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是深入改革的一年。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清史学界的同仁励志学术，潜心研究，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出版的学术专著、论文集约20余种。在香港，召开了京港清史学术讨论会；为祝贺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教授80华诞，辽宁大学出版社特出版了《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还召开了纪念著名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逝世10周年的座谈会。总之，一年来清史学界仍然是比较活跃的。从发表的论著看，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涉及问题比较多，且有一定的深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表的论文、专著上，中青年学者的成果占了很大比重，这是可喜的现象。下面将一年的研究概况作一扼要的叙述。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的研究一向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并且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1993年的清史研究仍然表现了这一特点。本年度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而且比较有特色。
　　1、关于18世纪的中国的专题讨论
　　18世纪的中国，即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嘉庆五年（1800年），处于清朝的鼎盛时期。当时，国力空前强盛，四海升平，生产力水平超越元明，远胜汉唐；在对外关系上，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访华，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毫无疑问，18世纪的中国是值得史学界、特别是清史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特辟专栏，以笔谈“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和“中英通使200周年”为题，先后两次刊登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看法（见《清史研究》1、3期。以下引用的一些言论，不另注）。
　　首先，一些专家、学者从总体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戴逸先生指出：18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继承和总结的时代，中国历史发展到高峰的时代，孕育着转变和面临着选择的时代；“翻开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郭成康认为，“康、雍、乾三帝从满洲务实的传统出发，突破了儒家的某些金科玉律，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刘凤云在谈到马戛尔尼访华的礼节冲突时说，这次礼节冲突，反映了两种体制、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抱残守缺，固执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保守主义和封闭政策，拒绝同英国使臣进行认真的会晤，终于导致了这次外交活动上的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无知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最终窒息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高翔同志就史家历来盛赞的康乾盛世进行了分析。他首先指出，从历史演进的长河去看康乾盛世，“无论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同时又明确指出，“如果把康乾盛世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即会发现：当清朝正处于繁荣的高峰，当人们正陶醉于盛世的文治武功时，产业革命在欧洲爆发，科技发明与社会变革不断产生，传统社会的基础在分工、水力、机器的应用中被彻底摧毁。至此，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完全拉开，近现代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最终铸定。这种历史落后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尤其是康乾盛世的悲剧意义所在。”李华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朽这是事实；但在社会经济上，仍然是向前发展的”。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我们不能“老是人为地强调它的微弱”，而应将其“限制在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陈桦在分析了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突出成就和许多局限后认为，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是造成当时社会经济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评价十八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要看到它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同时也必须估计其在沉重的封建主义桎梏之下，步履蹒跚，矛盾重重，仍未脱出旧生产模式的现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些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了探讨。高王凌认为，清代矿厂中有50％是在乾隆时期建立的，说明该时期的中国矿业有着一个很大的发展，因此，“恐怕是不应称之为‘急遽地走向衰败萎缩’的”。华立在阐述18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概况及其对边疆开发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后，指出，“从经济开发到文化、社会的进步，成为人口流动推动下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成崇德在着重考察了北疆的开发情况后提出：稳定的、和平的政治环境是促进边疆与内地人口流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发展蒙古社会经济的重要保证。同样，以蒙古族为主的北方各族人民对蒙古地区的开发活动与其他边疆地区人民的经济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近三百年来丰富多彩的边疆开发史。何瑜在论及清廷的海疆政策时认为，在传统的闭关自守基础上产生的海疆政策，其实施的结果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延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但这种有利的一面是暂时的和有限的，而它在隔绝中外交往、自我封闭的不利方面，却是既久且深的。秦宝琦把18世纪中国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放到当时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后指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提出的纲领口号和实际斗争，表明它们仍然“未超出旧式农民战争的范畴，其历史作用只能是‘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不可能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黄受平在论及18世纪的思想文化时说，“尽管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发展的高峰，但它毕竟只是传统文化的终结，而非近代思想的开端，与同一时期西方出现的民主启蒙思想相比，它已经明显地落后于世界的潮流了。”黄兴涛详细探讨了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的关系，认为，这将“对人们更准确地认识此次英使访华的真正动机，和使团在华的历史际遇有所帮助”。
