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经济学家、亚洲事物专家吉姆·罗沃认为，东亚崛起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奇迹”。而这种“奇迹”的产生则在于：亚洲在成功地整合四个经济成长要素——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方面大大胜于其他任何国家。亚洲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罗沃浓缩为“小政府，强社会”的动力与压力机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亚洲的一个最大弱点和可能惨痛伤害它的唯一缺陷”是“弱制度，不透明”的制度环境，而“小政府，强社会”和“弱制度，不透明”恰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罗沃的建议是：当经济增长开始减慢的时候，一种更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制度，将成为必要的了。
关键词：亚洲；东亚；崛起；制度

吉姆·罗沃（Jim Rohwer），中文姓名为陆浩怀。美国经济学家，亚洲事物专家。曾任《经济学家》杂志的亚洲记者（1991——1993）和执行编辑（1993——1994）。1995年出版《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经济的繁荣而繁荣》，他主张“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并认为亚洲的崛起是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他认为亚洲的崛起对西方不是祸患而是福音，西方应当欢迎“亚洲崛起”而不是否认和抵制。不管西方态度如何，亚洲将继续“高速发展”，不过，亚洲正在进入一个安排它自己“长期命运”的时期。吉姆·罗沃对“亚洲崛起”和“东亚奇迹”作了制度考察与前瞻。

一、“亚洲”、“东亚”与日本

吉姆·罗沃从经济范畴对亚洲概念作了审查和界定。他在《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经济的繁荣而繁荣》一书中把亚洲界定为，起自伊朗以东，沿这个位置向东、向南画一条大弧线所包围的地区。它包括整个南亚、东南亚、东亚（日本有其特殊性）。主体是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大体上说，不包括脱离了苏联的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同样，也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这两个南半球的的邻居的命运日益取决于亚洲，特别是澳大利亚，尽管它们竭力想被承认是属于亚洲的。就是这样，它们仍然是属于西方的，虽然不在西方。日本是个特例。一方面，它太富，太具特质，全然不是亚洲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纽带以及文化和地理，它越来越与亚洲连在一起。再者，它在许多方面也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仿效的制度化发展过程的一种好坏皆有的模式。在吉姆·罗沃的论述中，日本有时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大部分时候则不是。罗沃认为，区别是看发展中的亚洲是否能成功地融入现代性，而日本已经做到了。亚洲有某些模糊的边缘区域。例如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总有一天它会实际上而不是通过地图上的线，与它的莫斯科法定统治者分开，那是不会令人惊奇的。[1]
罗沃把东亚界定为“中国文化影响下的那部分亚洲”[2]。认为，东亚的奇迹“大部分是华人商业的奇迹”[3]。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中国文化的奇迹。“亚洲人困于冷漠保守达几个世纪，现在则热情地相信现代化”，他们“多半比大多数欧洲人更强烈”，“或许也比许多美国人更强烈”。[4]
罗沃所指称的亚洲，除印度外，其实主要是东亚，包括地理上的东北亚和东南亚。而他所说的“亚洲的崛起”其实指的是东亚。

二、“伟大的东亚奇迹”

东亚和东南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中的经济崛起，即使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仍然是惊人的。“很奇怪，不知何故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人竟都看不到亚洲的崛起——本世纪（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事件。”[5]在东亚“开始为进入现代世界而奋斗时，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优势”。[6]
1945年，这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处于它们漫长历史的一个最低点上。其中许多国家和地区属于世界最穷之列。东亚地区在欧、美、日的统治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遭受了约20年的很可能是亚洲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的蹂躏。东亚国家一般贫于自然资源，而且人口（大部分未受教育）似乎已经供应过剩。大量东亚人一无所有。几百万人是被战争和内战赶出家园而无家了归的难民，更多的是无土地的农民。
“世界所看到的最巨大、最快速的经济进步就是从这些灰烬中升起的”。英国在1780年经济起飞后，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几乎60年，美国在1840后作出这种成就用了几乎5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880年后的33年中翻了一番。接着，伟大的东亚奇迹出现了。就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实现来说，印度尼西亚是在1965年后的17年里，韩国是在1970年后的11年里，中国是在1978年后的10年里。[7]

