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经略西域大获成功之时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的外交活动，是古代中西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中国人域外知识的扩展有重要影响。《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中国史籍中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有时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部。甘英到达的“大海”，也称为“西海”。《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同一事件的记载中，有“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的说法。关于这个“大海”（或“西海”）的位置，学术界曾有里海、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诸说。黑海和里海两说现在几乎无人再坚持，但地中海、波斯湾两说在学者中仍有较大争议。由于这一问题对本文主旨影响不大，我们不作讨论。
从记载看，甘英显然没有到达目的地罗马帝国。他到达安息（波斯）帝国的西部边界的“大海”后停止了行程。甘英放弃继续前行，与波斯船员有关。一般认为，波斯船员阻止甘英继续前行是出于商业目的，即设法阻断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以便垄断丝路贸易的丰厚利润。深入探讨安息船员所作所为的背后动机，非本文主旨，也可略而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甘英是在听了安息船人所描述的艰难的海上历程之后才放弃使命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安息人到底讲述了什么可怕的内容，竟能产生如此效果？
对于《后汉书·西域传》的这段简略记载，我们首先应注意的是“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一语。要对此有所领悟，还是要从考察最原始的材料开始。《后汉书·西域传》称：“（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传其珍怪”一语，颇令人玩味：“珍”指山珍海宝，自不待言；“怪”则显然是指《后汉书》作者眼中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似乎说明，甘英带回的此类故事数量可能不少，波斯船员向甘英讲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恐怖情形，当属《后汉书·西域传》作者所说的“怪”异故事之一。
毫无疑问，当地船人对甘英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内容肯定多于《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只不过是其中最能给甘英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这里的“思土恋慕”显然并非如有些人所谓的“思念故土”之意，[1]对于甘英这样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思念故土是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情感，不会以此为可怕之事；另一方面，对于安息船员而言，以这样的人之常情来阻吓一位远方的来客，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真正的含义似应是，海中有某种东西使人思慕着迷，以致死在那方土地上。这样的解释也可从另外的记载中得到佐证。《晋书》97《四夷传》的作者可能有另外的资料来源，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稍有不同：
“汉时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其（大秦）国。入海，（安息）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晋书·四夷传》“海中有思慕之物”一语可谓关乎要害，较之《后汉书·西域传》“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的说法更为明确；“往者莫不悲怀”一语则清楚地说明《后汉书·西域传》中“数有死亡者”的原因正是海中令人“思慕”的事物。《晋书·四夷传》所谓“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一语，与《后汉书》中“数有死亡者”的说法则是同一个意思。对于有着“不远游”传统的中原人来说，客死他乡才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如果联系到波斯船人的身份，我们可以断言，这一恐怖景象一定是与当地早已流行的现成的海上故事有关。从起源上讲，这个故事可以有两种可能：第一，由于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波斯船员，它可能是来自波斯的传说。波斯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其神话传说中可能有这类故事。但我们对于波斯古代传说所知甚少，不敢做任何结论。第二，来自安息（波斯）西部的大秦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东部疆域属于拥有发达神话传统的希腊文化圈。古希腊神话传说之发达、优美，举世闻名，人所共知。历史上，波斯帝国对于希腊文化是相当熟悉的，地中海东岸是希腊-波斯的文化交汇处，5世纪初叶开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希-波战争虽是两国的敌对行动，但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两国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大帝东侵以后，庞大的波斯帝国尽为希腊人所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远及中亚和印度北部，优美的希腊神话和戏剧甚至流传到中亚，并在巴克特里亚（大夏）保存下来。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出现的三帝国之一的塞琉古帝国，也统治了相当大的波斯版图。可以说，对于希腊文化中极为发达的神话传说，尤其是那些动人心弦、脍炙人口的流行故事，波斯民众，无论是两河流域的民众还是地中海东部的民众，都是不陌生的。
联系到希腊神话中，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断言，安息人讲述的这个“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故事，很可能就是海上生活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海上女妖（即Sirens）的传说。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是半人半鸟形的怪物，她们善于唱歌，以娇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如醉如痴，停舟不前，呆在那里听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海妖故事早在公元前9-8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已有记载。据《奥德赛》中的叙述，海上女妖居住在位于喀耳刻海岛和斯库拉住地之间的海岛上，特洛耶战争的希腊英雄之一奥德修斯（一译奥德赛）在战争结束后与同伴回国途中经过海妖居住的岛屿，奥德修斯听从喀耳刻巫师的建议，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让同伴们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抵御住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活了下来。[2]另一希腊神话把海妖与俄耳甫斯和阿耳戈斯的英雄们联系起来。阿耳戈斯的英雄们在得到金羊毛返回途中路过海妖岛，英雄之一俄耳甫斯用自己的歌声吸引住同伴们，躲过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还有一希腊神话说，海妖姊妹本是貌美的海上姑娘，因为没有援救被哈得斯（冥神）劫走的得墨忒耳（丰产女神）的女儿珀耳塞福涅，而被发怒的得墨忒耳变成人身鸟脚的形象。也有地方说，她们自己请求变成鸟的形象，以便找回女友珀耳塞福涅。不管怎样，希腊神话中有关海妖的传说，总是以海妖的优美歌声对航海者的诱惑致使海员死亡为主要内容。这与甘英从安息西界船人那里听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即《晋书》所谓“海中有思慕之物”），“数有死亡者”的故事框架完全相合。
