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闽南历史文化的研究成绩不菲。然而，由于闽南文化内涵极其广博，许多宝藏仍尚待发掘之中。作为参与寻觅和发掘闽南文化宝藏的一名史学工作者，自然是免不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闽南文化。如若将闽南文化放入历史长河中考察，其结果何如呢？令人惊喜地发现，元代在闽南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元代是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本文主要探讨元朝统一之后，由于南北长期隔绝的壁垒被打破，使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北方的一些民族，包括蒙古、色目、畏兀儿和西域各部人南来，与闽南传统儒家文化、民俗文化出现相互交融的现象。与此同时，闽南以其地缘优势，在元代发展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闽南出现佛、道、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现象，反映了元代闽南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元代闽南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的优势，对元朝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兹从几个方面加以申论：
一、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政治体制原因
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兴起时，全国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而直接影响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与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闽南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0当时泉、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泉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总管府，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还曾“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2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闽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溍说：江浙行省“当东南之都会，生齿繁多，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讫于海隅；旁连诸蕃，椎结卉裳，稽首内向。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事任至重，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莫克膺其寄”。13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4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闽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行省制之外，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最初，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市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当时，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废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曾以“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16以后，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随后，又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几经运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州、庆元、广州3处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元朝政府对泉州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他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号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素。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其东、南两面凭海，晋江、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
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闽南更显出地域的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持，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
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他撰写《岛夷志略》一书经过，这与元代闽南有关，现引录于下：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莫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川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已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顾以清源（泉州）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夷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2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汪大渊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来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组织人续修郡志，汪氏应邀将其海外见闻编成《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由此可见，汪氏有关元朝的弘论就是站在闽南大地之上抒发的。汪氏业已看到泉州这一“诸蕃辐辏之所”，与元朝中外交流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元朝统一之后，闽南的地缘优势得到较大的发挥，闽南明珠才得以绽放异彩。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并为世人留下赞美刺桐城（泉州）之壮观的名篇。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
三、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时说：福建“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学者吴鉴说：“闽文学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献，彬彬可考。时号海滨洙泗，盖不诬矣”。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吴鉴说上述话时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与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他“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甚严。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对闽南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发布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3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3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3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祐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3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3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据元人朱文霆记：“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帅扎剌立丁重建明伦堂。至治改元，总管廉忱始甃台塑两庑从祀像，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康里巎（巎）为记。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偰玉立重建明伦堂，并修议道堂，为斋舍四十间及先贤等祠”。37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祐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38从泉、漳两路学情况来看，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陈天锡，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孔庙），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在全国也不多见。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
中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传自外邦。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学者王荣国著有《福建佛教史》，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现将王氏成果转录，以供参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晋江县4所，南安县5所，惠安县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龙溪县2所，漳浦县1所。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笔者未见有专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笔者掌握的资料很不完备），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漳州路宫观有7所，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晋江县的灵济行宫，建于元至元间（未注明是世祖至元，还是顺帝至元）；南安县的凤山宫，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县的三清观，建于元至正间。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代重建；龙溪的东岳行宫，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龙岩县的东岳观，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县崇真观，宋建于县西门外，元至正间移建“县治西朝无坊内”。40由于历史久远，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一般情况下，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闽南的道教，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元代闽南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分布较广，数量也是很可观。但是，总的来说，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闽通志》所说：闽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十八九矣”。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这些人员，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留居闽南的伊斯兰信徒，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当地社会。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始建于北宋，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两次重修，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犹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时，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区。自元代前期始，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孟特·科儿维诺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等。安德鲁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录佩里格林、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签署“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
元代闽南地区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又称明教，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45教义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初、中、后）说”。认为经过初、中、后三际，光明即战胜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但规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并建寺传教。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即为元代所建。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此外，元代闽南对天后（妈祖）的崇祀，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总之，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13世纪的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有的归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宗的旧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46马可·波罗在他写的《行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习俗，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
四、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不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儿偰氏等需要有做些重点考察，这对我们了解闽南特有的文化现象会有所帮助。
1、蒲氏。闽南最著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当时，蒲氏家族以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从此，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管海舶事务。当年十二月，元军兵临泉州，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其长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万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偰氏。在闽南历史上偰氏的作用不容低估。元至正九年（1349年），偰玉立担任泉州路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偰氏遂与闽南发生不解之缘。偰在氏祖地在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是唐回鹘国相暾欲的后裔。元代为畏兀儿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元人欧阳玄曾写有《高昌偰氏家传》，传中记述偰氏家族的历史。52偰玉立的曾祖岳璘帖穆尔，精通畏兀儿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窝阔台汗时，他出任大断事官，从斡赤斤镇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华，年幼“俾习畏兀书经史，记诵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父偰文质官至江西吉安路达鲁花赤。偰文质“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篪，皆第进士。偰哲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学政事称于时”。54偰玉立是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55据陈垣考证说： “摩尼教世家，高昌偰氏也”。56闽南偰氏亦崇信摩尼教。
3、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祐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57
4、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58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59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5、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61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62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如泉州路总管怯来，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迺穆泰，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泉州路总管推官、江西武宁人周天凤，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吉，元统进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多新特点：一是兼容和谐，二是开放进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1 参阅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黄溍：《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4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题名记》。
15《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6《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22汪大渊原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后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马金鹏译《依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岛夷志略》附《清源续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传》。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书院记》。
29《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3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37弘历《八闽通志》卷44《学校·泉州府》。
38同上卷45《学校·漳州府》。
39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八闽通志》卷77《寺观》，同治《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41弘治《八闽通志》卷77《寺观》。
42参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363—364页，东京1964年版。
43参见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出使蒙古记》第270—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2第79章190页。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参见 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5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资》。
51《闽书》卷152。
52《圭斋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
53 《元史》卷124《岳璘帖穆尔传》。
54以上见《元史》卷193《合剌普华传》。
55《闽书》卷53《文莅传》。
56《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58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9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
60 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1《泉州府志》卷29《名宦一·马哈谋沙》。
62 见王祎：《王文忠公集》卷20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