三、“强社会，小政府”：东亚“奇迹”的制度渊源

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为什么在1950年后的两个世代比以前任何经济体有意想不到的快速成长？
罗沃认为其“惊人成功”之所以出现，“部分仅仅是因为它利用了世界经济中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在过去200年中已使经济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了。”世界的技术和经济生产思想的储备，一直在以指数增长，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和先进程度上。再者，这种技术和思想的储备给予世界的速度和在世界上传播的速度，也一直在加快。现代经济的这些有利条件在亚洲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能理解的，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一般对它们利用得那么迅速，那么全面，那么成功。”这些国家或地区几十年来在成功地整合四个经济成长要素——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方面大大胜于其他任何国家。其一，亚洲的劳动力成长快，干的时间长；其二，东亚特别乐于通过教育和训练提高其劳动者的素质；其三，在早期阶段特别舍得把大量机器和设备方面的资本注入到它们的经济，它们异常高的储蓄率也允许它们筹资这样做；其四，亚洲的生产率在1950——1990年间有显著的提高。这个要素综合了对经济和社会活动方式有最深刻影响的许多因素：技术的传播和利用，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对现代经济生活需求的适应，国家对新思想和外来影响的接受能力。亚洲国家对各种新思想，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国外的新思想极其开放——不管是通过外贸、外资、抑或是通过外国技术带来的。[8]亚洲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本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不过，它的复杂性可浓缩成一系列由东亚成功事例所广泛体现的属性，而且这些属性互相强化。[9]塑造现代东亚的特质包括：政府的作用小，税收低，公共福利少，家庭相对于国家和个人处于中心地位，普遍拒绝保护公司和人民免遭竞争和技术的冲击，对外部世界开放，乐于适应新市场和新的办事方式。[10]
亚洲公共政策思想的基本点是，政府不应该为缓解生活危险做很多事情。亚洲政府一般都几乎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国家提供的健康保护、退休金等。亚洲政府开支在经济活动上占异常低的比例；与西方国家比较，亚洲政府只拿极少的费用作转移支付。亚洲政府（除印度和菲律宾之类的地方外）用于公务员薪金之类事情上的日常开支是极少的。相反，亚洲政府用于投资的费用比正常比例要高，特别是在教育上。[11]
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把个人必须具备的减震能力扔给了家庭以及与家庭相关的社区和邻居关系网，而不是扔给公共机构。这种推开不管的政策会带来深层的后果。如果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成为社会的主要单元，个人自由就无疑将会削弱。在亚洲谁也不像西方配偶那样可以容易地逃脱对婚姻和孩子的责任。人民被鼓励努力工作，更多地储蓄，不安全是对努力最大的刺激。教育是比别的东西更值得的投资。因为提供教育的父母从教育得到的利益一定几乎像受到教育的孩子一样多。这种政策有利于一个严厉的世界：没有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一旦跌倒，往往就是毁灭。一个按照这些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完全有悖于现代西欧的精神的，也多半是与新政时期被引进美国公共生活中而在60年代大大向前推进了的那些观念相左的。不过，亚洲政府拒绝保护人民正是为什么亚洲经济发展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亚洲在一个技术和经济加速变革的世界的最大优势之一。[12]

四、“弱制度，不透明”：东亚成功的“最大缺憾”