　　2、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
　　清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在1993年中有了新的突破。虽然发表的文章数目并不很多，但有些文章有一定深度。此外，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5月版），为清代典制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学校与科举、财政、监察和法律、军事等各项制度。
　　满族国家以八旗制度为基础，已为人所共知。但其何以会以旗这一特殊形式出现，却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姚念慈在《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清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一文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文章指出：（1）牛录应作为研究满族八旗制国家的起点；努尔哈齐起兵初期，牛录额真发生的某些质的变化，使满族各部落“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一个下层基本单位”，进而迅速地形成了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部落联盟。（2）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齐出于集中统辖管理的需要，采取了改编牛录和建立四旗这两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满族国家的诞生。（3）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齐将一度代理国政的褚英囚禁，两年后处死，结束了四旗制，从而建立了八旗。“可以说，满族国家的专制集权政体正是设置八旗时才开始确立的”。他在另一篇文章《清入关前六部的特点及权力变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中论述了清入关前中央机构的特点，指出：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设立六部，这是满族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六部的设立的确使满族国家从松弛混乱的状态逐步走向集权统一，其作用不容低估。但由于八旗制度构成当时的社会基础及其对六部的制约，我们绝不能将后金——大清六部与中国封建专制集权下的六部等量齐观”。
　　军机处是清代一项特殊的制度，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对此，以往研究的人不少。但刘绍春的《军机章京职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4期）一文将这一制度的研究引向了深入。文章首先指出，军机章京的实际职任与会典所载大有出入，他们要负责草拟谕旨、参与司法审判、扈从、随大臣出差办事、纂修方略，以及仍兼原衙门的职任。进而论述了军机章京的工作要求、工作纪律，以及对他们失职、违纪的处分。最后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出路，指出，他们的出路要比其他衙门的官员优越得多。
　　科举制度历来为清史学界所重视，本年度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主要表现在，研究者的眼光已不是仅仅停留在制度的本身。如宋元强的《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期）、《徽商与清代状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清代科举与士子宿命论思想》（《求是学刊》4期）三篇文章各俱特色。作者在这三篇文章中主要阐述的观点是：（1）清代的科举制度具有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的基本特征，由此而言，有必要对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重新加以审视。（2）具有强劲经济实力的徽商，通过宗族组织的途径，推崇儒家文化并重视功名仕进，这是清代安徽多状元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原因。（3）在清代众多的读书应试者中，十分广泛地流行着宿命论、因果报应说等神学迷信思想。
　　清代的督抚体制，以及自督抚以下各府州县衙门所实行的幕友制度，也是近几年清史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4期）、郭润涛的《汪辉祖与清代州县幕府》（《中国史研究》1期）、吴爱明、夏宏图的《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历史档案》4期）三篇文章，分别就各自的命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较有新意。
　　3、关于政治事件的研究
　　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事件的研究占了一定的比重，同时还涉及了其他一些热点问题。徐凯在《明清之际社会变革浅析》（《论文集》）一文中，对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1）明清易代的半个世纪内，社会上主要有五大势力，即明朝、农民军、清朝、西北厄鲁特蒙古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其中前三种势力的角逐起主导作用，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清朝的肩上。（2）明清之际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只不过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缕淡淡的彩霞，因而，对其作用不宜评价过高。（3）满族入关之后，阶级关系的调整和封建等级的重新确立，使清王朝的统治又纳入了封建社会正常运转的轨道。（4）清前期有两大发展，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发展，奠定了我国的疆域和版图，二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高度发展。清前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康熙储位之争的问题上，皇十四子允禵（胤祯）的储君地位究竟如何，一直是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王钟翰先生在《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历史研究》2期）一文中，对学者们十分重视的《抚远大将军王奏档》的版本、翻译、抚远大将军之特命、三个六世达赖喇嘛的真假及胤祯回京奔丧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辨，同时指出，胤祯回京奔丧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正足以启后人之疑窦，如果历史上无世宗夺嫡一公案之存在，则当时自不会发生如此之多不易解答的问题”。杨珍在《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1993年9月出版）一文中，依据满文档案，对允禵的储君地位及其保持不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探讨。认为，康熙五十七年以后，满文朱批奏折、朱谕中所体现的康熙与允禵之间真诚、深厚的感情，既说明这对父子相知甚深，也是康熙已将允禵暗定为储君的反映。
