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血案”事件似已成了过去时，胡戈也暂时获得了一种话语权力：他可以公开表示，要参与竞争某某公司宣传广告的策划摄制权。倘若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胡戈的编制成本跟陈凯歌的投拍宣传成本，恐怕十辈子也甭想有什么“碰头”——怪就怪在胡戈一脚踏入与陈凯歌对话的平台，就差点立于陈凯歌的肩上，几乎形成了“陈凯歌成本＋胡戈成本＝胡戈新资本”这样一个结果——胡戈甚至还冒出陈凯歌一头。
由着这一事件，笔者想到了某某与余秋雨之争、郭敬明“剽窃案”、“红学”里“新人”对“老人”的话语“切割”，想到了“网络文学”、“手机诗文”、“网络影像”等对文学与艺术资源、资本的肆意扒掏、利用、颠覆……
在当下社会文化建设急需自主创新与创造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主创新与创造？在文化生产领域里大肆奉行商业化炒作战略，以种种营销手段来获取“文化市场”的启动，非善意地制造社会公众的“文化注意力”——凡此种种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衍生与边际效应，其实质一定不是什么文化产品的自主增值，更谈不上文化产品的自主创新与创造。
笔者在一篇《相对论、营销的结构性与人文精神》的文章中，曾不无忧虑地谈到：一块纯金饰品人人都说好，但倘若一块金灿灿的赝品，经过如火如荼、机巧过人的公关与营销运作，多数的可能是人们最后选择了赝品。对文化产品而言，其内在品质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转换，本不应该有太大的出入和“盛名难副”的虚夸，它转换的根本基础是接受者个体对前者的审美感悟与价值确认；再者，具体的文化产品与文化产品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个体的差异性，在根性上是接受者个体各自不同的体认，这也是与其它物质产品的绝然不同之处，原本并不特别需要“营销战”或是名利作祟的恶性炒作。很可能胡戈们、郭敬明们的本意，决不是要踩着谁的“肩膀”去“出人头地”，但后来的发展与结果却是：某某可以与名导比肩而立，某某撕开了名家“文革”的假面具，某某是彻底的新生代写手——当下的生活娱乐不是要尽快地升级换代吗？在这样一个文化产品的生产循环中，到底能够产生多少价值和什么样的价值，能有多少个体的创新与创造？但是，在第几第几媒体和种种“中介”“经纪”社会成分等等的策划运作之下，一个文化产品的生产循环几乎成了是在名、利和“话语权力”上的攫取与占据，而其结果也往往是对生产个体诉求“底线”的无情曝光和塑形。笔者不得不这样认为，这里存在着的无节制的商业化炒作和无所不用的营销宣传，会造成：一是对文化产品非正常的吹捧，只会产生终有一破的“文化泡沫”，反而是对其原有质地、品相的遮蔽与砍斫；二是在接受者（消费者）自身种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产品接受者追逐时尚与潮流情性“别有用心”的“谋杀”，很可能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语境中随意模糊价值判断与价值认知；三是这一切也不大可能产生出多少新的价值，文化产品有着的衍生与边际效应，多半是相关利益者们在名利和“话语权力”上的收获，社会财富（包括文化财富）没有在生产中得以创造性地增长，反而有着一定的流失和浪费。
在信息化逐步社会化、生活化的时候，的确存在着许多数不清的成功机遇。其实，即使以传统的笔墨搭载几个媒体，也一样可以出人意料地“胜出”。然而，社会文化建设在整体的运行实践上，不是文化生产个体之间对彼此资本的“切割利用”，不是“借鸡生蛋”和“顺势搭车”，更不会是相关利益者们的“巧取豪夺”。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到印度班加罗尔寻访的结果，是《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的面世。他感叹：世界当下的发展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相互进行的，可能任何事情的做大做强在明天都无需再用得着“大资本”的投入。这里埋伏着这样一个用意：或许明天事情的成功，只需在今天的事情上多少加上“一点”就足矣——这显然是社会资本与资源的一种平面化结果。笔者前面提及的那些种种“对垒”与“炒作”，在内里的实质上已经暗合了这一用意。本来，在社会本土化的后现代语境中，对已有文化产品动用一定的不满、怀疑、反诘和超越来进行新的文化生产，很可能会产生出新的价值——正当、正确的文化批判，是重新审视文化历史并结合于当下社会实际而产生新认识、新思想的一个必有路径——即使是对已有的文化产品进行自主的拆解、拼凑、套用以至解构、颠覆，在尊重历史、尊重已知的条件下，也可能在多向、反向等认识之后产生全新的思想与观念，感悟到全新的审美快乐。这里，应有着文化生产个体自我资源与资本的蓄积，应有着相关利益者们在获取“文化财富”时的正当、正确与节制——而其结果是“财富”的增加、增长，还是“财富”的转移、浪费和“泡沫化”，则是判断、认知这一切好坏的一个根本性标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文化市场”的构建中文化产品的“价码”是由市场说了算的，这不存在“漫天要价”和“大发横财”。但是，文化产品一旦进入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价值转换之中，其自身的价值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真实和全面的体现，它的“价码”也不是接受者（消费者）说了算的——而是由“市场”的相关利益者们在“文化注意力”的制造中自主操控。正因如此，在“春晚”高高在上的自我封闭与自我维护中，在“超女”平民意识“觉醒”与“狂欢”的背后，笔者看到的是广告经营商们笑眯了眼和“相关利益者们”实施“后计划”的踌躇满志。
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自主创新与创造活动，作为一种思想与审美价值的增长，当有属于其自身的运作实践规律——它是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的艺术总结和种种本质与现象的审美表现，是生产个体在此基础上独特性与独创性的天才发挥。就是作为文化娱乐活动的常规生产，也应该有所思谋思想与审美价值的新的增长。纯粹的文化娱乐活动是不存在的，其背后必然蕴蓄着种种价值取向和利益追逐，即使是接近于生理与心理的发泄与排遣，一样有着意绪、情感和方式。
应该说，胡戈的颠覆与反讽的确存在着诸多因由和道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颠覆与反讽的对象本身，其种种文化资源与资本配置的结果，是巨大的投入与实际产出价值之间惊人的反差。如是，胡戈的编制结果在客观上就应是陈凯歌由“愤怒”到清醒的促动，而“馒头血案”案件的实质，正是个人的艺术生命在遭受种种利益因素无情的“谋杀”。不得不承认，信息化之于社会生活的广泛与深入，社会资源与资本的“平面化”趋向，后现代语境的弥漫氤氲，金钱拜物教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营销的结构性对物质与精神生产的种种框定……这一切，都使得文化生产的自主创新与创造特别是天才产品的出现变得日益困难起来，在“文化注意力”这趟“列车”上，笔者看到更多的是各方利益的搭载，是流行时尚、“轰动效应”和文化价值的“泡沫化”……其实，胡戈们颠覆与反讽的内里，有着相当的冷峻、不平乃至不屑，韩寒郭敬明们的一时流行也多少有着新鲜、叛逆、开拓的意义——当下的社会文化生产，应不应该有着全面的自我审视和深度反省，应不应该有着自主创新与创造的不懈追逐和文化价值的强势增长呢？
在物质的文化化跟文化的物质化两相交互愈来愈明显的时候，社会文化生产的衍生和边际效应是对社会生活总体的改善与提升。这里，除了颠覆与反讽，除了社会资源与资本转移的文化“游戏”之外，真的还有许许多多急需自主创新、创造的活计，正等着人们去开掘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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