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由一种发展状态推动的工业化。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的工业化是出于国家的需要，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和干预主义的政府在“富国强兵”的政治责任和政治理念的下迅速推进的。“从一开始，日本的工业化就是由一种发展状态推动的。”[64]
（6） 和谐是最重要的价值。
日本现代化“不仅与欧洲国家、而且与中国和韩国的一个极大的区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的。“在日本历史上，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时刻都受到国家的鼓励和协调。在欧洲国家近代发展起来的那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鲜明的差别在日本的历史上很少见到。在日本的生活中，和谐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它起到的作用是反对从上到下的那种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和国家的制度连在一起。” 约翰·格雷引征塞勒（Sayle）的话说：“日本政府没有离开或凌驾于社区之上；而是有事与社区协商。”[65]
（7） 非最小国家与福利国家。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于明治时代，与欧洲19世纪的传统民族国家非常相似。至今，日本在许多方面还保留了19世纪民族国家的状态。这是一种发育中的国家，但肯定不是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最小国家。然而也不是西欧的那种福利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过战后的演变，日本和所有的西方国家分道扬镳了。
（8） 网络资本主义。
日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联系在一个稠密而又复杂的关系网中，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由于日本资本主义是从传统的封建时代的企业发展而来的。因此日本企业一直是在大企业紧密编织的网络里组建的。“在明治时代，这些企业一直都是大财团，是强大的、由家庭控制财产的群体，在占领期间，这些正前的财团幸免于对它们强制实施的美国式的反垄断法，成为当前的重点企业，或市场联合群体。在占领期过后，一些大公司的家庭控制的程度降低了，但他们重新联合起来，这就有助于构成一个主宰今天日本经济的企业群体网络。”在这种企业群体网络中，“大型企业和种类繁多的小企业共同存在，但它们设置了框架，其他公司在其中运作。”[66]
（9） 充分就业文化。
日本的失业率或就业率在西方世界素来是很特异的，“日本最不能让华盛顿共识原谅的罪过是充分就业文化”。按约翰·格雷的统计，日本的失业率大约为3%——4%，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都在大约8%的水平；它的就业率高于经合组织国家所有类型的工人就业的平均水平，包括青年；1993年，它的失业率低于任何一个经合组织国家，甚至包括非全日制工人在内；决不是所有的日本雇员都享受终身就业，终身就业在大公司之外是不普遍的。但1991年日本有43%的雇员已经为同一个雇主工作10年以上，而在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个数字是33.5%；1989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紧接着就是经济活动的灾难性滑坡，这是它遭受的最恶劣的经济衰退，但在衰退的整个过程中，它仍然保持着充分就业的文化。以非书面的社会契约保证人口的大多数有就业保险是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核心特征。用社会契约保障充分就业的做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为了对付经济压力，如技能的短缺；但另一方面保障产业和社会的和睦，即防止无产阶级的增长，在近期尤其防止了下层社会的增长。日本就业保险受保护的程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比较，日本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人人都是中产阶级。”[67]
（10） 高度压缩而又高度成熟的工业社会。
日本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工业社会。在这方面，它更相似于西欧当代经济体制，而不是位于东亚其周边的新兴的工业化的经济体制。但它又成功地把英国用了两个多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发展缩短成125年。在这些时间里，在世界上的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走上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道路，尽管之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的灾难，这条道路仍然使它成为今天的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制。
（11） 日本文化的连续性与同质性。
日本文化的连续性与同质性[68]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即确保了日本模式的独特性，也导致日本模式中有大量的内容不能输出。但作为一个高度成熟的工业化社会，日本的情况可以为它本身提供一个机遇，以及在当代达到某种独特境界。
（12） 静态经济？
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一直处于经济无增长状态。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像美国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即使利率降到0.5%，也没有刺激借贷。经济增长停滞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饱和”状态一直存在着恐惧。日本是否首先进入了这种“饱和”状态？这种“饱和”状态是否意味着米勒（Mill）所推崇的“静态经济”的出现？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理解，没有永恒的经济增长，社会的改善是不可能的。华盛顿共识对静态经济的不屑一顾是否值得怀疑？按约翰·格雷的观点，在静态经济的情况下，技术被用来提高生活质量，而不只提高产量。约翰·格雷意味深长地说：“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无增长经济的看法被证明是幻想。也许在日本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成熟的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崩溃可以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重新启动它。”[69]

2． 华人资本主义的反例
（1） 华人经济文化的中心特点
在谈到华人经济文化的中心特点时，约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怀特雷的看法，他认为华人经济文化的中心特点曾经在雷丁（S. Gordon Redding）开创性的著作《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中得到鉴定。雷丁和怀特雷（Richard D.Whitley）作了如下总结：
其一，小规模和比较简单的组织结构；
其二，通常集中在单一产品或市场上，其增长靠的是多种多样的机会；
