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
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

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学术机构，以杰出的贡献享誉史坛。她在相当长时期以研究先秦史、断代史及文献学、考古学著称，1980年以来研究方向转到历史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范围。这种转变及其研究的具体方向，该所是这样说明的：
　　1980年以来，新进一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范畴上均有新的发展，其研究的重点为利用历史材料以及田野工作所搜集当代民间材料，从事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医疗史，以及生活礼俗史之研究大抵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范围，而总归于社会和文化。
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结构的探讨更进一层研究生活礼俗的演变，从关注人群生命而及于医疗疾病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生死观等思想心态的课题。
宗教史，主要探讨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包括古代宗教、道教、佛教、与近现代之民间宗教，以探索基层社会人群之心灵层次的关怀为主。
民族史，主要探讨对象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也包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的历程，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古代民族的形成。
　　至于妇女史研究，主要著重妇女在历史上各项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旁及生命医疗。
该所与这种研究方向相适应，设立了文化思想史、法律史、礼俗宗教、生命医疗史等研究室。该所的历史学家“是以广义的社会史占最大多数”。由此不难了解到，这个富有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在人员上、机构上、研究方向上，均从政治史、人类学和文献学为主的研究转到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来。这种转变，从生命医疗史的研究的确定更能显示出来。
为开辟人群生命史的研讨，于1992年成立“疾病、医疗与文化”专题小组，除所内人员参加，还吸收所外同好和青年学生。小组规定每年度大约举办十次讨论会，每次基本上由一个人作报告，到1997年六月已举行48次讨论，57人次作报告，在《新史学》杂志上出版了《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研究专辑。还于1997年六月举办《医疗·社会与文化研讨会》。这个小组后来建设为刚刚提到的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如此有影响的历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的更新，标志着台湾史学研究的转向新史学，或者说转向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现在要说的一个事例，支持我们台湾史学研究与史语所同样转向的说法。九十年代台北艺术大学有计划地进行台湾老照片的搜集与研究，它的“台湾老照片数位博物馆”于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台湾老照片，三年后收集近三万张，按内容分成十二类，设馆展出，其“台湾原味：生活馆”，含有台湾人的生活空间、台湾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写真四个展厅；“方园台湾：地理资讯馆”，展示大稻埕风华，有“去河边散步”、“到街上逛逛”、“今天扮什么戏”等单元。可见老照片利用到说明历史上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相一致。搜集老照片，在1999年南投县的大地震后，人们更感到灾害会毁灭历史的资料，不作有意识地收集保存将会丧失历史，故而拨专款组织人员进行专题搜集与研究。
　　用群体的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专题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方向选择的准确和富有创意，“医疗·社会与文化”专题的提出，富有学术前瞻性，是新史学的开创性方向，它的被提倡，实属难能可贵。将老照片作为史料来运用，是近年学术界开展的事情，为新史学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上述二例表明，这种有组织的研究，充分表现台湾史学界开创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是新史学起步的新气象。

二、出现热心于新史学研究的群体及其刊物《新史学》杂志

　　十几年前一些中青年史学家锐意进行新史学研究，汇聚在一起，编辑出版同仁刊物——《新史学》，该刊认为“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史学，新的时代往往蕴育出新的史学”，并以此自期，希望由他们之手诞育出新的史学。他们所讲史学革新，实际是向传统史学的挑战。该刊自1990年创办，每季度一期，坚持出到如今。所登载的论文，多系新方向的研究成果，且非草率之作，故引起史学同行的瞩目。吕端在《介绍台湾一份历史刊物〈新史学〉》文中认为它已经“显现高雅的学术气质”。就笔者的感觉，每当阅览它的目录辄有一种新鲜感，而文章则扎实有新意。中研院史语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集七十多年的历史，向有盛誉，然《新史学》杂志的影响，将可与其并驾齐驱。《新史学》之所以硕果累累，乃因它有以“新史学”为研究方向的作者群。

三、研究领域广阔，新方向不断出现

　　研究范围广阔，除了较常见的婚姻、妇女、家族、身分、移民、会党、宗教、都市、社区，并对社会救济、福利、民间文化给予较多的关注，特别是新开辟的生态环境史和人群生命史的研究，已做出一些成绩。下面就几个研究较多的领域作分别的说明。
（一）生态环境史