甘英来自中国内陆，没有海上旅行的经验，对大海怀有恐惧感。《晋书》保存了甘英回国后的行程报告：“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很显然，只有未有航海经历人才会想象海水可以饮用。因此，“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这样艰难的海上航行，不能不使甘英视为畏途。由于甘英对大海的无知，波斯船员讲述的可怕的海妖故事，才会在其心灵中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慑作用。
半人半鸟的形象最早源自两河流域。[3]这个形象经过有着罕见的神话创造传统的希腊人加工后，演变成更加成熟、充实，也更加脍炙人口的海妖故事。海妖形象和海妖故事在包括地中海东部沿岸在内的希腊世界广泛流传，经过罗马帝国的传播，流传到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各国至今仍十分熟悉的文化内容。如6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史家普罗可比在他的《战争史》第五卷《哥特战记》中曾提到这个故事。中世纪法国著名的唯名论经院哲学家彼埃尔·阿伯拉尔（1079~1142）在表达基督教信仰对他的支持时说，就是对于海妖塞壬的歌声，他也无所畏惧。[4]有关海妖的说法在枝节上因地域不同稍有变化，但基本内容大致相同。这个传说在近代作家作品中也经常被提到，如克雷洛夫的《作家与强盗》中有，“作家……象海妖那样音色悦耳，也象海妖那样有害于人。”著名的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有关于海妖的诗歌《罗雷莱》：[5]
不知是什么道理，
我是这样的忧愁。
一段古老的神话
老萦系在我的心头。
莱茵河静静地流着，
暮色昏暗，微风清凉。
在傍晚的斜阳里，
山峰闪耀着霞光。
一位绝色的女郎，
神奇地坐在山顶上。
她梳着金黄的秀发，
金首饰发出金光，
她一面用金梳梳头，
一面送出了歌声，
那调子非常奇妙，
而且非常感人。
坐在小船里的船夫，
勾引起无限忧伤，
他不看前面的暗礁，
他只向着高处仰望。
我想那小舟和舟子，
结局都在波中葬身，
这是罗雷莱女妖，
用她的歌声造成。
海涅诗中明确地称这是“一段古老的神话”，点出了女妖故事的希腊起源。但由于德国并非希腊那样的海洋国家，所以在德国文学作品中，女妖演变成了山岩（或山林）之神。但女妖以美妙的歌声诱惑船人葬身海中的主要情节与甘英所谓“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内容并没有改变。
季羡林先生谈到神话寓言传播特点时说：“一个民族创造出那样一个美的寓言或童话以后，这个寓言或童话绝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它一定随了来往的人，尤其是当时的行商，到处传播，从一个人的嘴里到另外一个人的嘴里，从一村到一村，从一国到一国，终于传遍各处。因了传述者爱好不同，他可能增加一点，也可以减少一点；又因了各地民族的风俗不同，这个寓言或童话，传播既远，就不免有多少改变。但故事的主体却无论如何不会变更的。所以，尽管时间隔得久远，空间距离很大，倘若一个故事真是一个来源，我们一眼就可以发现的。”[6]季先生所言，可谓民间文化传说交流的一般规律。值得指出的是，古往今来，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寓言、神话与各国普通民众有着不解之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其传播也多与民间交往联系在一起，其流传后世往往借助于民间记载（记忆），而较少受到所谓“正史”的青睐。像海妖故事这样的希腊神话，经甘英这样的使节之口而传诸中国正史的事例，似不多见。
甘英没有完成出使大秦的使命，主观上与他本人的素质有关，即作为陆上将领，甘英对海洋怀有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未曾经历海上航海生活的人所共有的。近代以来中国闭关锁国政策造成国民不通海外、昧于世界大势的被动局面，有鉴于此，近代有人在观察甘英西使中途止步的行为时，除了惋惜之外往往多有怨愤之情，如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就怒责甘英怯懦，认为“甘英愚懦，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亘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之大罪也。其与哥伦布、墨领（麦哲伦）、岌顿曲之流，相反何其远哉！中国人而有此，至今国土不辟与大地，智识不增于全球，遂以一切让于欧人，皆英辈之罪也！”其实，即使甘英勇往直前到达了大秦之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此后近两千年中也不会有大改观，在近代以前中国封建王朝自以为“天朝上国”，万物丰饶，不存在与外国交往的需求，根本没有与外族发展长期经济、政治交往的欲望和动机。略观明中叶郑和下西洋后的历史，这种情况即可明晓。
倒是当时人对甘英的探险之举不乏赞誉。《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有诗赞曰：“西域纵横尽万城，张陈远略逊甘英。”[7]甘英出使大秦，虽未达目的地而中途返回，但仍有超迈前辈之处：不仅他的行程范围为此前所未见，而且他所获得的域外知识和风土人情乃至奇闻异说，也是以往所未闻。希腊神话中的这段故事，经安息船员加以渲染后，阻挡了这位来自远方的缺乏海上经验的中国使者，但同时也经过这位使者的讲述，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史册上。这也是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文化交流史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插曲。

[1] 有学者持此种见解，如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8页；申友良《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2]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53-257页。
[3] M. H. 鲍特文尼克等：《神话辞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2页。
[4] 蒙克利夫编，岳丽娟译《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5] 歌德等著：《德国诗选》，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73-274页。
[6] 季羡林：《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寓言和童话》，《季羡林文集》第8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7] 《读史二十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