　　何龄修在《李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论文集》）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清初的一位“奇人”李长祥的复明活动。进而论述了清廷和满族贵族在明清之际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针对反清势力所采取的政策，这就是：严格分清主次，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具体说来，一方面要严厉镇压反清的首脑人物和现行活动；另一方面，是对其他一些人留有出路，不算老帐，以利于把他们从对抗转为平和，从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从而对反清势力进行分化瓦解。文章最后指出，这种高明的统治术，加速了清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可见，“入关时的满族贵族已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侥幸”。
　　范同寿在《清代前期治黔述论》（《清史研究》1期）一文中，对清代前期治黔政策的得失利弊进行了探讨。文章首先分两个时期对清廷的治黔重点进行了阐述。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末年，主要是扫除割据势力，统一行政区划；推行“抚绥”政策，缓和社会矛盾。雍正、乾隆两朝，主要是实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六厅；适当轻徭薄赋，鼓励发展生产。作者认为，清初的治黔政策，促进了贵州的社会变化，有利于这一边疆落后地区的开发。主要表现在：（1）“在清初百余年中，贵州的封建地主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在全省范围内取代封建领主经济的趋势。”（2）“随着地方割据局面的结束，清初的‘抚绥’政策及有关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渐次产生效果。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清代前期，贵州的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同时指出：“这决不等于说清初的治黔政策及其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是积极的。尤其不可不看到，清初治黔政策的基点实际上是放在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压迫和剥削上。这便是为什么整个清代前期贵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仅得不到缓和，反而表现得十分尖锐的主要原因。”
　　黄谷在《康熙朝中荷官方交往》（《清史论丛》1993年9月出版）一文中，从康熙一朝中荷两国官方交往的过程、双方矛盾冲突的焦点出发，探讨了早期中西方关系的特点及其教训。作者认为，自康熙至道光不到两百年间，中西方力量的对比正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然而清廷对此毫无知觉和意识，这个历史的遗憾，不能不归结为清初对外决策的失误。
　　关于康熙平定三藩，这已是一个多年陈旧的问题了，但吴伯娅在《关于康熙平定三藩的几个问题》和薛瑞录在《关于尚之信叛清的几个问题》（均见《清史论丛》。1993年9月出版）中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仍值得一读。

　　　　　　　　　　　　　　　　　　二、经济史研究

　　本年度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如往年多，研究领域和范围也不如往年广泛，但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依然有所突破和发展，特别是某些专著的出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光彩。
　　值得一提的是刘秀生所著《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9月版）一书。关于商业资本问题，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有人论及，数十年来有许多著述问世，但关于商业资本这一术语内涵每多含混。本书对此作了科学概括，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印象。此外，对商业资本增殖问题，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历史作用问题都进行了周详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于清代的一条鞭法。以往史学界在谈到清代的赋役时，很少有人提及清代的一条鞭法。袁良义先生在《从明一条鞭法到清一条鞭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一文中，运用较为丰富的史料，对明清两代一条鞭法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清代不仅实行了一条鞭法，而且基本上获得了成功，即实现了一切征派出于田赋的目的。
　　关于清代的常平仓制度。张岩的《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清史研究》4期）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文章首先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常平仓与其他政治措施一起，历康、雍、乾三朝盛世，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进而论述了常平仓三个主要来源：捐纳、截漕、采买。常平仓的分布：边疆重镇、偏远山区、商业繁荣地、产米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地区。作者认为：“这一特点显示出清代常平仓建设日趋成熟”。最后，文章还分析了清代常平仓的社会功能与管理中的弊端。其社会功能主要是：平抑粮价、出借于民、开仓账济、供给军需。而管理上的弊端则表现为：①管理环节过多，中央统得过死，人浮于事，互相推诿，难以发挥“常平”职能。②科技落后。根本的一点，“在于政策与实施间难以协调的矛盾”。
　　关于畿辅地区水利营田。张芳在《清代雍正年间畿辅地区的水利营田》（《中国史研究》2期）一文中首先指出：“雍正年间的畿辅水利营田活动由雍正帝亲自决策，派遣亲王大臣经营，可谓当时的一件盛事，对后世影响亦较大。”进而论述了水利营田的三个阶段，并根据《水利营田册》，按年分统计，雍正年间营稻田5813余顷，其中官营3287顷，民营2526顷。认为，“与文献中称六千顷基本相符”，可谓成效显著。同时，总结了这次营田的特点：经营规模较大；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官营与民营相结合。归纳了值得借鉴的经验：（1）朝廷重视，用人得当。（2）政策措施较为合理。（3）全面规划水利，广辟灌溉水源。最后，文章指出，这次水利营田，在短期兴盛之后又急剧衰退，其原因除自然条件外，经营方针缺乏持久性，且因地制宜、确定合理的作物结构和布局上也有缺陷，作为历史的教训，值得今日汲取。