　　就目前的研究情形来看，生态环境史可能与经济史、农业史、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的关系更密切，但同社会史亦不疏远。中研院经济所的学者于十几年前开展研究工作，与澳大利亚的澳洲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合作，于1993年在香港召开《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会后由该所刘翠溶等主编出版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内容区分为九类：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释、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分类中已显出社会史的内容。此书是关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2002年十一月中研院台湾所召开“环境史国际研讨会”，讨论水文环境的变迁、产业与环境、环境变迁的检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族群与环境、疾病与环境、灾害与重建、生态环境与政策等专题，蔡采秀提出《环境、生态现代化与集体意识》论文，大陆学者李伯重提交《低投入、高产出：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论文。
　　有关论著陆续问世。邱仲麟的《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笔者虽未见到，想来是论述明代北京薪炭的应用与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群生命史
梁其姿率先于1987年发表《明清预防天花之演变》、《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二文　。杜正胜撰文介绍他们的医疗史研究工作时，强调他们的研究与传统的医学史不同，是以“社会”和“文化”做为重心，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他将这种研究归为“探索社会全史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如何命名呢？他没有说，不过文章中有个子目，为“医疗与社会的交集——人群生命史”，我想不妨将“人群生命史”权作这种研究的代称。专著出现多种，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1895－1937）》，“身体有历史”吗？黄金麟在《自序》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将身体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具有深意，是要讨论身体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成为今天的样子；身体发展状况隐含了何种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永恒的、普遍的模式来看待，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作者具体讲到政治、军国民与公民、礼法、钟点时间、游移与影响身体。他提出的问题和研究非常有意思。中研院近史所于2002年出版《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性别与医疗》。林士富将注意力放在道士与医疗史方面，撰写《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李建民对身体史的研究相当投入，进入中医学史范畴，如作《<本草纲目·火部>考释》，讲述李时珍将火区分为天、地、人三类，人火是讲人体外的火热之气，有内在化倾向，认为李时珍的理论受金元医学的影响。割股疗亲的历史现象，最早为日人桑原騭藏所注意。邱仲麟连发二文，颇有见地。文为《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的医疗观念》，叙述割股的内涵与割股者的动机，割股的行动及其救护，割股与国家政令，割股与儒家孝道伦理，割股疗亲对人部药的实践与扩展，割股疗亲行为中的血气观念诸问题。指出历史上子女为给父母治病，割股做煎药的引子，将中医本草人部药进行实践，并加以扩展，发生“变异”与“膨胀”，这在观念上是相信“同类相补”、“血气相补”、“血气相连”，以其做药，还有排他性，所以割股疗亲是一种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有人论述脚气病的历史及其影响，引起反弹，有人提问难道这就是历史吗？笔者以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有利于对身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过脚气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
中研院台湾所于2002年十月下旬举办“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李丰楙的《收惊：一个从“异常”返“常”的法术医疗现象》，林淑蓉的《各种疾病、药物与身体疾病》，罗纪琼的《文化对医疗影响——以剖腹产为例》，颜学诚的《内丹身体的知觉：兼论几个身体研究的取向》，余德慧等的《中国人生死的育化的探讨》，余舜德的《冷与热的身体感》等。
此外与医疗社会有关的育婴生育史研究的成果也在这里说明：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是育婴扶幼文化的开创性专著，作者没有将它纳入人群生命史范畴，而笔者以为多少有点关系，这一研究自然属于新史学范围，也同社会史有关，作者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新的领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生活史，乃至科学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都有了一番崭新的体会。”又说“育婴史之知识，对中国历史人口学之阐释，助益尤多”。熊秉真另撰著《童年记忆：中国孩子的历史》，继续她的幼儿史研究。她还正在写作《明清江南育婴扶幼文化之物质基础》。
　　刘静贞著：《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宋人有着损子坏胎因果报应的恐惧心理，可是又不生子或生子溺毙的矛盾现象，此书就是回答为什么不举子？为什么不能不举子？从生育过程的产育之难，经济原因及性别选择作出探讨。
（三）宗教史
台湾有一些佛学院，如佛光山在高雄和宜兰设立两间大学，嘉义有南华大学，新竹有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也有道教学院，它们建有各自的宗教研究所，在一些高等学校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如台湾大学设有宗教研究中心，台南成功大学则是道教史研究中心。所以台湾对宗教史有一群研究力量，有刊物发表他们的学术文论，如《中华佛学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玄奘学报》、《慈济》以及《生死学通讯》，其他的杂志、学报也会刊登宗教及宗教史文章，如台北《当代》173期开辟《人间佛教的当代对话》专栏。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教义、历史的和当代的人物，僧尼的生活，如刘淑芬的《“三月十”——中古后期的断屠与斋戒》，所说“年三月”，指佛教的每年正、五、九三个斋月，“十”指道教十斋日，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下令在这些日子里禁止屠宰，刘淑芬认为这是大事，这时不得执行死刑，并影响于朝鲜、日本；道教的十斋日后来成为佛教斋日。