代上海的崛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4期。
[19] 沈渭滨：《上海城市民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0] 孙绍华：《小刀会起义新史料例释》，《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