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外历史学、语言文学、考古学等资料、特别是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查论述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元丽民间商人的交往更生动的反映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疏误之处敬希补正。

　　　　一

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元丽之间贸易的发展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宋与高丽贸易的北方一些口岸也由盛转衰。这些情况在元统一中国后就无由发生，原来北方的港口、海道重新成为元丽商贸的重要途径。）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东北与高丽的陆路往来可称近在咫尺，更似闲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资对外交流。同时，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发展贸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有时“官自发船贸易”，（注：《元史》卷94《食货志》。）乃至派遣船队专为皇室经商盈利；（注：《元史》卷38《顺帝纪》。）并在相应管理下准许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规定，禁止市舶司及所在地官员“拘占船舶，捎带钱物下蕃货卖”；准许其余“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蕃博易”，“依例抽解”。《元史》卷94《食货志》载至元31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故私营贸易相当发展：权贵者以“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注：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注：《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另一方面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诏行中书省：“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注：《元史》卷10《世祖纪》。）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而高丽社会“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韩）郑麟趾《高丽史》卷46《恭让王》载当时（1391年）“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可见宋历元至明，高丽与中国的贸易长盛不衰。）的风习亦相延不改，因此，元与高丽的贸易同元代整体国际贸易一样兴旺。
元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包括今山东半岛、北京、天津一带、辽宁、吉林等北方、东北地区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省区。海路贸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确见于高丽文献的记载。《原本老乞大》中的高丽商人李某在大都卖了行货后，即“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回国。元朝的大都商人经海路往高丽，最近捷的港口也就是直沽。山东半岛也有与高丽通航的港埠，高丽官方曾到益都贸易。其实山东与朝鲜半岛有历史悠久的海路交通和数处重要港口。据《管子》等书所讲，春秋战国时齐国就从海路进口朝鲜的“文皮”。朝鲜境内考古发掘到我国战国时期的很多货币明刀钱、安阳布钱和各种金属用具。（注：《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96-236页，转引自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第10-11页）隋唐以来，淄、青、莱、海等与朝鲜海交一直密切，“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线路。