此外周群的《论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和陈信甫等的《中国禅风对日本庭园风格之影响——以京都地区为例》，陈美华的《个人、历史与宗教——印顺法师、“人间佛教”、与其思想源流》，胡文和的《对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重新研究》，廖肇亨《明末清初丛林论诗风尚探析》均可留意。台湾佛教史及当代佛教亦为学者所关注，江灿腾的《徘徊在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之间——台湾本土佛教近百年来的变革沧桑史》，针对日本殖民文化论说台湾佛教史。陈美华的《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提出研究的三个脉络，为台湾汉人父系、父权社会，佛教传统，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新潮流；三个切入点，即身分、形象和身体；不满于过往的运用西方理论的研究。
1991年，傅作勋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为生死学探讨之滥觞，并于1997年正式提出这门学问。南华大学成立生死学研究所，编辑《生死学通讯》杂志。研究所于2001年10月召开“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研讨会，由医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临终关怀、民俗医疗、风水文化切入探讨生死学理论，与会250人。惠开的《“生死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内容》，从“养生”到“送死”为范畴，议题有生命的实相，生命哲学，生命及生死、死亡教育，什么伦理，两性关系，生命周期，生死关怀，临终精神医学，悲伤辅导，现代科技与生死问题，另类医疗，养生技艺，生命礼仪、生死民俗与世界各国死亡文化，生死与艺术表现，生死与医疗之公共政策与法规，生死相关服务事业，风水研究，命理研究，微观生死学，生命语汇研究，生命的安顿与死亡的超克。探索生死学的进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学科。生死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应当引起注意。
　 关于道教史，成功大学历史系设有道教研究室，开设中国道教史、华南地区道教发展史研究等课程，培养大学士和研究生。该研究室与台南市道教会、道教总庙三清宫合作编辑出版《道教学探微》。他们希望以关于道教的学术研究，寻找复兴道教的途径，以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建设。笔者见到1987年12月的该刊创刊号至1992年12月的第六号，盖为每年一辑，披露道教史研究论文和译著。在台北出版的《当代》175期开设“道教专辑”，载有李丰楙的《末世与济度》，謝宗荣的《台湾道教艺术》，李丰楙的《升游与謫凡——道教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诸文论述到：东汉以前为古道教，后为新道教，影响后世；道教隐而不显，农民革命常用之；韩国道教可娶妻，接近天师道，著白色衣，日本神道教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影响。李丰楙在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十月召开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制度与扩散：台湾道教史研究的两个面向》论文，是他的最先研究成果。
（四）女性史
前述陈美华在《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文中，认为妇女史自60年代研究以来，经历：女性主义（重政治）——妇女——性别三个阶段，体现了对女性史研究方法论的关注。
有一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绍述，就是费思言撰著的《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所谓“典范”，指典型，系倡导的产物；“规范”，系指法令的或社会的规则，需要执行。书的构成含有：引论：明代的贞节烈女，由“现实”到“记载”，由“记载”到“现实”；结论：意义与诠释。作者认为明代烈女的出现，不仅是倡导的产物，而是规范的结果，同时从典范到规范，也是女性自觉接受的表现。作者分析先前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心态的研究，例证式的质性研究，个人主体性研究，以统计为基础的量性研究。她的研究法，是区别实际的贞节烈女与被纪录的贞节烈女；分析烈女产生的社会机制。从三个层面理解贞节烈女：特定的行为模式，守节、殉节；妇女的道德实践，对婚姻关系的信守、三从；维系父系社会的功能，家庭的延续，父系血脉的纯正。指明烈女行为有其自身取向，其认知有其社会性，所谓“礼教吃人”，揭示礼教社会作用的一个方面，受害者被支配性，而忽视被吃者的自愿性。
蒋竹山的《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的研究，叙述明清时期的一些战争，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女性被强迫赤裸身体，驱赶到前线，令对方士兵因看到女阴而觉得晦气，厌战，通过心态分析，对阴门阵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说明。林麗月的《孝道与妇道：明代孝妇的文化史考察》，指明孝妇的主要表现及其以至奇至苦的常人难于做到的行为，而当守节时甚至不惜违抗舅姑再嫁之命以全贞洁观念。另一篇《从〈杜骗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发现《杜骗新书》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揭示部分女子利用女性的弱点行骗，女棍、牙婆、卖婆使妇女“商品化”，被卫道之士视为世风日下。此外有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向淑云的《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鲍家麟编辑的《中国妇女史论集》，陈瑛珣的《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等女性史研究成果。
关于女性口述史，游鉴明著有《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讨论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意在为研究社会下层的历史提供资料。为了开展口述史研究，王芝芝翻译美国人唐诺·里齐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为台湾学者从事口述史学提供借鉴。2002年八月台北“女书店”特意召开女性口述史学座谈会，有益于推动女性史的研究。
