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史上，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长期以来，东亚各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兼通双方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人材。“象胥”、“译”、“典客”、“舌人”、“译官”、“译语”、“通事”等，均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时，负责传译的人员。同样，口译人员也普遍存在于东亚诸族中。东亚诸族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也使用“译语”这一术语。
　　考诸文献“译语”这一术语，在东亚诸国史籍中含义有三，一是指充当翻译的口译人员；二是指翻译之事；三是指互译语言[1]。唐代，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原学习，日本人习称遣唐使时代。这一时期，日本、渤海、新罗等东亚国家的职官制度深受唐制影响。政府中亦设有“译语”之职。到了元明时期，随着编撰“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多种对译辞书的出现，“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涵义逐渐消失，只保留了互译之事和对译语汇这两种意义。但同一时期的高丽则不同，据《高丽史》记载，在高丽“译语”仍指口译人员。朝鲜王朝受明、清影响较深，也编撰了许多他国语和朝鲜谚文对译语汇。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中心，考就东亚“译语”自唐宋、高丽时期主要指口译人员，到元明朝鲜时代，主要用来指他国语和本国语的对译语汇的演变过程。

一“译语”一词的由来

　　“译语”作为口译官，在东亚诸国中普遍存在，考究其渊源是十分重要的。
　　（一）《礼记·王制》篇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口译人员称呼的记载。由此可知，周与四夷交往时，对通东、南、西、北四方周边民族语言的人员有不同称谓。孔颖达疏解释“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我们无法确定孔颖达上述解释的根据所在。实际上，上述对翻译人员的四种称呼“寄”、“象”、“狄鞮”与“译”很有可能是不同语言中对译者的称谓。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上述四种称谓中的“译”。《说文解字》解释“译”为“传译四夷之言者”[3]。据孔颖达疏和《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从狭义角度来讲，“译”指通传北方语官；从广义上来说，又指“传译四夷之言者”。
　　当两个相距遥远的民族交往时，往往不能找到通双方语言的人员，不得不借助第三种语言，故有“九译”和“重译”之说。是指进行几道翻译之事，形象的说，就是先将A民族的语言翻译成B民族语言，再将B民族语言翻译成C民族语言，最终达到译成汉语的目的[4]。
　　《尚书》记载“远方重译而至七十六国”[5]。《尚书》大传记载：“周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贡白雉”[6]。《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7]。越裳在交趾之南，与汉地相距遥远，语言不通，所以与中原只能“重译”往来。汉武帝时，平南越置交趾郡。但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8]。
　　《尚书》大传与《册府元龟》的记载，内容方面基本相同，只是“三象胥重译”和“重九译”这几个字上的差别。“象胥”是周官称谓，即上述《礼记·王制》中四方翻译称谓中译南方语言之“象”。据《礼记》记载“此官正为象者，周始有越重译而来献，是因通言语之官为象胥。谞谓象之有才知者也”[9]。《周礼》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10]
　　《史记三家注》有“重九译”[11]的记载，《史记》正义解释为“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史记》正义是唐人张守节所作，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在唐朝时期，译语除了指口译人员之外，已经有了指翻译之事和互译语汇这两个含义。
　　（二）从明人文集中对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的命名，体现出“译语”一词的由来与《礼记·王制》篇的记载有关。
　　明代吴人慎懋赏所撰《四夷广记》[12]中，收入了十三种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例如，东夷有日本寄语、朝鲜寄语、琉球寄语、瓜哇寄语、满剌加寄语；北狄有鞑靼译语、女直译语；西夷中有榜葛剌译语、安南国译语、还有未标明的对译语汇，但一看便知，是回回馆译语，有波斯文原文和汉字音译及汉译；南夷有占城象语、暹罗象语、真腊象语。这一命名与《华夷译语》中诸蕃语言和汉语对译语汇之命名有所不同。大体上是以东、南、西、北四方不同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分为寄语、译语、象语三种。但是，其中北方和西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均称为译语；东方（东夷）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寄语；南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象语；这一命名应出自《礼记·王制》篇“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的记载。

