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史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实系认识历史学同社会政治、社会制度变化的关系，或者说某种互动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大题目，这里只是观察20世纪以来清史研究的状况，以便有所明了。
　　学术界似乎有这样的共识：学术研究需要避开政治的干扰，才可能具有科学性、准确性，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政治形势必然会影响学者，有的学者还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去迎合时政。学术研究与时政可以说有不解之缘，尽管崇尚纯学术的学者不愿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它的干扰。清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在清史研究历程中，我们看到政治对清史研究影响之大之深的实际情况，因而思考下述诸种现象和问题。

　　　　　　　　　　　　　　　一 反满革命与清史研究

　　反满民族革命史观。人们因反对清朝（反满）和辛亥革命之需要而研讨清史，以民族革命、痛责满洲人的清朝为旨归，有四种情形：
　　一是强调“华夷之辨”，以满洲为“非我族类”，主张用革命推翻它。被誉为学者革命家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反清排满斗争，为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写作关于清史的文章，他以“华夷之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惟一标准，认为满洲是强盗，窃取汉族政权，对汉人残暴统治，残害明朝宗室，大兴文字狱，贪婪无度，本身野蛮，不讲人伦，到了后世，使中国陷入外国侵凌的灾难之中，势必造它的反。他的研究，第一是为政治，第二才是为学术。我在《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文中论其治史主旨：“他的治史，是要明了政治历史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教育民众，让历史向前进的方向发展，他讲历史，侧重的是政治史，是认识政权、政体的更迭，以及人们的活动在其中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认识的治史与政治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研究历史为政治服务。”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论、史论，都同“逐满独立”有关。[1]
　　二是历史演义的丑化清朝。辛亥前后及民国初年有一股思潮，人们乐于编造、演说关于清朝的坏话、丑闻故事，而且常常打着历史实录的旗号。如蔡东藩的名著《清史演义》，写成于1916年，自云不满于时人用宫闱传闻，“横肆讥议”清朝历史的状况，主张实事求是地编写清史演义。但是实际上对丑化清室之传闻就多所采纳，比如第20回叙述董鄂妃事，即以其“南中汉人，被虏北来，没入宫中”，受顺治帝宠幸。这基本上是按照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写的，显然不合事实。第37回写香妃事，全据俗传，还拉上和坤从中牵合乾隆帝与香妃关系，纯系子虚乌有之事。这部书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加离奇了，如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自称史料来源，是自幼在京听宫中苏拉闲淡所得，陈鹤炜为此书写序，称赞作者“搜访既确，去取尤严，即无一字不有来历，即无一字不加斟酌，褒贬悉本原文，异同间或并列”，纯系溢美之辞。该书说雍正帝的生母是卫某的妾，召进宫中，六个月生子。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套用秦始皇出生的故事。该书据此又敷衍出一个故事，即卫某将康熙帝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把“十”字涂掉，雍正帝因而继位。这是把隆科多篡改遗诏的传说，安放到不知其名的卫某身上。这类书数量很多，常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仅涉及到雍正帝的，笔者所知，不下八种，即《血滴子》、《剑侠吕四娘》《血滴子大侠甘凤池》等。
　　三是与反满密切相联系，为了张扬汉族之民族反抗精神，开展明末清初史的研究，以明末之抗清史论证反满正当性与必要性。仅以《明遗民录》为名的书就出现三种，其一的作者孙静庵有志于反清，他的书出版于1912年，宣扬遗民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反清斗志。张其淦撰辑《明代千遗民诗咏》，表彰明末遗民，出版于1928年。九龙真逸辑《胜朝粤东遗民录》，专门表彰广东明代遗民。周作人写于1935年的《隅卿纪念》，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的马廉，搜集明末文献，“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影响，大抵现今的中年人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马太玄）写到清乾隆帝必要称曰‘弘历’亦是其一”[2]。因着反满观念而研究明末历史，人们讲到清朝皇帝，必呼其名，而不称皇帝，表示立场不同的决裂态度。
　　四是一批应急清史之出现，如吴增祺《清史纲要》（1913年），许国英《清鉴易知录》（1917年），文明书局编辑的《清鉴辑览》（1918年），还有刘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銮章的《清鉴》。在人们渴望了解清代历史之时，不无其应世作用，但学术水准不高，而反满观念强烈。不仅如此，还有迎合舆情编造历史的情形，如许国英在《清鉴易知录》中编造清室丑事，为孟森所揭露批评。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说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满革命名义下之汉族民族主义史学。

