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儒学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无疑是最基本的源头。先秦儒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影响并规范着后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学的基本范式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而后儒则只是不断地对先秦儒学进行诠释与发挥、发展。本文试对先秦儒学及其影响略作论析，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儒”的起源甚早。本世纪30年代，胡适曾撰《说儒》，据《说文》而以“儒”字从需从柔，称“儒”本是着殷服、守殷礼，持守“柔逊的人生观”的“殷民族的教士”（1）。此论曾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郭沫若即曾对之严加痛斥（2），但凭实论来，此论并非毫无见地。70年代中叶，徐中舒先生通过甲骨文字的研究确证“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并认为古代之儒，其职为祭祖事神、经理葬事、为人相礼等（3）。这表明胡氏所谓“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的观点有一定正确性，当然，他说“儒”代表着“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便不允当了。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廟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 颜回手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道的思想，但他的人格精神深深吸引着后儒。“颜回”，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宋明时期，由周敦颐、二程发端，学术思想界还出现过一个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学颜子”的运动。它不仅与道学思潮相始终，而且成为道学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思孟之儒”指的是子思和孟子。子思曾受业于曾参，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已任。他撰《中庸》，阐述、发挥孔子的“中庸”观，完善、深化了孔子的伦理思想，故被后世称为“述圣”。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学成后“以儒道游于诸侯”。（赵歧：《孟子题辞》）然其学终未能行于世。晚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孟子一生以“学孔子”为志，积极致力宣传和发挥孔子的学说思想，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故被后人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孔孟之通也就成为了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的代称。 子思所撰《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仅有3469字，却在儒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士人必读的儒经之一。《中庸》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其发挥了孔子的“中庸”观（7），提出了一个以“致中和”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所谓“致中和”，就是要达到“中和”、极尽“中和”，与“中和”之用同义。其前提是“天命之谓性”，即“性”为“天”之所命或“天”所赋予。此先验之“性”即“中和”：“中也者，天下己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把孔子的“中和”即“中庸”之道提升到世界观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并且，这意义上的“中和”与“诚”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故“致中和”可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存诚尽性”亦可“赞天地之化育”。“诚”又体现为“人道”或“人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由“诚”沟通，在“诚”的基础上达到有机统一。人们循此途径就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这种观点出发，子思提出“修道”之法，郎以“尊德性”（此被朱熹称为“存心”之功）、“道问学”（此被朱熹称为“致知”之功）来“致中和”，达到“诚身”之境，收“天地位”、“万物育”之效。这样，子思就以其《中庸》来为儒家伦理提供了哲学依据，既使儒家伦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系统，又使之具有一定的哲理思辨性。

孟子是战国中叶的儒学宗师。他对儒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宋儒施德探曾对此予以评析，称：“孟子肖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遇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孟子发题》，见《宋元学案》卷四十。）不过，若以最具特色、且对后世影响深巨者而论，孟子思想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乃是下列二端：其一，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学说。孟子力倡“民本”，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手诸侯为大夫。诸候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又据之而谓：“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同上《离娄上》）所以，他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经济上，不仅要“薄税敛”，而且更要通过“正经界”、“行井田”等制民“恒产”，使百姓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经济能力；政治上，既要“省刑罚”，更应注重民意，凡国之大政能否施行均要以民心民意为准的；文教上，君主要“与民同乐”，设校教民，提高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其二，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孔子虽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之言，但他并未详尽讨论过心性问题，故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同上《公冶长》）孟子则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真正开启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他说：

乃若有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下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户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同上《公孙丑上》）

这就不仅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更把这善良的本性视为人与非人的分水岭。所以，孟子主张人应该充分认识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本性，并尽力扩而充之，以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他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同上《尽心下》）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同上《尽心上》）孟子这种以“不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观念，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从被宗教形式扭曲的自然到人的第一次转折。这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如果说汉唐诸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黄氏日钞》卷八十三），“思孟之儒”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那末，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儒者则从“道统”立场确认子思、孟子的历史地位，“思孟之儒”才真正引起学皆们的普遍关注。宋明道学诸儒更竭力表彰《中庸》、《孟子》，将它们与《论语》、《大学》並称为“四书”，使之凌驾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上。他们积极推阐“思孟之儒”的心性学，遂将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至于孟子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思想，迭经千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传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深远影响。迨至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从早期启蒙者到近代启蒙者，进步思想们多藉孟子之论以倡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还以孟子“民本”论为媒介来理解、接纳、消化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

“孙（荀）氏之儒”指的是荀子。荀子以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人道有为”的认识基础上，认为人只有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会不断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敬其在己者，而不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同上《天论》）这种对人的价值的高度体认，充分表现出其所具有的自信和进取精神。但不同于孟子，荀子力主“性恶”说，认为人生而有生理欲求和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偷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同上《性恶》），而这种种显现为“人之性情”的欲求“必出于争夺，舍于犯分乱里而归于暴”（同上）。为了“化性起伪”，“圣人”“起礼义、制法度”，矫正和导化人的情性，使之“出于治，合于道”。据此，荀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同上《贵国》）“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同上《仲尼》）他所谓“礼”，虽源于孔子，却比孔子之“礼”有着宽阔得多的范围：它“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主，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同上《礼论》）其实际效果则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同上）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守”（同上《修身》）；“礼者，政之车免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同上《大略》）。因此，如果说“思孟之儒”着重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仁”学，那末，“孙（荀）氏之儒”则着重以“性恶”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礼”学。

尽管同出于孔学，但荀学与孟学又确有所区别。譬如，“就‘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核心主题言之，孟子侧重的是‘内圣’一面，开创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与此对应，荀子则转而重新着重‘外王’问题，极大地突出了‘礼义’的地位。对‘外王’的思考要求更多地注重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因此，与孟子理想主义的高蹈风格形成对照的，是荀子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对作为政治设计之基本前提的人性的看法上。孟子是从当然之理入手，就先验层面辨析人之为人所应有的超自然性，得出性善结论，再从此先验普遍之善出发，演绎出各种不同的行政程序。荀子则转而从经验层面入手，立足于人作为自然一言防的前提进行综合归纳，他实质上是继承了告子即‘生’而言‘性’的路子”。（韩德民：《荀子手儒家的社会理想》第133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当然，荀子在“完成了对孟子式纯粹理想形式本身的超越，展示出儒家社会理想之可能的实践性力量”的同时，又“随着‘义’作为价值原则温子式理想主义色彩的淡化”而使得儒学“对现实实践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也受到了削弱，而这种超越性和批判性，本是保证自己手各种具体社会利益拉开距离，从而有效承担文化共同体疑聚核心功能的重要条件。正是这样的内在价值观上的重心转移，为月的代经学阶段‘名教’的异化埋下了最初的伏笔”。（上书第135、140页）

荀子深于经学，对儒家经典有传扬之功。清需汪中对此评述道：“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盖深于经学，孟、荀所不同，然孟子虽醇乎其醇，而既没之后，大道逐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述学·荀卿子通论》）大体说来，荀子既从理论层面上强调学习儒经的重要性，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为学》）又在传授儒家经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如《诗》、《春秋》、《乐》、《礼》、《春秋》诸经的传授皆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荀子的传授，汉儒经学之兴是很难想象的。

［注释］

（1）《说儒》是胡适的重要学术论蓄之一。胡氏自称此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鲜看法”，并自信“这一个看法，将来可以渐渐得到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该文初以单行本刊于1934年，后收入“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卷，今则见“中华版”《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

（2）郭沫若先生曾先后发表《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对胡适的观点展开批判。

（3）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载《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4）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参阅杜维明《“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见杜氏《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7）孔子尝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