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清史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一个分支。近代清史学，即资产阶级清史学。它的萌生，大体上与世纪同步。
这不是偶然的。当20世纪迈步走来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和亚洲部分地区已很发达，近代的即资产阶级的学术已有很大的发展、很多的积累。在中国，清朝正加速衰败，走向灭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蓬勃展开。在政治上，革命和社会对了解本朝历史的要求普遍加强了，清史研究和编纂有了最迫切的现实意义，而随着清朝统治的削弱，“国史”研究的环境也渐渐宽松化；在学术上，中国学术近代化变革潮流开始涌动，留学东、西洋输人近代学术理论和方法，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代表了这一潮流，在历史学方面也鲜明表现出来。
因此，断代清史研究最早从近代历史学土壤中破土而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侨居或留学日本的人士掀起了创办杂志热。《译书汇编》于1900年由日本东京译书汇编社编辑、上海开明书店发行，月刊，1903年改名《政治学报》，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种人文学术性和政治性杂志。其后，许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梁启超主撰的《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发行；东京留日湖北同乡会杂志社编《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同乡会编《浙江潮》，均1903年创刊，等等。内地人士闻风而动，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编《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影响很大。早期清史论文有了公开的阵地。但焘撰《黄黎洲》一文，刊于1903年1月《湖北学生界》创刊号，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篇近代性质的清史论文。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中山》，1903年刊行，可能是最早的近代性质的清史人物专著。稍后出版近代性质的清史断代史多种，最早的应推陈怀《清史要略》（北京大学出版部，1910年？），然后，有华鹏飞《清史》（中华书局，1912年）、吴曾棋等《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汪荣宝等《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刘法曾《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文明书局，1915年）等。这些断代清史比同类性质的清以前各断代史早十几年、几十年面世。世纪初出现的这类清史论文、专著、断代史的政治立场、指导思想、学术内容、体例形式等多方面，都与传统史学不同，是20世纪史学的新事物。由此可见，近代性质清史研究与世纪大体上同步开始，是不错的。
20世纪清史研究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结合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01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即近代清史分支学科萌生和奠基阶段；卢沟桥事变爆发和孟森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是近代人文科学严格的学术研究工作在中国刚刚诞生的阶段。研究较多的清史课题有清先世、明满关系、南明史、学术史，后渐扩大到秘密会社史、华侨史、晚清史（这是一大热点）、民族史、历史地理、财政史、盐业史等。其他问题有的也开始涉及，如向达等研究白莲教，谢国桢研究奴变等。这些研究最早以《东华录》、《圣武记》为基本史料。辛亥革命前后发掘出许多反清野史、别集，以后逐渐用于研究，并发掘、利用外国史料、档案史料，扩大史料应用范围。这一阶段主要成就是：
甲，产生为近代清史分支学科奠基的两部断代清史，即萧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清史讲义》。两书是在不同思想指导下写成，萧信奉民族革命史观，孟倾向传统的英雄史观。两书都比早期诸断代清史做了深人得多的研究，成为公认的奠基作。
乙，专题研究的精品，首推孟森《明元清系通纪》，翻了持续三百年的大案，纠正了辛亥革命以来对清朝统治的一些偏颇的偏激的观点，把清朝和满族的历史置于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学术史的研究，在梁启超、钱穆等的著作中有丰硕的成果。
丙，史料方面的大事，是抢救清朝档案，并开始整理出版。抢救工作的首功应归罗振玉、傅斯年等。在他们努力下，1000万件档案免遭灭顶之灾。从30年代起，《明清史料》、《清三藩史料》、《清代文字狱档》和故宫《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陆续出版。《满文老档》的发现，有了人关前满族自己的文献史料，也是大事。此外值得提到的是《清史稿》著成、《清实录》印行。
二，1937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即清史研究初步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为时较短，而且清史学在史学界被视为不古不今之学，不像先秦汉唐能发思古之幽情，又不像辛亥革命前后有现实的需要，清史的重要性没有被认识，它在断代史中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令人生畏，因此治清史较遭冷落，以清史名家的大约只有萧一山、郑天挺。但史学研究队伍扩大，史料发掘继续进行，因此研究仍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扩展，如经济史研究已深人手工业、矿业、商业史等，以及租佃、雇佣、民变等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史问题。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晚清史继续成为热点，出版了蒋廷黻、郑鹤声、郭廷以、范文澜、黄药眠、华岗等的多种中国近代史。
但是，似乎可以说，这个阶段缺少有全局意义的学术成就。所谓有全局意义，是指改变了清史的地位，或改变了研究的面貌，或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大发展。当然，优秀成果不少，如陈垣的清代宗教史研究、郑天挺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侯外庐的近世思想学说史研究、王钟翰的雍正夺嫡有关史事研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
这个阶段史料发掘和应用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契约开始用于清史研究。开风气之先的是傅衣凌。他以契约为主要材料撰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1944年出版。此后，他继续朝此努力，取得成就。