　　关于农民和农业问题。吴量恺在《清代前期“农民非农民化”趋向的探讨》（《中国农史》1期）一文中认为，清代自乾隆朝以后，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农民非农民化”的趋向日益显著。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扩大了社会分工，扩大了流通范围，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的非农民化的趋向孕含着我国近代化的曙光”。有的专家对粮食产量进行了“个案”研究，颇有意义。如，郭松义在《清代山东粮食产量的估算》（《论文集》）一文中首先指出：“弄清当时的粮食生产水平，不仅仅属于经济史的范围，而且也与政治史和社会史有密切关连。”作者运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从粮食产量及定额租制两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山东粮食的基本产量，“上等好地，又遇大有之年，亩产可达3石以上，一般1．5—2石，中等田地1．5石上下；单作制田地多的也能达到2石，一般1石上下，此外也有只收数斗的，如3—4斗，5—6斗”。此外，文章计算了山东的人均口粮，以及乾隆以后人均口粮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彭雨新在《明清两代田地、人口、赋额的增长趋势》（《文史知识》7期）一文中考察了明清两代前三者之前的关系，进而得出结论：“清代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已超过明代。”
　　关于商人、商业和商业交通。徽商问题一直是明清史学界多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李琳琦在《明清徽州粮商述论》（《江淮论坛》4期）一文中指出，明清时期粮食商品化的急剧发展，特别是沿江区域粮食供需市场的形成，是与徽商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贩运分不开的。陈柯云在《徽州的族山》（《清史论丛》，1993年9月版）一文中，分析了阻碍徽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置买和争讼风水，吞噬了徽商的大量资本”。另外，王日根的《论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期）和刘秀生的《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清史论丛》）两篇文章颇值得一读。前者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商人在社会曲折、迂回的前进道路上，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后者则是作者在研究清代商品经济时，按清代行政区域逐一检索清代地方志，在发现许多珍贵的商业交通资料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该文把清代国内商业交通划分为十条交通干线，详细介绍了每条干线运转的情况。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覆盖清代全部版图的一个完整的商业交通网。”它的发表，填补了清代商业交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关于海外贸易，有俞玉储《清代中国和琉球贸易初论（上、下）》（《历史档案》3、4期）两篇文章。作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有关中国与琉球关系的档案及资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无论从货物品种，还是从贸易形式上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琉贸易；清廷对来华贸易的琉球贡船，一直采取厚往薄来的优惠政策，保证了两国贸易的顺利发展。文章的结论是：“清代中琉贸易已经成为联系中琉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友谊的一条重要纽带。”
　　关于城镇的发展和衰落。邹逸麟、王振忠在《清代三大政与苏北城镇的盛衰变迁》（《论文集》）一文中，着重分析了清代河、漕、盐三大政的嬗变与苏北几个主要城镇兴衰的关系。文章指出：“清代江南三大政在淮扬地区的集中，是苏北区域经济特别是城镇经济发展的背景。其中，盐业是苏北地区的主导产业部门，代表着该地区产业优势之所在。这一区域经济背景，深深地影响着大小盐业城镇的盛衰递嬗”。“同时，漕船夹带的南北各式货物在此批销，又大大促进了苏北城镇经济的繁荣”。“嘉道以后淮南盐业的萧条，直接导致了扬州城市地位的下降。而黄河的改道，漕运的停顿，又使淮安、清江浦等城镇日趋凋敝。”从苏北各主要城镇来看，许多城市都是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而兴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所以，当漕运停止，运河淤废，南北交通由津浦铁路替代，客商四散，这些城镇就迅速衰落，这与明清时期有着发达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江南市镇迥异其趣。”

　　　　　　　　　　　　　　　　三、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在清代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
　　王俊义、黄爱平合著的《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一书，上起明清之际，下迄鸦片战争，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面和重大事件，清代各个时期及各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对乾嘉学派的萌生、发展、成就、特色、蜕变和衰落，乃至今文经学的兴起，都作了翔实而具有创造性的阐述。该书条理明晰，资料丰富，分析深刻，议论得当，被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称之为“学术史上的一部力作”。
　　黄爱平在《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清史研究》3期）一文中认为，在清代中叶的学术界，钱大昕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以其在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乾嘉考据史学乃至清代汉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学术主张和治学途径，也集中地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基本特征。
　　陈祖武在《徐世昌与<清儒学案>》（《清史论丛》，1993年9月出版）一文中，对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清儒学案》既是对清代260余年间学术的一个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学案体史籍的一个集大成。同时指出：“至《清儒学案》，学案体史籍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暴鸿昌在《袁枚与乾嘉考据学》（《史学月刊》1期）一文中指出，袁枚是一生讨厌考据、不擅考据的诗人，但他又和考据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批评考据学最早、文字最多、内容最深刻的人，然而由于他全面否定考据学，又使他失之于偏激。