亚洲在社会方面固然有大量东西可以教育西方，但在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体制上，也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亚洲的一个最大弱点和可能惨痛伤害它的唯一缺陷，是它不能超越经商、管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的非正规的个人化的行为方式。”[13]亚洲体制性弱点涉及的范围很广，诸如，“从公司管理的不透明到缺乏政治责任感，到缺乏基础设施（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直到亚洲国家对通过它们自己的力量平衡以保持它们之间和平的历史的无能。”[14]
亚洲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没有体制的约束，这有助于快速增长。乍看起来，中国先于印度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中国没有英国殖民制度传给印度的官僚和律师方面的桎梏。同样，海外华商早期的辉煌业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个人化的筹资和决策。不过，在某一深刻，通常大致是在经济增长开始减慢的时候，一种更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制度，将成为必要的了。已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如果亚洲继续建立全球性经营的公司，那么它就不得不在管理和财务控制上寻找某些制度化的方法，以取代现在这些做起来多半有个人色彩的方法。在商业上，亚洲人对变革所领略的强制感，将由于市场和技术转移所引起的大组织的世界性崩溃而钝化，因为甚至在官僚的作用减小时，要求透明的压力也仍将上升。在政治上，亚洲将为使政府负有责任、不落入西方民主的陷阱、不变成特殊利益者的人质而长期搏斗。就国际关系而言，亚洲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压力，它迫使亚洲为使其大而分散的国家过上和平生活而不是处于紧张备战状态去建立某种多边平衡的框架，这种压力始终没有部分的缓解。亚洲从来就没有一种本土力量的平衡，如果它不能及时创建必要的地缘政治平衡机制，就不能使它的人民免于20世纪头几十年欧洲现代化所罹的命运。[15]

五、“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中国和印度现代化比较

“试图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局外人，必须同时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印度。”[16]
甚至最漫不经心的旅行者在亚洲也会立刻感到中国和印度是多么不同。中国有近乎统一的语言和种族，基本上无宗教信仰，而印度的种族像丛林一样多，有20种主要语言和7种主要宗教。中国表现了赚钱的狂热，对市场充满了热情。印度对商业时而表现出一种神秘的轻蔑，向市场改革的转化慢慢腾腾。使印度的西方朋友感到困惑，也使印度人自己感到懊恼的是，在印度独立和中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以来的50年中，在改善各自人民的生活方面，中国做得远比印度要好。[17]
印度和中国可以特别有效地互补，因为两国是如此的不同。在两国的经济达到更广泛的整合之前，两国的经济周期将继续基本上是独立的。而且，印度的强项是中国的弱项，反之亦然。中国的发展比印度快，但也较不稳定；中国的法制和官僚政治太少，而印度又太多。中国为支撑一种现代市场经济而在面对发展一种体制结构的决定性考验。印度已具有到位的制度骨架，但远缺乏给中国以如此巨大经济能量的动力和支持的市场政策。[18]

六、“东亚奇迹的大部分是华人商业的奇迹”

华人商业网是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华民族所编织的。他们以压倒之势主宰着整个东南亚和除了韩国、日本之外东亚的商业。他们也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极大外力，至少在90年代中期以前，占每年注入大陆的海外直接投资的3/4。他们是世界经济的源泉之一。在90年代中期，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排在世界贸易的前15名中。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海外华人人数的数量之小与他们对当地经济的超常控制是不相称的。在印度尼西亚，海外华人占人口的4%，但在90年代早期，控制了那里25个大商业集团中的17个。银行贷款的80%给了华人公司。在华人占10%的泰国，100个最富裕的商业家族中，有90多个是华人家族。他们主宰了远比泰国其余地区富得多的曼谷。在华人不到1%的菲律宾，华人拥有的公司在80年代晚期占67家最大商业组织销售额的2/3，而且从那时以来，华人公司大为发展，开始在不动产和重工业领域向老西班牙人的、与军队有关系的公司的优势提出了挑战。甚至在马来西亚，虽然那里的马来人掌管的政府在25年时间里一直试图削弱华人的经济影响，但华人控制的经济也远比他们第三位的人口按人数应当归他们控制的要多。[19]
“大中华”包括3个以海外华人为主的地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世界银行推测，1990年“大中华”的生产总值是2.5万亿美元（据PPP计算，以下同），已经超过日本的2.1万亿美元，几乎等于美国的一半（5.4万亿美元）。如果你的“大中华”概念是“超大中华”，那么可以把华人商业控制下的东南亚产值的3/4也算入，那“大中华”经济极将更大。1992年“大中华”的贸易值拥有6400亿美元，1994年，“大中华”的总外汇储备几乎等于全世界的1/4。世界银行推测，“大中华”将发展成一个经济成长“极”，其吸引力有如美国、日本和德国。[20]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罗沃认为：“东亚奇迹的大部分是华人商业的奇迹”[21]。海外华人因为经济压力而被迫离开中国，因而深具农村生活的传统。努力工作和积累财富是美德。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是家庭，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是“第一、也是最后的求助者”。中国没有美国人的法律、政府和公共观念的社会约束，也没有日本人对组织甚或国家的忠诚。中国人的家庭之中，有个人的理解、信任和相互责任。而在家庭之外，有的是怀疑和冷漠。[22]华人商业网“最大优势是，对市场有极端迅速的决策能力和极端尖锐的敏感性”[23]。