　　中研院近史所致力于妇女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每年一辑，到2002年已经梓刻到第十期。每期既有学术专论，还有学术讨论，报导研究动态，书评，有关史料介绍。以第十期为例，论文有王正华的《女人、物品与感官：欲望陈洪绶晚期人物画中江南文化的呈现》，许慧琦的《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论述策略》；讲座有叶文心的《历史圈套与文化困境——中西对话之下对”中国妇女“的建构；学术讨论有李玉珍的《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来中英文的佛教妇女研究》；研究动态有程郁的《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清代女性史研究综述》；史料介绍有林维红的《无言的女眷——〈曾国藩日记〉女眷生活辑录》等。可见其文论之一斑，也可见它对推动妇女史研究助力价值。
（五）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民间文化史，或者说俗文化史的研讨状况表明，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热是一点不假的，诚如王尔敏于2000年所说：“此类庶民文化问题三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近以愈见形成学风，有不少专家学者，群趣此一庞大领域”。俗文化所讨论内容体现在下述诸多方面。
（甲）关于生活百科的研究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日用生活百科全书——《万宝全书》，种类繁多，不断更新，反映
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一书　，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她进行的是社会生活史料的研究，客观上告诉读者明清时代人们生活中笃信风水、算命、巫术、食疗、保健、育婴、养老、丧葬、出行、交游等等日常生活情形。王尔敏本人是最早将这种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他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文字，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资料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
（乙）通俗文化、民间信仰被纳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如1988年出版的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1989年蔡相辉的《台湾的王爷与马祖》，1990年祝平一的《汉代相人术》。康豹撰《台湾的王爷信仰》，王爷信仰是我国东南地区和台湾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康豹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又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才作成此书。他探讨王爷是何种神明，政治信仰的仪式及其社会功能、涵义。
（丙）关于物怪观念传播的研究
物怪观念流传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关于它的古文献的记载很多，然而似乎没有人研究过。杜正胜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上），由近代残存的物怪观念上溯，论古代的山川物怪，推测“物”的语源，进而讨论古代与物密切相关的”德“的概念，此二概念与古代统治关系。
（丁）社会群体与社会生活文化研究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作者在《导言》中说明她的研究是要”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注意于”老百姓的价值观”。她进行的可谓民间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综合研究。
（戊）物质文化与生活礼俗研究
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12月14日－15日举办“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讨论物质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之间对话，论人对物质使用方式、过程、出版、意义、变迁、人在其中形成的自我定位，涉及建筑、家具、服饰、乐器、灯烛、浴室、铁器、医药、轿子、图象，从生活礼俗、视觉文化、博物馆藏的认识。
　　日常生活史方面的著作、论文颇多，前述王尔敏的两部专著引人注目，其一是《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论述民间文化八个重点方面，即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日常礼仪规矩、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游乐才艺、风月调教。作者不写服制、屋宇、舟车，乃因这方面有制度，平民与绅衿官吏在某些方面不易区分，可知作者是写纯粹的平民文化生活。王尔敏还著有《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　。在论文方面，发人深思的颇有一些。王鸿泰撰文：《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去酒楼原是为饮食消费，成为一种消费空间，而后人们再去酒楼、茶馆，不仅是饮食，还将那种地方当作娱乐场所，向高消费方向发展，使它们变成一种空间消费，因此从酒楼到茶馆，显示休闲性的趋于日常化、普及化，它反映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城市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中研院史语所、暨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10月在纽约举办明清日常生活’研讨会，这是三方面按合作研究计划进行的专题讨论，相信是会富有成果的，期待阅览他们的论文。
　 （六）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張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到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探讨。
　　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一书，收有王鸿泰、張寿安、刘詠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妓女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七）城市史