二译语的设置

　　“译语”始设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唐宋、日本、新罗、渤海、高丽，都设“译语”，作为口译人员。

　　（一）唐宋译语

　　唐与中亚诸国、西域、日本、新罗等周边民族、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唐朝在相应机构设置了专门的翻译，当时被称为“译语人”，鸿胪寺设有译语人[13]。唐朝还在中书省下设“蕃书译语”[14]。
　　据《唐六典》记载：“鸿胪寺译语并记二十人”[15]。《新唐书》记载，中书省有“蕃书译语十人”[16]。这是唐朝在中央机构所设置的翻译人员。除了中央机构设有译语之外，民间也有译语进行翻译活动。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及《李文饶文集》中，多处可见有关译语人的记载。向达先生指出：“李文饶集多记载唐会昌初年译语人诸事，在京回鹘译语人，屡及石姓译人，谓为‘皆是回鹘种类’”[17]。
　　唐朝译语，主要由居住在中原的藩、胡人来充当。在唐以前，已有西域人入居中原。《后汉书》记载“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18]。黎虎认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机构之译语人，多以“昭武九姓”胡人来充任，是因为他们兼通胡汉语言[19]。《唐会要》记载：“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20]。史诃担应是当时担任中书译语的中亚史国（今kesh sahr-i-sabz）胡人。
　　在唐朝，中亚、西域使臣、僧侣、商人往来频繁，他们中间有些人能通诸族语言，常成为现成的口译人员。关于唐朝政府对译语人素质方面的要求，学者观点不同。塞诺认为唐朝对译语的要求不高，不要求懂得文字，能懂胡、藩等少数民族语言、而又能通汉语者，可担任译语。并提出唐朝译语，年龄限在15－20岁，无定数，有专职和兼职人员[21]。其依据当是《新唐书》所记载“鸿胪译语，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22]。马国荣则认为唐朝政府对译语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各边州郡县开设了一些译语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和选拔更多的翻译人才。译语人，基本上都是由熟悉汉文化和精通汉语,并长期生活在唐朝的蕃客所担任[23]。他的依据是“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24]。
　　由于译语者，多非汉人，故有时亦存在获取朝廷信任的问题。例如，李德裕《论译语人状》记载“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25]。这是说，译语石佛庆与回鹘关系密切。在担任口译时，唐朝方面不利于回鹘的言行不但可能不翻译出来，而且可能私下为回鹘通风报信，故希望有非回鹘亲族的译语在场监督。石佛庆当为中亚石国（今塔什干）胡人。向达先生认为其流寓长安应在文宗、武宗之际[26]。
　　历代以来，译者地位并不高，自明成祖开始，方准许译者参加科试。译语也不例外，地位并不高。
　　《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问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27]。《新唐书》“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28]。黎虎认为唐译语人的地位不得超过七品以下的典客、署令[29]。
　　宋朝与契丹、女真、蒙古、党项等北方民族时战时和，须有翻译人员。宋朝亦在四方贡奉使下设置译语通事，皆是为国外或少数民族传译而建置[30]。据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译者”条“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皆译之名也”[31]。宋、辽、金时期，均设立通事人员。姚从吾先生认为“舌人改称通事，大概在唐代末叶，或辽宋初年。南宋以后，始废舌人、译者，专称通事”[32]。
　　《宋史》记载“四夷有译语、通事、书状、换医、十券头、首领、部署、子弟之名，贡奉使有庭头、子将、推船、防授之名，职掌有傔”[33]。这里，译语、通事同时出现，可以看出，宋、辽、金以后，通事作为口译官在北方较为普遍使用的情况下，译语并没有被通事一词所取代。