　　　　　　　　　　　　　　二 反帝爱国与清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和50年代前期，有成就的学者大多是诚挚地爱国主义者，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以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为己任。他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诚如文字学家黄侃的治学为“存种姓，卫国族”那样[3]，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通过自身的特长使用文字表达出来。
　　（一）反对日本侵略与清史研究
　　国人耻于外国人先于我研究清史，如稻叶君山《清朝通史》的于1915年推出，刺激国人研讨清史，萧一山之下功大写作《清代通史》，为的是不为外人耻笑，在清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上与外人争高低，为国家增光。学界有共同认识，侵略者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历史，故应加强国史之研究。
　　“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本侵略和制造“满洲国”，以及后来出现之华北、南京敌伪政权，激发学者爱国反侵略意识与加强清史研究的自觉性。最早组织明清档案整理的朱希祖，为“借历史以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撰著《伪齐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致力于抨击伪政权。在清史研究方面，学者自觉反对侵略者谬论，进行满洲与中国关系史研究，郑天挺于抗战中写作《清代皇族之氏族与血系》，指明满族只是部族称谓，不是地名，更不是国名，清朝皇室，融合了满、蒙、汉族的血统，新血素的参入，对清初的武功奋张，文化调融，均有益处。
　　（二）反帝反美与清史研究
　　学术界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耻史同样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写出很多作品。如果从1915年国文书局出版的《国耻史》算起，到1980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将沙皇俄国侵华史著作除外，有一百一十多种。这些书的出版大多在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内容上遍及各个帝国主义，而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专门抨击美帝国主义的尤多，有二二十余部，其中出现在1947年—1952年的多达25部，对中美望厦条约的研究盖过了对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关注。
　　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名著作有：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
　　富有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不仅是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更在寻找救国之道，一部分学者，如蒋廷黻等，以民主主义意识检讨中国内政，总结历史经验，倡导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另一部分学者，如范文澜等，信仰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近代史经验，主张革命挽救中国。
　　在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中，人们提出以鸦片战争的历史影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的分期法，即鸦片战争改变清代中国面貌，在那以前中国历史为古代史，此后为近代史。蒋廷黻、毛泽东、范文澜等倡导这种历史分期方法。这种分期法充分认识到外国侵略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有着学术价值，但是清史被分为古代与近代两大部分，使得对清朝通史的研究难于进行。
　　以反帝为使命的清史研究，与20年代以前的反对清朝的民族主义不同，是新的民族主义史学，在满洲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由世纪初的强调差异、矛盾斗争，进到认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令对清朝历史的准确认识大有进展。

　　　　　　　　　　　三 “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与清史研究

　　关于沙皇俄国侵略清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少得可怜，笔者在书目中仅见到1929年问世的《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一部。到中国实行“一边倒”国际政策之时，则成为一个学术禁区，无人能够研究，而清史学家当然知道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侵占的历史。60、70年代中苏交恶，珍宝岛之战，史学界一方面是适应时政之需要，紧跟政府“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是将积压的情绪抒发出来，进行老沙皇侵华史研究，产生具有学术性和一般宣传性的读物三十余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沙俄侵华史》[4]第一、二卷，《小俄关系史论文集》[5]，均系研究之作，不过大多数作品，与当时的文风相同，属于大批判的类型。与此相关的是对关于我国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有所关注，如《清代柳条边》一书的出版。