（注：《旧唐书》卷199上，《新唐书》卷220《高丽、百济、新罗》，《新唐书》卷43下《地理》7下。）密州、诸城、登州（包括牟平、文登、斥山）、青州等地因新罗人旅居者甚多，而形成“新罗馆”、“新罗坊”。（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宋代，熙宁七年以前“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可知山东半岛沿岸诸地在与高丽交往中的地位。宋熙宁七年后，因高丽方面顾虑政治环境干扰，“欲远契丹”，而改“由明州诣阙”。（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入元以后，政治因素已无问题，历代相续的由山东通往高丽的海道与港埠也应有所恢复，重新发挥作用。
东南沿海与高丽交通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庆元和泉州，其他如上海、温州、澉浦等，亦不乏与高丽的往来。（注：详参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震檀学报》（韩国）第71、72合刊。）
庆元港宋代曾称明州，宋时已为与高丽交通的重要港口。熙宁前即屡有高丽海船至境上，熙宁七年后，高丽船“来者益多”，“直趋四明”。中国官私船舶赴高丽也多由明州定海“绝洋而东”，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朝鲜之黑山入其境。元时，庆元贸易更发展，为元代市舶司所在地之一。庆元港地处甬江上游奉化江、余姚江汇合处，位置适中，距温州218海里，距杭州167海里，距上海136海里。“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注：至正《四明续志》卷1《土风》。）据载此港于元代进口货物220余种，比南宋多50余种。元人有诗描述庆元港的海外贸易盛况：“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注：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元音》卷9。）泉州港为元代第一大港，亦市舶所在地，海外贸易一派繁荣。福建与高丽贸易自有其历史传承。据《宋史·外国传》《高丽》载，当时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高丽史》载，北宋中叶后有时泉州赴高丽的海舶比明州往高丽的船还多。（注：据《高丽史》，宋真宗末年到高宗初年，宋商赴高丽93次，其中可考籍贯者25例，泉州9例，福州2例，明州5例，台州、广南各3例。）到元代，泉州则是“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巨商富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注：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庆元、泉州常年往来着高丽与元贸易的货船。高丽方面的礼成江口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口岸，十三世纪已臻繁荣：“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中国南方）”。（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著录了214个国家和民族与元代有交往，其地域范围最近的即是朝鲜。除海路外，元代北方陆路对高丽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多。

　二

元与高丽的贸易以官方和民间两大形式为主。（注：韩国学者把中世纪韩中贸易更细分为官贸易、附带贸易、公认民间贸易和秘贸易、朝贡贸易、准朝贡贸易等，颇可参考。见韩全海宗《中世纪韩中贸易形态初探》，并认为元丽间仅有数次官方贸易和一次秘贸易，见《论丽元贸易性质》。二文皆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笔者以为简要分析中韩贸易的四种形态实质还是分属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大类别，且元丽之间贸易史实也发掘了稍多的资料。）官方贸易主要通过“朝贡”或“交聘”“回赐”的形式进行。互赠礼物（贡物也给免税），实质是变相的贸易。外国商人也常将运来物货说成“呈献”“进奉”（有的假本国君主的名义），但却“依着时价要钱”。（注：《永乐大典》卷19425载《成宪纲要》《驿站》记“海里做买卖的人每，将着宝货等物，指称呈献物货……到这里呵，依着时价要钱”。）元政府为免于进奉过多，负担过重，以致不得不只按货物的十分之一作进奉处理，其他依例抽买。元政府有时直接“官自发船”到海外贸易，自是一种官方贸易。榷场互市也是在元官方管理下与高丽进行贸易的途径。