其三，决策集中，并高度依赖一个主导的执行人；
其四，所有权、控制权和家庭三者有密切的重叠；
其五，家长式的组织氛围；
其六，通过个人关系网与环境建立联系；
其七，对成本和财务效益问题通常十分敏感；
其八，与那些相关的、但在法律上是独立的组织一般有强有力的、但是非正式的联系，这些组织履行供货人和销售的某些关键职能；
其九，在商标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方面比较弱；
其十，具有高度的战略适应性。[70]
（2） 华人资本主义的核心：家庭的关键作用
约翰·格雷同意雷丁和怀特雷的判断，即家庭企业是华人资本主义的核心。“华人企业一般是小型的，其内部和外部关系一般都依赖于家庭或个人。在供货和资助方面，他们依靠‘关系’，依靠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长期的协商关系，而不是正式的契约责任。即使华人的企业扩大了，他们仍然保持其家庭的性质，即最重要的决定由一家之长——父亲作出。台湾和大陆的大型企业一直都是国有的。如果华人的家庭企业是大型的，则一般都处在一种享有政治保护的环境中，或者是因为他们在某些产业或某些市场方面有特长，如海运或房地产。”[71]华人的家庭企业资本主义不符合西方的公司理论，华人家庭企业的结构和运行也不符合西方理论所认为的普遍有效的经济理性。华人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一样都挑战了马克斯·韦伯和其它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解释。“按照西方的常规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途径是取代家庭和个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中心位置。它把经济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服从于与个人无关的利润和亏损的累计，起连接作用的不是信任关系，而是契约和法律义务。”然而，“华人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却是依靠家庭内部的信任资源”，“在重大事物中，信任很少延伸到血缘关系之外”。[72]
（3） 台湾的反例
最发达的华人资本主义在香港和台湾，而台湾尤其引人注目。约翰·格雷认为台湾“似乎可以声称已经实现了本土的经济现代化”[73]。他指出了台湾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小型农场的乡村经济。这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通过深入的土地改革实现的。
其二，深入的私有化进程。台湾的私有化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从57%下降到20%。
其三，小型家庭企业主导的台湾经济。台湾没有日本和韩国的那种大型联营公司。
其四，神奇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的40年里，台湾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9%。
其五，最具有平均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74]
约翰·格雷认为台湾取得的这些成就使人们不由得相信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主张：“台湾已经指出了道路，向中国（大陆）提供现代性的中国模式。”[75]
（4） 新加坡的反例
约翰·格雷对作为亚洲资本主义本土现代化典范的新加坡模式以及它不向美国霸权屈服的精神都极为推崇，他说：“新加坡拒绝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它蔑视美国的干预，也拒绝了美国当时正在整个东亚地区宣传的人权的教条。它断言自己的价值是反对美国企图移植到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人权模式，以及市场个人主义的经济文化。它把自己的成就定位于一种后自由主义的城市国家——稳定、团结、教育程度高和增长迅速，以此来证明它的现代化和发展模式比“西方”提供的任何模式都高明。”[76]
（5） 与日本的区别
华人资本主义有别于日本资本主义，“其深刻和彻底的程度与同美国自由市场的差别是一样的”。其主要表现为：“超越家庭的信任和义务关系在封建时代和当代的日本以及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个人主义社会中是很明显的，但在华人社会就很弱，或者不存在。庞大的跨国公司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它还有很强的企业文化和忠诚以及对政府指导的开放性，但在战略上却不失高度的自主权，这些在华人企业中是没有的。”[77]
（6） 与韩国的区别
华人资本主义也有别于韩国资本主义，韩国资本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韩国经济主要由多种行业联营的企业，即众所周知的财阀主宰。
其二，韩国的财阀是具有家长作风的机构，企业充斥着家长作风，奖赏和赔偿也被个人化了。基本工资以外的奖赏不是根据工作表现，而是根据上级的评价。其创建企业的家庭仍然有决策的权力。
其三，韩国企业以寡头方式垄断市场为目的的合作远远超出了家庭。
其四，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密切。
其五，韩国财阀之间有宗族和区域性的竞争。
其六，在韩国的大多数公司，不实行或不承诺终身就业。[78]
（7） 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陆的现行制度由于与该国在20世纪历史相关的一些原因，其与海外华人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
其一，中国大陆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是不充分的。
其二，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引人注目。其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工人没有什么交涉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工资低于处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其它国家工人的工资。
其三，中国在本土发展的模式上，其市场经济性质将日趋充分。
（8） 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经济文化的趋同性
据约翰·格雷观察，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经济文化正在趋同。中国不少企业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海外华人的投资，而海外华人就无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重新引入了中国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在未来将比现在更具有传统性质。”[79]
（9）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与前景
约翰·格雷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要求几代人的经济发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 约翰·格雷特别担心的是问题是：
其一，国家分裂。他强调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反复地发生过。”
其二，环境退化。中国的环境污染可能是阻碍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威胁。
