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后两个世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双峰并立的是强大的汉（西汉、东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汉帝国（尤其是东汉帝国）对西域的经略和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东部的扩张，造成两大帝国“鸡犬相闻”之势，推动了两大帝国间向对方的探索。《后汉书·西域传》概述汉代经营西域的成就：“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奉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爰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中国文献中的描述并非虚词，古希腊罗马的记载可为佐证。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著作《地理志》中根据另一位地理学家推罗的马林努斯（Marinus）著作的一个片段提到，一位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记载从幼发拉底河到位于中亚某地的石塔的路程；梅斯本人未到过赛里斯国（Seres），但他派自己手下一批人到过那里。[1]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在研究上述两段文字时，已将班超对西域的经略和罗马商人的东来联系起来，推测，“在这些（日款于中国边塞）的外国人中，极有可能有梅斯·提提阿奴斯的代理人。他关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报道为地理学家托勒密所利用。” [2]不过，西方学者未就中国史料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其结论未形成为一圆满学说。
在近年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我国学者提出，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手下的代理人，即罗马商团到达过中国，此事发生在公元100年。就我所知，国内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探讨：一位是林梅村，作《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另一位是杨共乐，作《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和《“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前者首先提出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过中国的问题并加以论证，后者对前者论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二人对东、西两方面所记事件的勘比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有两个问题似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是关于蒙奇、兜勒名称的考定。蒙奇、兜勒名称见于汉籍史料，主要有三处：
①《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西海，四万余里，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②《后汉书·和殇帝纪》：“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③《后汉纪·和帝纪》：“永元十二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属。”
早年张星烺注意到蒙奇、兜勒名称，将蒙奇比对Macedonia，兜勒比对Tukhara（吐火罗），[3]但兜勒之比对Tukhara不符合文中“远国”的条件。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则认为，兜勒可能是公元前300年塞琉古王朝建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城市Dura-Europos中Dura的译音，[4]但未作进一步论证。林梅村将兜勒比对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Tyre），亦颇牵强。杨共乐将蒙奇、兜勒一并还原为希腊文Μακεδόνες（拉丁文Macedones）。其说近是。不过，应该指出，在古希腊语中，Μακεδόνες 是Μακεδών 的复数，意为‘马其顿人’，[5]并非杨文所认为的‘马其顿地区’。该词的前两个音节汉译为蒙奇，殆无疑义；后两个音节转为兜勒，是将“n”转读为“l”，这种通转不仅古代文献有之，现代语言中亦不乏其例证。[6]汉籍中的蒙奇兜勒指的是马其顿商人的国籍。
不过，杨文对“蒙奇、兜勒两国”的解释，颇难令人苟同。杨文说：“‘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相当于汉代的封国，也即‘天子之政行于郡，而不行于国’中的国。它们从属与中央政权，但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在罗马，这种地方政权管辖区统称为自治区，它们分布于各地。……因此，‘蒙奇、兜勒二国’实际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内的两个自治区’，其使用方法和古书上提到的吴楚七国等完全相同。”杨文又以汉籍对安息国境内城市的记载为例说，“《后汉书·西域传》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阿蛮国’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但我们注意到，《后汉书·西域传》将安息境内的城市如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等称为“国”时，是与安息国并称，并没有“安息境内两国”的说法，换言之，如果依照称述安息境内诸城的惯例，那么，就应写出两个自治区的名字，而不是笼统地称“蒙奇、兜勒之内的二国”。而且，马其顿境内是否存在这样的“两个自治区”，史料并无明确记载。很显然，蒙奇兜勒应为一完整的名称，即“马其顿人”的希腊文译音。那么，怎样理解“蒙奇、兜勒二国”的说法？