首先看榷场互市。元朝与高丽在两国陆路交界地区的榷场互市贸易，时置时罢，史料记录较少而不详。高丽方面载，1224年（高丽高宗十一年），元政府同意在两国边界“各置榷场，依前买卖”。（注：郑麟趾《高丽史》卷22《高宗世家》。）元朝有专门的官吏负责管理市场，收取税利。如1286年，高丽史载“元遣使算商人税钱”。（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0《忠烈王世家》。）《元史·高丽传》载，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十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诏，谕以开榷场事，三年正月罢互市。《元史·世祖本纪》记中统二年七月癸亥：“巴思答尔乞于高丽鸭绿江西立互市，从之”，中统三年正月庚午，“罢高丽互市”。（注：《元史》卷4、卷5《世祖本纪》。）
据前述史料，于边境地的榷场，在元世祖时已不存在，但元丽官方在其他场所的互市活动并未停止，而在继续。《高丽史》记元宗十二年（1271年）凤州经略司以绢一万二千三百五十匹，来市农牛。（注：郑麟趾《高丽史》卷27《元宗世家》。）忠烈王四年（1278年）五月，遣前大将军尹秀，市马于北京；忠烈王十三年（1287年）三月，遣将军张舜龙等...令求买公主真珠衣；忠烈王二十年（1295年）高丽政府遣人“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注：郑麟趾《高丽史》卷28、30、31《忠烈王世家》。元时称益都路，不称益都府，《高丽史》记载有误。）高丽换取元的纸币以购买元朝市场上的商品。经海道往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及潍坊市辖区）贸易，反映了当时山东半岛也有元与高丽贸易的重要口岸。元人朱晞颜作《鲸背诗》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复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据研究认为向高丽和辽东的分路航行，是在山东半岛附近海域。（注：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5页。）十三世纪末，高丽国王派遣周姓侍郎由海路抵杭州，与元地方官员商议双边贸易事宜。（注：姚燧《史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6。）高丽忠肃王时（1314年），成均提举司派博士柳衍、学谕俞迪来元江南，以宝钞150锭，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注：《高丽史》卷34《忠肃王世家》。）到高丽晚期，高丽国王甚至连年派遣官员或委托富贾巨商，从事贸易获取利润。如忠惠王时期（1342）年三月丙申，遣南宫信赉布二万匹及金银钞市于幽燕。1343年“王召富人大护军林桧、前护军尹庄等十余人，授内库货，如元贩卖”。（注：《高丽史》卷36《忠惠王世家》。）元政府也多次派人携官绢、币帛等物为元镇戍屯田军赴高丽求佛经纸、购买耕牛、粮食乃至人口等。元廷有时视需要从高丽或元方调剂粮食等物资，类似统购统销。元丽官方以“朝贡”和“回赐”的方式互相赠送、交换大量物资，元廷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赐多超过贡物所值。（注：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7《八蛮来朝诗》。）双方派遣的贡聘使节常常私自带一些物品进行交易。元政府对此种行为司空见惯，一般也不深究，准许高丽来使个人贸易。但高丽政府若发现赴元使臣夹带人众和获私利隐匿过多，则予治罪。如高丽元宗四年（1263年）十二月壬戍“流朱英亮、郑卿甫于岛。英亮等尝赴北朝（元）时，受人货赂，带十七人而行，多行买卖，至是事觉。没十七人银瓶一百七十口、真丝七百斤，皆配岛。征英亮银九斤，卿甫七斤。”（注：《高丽史》卷25《元宗世家》。但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宋时高丽允许贡聘使臣个人贸易：“高丽故事，每人使至，则聚为大市，罗列百货，而金银器用悉王府之物，及时铺陈”。元时，高丽可能有不同规定。）附带提及，高丽使节除了完成其首要任务外，有些活动直接促进了经济交流，推动了后来高丽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商业贸易。如元末出使元的高丽使节文益渐（1329--1398）把元的棉种带到高丽，使人推广栽种，并迅速发展了棉纺织技术。棉织品成为高丽重要的新产品，（注：《高丽史》卷111《文益渐》。）并向国外输出：1396年和1423年先后开始出口到中国和日本。（注：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