即使排除了这些干扰，而且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的经济文化确实趋同，并且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成功，“在下个世纪的后半叶之前，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80]

（二）作为范例的东亚
1． 东亚文化传统的非排他性
东亚大多数宗教传统并不要求排他性。[81]这摆脱了对惟一真理的宗派性要求。因此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承担对竞争性经济体制的优点进行教条式争论的重担。这有利于东亚本土资本主义的成长。
2． 东亚经济实践的实用主义态度
东亚各国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探索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亚洲价值”的一项要求是，在经济生活中，采取彻底的工具主义观点，从而避免那种把经济政策变成争论的教条的西方式的困扰。
3． 东亚工具主义的市场观
在亚洲文化中，人们是以工具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市场的，即把它视为创造财富和社会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像西方新自由主义一样以技术的态度，把市场本身视为目的。亚洲不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神学的束缚，人们在判断和改革市场机构时，参照的是市场运行对社会价值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
4． 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
亚洲资本主义制度是受政府指导的，政府所持的观点是保护它们为之服务的市场的凝聚力。这与坚持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制度的华盛顿共识相悖。约翰·格雷认为，“代表落后的是西方自由放任主义”。[82]
5． 东亚的致命失误：最不该接受的西方价值
约翰·格雷不认为亚洲国家能够把自己与全球市场中的经济无稳定、生态风险和文化风险因素隔离开来。亚洲现代化必然会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更深刻地说，亚洲国家在全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也许是致命的问题上接受了西方的价值，既它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亚洲和全世界一样，当代西方那种把地球视为可消费的资源的观点占统治地位。正是在亚洲，人们最终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83]
（三）东亚现代化的前途
1． 东亚现代化的障碍
（1） 西方的压力：现代化的格雷欣法则
货币理论中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但良币不能驱逐劣币”的格雷欣法则。约翰·格雷认为，在全球自由市场中也有一个格雷欣法则的变种：即“恶劣的资本主义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以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为蓝本的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是被约翰·格雷视为“恶劣的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在与各种本土式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竞争的时候，约翰·格雷认为：“美国的那种使社会混乱的自由市场具有强大的优势”，“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处于系统的劣势。它们是没有前途的，除非它们能够以深刻和迅速的改革实现自身的现代化。”[84]约翰·格雷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享有对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天然优势”，这种天然优势，“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系统的。” [85]这种系统的天然优势就在于自由市场推卸了社会责任，不考虑社会代价与社会成本，最少程度地考虑环境成本，完全忽视文化成本，而且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劳动成本、管理成本和税收成本。然而，“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商界承担的社会代价使它们担负起社会机构的功能，而且不腐蚀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凝聚力。但是，对于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运作的企业，这种社会代价就必然成为负担。美国公司就很少承担这种责任。”[86]因此，“无庸置疑，自由市场是一种最具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类型。”[87]但是，“以破坏社会和造成人类的苦难为代价获得的最大的生产率是一个反常和危险的社会理想。”同样，“忽略社会代价是经济学家职业上的畸形”。[88]华盛顿共识尽管受到质疑，但却很难被抵制。“西方要求取消市场调控的压力使日本政府很少有其他的选择，这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大的风险。”[89]更不妙的是，“中国是以美国模式的竞争对手出现的，因为在削弱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市场方面，它能够比美国的自由市场走得更远。”[90]
（2） 违反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
约翰·格雷认为，由于亚洲接受了西方关于人类应该征服和主宰自然和地球是可消费资源的启蒙观点，在迅速推进工业化方面，最终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生态界限。而史无前例的环境退化和环境灾难可能会成为亚洲继续现代化的威胁。可是，“那些憧憬中国庞大市场的人们把中国的环境退化视为一种临时或偶然的麻烦，而不是阻碍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威胁。” 巴比·比格斯（Barton Biggs）就“把环境污染说成是中国准备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但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并不像他那样对这种代价有多么高的问题漠不关心”。[91]
2． 东亚现代化的前景
（1） 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对话：历史终结于“民主资本主义”吗？
在人们最近对美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所作的思考中，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却并没有把握住美国必须在其中航行的这个世界的概况的理论，约翰·格雷认为，就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92]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等级论”[93]。“二者是顽固的美国中心论者，他们提供给人们的世界观是大多数欧洲人和亚洲人不可接受的。”[94] 福山认为， “民主资本主义”构成了“人类政府的最后的形式”，“西方思想的胜利”在全球无处不及。然而，福山和亨廷顿对西方的胜利又不具备足够的信心，他们一致认为东亚模式和伊斯兰模式构成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其中东亚模式是对西方模式最大的挑战。亨廷顿还呼吁要保卫西方文明。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翰·格雷提出了四点异议：