七、东亚奇迹与“亚洲价值”

在亚洲历史上，它的人民世世代代已经知道指望他们的政府，除了烦恼，是一无所得。因此，亚洲极少有人（中国更没有人）认为，他们决不能依赖他们的个人关系帮助他们渡过艰难时刻。自给自足的要求一直极大地激励着“亚洲价值”的创造和保持。被称为“亚洲价值”的东西包括：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是社会的首要单元，秩序重于自由，公益重于个人满足，因而相当尊重权威；节约；相信教育和努力工作的作用。这些价值有时被称为“儒教”。不过，这是用词不当的。这些价值遍布亚洲，不限于华人。这些价值甚至也不是专属“亚洲的”，它们也许不是今天在美国生活所根源的价值，但与50年代美国生活所根源的价值却没有根本的不同。支撑现代亚洲社会的价值在处于历史上社会和经济最快变革当中的世界某些最重商的国家中也是起作用的。
“亚洲价值”的衰退迹象开始在亚洲的中产阶级当中被感觉到了。家庭生活随着财富增加正在亚洲许多地方走向紧张。但亚洲社会衰退的迹象仍远远在西方国家之下。“无论现代生活弱化社会稳定的效应在各地是多么不可逃避，重要的是保持某种洞察力。”[24]

八、“东亚还会高速度发展”

大多数西方人多半会同意亚洲存在两个大问题：“亚洲还会像其1970年至1995年间那样快地发展吗？亚洲的崛起对西方是福还是祸？”[25]
“亚洲经济增长将会突然慢下来”，不过，部分地说，任何这样的减慢都仅仅是视觉上的错误。所有国家，随着它们的不断发展，都将逐步步入慢速增长的道路。东亚和东南亚的奇迹般的经济已开始走上了这条不可避免的增长减慢的轨道。不过，这些经济的起步都比较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成群起步的，所以，当它们减速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成群慢下来。然而，在亚洲的经济减速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现代亚洲包括日本，其成功史中最大的缺憾是，它们都未能建立必要的透明而客观的公共机构，以驱动其惊人的经济增长正在产生的那些教高级的社会和经济。亚洲大部分地区将不得不注入这种公共投资，这种投资在开始时将带来教慢的经济增长。但所有这一切的影响都不应该夸大。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将、左右整个亚洲的未来。随着快速启动的中国开始减速，慢速启动的印度将开始加速。总结果将是，虽然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1995——2020年间将不能再媲美其前25年的成就，不再能以比西方快两倍的速度增长，但它仍将会比西方快一倍的速度发展。[26]
吉姆·罗沃认为，亚洲经济的继续繁荣主要取决于两点：亚洲自身在强化其弱体制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如何克服制度性弱点）；西方（尤其是美国）一般乐意保持一种相对自由、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的程度，以及美国乐意发挥它独自能发挥的全球大国领导作用（对亚洲的政治力量平衡作用）的程度（如何防范国际环境恶化）。[27]罗沃强调亚洲要突破的是第一点，至于第二点，罗沃认为，一则，随着WTO的诞生，西方“有保护主义心理的政治家已经失去了其大规模损害世界贸易制度的能力”；二则，亚洲本身“已经蓄积了足够的力量以保持其长期向前迅跑”。[28]