　　　　　　　　　　　　　　　四 革命、继续革命与清史研究

　　前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研究清史，在反帝使命感之外，还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有着影射蒋介石、赞扬农民战争、提出厚今薄古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特点。
　　研究曾国藩。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国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和抗日战争两大难题，亦即传统的“安内攘外”问题，清朝历史上咸丰帝、曾国藩等碰到这个问题，是先安内后攘外，还是反过来？范义澜于1943年出版《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后来作为他的《中国近代史》附录），认为曾国藩“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们当作惟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6]，用以影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其时候外庐在山西，对阎锡山“评论曾国藩，大骂蒋介石师承曾国藩，一样的卖国求荣，终将成为中国历史的千古罪人”[7]。都以研究曾国藩为名，反对蒋介石。
　　太平天国史与农民起义史研究。50年代初，恰值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引起学者研讨太平天国史，范文澜撰文《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强调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并在对比中贬低辛亥革命价值：太平天国“破天荒提出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纲领。它又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它敢于发动广大农民参加战争，而资产阶级则是不敢唤起民众。太平天国革命如果得到成功，资本主义将在中国顺利地发展起来，比之60年后的辛亥革命，成就要大得多。谁都知道，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统治，但不曾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6]。太平天国起义纪念稍后，毛泽东发起批评电影《武训传》，胡绳著文《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认为武训是争取充当地主阶级奴才，破坏农民革命。[8]由此引发对武训同时代、同地域的宋景诗农民起义的调查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由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的，颂扬农民革命乃是说明政权正当性的一个方面，以太平天国百年纪念和批判《武训传》为契机，在史学界兴起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使它成为50年代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清代其他农民起义、暴动，以及少数民族反政府暴动，秘密结社、秘密宗教的活动与暴动，得到广泛的关注。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著述，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著录的就有195种，并以50年代出版的著作为最多。
　　资本主义萌芽与《红楼梦》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也是“五朵金花”之一，它是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延续，是研讨民主革命前的中国社会性质。《红楼梦》的研究也是肇始于毛泽东对胡适思想及胡适派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学术界将资本主义萌芽与《红楼梦》两事联系在一起，是探讨《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是否是市民文学，是否有资本主义产生后的民主主义观念。“文革”中《红楼梦》研究长盛不衰，亦因毛泽东把它当作政治历史小说，要人阅读五遍，笔者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小册子。[9]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实际上是将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的大题目具体化，清史研究受其影响，讨论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
　　厚今薄古与加强近代史研究。1958年高举“二面红旗”之时，学术界紧跟革命形势，也要大跃进。陈伯达、范文澜号召史学界“厚今薄古”，后者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阐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占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的历史学，“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6]事情被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吋讲的厚今薄古，就不是简单地研究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和近代的历史问题，而是要通过近当代史的研究，去颂扬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虽然其时毛泽东并未正式提出继续革命理论，不过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和行为中已露端倪。厚今薄古的延续，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史学研究只剩下四种内容，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
　　肯定清朝的历史贡献。对于清朝的历史，历来多是批判的，难得给予积极方面的评价。60年代初听传达：毛泽东说，对于中国，满族的到来是阔姑娘下嫁；我们现在吃的是乾隆的饭。这是从国家现有疆域出发的认识，感到清朝有奠定国家版图之功。其时，刘大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论康熙》长文，比较全面地评价康熙帝，肯定他的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三征噶尔丹，驱逐在西藏的准噶尔势力，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等等功业，使中国成为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五 基础知识传播与清史研究