根据《高丽史》（卷二二至四四，《高宗世家》至《恭愍王世家》）的记载，有元一代，元朝使节携带物品赴高丽共61次，计：元世祖朝（1260-1294年）18次，成宗朝（1295-1307年）12次，仁宗朝（1312-1320年）2次，泰定帝朝（1324-1327年）1次，顺帝朝（1333-1370年）18次。高丽使臣携带物品赴元朝共138次，计：高宗朝（1214-1259年）23次，元宗朝（1260-1274年）14次，忠烈王朝（1275-1308年）66次，忠宣王朝（1309-1312年）6次，忠肃王朝（1313年-1339年）12次，忠惠王朝（1340-1344年）5次，忠穆王朝（1345-1348年）13次，忠定王朝（1349-1351年）1次，恭愍王朝（1352-1370年）8次。没有明确记述所携何物。不排除有物资交换的贡聘往来次数更频繁。据统计，1218至1367年间，高丽向元派使节479次，元赴高丽使节277次。
高丽王进献的物品有（依《高丽史》记载的顺序）：鹞子、好铜、黄白纸、金锤、金鳝、银鳝、獭皮、真紫罗、细苎布、纸、玳瑁、白苎布、表纸、奏纸、金盂、银盂、阿吉儿合蒙合皮、鹰、铁、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参、鹄肉、牛、香菜、水果、白银满镂镀金台盏、白银满镂瓶、银锤、虎豹皮、白马、金盏、银镂葵花盏、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鞍骄、耽罗马、金瓶、镂银壶、银汤瓶、银大尊、半镂银胡壶、金画瓮器、野雉、耽罗牛肉、耽罗酥油、海菜、干鱼、干脯、画扇、酒锺、皮货、织纹纺布、熊皮、熊羔皮。
元帝回赠的物品有：西锦、历日、金线走丝、色绢、骆驼、良马、弓矢、重锦、秤子、等子、鹘、海东青、宝器、凤瓶、玉笛、彩帛、海青圆牌、铺马扎子、金瓮、玉带、金袍、米、鹦鹉、银、宝钞、织金段、红绢、葡萄酒、线绫、红绡、金段、金段衣、绣段、绫素段、木棉绢、剑、御鞍、金鞍、黄金、羊、鹄、楮币、浮车。（注：此处统计仅根据《高丽史》，未包括元朝方面记录，故不全面。）
贡赐礼品货物有相应的礼仪程序，以示隆重。如元廷赠高丽历日，派专使携诏书置锦盘：侯仪太使立金銮，宝历新成锦作盘……中郎仗节使三韩……独卷丝纶渡遥海，远人愈觉圣恩宽。这是描写赠历情节的诗句。
在贡赐交易中，有认为高丽贡献多，元廷回赐较少。（注：（日）箭内垣著陈捷等译《元代经略东北考》3《蒙古经略高丽》商务印书馆1924年。另据高丽史籍《增补文献备考》《交聘考》记蒙古国初期“使价往，无定限，一岁而四五，蒙使一行至数十百人，赠遗供亿，不可胜记。”（见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54页。）但1284年，高丽忠烈王十年，王及公主扈从1200余人赴元，使团也够庞大了。虽然蒙元赴高丽使臣有的苛索贪婪，但是也应看到元丽统治集团因联姻而形成的密切又特殊的关系对贸易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否认丽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是密切频繁的，主流是友好的。）然有时双方交换物资的价值难以比较孰高孰低。因为有些物品是急需或生活基本必需的，有些是为享受的艺术品或奢侈品。如高丽忠烈王十九年（1293年）六月，元载来20艘米和许多土产及一只鹦鹉送至高丽。同年十二月乙己，王及公主诣元皇太子真金、妃子阔阔真殿，赠金锺金盂各一事，白银满镂镀金台盏一双，白银满镂瓶一事，银锺九事，虎豹皮各九领，银盂二十事，水獭皮二十七领，细苎布四十五匹，黑鹰鹘各一翮。元成宗即位（1295年），王与公主献金盏、银镂葵花盏各一副，金瓶、金镂银尊壶、汤瓶、酒瓶各一事，半葵银尊胡瓶各一事，银盂八十一事，银锤十八事，紫罗九匹，细苎八十六匹，豹皮十八领、水獭皮八十一领以充庭实。同年同月乙巳，元帝赐王银三万两。在这样的贡赐赠予中如何评估各方物货的所值呢？
元丽之间有时还把产于其他地区的物品赠予或转输对方，形同中介转口贸易。如元廷曾将西域贡献给元的名马（五明马：马额、四蹄为白色）转赠高丽王室。（注：黄石翁《送高丽五明马》《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卷26《朝鲜部》艺文2。）