　　（二）日本、新罗译语

　　日本、新罗与唐朝有着频繁的外交关系。日本、新罗多次派使团到唐朝。译语应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新罗等地。日本派往唐朝的僧侣、留学生中就有译语。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派往唐朝的留学生八人中有“奈罗译语惠明”[34]。根据日本延历寺所藏最澄入唐求法时的台州公验，日本求法僧最澄入唐求法，随行人员中有“译语僧义真”，驹井义明认为义真是“通译”[35]，即口译人员。日本派往唐朝使团中所出现的译语，应是随行翻译人员。
　　关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译语的情况，朝鲜方面的史料记载非常缺乏。据《三国史记》记载：“史台。掌习诸译语”[36]。这里，译语应是指对本国语和外国语的翻译之事或指翻译语汇。不是指口译官。这一史料证明，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已出现了学习各国语言的情况，而且，由史台掌管此事。其目的应该是为从事翻译而学习外国语。
　　关于新罗译语，日本方面的史料多有记载。正填补了朝鲜方面史料记载之不足。
　　《日本书纪》记载：“由是天皇诏大伴大连室屋，命东汉直掬以新汉陶部高贵、鞍部坚贵、书部因斯罗我、锦部定安那锦、译语卯安那等迁居于上桃原、下桃园、真神原三所”[37]。
　　《日本后纪》记载：“六年（815）春正月壬寅，是日停对马使生一员置新罗译语”[38]。
　　《日本后纪》记载：大宰府报告，西海出现三艘新罗船，因语言不通，消息难以了解，“差新罗译语并军毅等”[39]。
　　毫无疑问，新罗译语的作用应是消除语言阻隔，传译双方语言。译语卯安那、新罗译语应是日本方面，懂新罗语的口译人员。

　　（三）高丽译语

　　《高丽史》中多处出现有关译语的记载，小仓进平早已提出《高丽史》中频繁出现的译语应为口译人员（通译官）[40]。《高丽史》记载“置司译院，以掌译语”[41]，指出在高丽时期，司译院应是掌管译语的机构。
　　据《高丽史》记载，文宗二十七（宋熙宁六年，1074）年五月，西北方面兵马使报告，请求派乡人来观战，于是遣“定州郎将文选及将校译语等着蕃服与”[42]。这是说高丽与女真、契丹为东蕃问题争战时，将校译语等穿上蕃服去观战。这里的将校译语应是懂女真语或契丹语，能进行高丽方面的语言和女真、契丹语言互译的口译人员。
　　《高丽史》记载，恭愍王七（元至正十八年，1368）年五月倭焚乔桐，高丽方面派各蕃人马去防卫倭贼，其中有“译语各五人赴阻江赤口朽石等处”[43]。此处译语五人，未记载姓名，他们应该是懂日本语的口译人员，有沟通语言阻隔的媒介作用。
　　高丽称口译人员为译语应受宋朝影响。但与唐宋不同的是，高丽时期有译语、译语别将、译语郎将、译语中郎将等不同称呼。为了方便起见，现将其列表如下：

　　表一《高丽史》所见译语资料：

以上是《高丽史》中所出现的有关译语、译语别将、译语郎将、译语中郎将等人物及其主要活动情况，未出现人名者没有列入表内。这里，徐偁是跟随使臣到日本的口译人员，除黑水译语加西老外，其它人都是派往元朝的口译人员。故加西老可能是懂女真语的译语；徐偁应该是懂日本语的译语。康允绍懂蒙古语见于记载。其余十人，不知是懂蒙古语还是懂汉语。姜信沆将于琔列为蒙古语通事中，认为“译语”、“译语别将”、译语郎将、译语中郎将等，均指从事外国语翻译的人[44]。小仓进平将于琔归到懂蒙古语的学者之中[45]。
　　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时代的口译人员，有从译语累迁为郎将、将军的现象。例如，于琔以译语累遣郎将；康允绍、徐偁以译语升迁为将军。可见，高丽时代的译语、译语别将、译语郎将、译语中郎将等不同称呼，是根据官吏品级不同而区分的。表一中所列《高丽史》中出现的译语十三人，最初可能都是译语出身，地位并不高，后来，有些译语得以升迁。