　　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便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而对”城市“这个实体空间的研究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时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变化，转化成为我们今日所熟识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变化发生于明朝中期以后，第二次发生于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研究潜力。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徐泓于2000年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演，题目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的空间布局》。王鸿泰着《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讨公众场域的开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作出着力的描述。其它论着有：张玫玫的《住屋形式与文化》；夏铸九、王志弘的《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汉宝德的《建筑、社会与文化》。王明贤撰文《城市的历史与特征：城市研究新动态》，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

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

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
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研究的活力。
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
　　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借助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经验、理论，但是如何借鉴则关系巨大，会影响到学术道路的平坦与曲折，学术研究成绩的多与少，台湾史学界因而重视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介绍年鉴运动及西方新史学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运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下半叶情况大变，台湾学者留心于年鉴运动和西方新史学研究的动向，并有意识地从事介绍。七十年代末台湾学者召开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讨会，有的学者论述年鉴运动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布洛克、布劳岱尔等人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台湾大学黄俊杰收编在会议论文集中　。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威编辑《年鉴史学论文集》，选编年鉴学派三代史家的八篇代表性论文，意图反映年鉴史学的进程和特点，中研院梁其姿等将它翻译出版。年鉴运动的重要学者勒高夫等著《法国当代新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它的中译本。《新史学》几乎每期均有对西方新史学专著的介绍，或研究情况简介，帮助读者了解西方新史学研究动向，汲取养料。
年鉴运动及当代西方新史学致力于推动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对话，开展史学研究，令史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努力使史学研究全面的整体的历史，台湾学者接受西方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新史学的方向和实践，正好与它的提倡相合拍，可知受到它的影响。
　　后现代的理论也影响到台湾学者，前述费思言的研究思路，辨析记载中的贞节烈女与真实的贞节烈女，就有着西方文本主义观念的痕迹。在全球化的今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思潮，人们不会没有接触，而会有所呼应。
（二）讨论本土化的问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解体，多元文化和本土化成为世界性的思潮。所谓“本土化”，与本位文化相对应，是说将西方主流文化运用到本民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应充分考虑到本位文化的特点，有选择地予以接受。台湾学者陈其南在《家族与社会》表述了本土化的见解，他不满意于先前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亦步亦趋的屈从，指出它的无济于事，而应致力于从本土文化中找出研究理论。前述杜正胜描述台湾史学的历程即有盲从西方的阶段，故而研究成就不足，而后走了出来。近期讨论本土化的文章增多，信息对本土化的实践会大有好处。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撰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深层课题》，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时空特定性，知识社群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故而对西方观念必须“本土化”；还应认识到欧美学者的中国研究考虑到成果的认同，屈从于西方主流观念，所以常用功利主义的模型，以为政治人物都是追求最大权力，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因此他认为本土化就要经常反省西方文化为本位的问题，要寻找反映中国人本位的观念。当然本土化不是封闭心灵与排他情绪，而是设身处地理解、尊重其他文化的学术观点。台湾大学政治系石之瑜作文《从东方主义批判到社会科学本土化》，分析了本土化中出现的各种不同认识，如说本土化是为本土利益进行研究；或云学习西方知识后，才有资格讨论本土化问题；或云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为本土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是主流社会观念的抗拒，是有身分的人的事。提供给学术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