中国销往高丽的货物，主要是以丝和丝织品、棉布、陶瓷器为大宗。元代丝织品大量输往高丽，有《高丽史》为证。高丽末年，恭让王三年（1391年），针对高丽社会各阶层争相购买穿戴中国丝绸之风，高丽官员上疏：“我朝只用土宜细苎麻布……今也无贵无贱，争贸异土之物……愿自今士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绫缎之服”，（注：《高丽史》卷85《刑法志》。）“今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愿自今大小臣僚，皆勿得衣纱罗缎子，敦尚俭素，以绝商贩”。（注：《高丽史》卷46《恭让王世家》。）此时元虽已被明取代，但高丽的社会风气传承已久，其丝织品输入由元至明，都是对高丽贸易的重要内容。元代的瓷器历年来在朝鲜海域和本土均有大量发现，（注：徐本章等：《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考古》1979年2期。）近年在辽宁绥中海域元代沉船中打捞出一千多件磁州窑瓷器。此船可能是当年经渤海湾赴高丽的货船。（注：张威《海底七百年》《福建文博》1997年2期。）还有药材、茶叶、书籍等出口到高丽。另据《高丽史》记载，大宗的海路官方交易中粮食一项颇为突出。如：忠烈王十九年（1293年）六月已丑，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支，其他土物甚多。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年）三月丁巳，遣将军智团等以船七十三艘、米一万石输之辽阳。同年四月戊寅，元辽阳省奉帝旨从江南运米三千石赈双城。同年同月己卯，遣将军金永孙以船九十艘载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石输之辽阳。同年同月癸酉，遣将军徐光纯等以船六十五艘载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输之辽阳。此类属于官方调配的粮食供销，其中均有部分转输高丽者。
在高丽方面，向中国出口纺织品，高丽书载有从“高丽地面里来载千余筒布的大船”，（注：《朴通事》载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4页。）是大宗贸易。高丽个体商贩带入元的苎布，总量也不小。其中主要是用苎麻织成的布叫作氁丝布（毛施布），亦称苎麻布、木丝布、漂白布等，经久耐用，在中国很流行。元代杂剧中就常常提到“洗白复生高丽毛丝布”，（注：《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毛施布柔韧耐洗，故曰“洗白复生”，常用来形容高丽的苎布。《老乞大》说高丽商人在大都客店刚安顿下来，就有几个买毛施贴里布的客人来交易，说：“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元商买毛施布既可直接卖布料也可制成衣裳出售，宽的布料在裁剪后还有余剩，布头儿也“容易卖”。可见毛施布是元人熟知和喜爱的商品，元商转贩也有钱赚。
高丽商人从中国山东、福建、浙江采购大批生丝运回国内，由高丽工匠加工，织成精美的织品，并向中国输出。马匹也是向元出口的商品。除前面所述高丽马作为贡品外，商人还把马匹销往中国。又据方志载，高丽输往中国有漆，青器，铜器，参，茯苓，松子，榛子，松花药材等物，药材可考的名目有十余种之多。（注：《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市舶》《至正四明续志》卷5《市舶》载高丽物货。）另外，把人口“高丽婢”作为商品买卖的野蛮现象也存在。

三

元朝与高丽地域毗连，无论陆路还是海路，民间贸易往来更是频繁。不但元朝商人去高丽（高丽仍习惯称中国商人为宋商），高丽商人也大量到元朝。虽然民间贸易特别是走私贸易很难在官方的正史文献中留有记录，但仍有迹可寻；并在正史以外多有双方民间贸易活动的证据。如《高丽史》载忠烈王四年（1278年）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忠烈王十四年（1288，元世祖时）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陆清等，来献土物”；1297年，“宋商徐兴祚献鹦鹉、孔雀各三翮。”1301年“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忠烈王三十年（1304，元成宗时）元江南僧绍琼搭乘元民间商船来高丽。（注：《高丽史》卷28、29、30《忠烈王世家》。）忠惠王时“元朝大都商人”经海道赴高丽。（注：《高丽史》卷36《忠惠王世家》。）元末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为贾海外，……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朝鲜半岛）外，若婆（爪哇岛）、罗斛（泰国南部），与夫东南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注：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详见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中国史研究》1985年1期。）元末“江南商客”赴朝鲜贸易，并把中国火药技术介绍给朝鲜。（注：《李朝太祖实录》卷7。）元去高丽的商人中，不但有蒙汉商人，还有一些回回商人，也常往来于两国之间，如忠宣王时期的回回商人闵甫，不仅在高丽居住，还担任了平壤府尹兼存抚使。（注：《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世家》。）