九、“东亚不是西方的威胁”

西方对亚洲提出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对亚洲的崛起应是喜还是忧？”[29]
罗沃回顾历史说，“像80年代对日本感到困惑一样，90年代的恐亚症也是绝大的杞人忧天。” [30]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本世纪（20世纪）头10年富人害怕亚洲原本就是、反常的，因为它只占世界经济的1/3；下世纪（21世纪）头10年的担心，也一样是反常的。”[31]
第一，亚洲要真正赶超西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计算，1900年亚洲（包括日本）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2%左右，几乎是它今天所占份额的一倍半；北美和西欧占55%，比它们90年后所占份额低3个百分点。尽管1960——1990年间东亚有很高的增长率，但亚洲在2020年前不可能超过它在1900年所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既然如此，美国和欧洲还担心什么呢？”[32]
第二，主要原因（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经济来说，对于大量西方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将有历史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的亚洲的崛起，为它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赚钱机会。而亚洲的相对便宜的但往往是教育良好的劳动力，也继续可为西方人、日本人和富裕亚洲人的公司，提供有吸引力的地点，建厂开业，生产在富裕世界销售的货物。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亚洲将为富裕世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的、更有诱惑力的东西——世界发展最快的、常常也是最大的市场。亚洲成长正在开始提供商业和其他机会，进而将在富裕世界创造额外财富，甚至通过社会关注的一番重组还能创造欢乐。总的来说，不能简单地说，亚洲的崛起对西方经济和商业是绝无好处的，虽然这将加剧现代技术使西方劳动者的一个特殊阶层——缺乏教育者——所蒙受的危险。政治家是不会攻击真正的犯人——技术——所带来的经济破坏与创造的越来越快的周期，所以，他们当中的政客就转而猛烈地攻击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33]实际上，对亚洲崛起“反倒应取欢迎的态度”[34]。
故此，美国政府应该毫无保留地支持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应该毫不犹豫地继续扮演它的亚洲力量平衡维护者的角色。“然而，美国今天既不是毫无保留的，又不是毫不犹豫的，这对亚洲的继续繁荣构成了极大的威胁。”[35]不过，“即使西方愚蠢地建起了阻挡货物、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这也只会延缓亚洲的崛起（1994年，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在不包括日本的情况下已经占世界贸易的18%，而属于美国的份额只是13%），而不会使之停止。”[36]
“亚洲崛起的最大教益之一是，接受变革、适应变革可以提升整个社会，而试图使社会和经济免于变革则将加剧个人和社会的灾难。”[37]亚洲过去40年的成功得自乐观主义、努力工作、学习的激情、乐于变革和不相信有免费的旅行。它在未来的成功也将得自同样的品格。“这些品格不是对西方的威胁。它们曾经是使西方领先的品格，也将是再造西方的品格。”[38]
未来亚洲和西方的关系可能是“互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但也将彼此平等地对待”。罗沃相信，“它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互教互学的：亚洲必须吸收更多西方的技术和体制建设知识，而西方也可能从亚洲的小政府、强社会的成功中获得教益。”[39]

十、“亚洲将进入一个安排它长期命运的时期”