其一，所谓历史的终结，可能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格雷承认从1789年到1989年，即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垮台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和军事冲突的主要根源，“在这个时代里，战争的起因或至少其理由是煽动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相互敌对的政治性宗教。但从更广泛或更慎密的历史观点看，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引起的战争是很少的。综观人类历史，战争起源于领土和王朝之间的冲突，起源于宗教和民族的敌对状态，起源于各个主权国家追逐的相互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即使从1789年到1989年之间的启蒙时代也是这种情况。……只有以间歇和局部的方式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分歧才是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即1989年以来，作为其起因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结束了，“但这也意味着战争和冲突的那些古老的原因又回来了，而且力量没有削弱。”[95]
其二，即使是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也远未结束。格雷觉得：“认为历史会结束的原因是短暂的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会结束，这种思想显示了一种难以信赖的狭隘观念。它是棉队世纪末的思想和政治生活状况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显示，这样荒谬的推测曾经也被认为是可信的。”[96]
其三，福山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合二为一了，但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和中国走的都是本土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对启蒙的西方化纲领的排斥，而不是追随。“它并不表示俄国接受另一个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信条。”同样，“中国的市场改革也不是受到任何模仿西方模式或吸收西方价值的冲动而启动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本土方式的发展，很少有可以归功于西方的建议或榜样的东西。”[97]
其四，从美国的外部观察，美国并非世界“后历史社会”的样板，“冲突的社会和政治起因，如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分歧已经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大量存在。”[98]
（2）与塞缪尔·亨廷顿的对话：需要保卫“西方文明”吗？
与福山相反，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承认，现代化与西方化这两股潮流如今不是在趋同，而是在分道扬镳。亨廷顿认为后冷战世界的世界冲突将不再是各国不一致的利益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来自东亚和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如果不去“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团结西方各国人民”，“培育大西洋文明”，那么，“西方各国肯定被分而治之”。其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担当“西方文明领袖”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美国的肩上”，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针对亨廷顿的观点，格雷提出了如下几点异议：
其一，亨廷顿的文明分类法“不符合文化事实”，“不是武断，就是不规范”，亨廷顿自己也“并非信心十足”。其暗中引入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那带有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式的成见”，即“在政治上是活跃的”文明，“它才是一种文明”。[99]
其二，文明冲突论与历史事实相悖。格雷举两伊战争、图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柬埔寨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为例，来说明：“现在就像过去一样，战争普遍是在不同民族之间进行，而不是在不同的‘文明’成员之间进行。不管战争由主权国家发动，还是由非正规军发动，军事竞争的逻辑通常迫使不同的‘文明’组成联盟。”[100]
其三，“文明二元论”是值得怀疑的。格雷认为亨廷顿论证文明的冲突“是按照文化两极分类法进行的，一极是文明，另一极是野蛮。他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西方和其他地方’。‘西方’是‘一’（one）；‘其他地方’是‘多’（many）。”[101]
其三，“西方文明”的“单一的认同”并不存在。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惟一的。它具有单一的认同，这种认同持续了漫长的时间，跨越了许多国家。格雷承认如果“西方文明”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它可能具有现实性”，“但这些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正在迅速消退”。目前的情况是，“人们谈论‘西方’表现出一种理性滞后的症状。它是人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形成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战略联盟时代。”但“如今已经没有‘西方文明’可供美国领导了。亨廷顿所说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不是‘西方’的，而是美国的。”[102]正如李普塞特（Lipset）指出的那样，美国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差距都正在加大，而不是缩小。格雷分析了亨廷顿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后得出结论：“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具有后基督教的性质，但在美国宗教狂热广泛传播，十分猛烈，而且通常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据格雷的统计，信仰“魔鬼”（devil）的人在美国略低于70%，而在英国是1/3，法国是1/5，瑞典是1/8。1991年，美国成年人中有68%属于一个教会，42%做礼拜。美国宗教狂热的深度和广度在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他们来说，鬼迷心窍已经不是比喻，而是真切的现实。”因此，“说美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是荒谬的。美国的世俗传统比土耳其还弱。”[103]这就推翻了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一起发展”的神话。也证伪了“单一西方文明论”或“文明趋同论”。[104]