高丽各阶层人士来元的也为数不少。（注：此处尚不计高丽大批移民到元各地，尤其是今东北辽阳、延边一带就食。十四世纪中叶有数十万高丽人居住在辽阳沈阳地区。《朝鲜全史》7，中世编，《高丽史》2，平壤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23页。元末大都就有数万高丽人。《高丽史节要》卷26恭愍王3年11月。）高丽人李齐贤来元大都旅居26年，与当时元的仕宦文人过从甚密。李游历大半个中国，汉语文诗词造诣颇高。高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不局限于文人雅士，一般人家，特别是想外出营运，到中国做买卖的人多学汉语，有的从小就学。如到元大都经商的高丽人，自幼年就按其父母的主张，“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学半年有余”，“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即粗通汉语。当别人问他“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答曰“世间用着的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会讲汉话，与元人做买卖才方便。应运而生的是高丽汉语读本的编纂。
成书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叶的高丽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及《朴通事》是了解元代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及高丽与元民间贸易的珍贵资料。“老乞大”即老契丹，契丹指中国、中国人。“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书或为其所作，或是他所传，也可能是假托的。“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注：杨联升《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九本上。《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早已受到中日韩语言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从历史学角度对之考察研究者首推陈高华先生。详见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3期，《旧本〈老乞大〉书后》《中国史研究》2002年1期。）。《朴通事》记载了大都商人往返上都开平营运，以及元代人口买卖、高丽商人来元贸易及岁时、娱乐、词讼、宗教、婚丧习俗、医药、文学等情形。《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来中国，与辽阳的商人作伴，同至元大都从事商业活动为主题而写的。其中涉及从高丽到元朝经商的用语、沿途的风土人情和物价、钞法、北方城镇元人市井生活状况以及高丽的风俗等等，内容丰富。这两部书的著者无法确考，“恐怕是高丽的侨民，《老乞大》著者可能是住在东北（沈阳或辽阳一带）的人，《朴通事》著者可能是长住北京的人”。（注：（日）太田辰夫《〈老乞大谚解〉〈扑通事谚解〉》《汉语史通考》，江兰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以下就此二书对高丽与元的民间贸易作简略考察。（注：自此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均据《朴通事》载，刘坚等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和（韩）郑光主编《原本老乞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首先，这些到元朝做买卖的高丽商人来自何地？书中没有专门论及。但《朴通事》中，一个先来到元朝的商人向后到的高丽商人询问家乡的年景：“我地里面的田禾如何？”答曰：“今年那里庆尚、全罗、黄海、忠清、江原各道里，十分好田禾。”据此推知有些商人可能来自高丽南部或中部。当然也有从北部来的商人。（下面即述及）。