三译语的职能

　　译语作为口译官，其职能有以下几点：

　　（一）民族、国家间往来的语言媒介

　　唐朝时期，外国使臣、周边诸蕃入朝使者和商客，都由鸿胪寺负责接待。鸿胪寺下设典客署、司仪署、礼宾院三个常设机构。典客署掌蕃客辞见、宴接、送迎。司仪署掌凶事仪式及丧葬之事。礼宾院是鸿胪寺的一个特别机构，又称鸿胪客馆，是专门接待入朝蕃客的处所[46]。来使的接待必须有翻译人员出场。因此，鸿胪寺译语，主要负责外来使臣和藩客的接待、外出伴行等日常生活语言方面的传译工作。
　　中书省译语，有时也被称为“直中书译语”。职掌翻译外国朝贡表疏，工作性质与鸿胪寺译语人稍有区别[47]。黎虎认为鸿胪寺译语一是进行口译，并常兼导引宾客；中书省译语既要从事口译也要从事笔译[48]。
　　由于史料记载简单，唐代鸿胪寺译语和中书省译语人之间，有无口译和笔译之区别尚不清楚。笔者认为唐朝鸿胪寺译语和中书省蕃书译语，职责方面有所区别，但应该都属于口译人员。前者，负责日常会话语言的翻译；后者，负责蕃国蕃语文书的翻译。
　　鸿胪寺译语主要传译日常生活语言，因此，对鸿胪寺译语，应要求是否能担任日常生活语言的翻译、注重会话方面的翻译技能，通双方语言，能够进行语言翻译就可，不一定要求懂得双方文字。
　　中书省译语负责翻译朝贡国家蕃书。这里有个疑问，中书省译语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翻译呢？是进行口译还是笔译。当时亚洲有文字的民族并不多，当进贡蕃国无自己文字时，所携蕃书只能用第三种语。笔译和口译的适用范围肯定不同。假设蕃书是由来使颂读，那么，中书省译语应该是进行同声翻译，即口译成汉语，再由他人将蕃书内容笔录成汉文。在这种情况下，对中书省译语的要求应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与鸿胪寺译语一样，懂蕃、汉语言即可，不要求会文字。第二种可能性是，懂蕃语文字，通汉语，不要求会汉文字。假设蕃使入境时，先递国书，交中书译语笔译或中书译语与他人合作笔译。那么，有可能，蕃使入朝觐见时，礼节性颂读蕃书，中书译语当堂阅读其预先准备好的笔译稿。假设蕃书是由中书译语人进行笔译，对其要求应是懂蕃语言文字的同时，要会汉语言文字。笔者认为，中书译语人对蕃书进行笔译的可能性较小。
　　据《旧五代史》记载：“壬戌，经州奏，西凉府留后李文谦，今年二月四日闭宅门自焚。遣元入西凉府，译语官与来人赍三部族蕃书进之”[49]。这里，元不懂蕃书内容，在处理李文谦自焚案件时，须由译语官为其口译蕃书内容。
　　唐以来，周边民族、国家遣子侄入朝为质。诸蕃质子相随，也要译语人传令[50]。质子入朝时，译语有随从人员兼翻译的职能。据《高丽史》记载，元宗二年（元中统二年，1261）夏四月巳酉“遣太子谌如蒙古，贺平阿里不哥表……其行李内译语李赟忽至”[51]。这里，行李应指随行人员，行李内译语，是随行翻译之职。元宗十年（元至元六年，1269）七月，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在蒙古时，高丽国内林衍叛乱，废元宗。译语郑庇问知其实，将此消息，向忠烈王汇报[52]。李赟、郑庇都是忠烈王入质元朝时的随行翻译人员。

　　（二）军中翻译职能

　　历代以来，在以蕃、汉军组成的军队中设有译语，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唐代的“波斯军”由蕃、汉兵组成。“波斯军使”之下有作为军官亲从人员的译语。“波斯军”中就地征集的译语，则是通晓他族语言的翻译人员[53]。
　　据《西夏法典》西夏军制中有译语，胡若飞根据《西夏法典》，将西夏军制中的人员，分为三种。译语归在具有“官品”身份的人员范围[54]。
　　《旧五代史》记载，开运元年晋与契丹交战，“遣译语官孟守忠致书于契丹主，求修旧好”[55]。中原王朝与契丹军事交锋时，通好事务也派译语进行交涉。