其四，美国的“西方认同”和“单一的美国认同”都在蜕变。美国正在日益蜕变为一个非西方化的“后西方国家”。亨廷顿断言，重新确立美国在西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是有很多美国人拒绝接受“西方”身份。格雷确认这一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实证，“认为美国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符合现实。有很多情况说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将成为正在崛起的后西方国家之一。人口统计的趋势表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中的亚裔、黑人和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人（主要指拉美文化传统的人）将接近人口的多数。到2050年，……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传统的白人人数将从1996年占人口的73.1%降到52.8%。”由此得出一个推论，“一个欧洲文化传统不再占优势的人口群体所产生出的政治精英也不再与欧洲国家有亲密的文化联系。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政界内部的变化中。” 格雷认为，美国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具有本土美国文化的性质。但他们包含的美国特性不再具有近代欧洲意识形态的成分。”[105]

（3）东亚与西方：不可抗拒的文化渗透
格雷在现代化模式、文明发展和“亚洲文明”前景等问题上的最终结论是：“铁板一块的‘亚洲’和“西方文明”一样，都是幻想。世界市场的无情发展不会推出一个普世文明，而是使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抗拒。”[106]
（4）西方的暮年与亚洲的崛起
格雷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西方的暮年时代”。他解释说，他所说的“西方的暮年时代”并非是“西方的衰落时代”，而仅仅是指“‘西方’不再被等同于现代性了”，“铁板一块的‘西方文明’已经不存在了”。他强调说，“在这个时代里，并不是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走向繁荣，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走向衰落。”只是，“‘西方’这个概念已经陈旧了，旧的东西之间的划分不能说明今天世界文化和政体的多样性了。”[107]亚洲，主要是东亚各国，在现代化模式上的独树一帜，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类观照。西方不再是西方，而亚洲也不再是亚洲。这也许就是东亚崛起的世界价值吧。
结论
格雷洞悉全球自由市场的深刻缺陷，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条分缕析。得出华盛顿共识或全球自由市场尽管在一些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有其实行的可能性，而在整个全球要强行实施是行不通的。
作为启蒙纲领的乌托邦，从狭隘的经济视野出发，全球自由市场虽然可以说会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也会产生最大的经济震荡、经济分化和经济破坏，况且，不计社会成本的后果是，产生最大程度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从而成为“社会革命的接生婆”。
为什么“二战”以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与全球自由市场不能说是没有干系的。“二战”以来拉丁美洲的动荡和贫困，东亚的金融危机，俄罗斯的一蹶不振等等，其背后同样有全球自由市场的网笼。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国际版，与各国本土现代化模式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东亚能否顶住压力，即在于对华盛顿共识质疑的能力，也在于东亚实际的发展速度。
格雷担心的现代化模式的格雷欣法则，不是没有道理的。耗费最少成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然具有对承担社会成本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的天然优势。从短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必将驱逐社会市场资本主义，这是“优”胜“劣”汰的国际游戏规则。但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则需以满足和保障人类自身的需求为出发点，如此，社会市场体制又具有对自由市场体制的天然优势。社会市场体制替代自由市场体制，需要社会科学家、决策者和民主体制国家人民的战略眼光，否则就只有由反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来强行执行，那么“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就可能重演，“历史的终结”即使在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上也是站立不稳的。当然，社会市场体制完全不否认各国的社会特殊性，充分考虑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以摧毁各国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也不以毁灭各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为代价，更不以牺牲各国人民的民主人权和社会需求为代价。有调控的社会市场体制，使市场既尽其“看不见的手”的物性，由保留着“看得见的手”的人性。
东亚的崛起必将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选择社会市场体制还是自由市场体制，这是关系东亚崛起的百年大计，不可不慎重。格雷对东亚环境灾难的忧虑和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反思，就出于这样的考虑。华盛顿共识日益受到质疑，也是国际上对自由市场体制实践的不断反思的一个结果。世界银行观点的变化，就是这种反映。它在1997年的发展报告《正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国家》开篇就声明：“以国家主导的发展肯定已经失败了。但无国家的发展也失败了……历史反复地说明，……没有有效的国家，可持续的发展——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该报告还引征霍布斯的洞察，“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来保护秩序，生活就是‘孤独、贫困、肮脏、野蛮和短缺的’。”[108]看来格雷欣法则最终受制于人类的理性和历史的镜鉴。作为本土现代化模式的东亚的崛起从现实的角度映证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这正是格雷的一个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