他们经由什么途径来往？如前所述，元与高丽可由陆、海两路交通。高丽商人恰是有的经海道“船路里来”，如《朴通事》中赵姓商人说：“我只船上来了，”并在海上历险看见海盗打劫往来元丽的布疋、粮食贸易船。也有走“旱路里来”的：“过的义州”即是中国土地“汉儿田地里来”。走此路的可能以高丽北部商人为多。《老乞大》中李姓等高丽商人是“从高丽王京（今开城）来”，来时走的旱路，待把马匹等货物脱手卖出，购得元商品返回高丽时则走北方海路：“到直沽（今天津）里上舡过海，”沿海岸线向北经过辽东半岛海岸，再沿朝鲜西海岸南行，抵高丽中部之王京。据说商人携货从高丽王京到元大都、山东等中国北方发售及采购货物回国卖出，这一往返行程差不多为期一年：“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大都卖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棉绢，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终行货都卖了，又买了这些马并毛施布来了。”当然时间长短也受路途和购售是否顺利及货物量多少的影响。
高丽政府对入元贸易的民间商人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当高丽商人们在往大都的路上欲投宿人家时，主人家因打量他们“样范又不是汉儿，又不是达达”，而不敢贸然留客。一路同行的辽阳王姓商人证明说：“这几个伴当，他是高丽人，从高丽田地里来。他每高丽田地把口子，渡江处，官司比咱每这里更严，验了文引，仔细的盘问了，才放过来。他每要是歹人来历不明呵，怎生能勾到这里来？他见将文引，赶著高丽马，投大都做买卖去。”这也说明这些高丽商人都是获高丽官方允许的合法的经营者，并非走私活动。
元朝地方商业税务机构对前来贸易的高丽商人，按一定比例收取实物或货币做为贸易税，称为“抽分”。如丁姓高丽客人“赶着一百匹马，……来时节，到迁民镇（今山海关）口子里抽分了几个马，到三河县抽分了几个马。”
元政府对外国商人的管理和商品征税的条例、法规，虽然重点在于南方市舶司所在地，对番舶入港时“依例抽解”，出港时“于所在番船公验内附写将去物货，不许夹带违法之物”；抽分又分粗货、细货，税率有十五取一或取二，十分取一或取二，也有三十取一等等不同，北方对外贸的管理也应大率如此。
高丽商人的主要货物是马匹、苎布、人参。他们入境中国，从东北一路走来，赶着牲口，驮着高丽苎布和新罗参等货物，沿着驿路驿站，起早赶晚，入得山海关（迁民镇）经夏店、三河、通州等地，直奔大都。途中历尽辛苦，还要提防盗贼和歹人，有适宜的机会也发卖了些货物。那丁姓商人原赶了一百匹马，被抽分了几个，又“瘦倒的倒了，又不见了三个，只将的八九十个马来了，到通州卖了多一半儿，到城里（大都）都卖了。”商人到大都后通常找熟识的店家落脚，也要考虑到住地离市场的远近，做买卖是否方便。辽阳客人王某和高丽客人李某商议：“咱每则投顺承门关店里下去来。那里就便投马市里去哏近”，“但是直东去的客人每，别处不下，都在那里安下。俺年时也在那里下来，哏便当。”如果店家帮忙找到买主，也不一定非去大市场不可。经过牙人说合定价立契，买卖双方即可做成交易。就如店主对王、李客人所说：“你既卖时，也不索你将投市上去，则这店里有者。俺与恁寻主儿都卖了。”每一笔买卖需交牙税钱，“体例里，买主管税，卖主管牙”，而且买卖头匹（马牛等牲畜）还要按国家规定税契。
除了马匹，高丽商人的货物还有不同颜色、不同档次的苎麻布：白毛施布、黄毛施布、黑帖里布（据考贴里布用火麻或称大麻为原料，比苎麻布颜色黑，也不如毛施布柔软）。高丽商人开价说，毛施布“十一综的是上等好布（综相当于今日棉布的纱支，纱支高的质量好），三定（锭）半，没商量。九综的是中等的，两定（锭）半。”“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买主讲价：“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元代的纸币称钞，一锭为五十两）。可知高丽布长久以来大量贩入大都，是市面上常见之物，已形成人们所熟悉的、较稳定的品质价格，即“见有行市”，高丽商人想抬高价钱也不那么容易。其实价格是随供需关系而定，古今如此。高丽客人问到人参价钱，店家答道：人参正阙着，哏好价钱。往年时则是一斤十五两，如今为没卖的，半锭也没处寻里……新罗参呵，更好，愁甚卖！”牙家最后敲定：“如今时价二十五两一斤，有甚商量？”