　　（三）边民互市中口译人员

　　唐朝与蕃商进行马匹交易时，译语人参与其事。译语不仅作为传译双方语言的口译人员，同时，也是能使双方在交易当中达成协议的中间人。据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所出《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56]

　　文书内容如下：　　　　

〔前缺〕

1 □钱贰拾贯肆伯文
2 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三疋直
3 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
4 干领。
5译语人 何　德力

黎虎认为这是开元初年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来到西州互市，所卖三匹马成交之后,西州都督府之译语人何德力代替多亥达干写了这个收据。唐朝与藩客进行互市交易时,亦须译语人参与其事。必要时官方译语人代为书写书状[57]。这里，何德力应是中亚何国（今）胡人。更容易取得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的信任。因此，译语人参与唐朝和藩客之间的马匹交易，在双方协定价格、最后成交等事项方面，都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中原王朝以胡人充当译语，也是为了通过这些胡人取得蕃商的信任。
　　《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鸿胪寺条记载：“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58]。这一史料证明，宋朝鸿胪寺下所设礼宾院，专门掌管宋朝与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互市中所需要的语言翻译之事。

四译语的演变

　　如上所述，唐宋、日本、新罗、高丽等国家、地域都有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情况。马一虹在研究以唐和日本为中心的古代东亚译语问题时，指出译语有两个意思，一种是指被翻译的语言；另一个意思是指将他国语翻译成本国语之事及从事这一翻译之人[59]。到了元明、朝鲜王朝之际，译语一词的涵义有了演变，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涵义逐渐消失，主要用来指诸蕃语言和汉语的互译之事及对译语汇。

　　（一）元明译语的涵义

　　元明译语有三种涵义：一是指翻译之事，二是指对译语汇，三是指汉字音译语言。

　　1、翻译之事

　　据史料记载，宋、辽、金、元明时期，“译语”的一种意思是指翻译之事。
　　据《宋史》记载，“刘重进通译语”[60]，出使契丹，契丹主看他聪明，留为帐前通事，刘重进应该是通汉语和契丹语的翻译。
　　《金史》记载“复取河朔路归正人，不问鞍马有无、译语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给三倍它军，授以官马，得千余人，岁时犒燕，名曰忠孝军”[61]。这里“译语”当指翻译之事。
　　《元史》记载“译史、通事选识蒙古、回回文字，通译语正从七品流官，考满验元资升一等，注元任地方，杂职不预”[62]。这里，“通译语”应是指元代的通事、译史，要求懂蒙古语和汉语的翻译之事或通回回语和汉语的翻译之事，通译语可作七品官。
　　元明时期，有许多通译语之人。这里，“译语”不应该是指口译人员，而是指通翻译之事。
　　关于通译语者情况列表如下：

　　表二 通译语者资料

　　2、对译语汇

　　元明两朝设置了培养翻译人员的机构，为了给翻译人员提供方便条件，并规范译语，编撰了“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手册。这一时期，“译语”主要指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
　　“至元译语”是元世祖忽必烈时，命人编撰的蒙古语和汉语的对译辞书。将蒙古语词汇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进行蒙汉对译。
　　《华夷译语》是明代所编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与“至元译语”相同，也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言进行汉译和汉字音译。有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本；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称洪武本为甲种本、永乐本为乙种本、会同本为丙种本。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15（1382）年明朝命火源洁等编撰的译语，只有蒙古译语一种。后来逐渐增改。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认为续编的《华夷译语》载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直、百夷等十三种语言的对译语汇[63]。会同本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
　　慎懋赏的《四夷广记》中，所收十三种译语，有些有诸蕃语言的原文，有些没有。与石田干之助提到的十三种译语有出入。日本、朝鲜、琉球、满剌加、鞑靼、女直、回回、安南、占城、暹罗等十种译语是相同的，有三种译语不同。石田干之助认为是畏兀儿、西番、百夷译语。《四夷广记》中所载是瓜哇、真腊、榜葛剌译语。

