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想观念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思想史的研究才会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枝，欧美各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思想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培养。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欧美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以及“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在我国，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西方思想史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还有一批学者执着于思想史研究，不算解放前，1949年之后，我们就有三代学人在从事着思想史的研究。如较早的老一辈学者王养冲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第二代学者有何兆武先生等，第三代则为活跃于现在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在一代代的学术传承中，西方思想史研究这样的“星星之火”得以绵延多年而不绝；也正是在这样一批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思想史研究成果才不断面世。它表现在：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引进介绍了国外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得到了初步的考察。同时，通过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改变了过去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更新和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观念。
虽然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研究仅只是刚刚起步，仍然还存在着很多局限。它表现在：第一，历史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视不够，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科分枝中的重要独立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内容缺乏研究，如西方历史上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近代早期思想发展的自然法思想等，就连我们以前非常重视的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现在都没有人再进行学理式的研究。第二，由于历史学领域中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不能为学术界提供既多且好的“公共知识”，由此，带来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哲学甚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学术界常常把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混淆在一起，好象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的存在。事实上，目前政治哲学研究正由于其缺乏历史的内涵从而证明思想史研究大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不够，才使学界的一些学人犯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错误。这里试举两例：有位博士在文章中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英国革命的理论先导。殊不知，英国革命在前，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后，两者之间相差有百年之多，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先导。另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说，休谟仅仅是位哲学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作出多少贡献。这样说，完全是对休谟思想的不了解。第三，学术界仅只热衷于引进一些当代的思想家，这样做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我只想表达的是，学界对思想的演进缺乏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并且对各思想家之间的异同、联系和发展没有真正的研究，致使我们只看见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个体，而对整个总体没有把握。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但是我们缺乏对20世纪西方思想史作系统性研究，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出版。类似的现象不仅只是表现在现当代，其他时段也同样如此。如在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史上，我们也只是对一些思想家有了初步的介绍，至今国内还没有一本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系统的西方思想史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并且与我们这样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第四，由于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致使思想史研究没有很好地对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一些“元问题”。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学理性的探讨，由此愈发导致了思想史研究失去其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思想史缺乏了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第五，在目前这样一个思想溢出，任何一个没有严格思想史训练的人都可以大谈思想史的时代，而作为历史学分枝的思想史研究的失却，或者说在没有思想史研究成果参与的时候，其后果就是，整个学术界不仅错误百出，学理混乱，而且概念流行，并且有些概念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取得了其唯一的话语霸权地位，俨然就是绝对的真理，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混乱。如对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理解，目前占居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卢梭是个集权主义者，他的思想导致了雅各宾专政这样的“恐怖统治”。其实，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历来多有不同，有的人认为卢梭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的认为是共和主义者，也有人认为是集权主义者。同时，雅各宾专政的形成也异常复杂，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专政之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因此，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完全依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有不同的评价。这样，我们完全不能够将某一种观点放大到“绝对”的地步。
目前，当中国正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切地希望要了解西方的思想，了解他们观念的演变。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政治体制或者社会体制的话，我们首先就要问，一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那里，什么叫作现代国家，权利与权力有什么不同，支撑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毫无例外地都要追及到思想史，都要从近代思想观念中寻求答案。现在，不仅整个中国社会已有如此迫切的要求，作为单个个体的很多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也开始了学术的转向。很多人特别是一批年轻人，当他们在解决了“小康生活”之后，开始抛弃了那些实用性的学科，愈来愈喜欢思想史，渴望探寻思想观念层面的内容。因此，在我看来，思想史研究的复兴正在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与动力的催动下，我们应该充分思考与规划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我认为，需要关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基本文献的阅读。这里所讲的基本文献，既指那些经典文献，也指那些在那个时代属于二三流思想家的著作，甚至一些民间文献等等。当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文献的选择面已经被拓宽，在传统的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集中于“伟大”的思想家，除此之外就别无选择。实际上，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西方学者认为，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
时至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对象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现在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总之，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进行解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要提倡阅读基本的文献，并将文本的解读视为最为重要的基础。
注重文本本身是一方面，如何阅读文本则更为重要。作为思想史研究来说，它与其它学科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要有“历史”的视野，即要将文本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解读。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或者某种观念，这种研究被称为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 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下，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西方学者将这样的研究批评为，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是一种“理性重建”。而现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和在不同的语境下来研究文本，即重新回到历史，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考察那些思想观念的演进，进行“历史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文本，把握其主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