高丽商人在大都发卖完毕，着手购买“回还高丽田地里卖去”的“行货”，征求中国辽阳商人的意见：“哥哥你与俺排布者。”辽阳商人说：“我曾打听得高丽田地里卖的行货，底似十分好的倒卖不得，则宜豹子行货，倒著主儿快。”意思说：那些价格昂贵、高档的商品并不畅销，倒是那中低价位的货物，人们日常需用的及小商品销路广，卖的快。高丽商人很赞同，认为说得太对了，的确是这么回事，遂应道：“可知哥哥你说的哏是有。”此段对话反映元代中国商人对邻国高丽民间商货市场行情的了解，尤其是中国东北和北方商人也常会到高丽去做买卖，才能获得清楚准确的市场信息。高丽商人购买的货物具体名目有五六十种。主要类别有中国纺织品，如粗木棉、浑金和花素缎子。书籍：经史子集皆涉及，易礼诗书、韩文柳文、东坡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以及三国志评话、唐三藏西游记、赵太祖飞龙记等。元的书籍在高丽国内一定有相当好的市场，所以无论官家或私人来元采购时多会买书。不谈高丽上层和文化人对中国书籍的崇尚，即便民间连儿童也学“汉儿文书”，“读论语、孟子、小学”，而故事、西游记“那一等平话”“热闹，闷时节好看有。”民间的需求就是不小的市场。“零碎行货”：装饰、佩饰如红缨、玛瑙、珊瑚等各色料珠儿；女红缝纫用品；化妆品；理发用具、梳蓖、剃头刀；日常各种用途的刀子；不同款式和质料的帽子；小孩儿玩具；象棋、双六等休闲娱乐品；苏木；官做的秤、等子；（注：《高丽史》卷28《忠烈王世家》载，忠烈王二年（1276年）高丽国王致书给元中书省曰：“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于一盘、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看来高丽采用了元朝的秤制。但民间远不够用，所以高丽商人要买元朝的“秤三十连、等子十连，”回国转卖。）马具等。货物购买的数量一般是成十成百为起点，多数以百为单位。如秤三十连、玉珠儿一百串、蜡胭脂一百斤、草金缎子一百匹……。
高丽的商人对元商品的鉴定能力很强，与元商打交道经验丰富。一个买织金缎子的高丽人对卖主讨价还价，很专业又自信地说：“这的是真陕西地面里来的？……你谩不得我，我又不是生达达、回回……你怎么谩的我高丽人。”买金胸背缎子时又说：“俺不是利家，这缎子价钱俺都知道。”高丽商人不仅在商品聚集地如大都等商业城市购销商品，有时还到货物原产地购买，以期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老乞大》记一个高丽人说把马和布子到大都卖了以后，“俺往直南、济宁府（路）、东昌、高唐，收买些绢子、绫子、绵子，回还王京卖去。”他所讲的那些地方在元代是丝绸棉布重要产地之一。这些也都说明高丽民间商人在元代经常来往中国贸易，对产品产地了如指掌。为了多赢利，高丽商人还把元的丝织品进行染色加工。在中国买薄绢一匹十七两，打染做小红里绢，绢子每匹染钱三两，到高丽王京，绢子一匹卖五综麻布三匹，折钞三十两。这样扣除染钱，一匹绢多卖钞十两。绫子每匹二十五两，每匹染钱鸦青的五两，小红的三两。在王京，鸦青的每匹折钞六十两，小红的折钞五十两，各多卖三十两和二十二两。“通滚算着，除了牙税缴计外，也觅了加五利钱。”这是最重要的，赚钱获利是商人往返元丽贸易的动力。
高丽商人通常是与亲戚邻里合伙入元营商，有时分批陆续到。后来者又携带货物以增加贸易。而且高丽商人常喜欢与中国商人“做伴当”（伙伴）一路同行。元朝商人对之热情关照和教导，做商业参谋。高丽商人很感激地向人介绍说：“他是汉儿人，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路上吃的、马匹草料，以至安下处，全是这哥哥生受。”起程回国时高丽客商对中国商人依依不舍地说：咱每这般做了数月伴当呵不曾面赤，今后再厮见呵，不是好兄弟那甚麽？生动地反映了元丽民间的交流与友好。
以上是元代高丽文献《老乞大》、《朴通事》二书展现的丽元民间贸易的画卷剪影。这两册书的刊行流传，反映高丽人到元朝北方经商、旅居者相当不少。
1976-1977年间在南韩全罗道新安海域发现和打捞了一条海底沉船。据海底考古作业资料，沉船的形制和大小恰恰同元代二千料左右的海舶一致。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实物包括：瓷器四百箱（青瓷3466件，白瓷2281件，其他陶瓷器770件），皆为中国制造。有龙泉窑、景德镇窑系、黑釉（天目釉）、钧窑系等。青瓷盘底刻有“使司帅府公用”（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及元景德镇窑典型器“枢府碗”。瓷器形制、纹饰多为元大德之后的产品。金属器物230件，铜钱33包（计106000枚），皆为宋元铜钱，最晚的是元“至大通宝”，铸于武宗至大三年（1310）。其他448件。这些货物仅占沉船货物的三分之一，尚有三分之二货物仍在海中。器物中并有隽刻“庆元路”字样的铜砝码。沉船实物中还有一个铁锚，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船舶使用的最早的铁锚遗物。这艘中国商船大约是至元27年以前从宁波放洋驶向高丽而途中在新安海域遇难。它向我们展示了元代与高丽贸易的实际面貌之一斑。（注：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2期。另也有认为此船是元往日本的贸易船，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