　　3、音译语言

　　笔者认为，元明时期译语除了指诸蕃语言和汉语的翻译之事及互译语汇之外，还有一层意思是指汉字音译诸蕃语言的语汇。
　　汉语音译外族语言古已有之。如：《一切经音义》。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蒙古语成分，即蒙古语的名词、术语以汉字音译的形式出现，被使用于元朝。译语一词用来指蒙古、回回、契丹、女真等诸蕃语的汉字音译语汇。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如“怯里马赤”、“达鲁花赤”、“答失蛮”、“腾格里”等蒙古语、回回语言中的诸如此类的名词、术语以汉字音译的形式出现，在元朝被广泛使用。这一类词，有可能在蒙古人还没有文字之前，已经以汉字音译的形式出现，而作为译语被使用。
　　据徐霆《黑鞑事略》记载“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中略）此小字，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中略）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效通事”[64]。这里，“鞑人译语”很可能是指汉字音译的蒙古语。
　　明朝政府命火源杰等编撰《华夷译语》，作为翻译人员学习诸蕃语的教科书。据《明实录》记载：“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之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物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既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65]。这里，“以华言译其语”应该是指以汉字音译蒙古语之事。

　　（二）、元明译语意义演变的原因

　　1、元明口译人员称谓之变化

　　元明时期，口译人员称谓的变化，是“译语”意义在元明时期有所演变的原因之一。
　　宋、辽、金、元时期，通事作为口译人员被普遍使用。宋朝洪皓《松漠纪闻》记载“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并解释为“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人为之”[66]。
　　通事是中原对口译人员的称呼。元代口译人员，除通事之外还有“怯里马赤”这一称呼。其实，“怯里马赤”是蒙古语对口译人员的称呼。是蒙古语“kelemechi”之音译，现代蒙古语中为“kelemorchi”，蒙古语读音为“kelmurch”。均指口译人员。据《至元译语》君官门记载，通事为“乞里觅赤”未记载畏兀儿体蒙古文[67]。《华夷译语》人物门记载通事为“克列脉尺”，《高昌馆译语》人物门记载通事为“克列莫只”，附有蒙古语和突厥语原文，均为“kelemechi”[68]。《元史》、明叶子奇的《草木子》、《高丽史》中，均记载为“怯里马赤”。《蒙语类解》记载通事为“kelmorchi”[69]
　　“kelemechi”是蒙古人、突厥民族对口译人员的称呼。“kelemechi”一词在蒙古语、突厥语中是相同的，而且，只有一种写法。但以汉字标记其读音时，却出现了不同的汉字拼写法。这是因为蒙古语、突厥语属于表音文字，汉语属于表意文字，汉字中同音字较多，因此，同一个词，出自不同译者之手，其译语会出现许多不同汉字音译。这也是译语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元朝口译人员多由女真人和畏兀儿人来充当。徐霆《黑鞑事略》记载“回回人聪明、多技巧，多会诸国言语，真是了得！”[70]姚从吾先生认为此处所记回回人，应是指畏兀儿人。并指出“在蒙古人初入主中原时期，担任重要译人的，首推女真人，其次是回回人”[71]。
　　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后，“怯里马赤”这一类词流入中原被广泛使用。并与通事并用。在元代蒙古和色目人充当口译人员有可能直接称为“kelemechi”，汉人和女真人充当口译人员可能称为通事。
　　自唐朝开始在中原称口译人员为译语，但是，当时在回鹘、胡语中也有本族语称呼口译人员的称谓。在唐朝所谓的“回鹘种类”中，有可能口译人员也被称为“kelemechi”这一词，只是这一类词当时在中原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在中原使用的是与之相对应的译语一词罢了。
　　据《南齐书》记载，匈奴人称通事为“乞万真”[72]。可见，“乞万真”是匈奴人对口译人员的称谓。
　　“怯里马赤”是蒙古、突厥人对口译人员的称谓。但随着元朝的灭亡“怯里马赤”一词又被中原传统称呼所取代。明清时期，中原又普遍以通事来称呼口译人员。