三，1949至1976年为第三个阶段，即清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改造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前伯赞、范文澜、侯外庐、胡绳、华岗等史学家已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清史。但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才全面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人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清初社会主要矛盾、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史、清初启蒙思．想、清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等的研究，最突出地反映出清史研究的全新面貌。它们也是这个阶段最热门的课题，成果最富。这就大大深化了对清朝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认识，较之仅仅排比、爬梳、考证史事和用唯心主义解释清史问题是一个巨大进步和飞跃。一些传统课题继续获得关注和发展。晚清历史受到特别重视，研究细致化，硕果累累，是这个阶段清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然而因此也使以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前后分割更加固定成型。这个阶段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过多，政治干预比较广重，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存在，损害研究的发展。十年动乱，把十七年的消极面推到极点。台湾以一省的人才，研究清史者仍然很众，虽然拒绝马克思主义，但课题较广泛，以台湾史、思想学术史、晚清史为重点，成绩颇著。
这个阶段史料工作最突出的，是晚清史料的发掘、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近代史资料》（期刊）等成系列编辑出版，罗尔纲主持的太平天国史料摸底、编刊，极大地推进了研究的开展和清史人才的培养。其次冲外关系史资料的翻译、编纂，也是很重要的。台湾史学界编印的台湾史料集成、明清史料汇编等，有相当大的规模。
四，1976至2000年为第四阶段，即清史研究全面走向繁荣的阶段。改革开放展开，经济。政治、文化实行一系列新政策，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清史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动力，全面开花，似不再有“禁区”，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填补了一些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大空白，出版了一系列清史断代史，辽宁的《清史简编》肇其端，而规模最大的完整清史是王戎笙主持编写的《清代全史》10卷，编年体则推林铁均等主持编写的《清史编年》12卷、戴逸等主持编写的《清通鉴》22册；优秀成果不断涌现，有论文、论文集、专著，涉及清史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例如天地会起源问题接近于解决，清前史、南明史、民间秘密宗教、文化史、经济史、人口史、人物研究等问题的探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广度、深度；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沉寂多年的课题重新进行探讨，杨国桢等的海疆海洋史、冯尔康等的社会史、李兴盛张玉兴等的流人史、陈寅恪等的复明运动史、马大正等的边疆开发史、吴天颖韩振华等的海洋领土史等等，都纷呈异彩；至于广泛搜集史料，或参考新的研究方法，改善研究，更出现百花齐放，佳作迭出的局面。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个阶段的史籍整理出版，以空前的磅衡气势展开。国家有扶植和指导的政策，市场有经济动力，还有赞助和私人投资，完全改变此前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单轨制而大步前进。多种朱批奏折、起居注和各种规模的专题档案纷纷问世，清人别集、年谱（清人年谱居多）、方志（清志为主）、野史笔记（清代部分占相当比重）、小说（清人小说不少）等陆续系统出版。《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台北、上海两地影印，大型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在世纪末一齐推出，将清代典籍（也有清代以前典籍）整理出版工作推向高潮。台湾出版的几种方志丛刊、清代传记资料汇编、大型的《明清档案》等，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贡献。
但是，辉煌的背后有消极面。人们明显地看到，在著作中，创新与抄袭并存，精彩与平庸同在，学术的纯洁性、原则性与学术的腐败、堕落共生，理论和是非的混乱严重表现，著作和出版的基本标准、基本要求激烈动摇。这类现象不免使人感觉迷们、悲观，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似乎有其必然性，是史学进一步发展和更新局面诞生前的阵痛。
展望未来，清史研究在新世纪应更规范，应有更大的繁荣。
科学的发展需要政治上较为宽松的环境。现在摆脱了那些乱扣政治帽子的批判，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这个进步的趋势不会停止，只会扩大和加快。有两个问题要多加注意：一是史学绝非玩物，史学是提高人的、民族的精神素质的科学，史学工作者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二是史学最容易犯错误，因此要对这些错误多做分析，多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
清史研究是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将在总体上继续占据国际领先地位。但在信息时代，交流频繁，国外同类研究将给中国的清史学注人活力，加速其学术成果推向世界的进程。
电脑的应用，完成了一次信息技术的大革命。这一革命对清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成果的交流、史料的检索，将有“虽隔关山而宛若促膝”、“身居斗室却放眼世界”的便利，因资料太多带给前辈清史学者的困扰将大大减轻，资料多，变成清史研究的一大优点和特色。这将无可估量地提高研究的效率，使学者的精力更加集中在思维和分析上。无庸置疑的是，新世纪一定有人大力从事编制检索软件的工作，就像上世纪哈佛燕京学社编制索引一样。
史学是以具体史实为基础的学问。上世纪最后阶段的清史研究，出于对空洞的僵化的教
条式论著的反感，微观化、具体化倾向较明显。但理清史实只是研究的重要一步、深人分析的前提，如果只停留在此，则对历史的认识仍没有完成。上世纪末清史史籍、档案大量问世，为理清史实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新世纪的清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在以市场为经济杠杆的社会，学术有赖于财力上的足够扶植。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清史研究的进步将更加快速。预测什么课题会成为新世纪清史研究的热门，有点费力不讨好。科学不会偏废。在长时间里，落后的部分将补课，将赶上来。在最近若干年，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将继续受到重视，因为其中薄弱点、缺门最多，与民众关系密切的部分更是如此。
回首百年，站在自己时代，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他给清史学提供的新的东西，至今无人能及。也就是说，至今无人提供出能与他比肩或更大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清史学新成果。这是百年中涌出的一位令人景仰的清史学大师。在种种客观条件具备以后，新世纪将孕育和诞生新的真正的（不是廉价的贬值的）清史学大师。这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但诚实、勤奋、天资优越、步履得当的学者更具机缘。现在的和将来的中青年学者应该努力。

附记：
1．这是奉派在“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简短发言。时间是2001年8月12日。会后被要求整理成文。问题太大，其中陋劣、错误一定很多，敬请指教。
2．本文发表前承陈智超、许敏和李华对等各位先生指教，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