事实上，上述汉文史料本身的细微差异已经向我们透露出其中的奥妙。东汉一代的西域知识主要来自班超父子，《后汉书·西域传》序的末尾说：“班超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可知，《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乃班超父子第一手材料，其准确度和真实性远较其它材料为高。《西域传》叙述班超在西域的经略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时称“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并未言其为“二国”，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中国古代语言不习惯于外来多音节名称，往往仅以二个音节表示多音节的外国地名和人名，如《汉书·西域传》有“乌弋山离”一名，同时又略作“乌弋”，《后汉书·西域传》、《魏略》所引《魏略·西戎传》均作“乌弋”；又，《后汉书·西域传》记Hecatompylos作和椟，Acbatana作阿蛮、Ktesiphon作斯宾，等等。此类外国名称略读的例证很多。这种习惯很容易使古人以两个音节来还原外国地名、人名。《后汉书·和帝纪》将蒙奇兜勒断为两国，应属《后汉书》作者在不同情况下的误断。
二是马其顿商人是否到达洛阳？林、杨二人都认为罗马商团到达了东汉首都洛阳。林文称，罗马商团“于100年11月抵达洛阳。在洛阳宫廷受到汉和帝的接见，赐予‘金印紫绶’。此事被东汉史官记录在册，后来又被范晔编入《后汉书·和帝纪》。”杨文断言，这“是陆路经西域到达赛里斯首都赛拉（洛阳）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阳，他们受到了东汉政府的热情款待”。外国学者中也有人持相似的见解，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认为，“蒙奇、兜勒两国的入朝是在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历来新的远国的入朝，一般都有中国的使节伴随，那么大概在永元九年出发的甘英，于永元十二年春夏回到西域都护身边，而两国使节则继续东进，于同年十一月，到达了洛阳。” [17那么，罗马商团是否真的到达了东汉首都洛阳呢？
我认为这一结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极为薄弱。首先，托勒密保存的马林努斯的材料证明，马林努斯对帕米尔高原两侧和塔里木盆地地区有着丰富的知识，但对石塔到赛里斯国首都赛拉的路程，除了极简单地提到需要步行七个月的时间外，别无更多的描述。很难设想，如果梅斯手下的商人到达过洛阳，在其返回后会对他们旅程中敦煌以东的地理人文景观不加以详细描述；同样，也很难设想马林努斯对此会不加以记载，托勒密会不加评论。
其次，托勒密所记述的赛里斯人的四至为：“西部是伊穆斯（Imaus）山外侧的斯基泰……北部是一片未知之地……东部也是一片未知之地……其余是外恒河以南印度的另一部分。”据冯承钧考订，伊穆斯山即穆斯塔格山（Muztagh-ata），在伊朗西北境，雷扎耶湖以西。[8]就各方面的记载看，公元初期二、三世纪，希腊-罗马作家笔下的赛里斯国主要是指帕米尔高原两侧地区，其东端最远不超过塔里木盆地东部。普林尼（23-79）笔下的赛里斯人“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9]断非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人。这里的“红头发”可能是金黄头发，其情形如同明、清之际我国东南沿海居民称荷兰人和英国人等欧洲人为“红毛番”。颜师古《汉书注》称乌孙青眼赤须。《大唐西域记》、《旧唐书·西域传》均称疏勒、护密人碧瞳，与波斯、大秦相同。同书《回鹘传》记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可见，罗马人记载中“赛里斯人” 乃是汉籍记载中的“西域人”。根据托勒密的记载，马林努斯确实说过马其顿商人梅斯手下的人到过赛里斯国。如果这种说法可以相信，那么，充其量只能使我们得出马其顿商人到达西域的结论。
第三，梅斯商人的东行的目的是探寻丝绸源头，进行丝绸贸易，以便打破安息的垄断。正如马林努斯所说，“这些人全神贯注的只是做生意”。公元100年正是班超经略西域大获成功之时，帕米尔以东地区完全处于东汉王朝控制之下，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对西方商人来说，到达西域就意味着到达了丝绸的源头，没有必要再远赴洛阳作政治性访问。

第四，所谓罗马商团到达洛阳的说法，显然与学者们对汉籍中“赐其王金印紫绶”一语的理解有极大关系，即认为这种仪式只能“在洛阳宫廷进行”。实际上，在两汉中原对外关系中，并非只有皇帝才向外族统治者颁授印和绶代，地点也并非仅限于宫廷之中。以《汉书·西域传》所载试举二例：

一是对罽宾：“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贡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
一为对乌孙：“初，楚王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为冯夫人。……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
又，“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许之，卒百余人送焉。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

依此推断，代表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职权的西域都护也可以向外国使者授以金印紫绶。林梅村曾推测罗马商团的东来与甘英西使大秦有关，认为罗马商团可能在安息境内与甘英相遇，得知中国的情况，决定将东行计划付诸行动。如果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么罗马商团的目标将是西域都护，换言之，很有可能是作为西域都护的班超代表汉朝廷接待以使团身份到来的罗马商人，“赐其王金印紫绶”，然后报知朝廷。这样做并不违制。《后汉书》作者将此事系于《和帝纪》下，无非是因为此事发生在和帝时期罢了。只是在编撰《和帝纪》时，作者不解蒙奇兜勒为一国而强作解人，才有“蒙奇、兜勒”两国之说。另外，在林梅村对托勒密保留的马林努斯中亚地理记载的研究中，虽其中一些地名的考证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但可以肯定的一些事实显示，梅斯商人对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有着丰富的地理人文知识。这不也是梅斯商人到达西域而未及中原腹地的一个佐证吗？
我们注意到，现下学术界有的学者已经将所谓“罗马商团到达洛阳”作为肯定的历史事实加以接受，[10]似过于掉以轻心。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要求的“求证”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1 裕尔：《东域纪程录丛》（H.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第1卷，第188页；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2 特加尔特：《罗马与中国》（F. J. Teggart, Rome and China, Berkeley, 1939），第144页。
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第24页。
4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429页。
5 关于这一点，我曾专门致函希腊学者M. Kordosis教授，其回答如此。Μακεδών（马其顿人，单数主格）在其他格上如Μακεδόνος（单数属格）、Μακεδόνι（单数与格）、Μακεδόνα（单数宾格）、Μακεδόνες （复数主格）、Μακεδόνων（复数属格）、Μακεδόνας（复数宾格）的末两个音节如转为汉音，有转为“兜勒”的可能性；作为国家Μακεδονία（马其顿国）在格的变化上有：Μακεδονία（主格）、Μακεδονίας（属格）、Μακεδονία（宾格）等，这些词的最后两个音节也有转化为“兜勒”的可能性。

6 如晋代翻译的《那先比丘经》（Milindapañha）中中亚的印度-希腊人国王Menander在巴利文中作Milinda，可证中亚语言中“n”“l”的互转。E. G. Pulleyblank, The Roman Empire as Known to Ha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1 (1999), p. 77. 又，现代汉语方言中常将“嫩”读”“len”；现代学者译Anatolia为“安那多尼亚”，杨宪益：《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07页。
7 长泽和俊，前引书，第429-430页。
8 冯承钧原著 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67-68页。
9 戈岱司，上引书， 第12页。
10 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1-372页；杨晓霭：《瀚海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和文化交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11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