　　2、元明“译语”的编撰

　　元明时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大量的翻译人员，元代专门设置了学习蒙古、回回语言文字的学校。并编撰“至元译语”，为翻译人员学习译语，提供方便条件。明朝设四夷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编撰《华夷译语》作为翻译人员所用教科书。元明“译语”的编撰，使“译语”这一术语，由指口译人员，演变为专指诸蕃语言和汉语之间的对译语汇。
　　元朝以前，周边民族、国家多无自己民族文字。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从事双方语言翻译者，多以口译人员为主。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官方亦以汉语为通用交际语。日本学者远山美都男根据唐朝派往日本的使臣，没有随行翻译人员；渤海使以译语为随行翻译；新罗使有“大通事” 以下多种口译人员这一现象，指出日本和新罗间的外交方面，不是日本语和新罗语的翻译，而是以唐语为通用语[73]。
　　据《大金国志》卷40许奉使行程録条记载：“府为契丹东塞，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卫室。北有乌舍。西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以汉语以证，方能辩之”。[74]这是宋惠宗时许亢宗于宣和六年出使金朝，行至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董塞见到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一带居住的契丹、回纥、女真、党项等民族杂居处，互相之间进行交流时，只能以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的景象。可见，汉语在中原王朝作为官方通用交际语言已有悠久的历史。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蒙古统治者不通汉语，不会汉字，蒙古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蒙古新字，但汉语言文字在中原的地位及其对契丹、女真、日本、朝鲜半岛等民族、国家的影响，任何其他语言是不能替代的。因此，元朝需要大量的的翻译人员。而且，对翻译人员的需求，也不只限于对外交流方面，在朝廷内部亦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除了需要口译人员之外，亦需要大量的笔译人员。因此，对翻译人员的要求也不只是限于进行语言的传译，对翻译人员也由以往的要求通语言不会文字即可，转变为要求能够进行通译语言文字。政府要求汉人、色目人等诸色人学习蒙古语、回回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求蒙古人、色目人学习汉语。
　　明朝与唐宋相同，官方以汉语为通用交际语，只在外事方面需要翻译人员，不象元朝在朝廷内部也需要翻译人员。明朝所编《华夷译语》以汉字音译诸蕃语言，应是为使汉人学习诸蕃语言提供便利条件。

　　（三）朝鲜王朝“译语”

　　朝鲜时代，司译院主要负责翻译人员及学习外国语之事。司译院“四学”即汉、蒙、倭、女真语学，将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音译为朝鲜“谚文”，即模仿元明两朝对汉、蒙古、日本、女真等语言进行分门别类，编撰成译语手册，《古今释林》外集中收入《东韩译语》、《三学译语》、《华汉译语》、《四夷译语》[75]等。以天文、地理、器物、人物等部门进行分类，对诸种语言以谚文标音并加以解释。据小仓进平和金芳汉介绍，《古今释林》是朝鲜时代李义凤（1733－1801）所编汉语辞典类书。《东韩译语》对新罗、高句丽、百济、泰封、高丽、朝鲜王朝等各时代的语言，进行编类，并加注解。《三学译语》是蒙、倭、女真学译语。关于《四夷译语》，金芳汉认为“四夷”是匈奴、安南、吐蕃、突厥。[76]。小仓进平认为“四夷”是安南、暹罗、辽、金等四方语言。《华汉译语》是近代中国俗语，取材于汉语集览、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補、汉清文鉴等诸书[77]。
　　朝鲜时代，据《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七（1435）年司译院提调报告“译语之任人皆贱之”。这可能与从事译语之任者地位不高有关。据《经国大典》记载，译科（即指汉、蒙、倭、女真学）第一等为从七品阶、第二等为从八品阶、第三等为从九品阶[78]。可见，朝鲜时代，译科出身者地位也并不高。
　　总之，东亚译语自唐到元明、以及同一时期的高丽、朝鲜时代，有发展演变过程。考察译语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域的不同涵义及其相似性，也有助于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