　　前述同政治运动、政府政策密切相关的清史研究，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合遭到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的抵制和批评，他们更多地从学术考虑对清史进行研究。他们的特点，大约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学术性，反对政治功利性；二是进行有关清代的基本知识和制度文化的研究。
　　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对清朝和清史持有应有的尊重态度，并且呼吁摒弃反清革命时期否定清朝历史的态度。这类学者以孟森的表现最为突出。他于抗战前在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撰著《清史讲义》，开宗明义，肯定清朝是强盛王朝的历史地位，应予公正对待：（清朝）“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因此“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他进而针对抹煞清朝地位的研究者，批评道：“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10]他希望用公正客观的态度研讨清史，革命时期的实用主义态度不足为训。有了这样的治学态度，才能终结反满的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这类清史学者的研究关注于清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清朝的基本制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后世关系特别密切的事情，可以说是致力于有关清朝基础性知识的认知和传播。重要的清史专家研究重心，表现在下述方面：
　　孟森研究清史的内容，诚如商鸿逵所说：“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历史事实的论述，二、文献资料的考订。”[11]孟森在史实方面，试图明了清朝开国史、满洲族称、国号和八旗制度、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三大疑案、科场案、字贯案、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等文字狱；在文献方面，他论述《四库全书》的编修与目的，清朝对有关明史特别是南明史民间著作的态度，清朝编写实录的作伪。孟森的著述内容，既注意到清代的基本史事，义是结合时事，即人们的关注点，如三大疑案考释，并非不顾事情，作脱离现实的考证。事情的关键之处不在这里，而是他尊重历史的态度，事情是什么样子，就争取还原其原貌，如他对清朝文字狱、篡改史书都是持批判态度，而对清朝的文治武功则予赞扬。这里要附带说一句，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得以在1959年结集出版，《明清史讲义》梓刻于1981年，《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于1984年印行，均系商鸿逵整理，全部由中华书局发行，这得力于吴晗和中华书局负责人金灿然的提倡及支持[12]，须知1959年出版孟森的书是很不容易的。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清史做出较全面的论述，基本制度、事件和人物都写到了。他认为历史内容中文化、政治、国民生计最重要，而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最高地位，并以此认识编排清史的内容。
　　陈垣，并非清史专家，其实他对清史是颇为留心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他是最初的指导者之一，并创造整理档案的原则——档案八法，他关于清史的论文，我们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来看，集中在文字狱和《四库全书》两方面，如《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四库撤出书原委》、《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扎后》；再如《钱名世轶事》、《方孝标方苞轶事》等。此外，他对清初佛教史特加留意，著作《清朝僧诤记》（1934年）。
　　郑天挺的清史研究，早期的重点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于血系》之外，有《满洲人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释阿玛王》、《清史语解》、《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等文，并汇集于《清史探微》一书；他在研究的后期关照于历史的解释，如作《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然而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指出清代史的六个特点。
　　谢国桢，侧重于对明末清初历史和文献的研讨，著述《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南明史略》、《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和《增订南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清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清笔记谈丛》等书，他瞩目于社会运动和文献学。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给予清史大量篇幅，还著有《清诗纪事初编》。
　　罗尔纲，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作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考证集》、《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金石录》，此外他对清代兵制的研究，成就显著，有《绿营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行世。
　　王钟翰著《清史杂考》，已经出版四集，由《杂考》之名可知，他重在对史事的考订，在此基础上做出诠释。他运用满文资料进行研究，是一个特色。他发现关于抚远大将军允禵的史料，将雍正继位疑案的讨论引向深入。近著《满族礼尚往来与文化》（1996年）。
　　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一书，开辟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
　　作为思想史专家的杨向奎，对清代学术史亦有兴趣，撰著《清儒学案新编》（1985年）。
　　陈寅恪撰著中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是关于清史的名著。
　　上述各位学者，治史有一个特点，即释史之外，均重视对古文献的研究，不少人兼有专门的论著，所以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
　　总起来说，孟森的《清史讲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郑天挺的《清史简述》三部通史，似为研治清史不可不参考之作。清朝灭亡后问世的概述性之作，内容重在政治史方面，且多偏见，学术价值不高，会被时间所淘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逐渐走向新方向，开辟新领域，研究者的目标锁定在：开启人们智慧，崇尚高尚生活情趣和高尚人格，希望使之成为智慧与塑造人之学问。