　　阎崇年在《清代宫廷与萨满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一文中通过阐述萨满文化这一带有清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指出：清廷对各民族的宗教，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采取了或扬或抑的动态倾斜政策，这是很高明的，是其“鼎定中原长达268年之久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治亭在《清入关前满族文化论》（《论文集》）一文中指出：满文化主要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大力推进政治、军事改革中发展起来的，并使满民族的文化素质得到了空前提高。自此，满族才真正成为一个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独立民族，而满文化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政尧在《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清史研究》3期）一文中论述了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改革之间存在着的重要的、内在的联系。指出，前者对后者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晚清的戏剧改革家们对清初实学思潮有继承和总结，并在新的形势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有力地推动和加深了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
　　刘国珺在《清乾、嘉、道间版本学的突出成就》（《南开学报》2期）一文中指出，清朝的乾、嘉、道时期，我国版本目录学思想已明确树立，版本鉴定理论也初步建立，同时，版本鉴定方法也日臻完善。

四、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社会史的研究，无论从发表的论文数量上，还是涉及问题的广度上，均不如往年。但仍有一些较有深度的文章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问题在社会史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重点课题。关于白莲教和天地会的研究，本年度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马西沙在《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4期）一文中通过举例分析，指出，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该统称为白莲教。关于天地会，也有几篇考证文章。曾五岳在《天地会创始人及起会年代考证》（《东南文化》1期）一文中指出，天地会从起会到成熟有一个波浪式的逐步发展过程：天地会确实起于康熙初年，其上限似可定在康熙甲辰（三年），下限定在甲寅（十三年）稍后。甲寅年前后，它悄悄萌生，渐具雏形，逾雍至乾，其间时起时伏，生机躁动，潜流四野。大约在雍正年间，它可能一度出现低潮，到乾隆初年又走出了低谷。万提喜是乾隆中叶天地会崛起的关键人物。自乾隆二十六年以降，则是天地会的成熟阶段。邓孔昭的《从康熙前期福建会党活动的几条史料谈天地会起源》（《清史研究》1期）一文则认为，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忧畏轩文告》中几条有关“社党”活动的资料，“无疑对天地会创立于康熙甲寅年说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秦宝琦在《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3期）一文中指出，天地会是福建云霄高溪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所立；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另外，张莉《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4期）一文，专就清前期会党的性质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从五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1）结会目的：互助。（2）组织形式：比较简单。（3）组织规模：比较小。（4）会员结构：基本是本乡本土的民众。（5）活动特点：除个别会党向官府斗争外，多数无目的，一般只是遇事相帮而已。其结论是：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
　　在社会生活史方面也有几篇文章。如，赵建群在《清代“溺女之风”述论》（《福建师大学报》4期）一文中对清代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溺女之风”进行了分析与论述，认为人口增长与农业生产发展的非同步性矛盾，是导致清代盛行溺女恶习的根本原因。王卫平在《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3期）一文中，对江南吴地盛行的赌博风气进行了考察，认为清代地方官府，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政权，他们所采取的禁赌措施和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安定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五、人物研究

　　本年度的清代人物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2年9月，在康熙朝著名的政治家李光地的家乡福建省安溪县，举行了全国首次李光地学术讨论会。1993年第一期的《清史研究》发表了一组关于李光地的研究论文。王思治在《李光地简论》中的评价是：“从历史的大局看，应该说李光地之于‘康乾盛世’实为有功之臣。”杨国桢、张和平在《李光地与熙朝吏治》一文中谈到，李光地为康熙帝所信任，这使他在澄清熙朝吏治的过程中发挥了某些关键性的作用。陈梧桐在《论李光地对清初统一事业的贡献》一文中指出，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的斗争中，李光地“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建立的历史功绩，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佩和怀念的”。陈祖武在《论李光地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对这位既具有重要影响，又久存争议的人物进行了客观、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其结论是：李光地一生，早年为结束国内战争而建功立业，中年治理畿辅名垂史册，晚年则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大节彰显，无可非议。“一代创世功臣，这才是历史对他的公正评价”。
　　此外，张显清的《杰出教育家孙奇逢述论》、史松的《雍正研究论纲》（以上均见《清史研究》2期）、孙文良的《论唐英和唐窑》、冯尔康的《袁机评传》、郑克晟的《清初之苏松士绅与土国宝》（以上均见《论文集》）、季士家的《蔡牵述论》（《清史论丛》1993年9月版）、郑以灵的《论施琅在清统一台湾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史学集刊》4期）、关文发的《嘉庆吏治评议》（《华南师大学报》4期）、周轩的《清初远戍东北第一人》（《江海学刊》4期）等文章，均就各自所论的人物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值得重视。
　　本年度研究清代皇帝专著的出版，可谓是“丰收之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整套有清一代历朝皇帝传略的专著，各位作者均对各自传主的一生作了详细的论述，对他们的功过作出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