亚洲未来的道路不大可能是它过去道路的平滑延伸。一则，美国维持东北亚长期异常稳定的复杂的冷战平衡已经打破，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二则，技术变革步伐正在加速，新技术的传播速度异常迅猛，亚洲面临更多的技术创新要求。三则，亚洲在世界的经济比重已经增加得如此之大，以致他的进一步不能再在它高速增长的1970——1995年所享有的那种朦胧环境中进行。亚洲与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它与西方相互作用的关系的性质。亚洲正在进入一个需要安排它长期命运的时期。这次命运安排远比过去1/4世纪的安排更具决定性。亚洲已经处在投入“世界变革大潮”（历史性变革）的中心的边缘上。[40]
现代亚洲比起贫困世界的其他部分要活泼得多：亚洲一开始就让其社会和经济自行前进，而不是把它们束缚在政府的命令之下。不过，亚洲私人力量与公共弱点之间的不平衡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在提供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方面，如负责的政府、负责的公司管理和足够数量的有行基础设施等，亚洲（新加坡例外）是行动迟缓的。现代亚洲的崛起势不可挡地依赖基于个人信任和门路作出判断，向一种更现代、更客观的制度化结构前进将是艰难的。不过，尽管亚洲的成长随着它的制度建设的上道不得不慢下一点儿，但不大可能发生危险的下滑。亚洲将继续高速发展。亚洲政府，即使在严厉时，也相信成长，并努力促进成长。亚洲社会是向着努力和进步定位（深具现代化导向的社会）的，这在下一世代不大可能改变。[41]罗沃认为，亚洲的命运掌握在亚洲人自己手中，强化制度建设和社会透明度是关键。微妙而建设性地处理与西方的战略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条件。罗沃提倡亚洲与西方的“混合”。

结论

美国经济学家、亚洲事物专家吉姆·罗沃认为，东亚崛起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奇迹”。而这种“奇迹”的产生则在于：亚洲在成功地整合四个经济成长要素——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方面大大胜于其他任何国家。亚洲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本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罗沃浓缩为“小政府，强社会”的动力与压力机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把个人必须具备的减震能力扔给了家庭以及与家庭相关的社区和邻居关系网，而不是扔给公共机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亚洲的一个最大弱点和可能惨痛伤害它的唯一缺陷”是“弱制度，不透明”的制度环境，而“小政府，强社会”和“弱制度，不透明”恰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罗沃的建议是：当经济增长开始减慢的时候，一种更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制度，将成为必要的了。亚洲经济的继续繁荣主要取决于亚洲克服其制度性弱点的程度。尽管亚洲的经济成长随着它的制度建设的上道不得不慢下来，但不大可能发生危险的下滑。亚洲将继续在业已积蓄的巨大发展动能的基础上高速发展。支撑现代亚洲经济成长奇迹的所谓“亚洲价值”不是专属“儒家”的，甚至也不是专属“亚洲”，而是一种“在处于历史上社会和经济最快变革当中的世界某些最重商的国家中也是起作用的”的价值。“亚洲价值”不是对西方的威胁。它们曾经是使西方领先的品格，也将是再造西方的品格。亚洲崛起不仅不是西方的威胁，而是提供了西方继续发展繁荣的最大市场和最大助益，甚至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教益”。亚洲的现代化和西方的现代化最终的归宿是“混合”。亚洲与西方未来关系可能是，也应该是“互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但也将彼此平等地对待”。吉姆·罗沃的亚洲发展观是历史的，也是前瞻的；是制度的，也是文化的；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他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国发展问题的关注，既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也是作为一个亚洲问题专家的兴趣所在。亚洲的崛起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和挑战，这是任何西方学者都有兴趣追问和探讨的话题。罗沃的回答虽然不一定能代表西方学者的主流，但却代表西方学术界的一种趋势。这是自费正清以来美国东亚学界一直倡导的精神主旨。对话、沟通、理解、融合，这是保持西方和亚洲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惟一出路，而排斥、隔离、对抗、遏制，最终造成的是停滞、战争、倒退、破坏等各种形式的灾难。共享的福利、发展与繁荣才是发展的最佳境界。

[1]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3]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4]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经济的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5]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经济的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6]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
[7]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365页。
[8]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9]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10]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1]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366页。
[12]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页。
[13]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4]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15]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
[16]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17]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18]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19]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20]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21]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22]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240页。
[23]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24]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页。
[25]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26]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27]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28]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29]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30]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31]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32]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33]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34]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35]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页。
[36]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37]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页。
[38] [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
[39]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375页。
[40]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41] 参考[美] 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1995），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370、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