六 满族民族情结与清史研究

　　满族之反对歧视与要求。50年代末满族人士对“满清”政权（王朝、政府）概念表示反感，政府通知改正，故60年代以后“满清”一问基本绝迹。
　　满族人士赞助学术研究。北京成立满族研究会并展开活动，推动满族史与清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满学研究》业已出版六集，连续召开了不下四五次研讨会，对八旗制度、满族文化之讨论尤可注意。
　　写到这里，不禁要提出如何认识带有政治性的史学研究、清史研究的问题？
　　（一）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有的学者极力主张历史研究的政治性，认为这是党性的表现，强调史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而将专注学术性的学者视为脱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予以批判。对于他们的意见可以分四个层次来说明：
　　一是史学历来是服务于政治的。范文澜认为历史著作反映当时政治生活，“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否则是“变态支流”。[6]尹达也说“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3]。
　　二是资产阶级以脱离政治为幌子。范文澜批判说：“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们，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
　　三是史学是政治性强的理论之学，或者说是党性之学。胡乔木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13]尹达说史学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的感情，才能够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祖国的历史，才能够从祖国的历史里发现珍贵的遗产，才能够把这些遗产变为推动当前革命实践的积极因素”[13]。侯外庐赞扬尹达实践了“做学者要做党的理论战士”的人生目标[13]，他又称颂翦伯赞，谓其“史学著作党性强”[7]
　　四是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服务。尹达说“把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13]。“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分析社会历史，写出科学的历史，并以此教育广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创造的历史，认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正是我们历史工作者最大的政治任务”[13]。侯外庐原先研治古代历史，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周恩来要求他“致力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继续开拓与建设”，他理解到，“研究近代历史与确定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转向近代史的研究，著述《中国近世思想学术史》。[7]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研究有极强的政治性，刘大年称颂范文澜的著作表现了“批判性、战斗性”的特点。[6]
　　如此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属性，或者说党性、阶级性，今天很难再听到了。但要说学术研究者与政治了不相干，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也许会影响到学术观点，那怕是微弱的，此其一；其二，人总会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时代在思考什么，人往往也会随着思索什么，就以上述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留意清代文字狱史，南明史，清朝三大疑案，乃因反满革命学者致力于此，他们也就把这些历史问题也作为研究对象了。不过他们的结论和革命学者有相同之点，亦有相异之处。受时代的思潮影响则是共同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性，或者否认它的政治性，而是需要明确：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准则。惟其如此，史学研究才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做出应有的成绩。否则政治政策和政治思潮影响学术研究，一种观念掩盖另一种观念，总是倾向性太强，以致研究清史的初期，几乎全盘否定清代的历史贡献，而如今对清朝皇帝和重大政事几乎是一片颂扬之声。这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避免的呀！
　　（二）政治干预对史学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正确认识政治对学术研究、清史研究的影响，或者说政治干扰，不要作绝对化的结论，不必给予一概否定，实际上它有正负两方面作用，需要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笔者认为要先明确下述三点：第一，学者自觉之政治情怀与外加的政治干扰是两回事；第二，政论家之研究与学者有所不同，前者政治目的性强烈，因不能深入研讨必然会有某种误谬，然而学者应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的某些误失；第三，恶劣政治需要的篡改历史与为政治理想服务的误解历史应当区别开来，即为明了国家历史的正常需要同执政者为一己之私而研究历史有别，后者容易伪造历史。
　　从清史研究历程看政治对清史研究的正面影响。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的政治需要，首先使清史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对于清史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其次逐渐扩大清史研究的领域：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外关系史，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反满精神的再造，研究清朝政治史和满汉关系史；因“反修”使得中俄关系史和我国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得以开展。复次，爱国主义观念之注入清史研究，激发学者研究热情。这里是从客观后果来观察的政治对清史研究的影响，并非着眼于主观动机。
　　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支配下的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指导观念运用不当造成的观念上的偏颇，在满族统治、中西文明碰撞、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民众运动、清朝的民族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评价上，较长时期缺乏正负两方面作用的分析，在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对曾国藩、林则徐、李鸿章等的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道光以来的八大运动和历史主线的论定等方面均出现过颇有可议的思想倾向。二是研究领域不均衡，有的领域研究过热，有的则成为空白。因为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如一个时期内俄国侵华史之不能涉猎，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过热点，如为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集中在太平天国、几次农民起义、《红楼梦》历史背景等方面，而在广泛的领域或无人问津，如对于社会各阶层，只留心于两极，而忽略中间阶层的考察；或始有而中断，如清代制度史、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偏颇的出现，与50——70年代的政治状况，关系甚为密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反右运动令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与独立研究之可能，自觉地去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助长了研究方向的某种不恰当和研究领域的不均衡状况。
　　固然，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承认它的积极因素的那一方面，并不是为了赞扬它，欢迎它，只是认识到这种事实而已，并以此知道纯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其实事情的关键是如何排除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让学术研究真正成为学人的事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健康地进行，寻觅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及建议，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学术结论。要而言之，“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应当是历史学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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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孟森．明清史论证集刊·编辑说明[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商鸿逵.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史研究室．尹达史学论著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