第二，注重对“概念”的梳理和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要去考察思想观念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体现在什么层面上，或者说，我们要注重的不仅是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什么观念，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什么“基本观念”，但是这种“基本观念”并非是泛泛的，它的核心和基础是一系列的“概念”。因此，观念就体现在一系列的“概念”上，体现在对“概念”的定义上。人们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如何给这些“概念”作出定义，并且运用这些“概念”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的世界。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时，我们就必须要研究“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个概念的定义如何产生和演变，并且作为一种概念又是如何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中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观念史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变成为“概念史”的研究。对此，国外的学者已经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了。在德国有科泽勒克，在英国有斯金纳。例如，斯金纳在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中，重点考察“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内容，将此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时的定义作为唯一的主导。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唯一性的定义。
对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概念史”考察的意义在那里，或者说，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为什么要重视“概念”的研究。这是因为，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任何“概念”都有其历史的演进，并被不断地添加或减少其含义。因此，作为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只是紧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在何时形成，并固定下来和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同时，既然任何一种概念的内在含义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即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那么，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我们也就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在“概念”的演变中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演进。
重视“概念史”的研究，和在“概念史”的研究视野下，这就要求我们要对长期以来一直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进行梳理和重新界定。例如，我们通常用的“封建专制”，“国家”、“自由”、“公民”“人权”等等。只有对这些概念进行历史性的梳理，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它被我们所接受时我们对此的理解。也正是在这样的梳理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演进。
第三，加强对思想史理论方法的研究，重视对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目前，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研究不管在理论方法论还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都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理论方法上，就有“概念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语境”和“修辞”转向，新社会文化史对思想史的新诠释等等。因此，为了跟上国际学术前沿，缩短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我们就必需要大力加强对思想史这些“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引进和吸收国外思想史研究的成果，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将思想史研究发展成为具有学术内涵和学科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
当然，在引进国外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要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评介，以便为人们所理解。看起来作这样的评介似乎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一篇好的评介自然是要在把握和了解学术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写出，当然也就具有其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且也为人们点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到底在哪里，这对推进学术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这里，想以著名思想史家斯金纳的著作为例。2002年，著名思想史家剑桥大学昆廷·斯金纳教授的代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经过重新翻译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出版本应会在中国的学术界带来热烈的反响，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让人深感遗憾。这不禁促使我在思考这一现象，我们学术评论究竟缺失在哪里？实际上，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斯金纳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197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金纳教授两卷本的著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第一卷为“文艺复兴”，第二卷为“宗教改革的时代”。此书出版后，立刻获致好评，自1978到1982年，共有35篇书评出现，写书评者大多都是研究思想史的大家，如波考克、奥克肖特等人。无论是赞同还是提出批评，但他们都带着无比敬重的语调来评论在当时才38岁的年轻学者的著作。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当代的经典著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斯金纳也被看作为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思想家。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认为，在当代，斯金纳是可以排在前十名的思想家。
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改变了通常的思想史研究重视抽象“观念”的方法，而是更加具体的将“一般的观念”集中于体现“观念”的“概念”上来进行研究。同时，他还为我们显示了“概念”内含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时还表现在“社会”的三个方面，第一不断变化的社会信仰和理论，第二，社会认知和意识，第三为社会的价值和态度。因此，只有在“语言”和“社会”的两方面下，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和变化。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斯金纳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
直到现在，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斯金纳这本著作，甚至模仿斯金纳这本书的方法来写一本类似的书。这毫不奇怪，不仅因为要掌握这样一套理论方法，而且按照他这样的方法来写的话，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和掌握的程度也都是要求非常之高。我们只要读一下斯金纳的这本书，即可知道他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和处理所体现的历史学功底是多么的深厚。
第四，思想史研究的公共知识取向。目前，在历史学的各分枝学科中，思想史的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研究人员较少，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同时，研究者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气馁，要充分认识思想史研究对“解构”现有的思想观念和重塑当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在思想史研究的定位上，既要考虑到思想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要思考思想史的研究将要为别的学科，甚至社会提供“公共知识”。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既要有自己的学科式的学术导向，又要有一种公共知识取向，让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和社会重要的学术文化资源和基础。
目前，思想史研究正在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据我保守的估计，思想史研究的复兴将要到来。当我们在审视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时，深切感到，由于多年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和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相比，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在这样基础薄弱，现在重新起步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够奢望一下子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我们的目标和定位应该是，将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我们的研究介绍过来，将在西方学术界中已经成为公认的知识变成为我们整个学术界，甚至社会，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界自身的公共知识。
对于“公共知识”问题，平时我们对此重视不够，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定位下来研究思想史，首先服务于学术领域，服务于社会，然后，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通过思想史自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借以实现在某些研究领域的突破，取得能够同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成果。写到这里，想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声茂先生的话，“就外国史学而言，‘鉴别吸收’也是治学的硬工夫，也是不断追求‘勇于和善于吸收’的大目标。通过‘鉴别’，才能有所创新，才会摈弃译文组合，才可领会‘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意境。”因此，在目前，我们要不怕我们的研究水平较低，要从“公共知识”的角度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相比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西方的知识，这些都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史学研究者的工作密不可分。正是他们通过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才把很多学科性的知识变成了“公共知识”。我想，和世界史研究一样，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就在这里，同样，未来思想史研究进步的起点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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