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工作的基础建设
　
回顾近40年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不禁感慨系之。从整个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看，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似乎尚属薄弱，然若与它自身进展的速度相比较，却又颇令人欣喜。以各方面的成果为例，建国以来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约600余篇，其中1980年以前的30年仅为130余篇，而近十年来的科研成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前所不能相比的（第二、三部分详述）；而北洋军阀史专著的出版和有关资料工作的逐步进行，则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基础建设正在扎实、全面地展开。
资料是科研建设的基石。要进行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就必须有信而可征的资料储备。近年来，由于改变了过去资料工作被漠视的状况，北洋军阀史资料的整理、刊布工作进行比较顺利，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这是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史学研究可靠性最大的第一手资料应是历史档案，但长期以来，因种种缘故造成档案资料得之甚难的状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资料即以10万件计，可谓数量浩繁。1957年，该馆编印了内部发行的一套《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中间一度陷于停顿，从70年代末开始，该馆同志又做了大量工作，目前正在整理编辑出版两套资料。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自1979年起已正式出版发行第一辑《辛亥革命》、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第三辑《从广州军政府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等。另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按不同专题陆续出版了可供史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如《白朗起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等等。同时，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合办的《历史档案》杂志及其后分出的《民国档案》从创刊以来，陆续公布了不少有关北洋军阀史的历史档案资料。如《一九一二年袁世凯被炸案》、《“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组》、《袁世凯等有关张振武案的电文一组》、《北洋政府处理日本在延吉等地非法设警文电》、《民国初年日本制造奉天挤兑风潮档案选》、《张敬尧在吴佩孚撤防北归期间致北洋政府的电报》、《杨宇霆破坏曹锟贿选与各方来往信函》、《北洋政府镇压奉天声援五卅运动函电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也刊布了一些历史档案资料，如有关赣宁之役、南北议和、张勋复辟、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北洋军阀私人财产等资料都甚有参考价值。
除历史档案外，当时的报刊杂志及当事人私人笔记杂著也是重要的史料。近年来，民国时期发行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影印本的复制，可使人了解当时社会面貌的不同方面。特别要提到，持续40余年的《东方杂志》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综合性杂志，其中不乏宝贵史料和时人评论可资参考，近年亦已影印复制。这些都给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私人存档的发掘，也使我们看到一部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近代史资料》曾刊出的。《李廷玉所存电稿》、《徐树铮电稿》、《夏寿康往来函电》、《冯国璋往来函电》、《张勋藏札》、《沈曾植电稿》、《吴景濂函电存稿》等。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的《秘笈录存》即是由徐世昌家藏的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期间秘书厅归档后的电报编纂而成，辑录了有关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反映了北洋军阀执政下的北京政府卖国、软弱的真实面目。这部分资料不仅珍贵，而且比较完整，可以作为治史的可靠资料。最近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世凯奏议》，收录自1898年至1907年间袁氏奏片800篇，虽其中的主要内容早已于1931年以《养寿园奏议辑要》付梓刊行，并作为重要资料而为学术界长期利用，但《奏议》的出版，使研究者得见原来的完整面目，更便于从中采择。在笔记杂著方面，如《郑孝胥丙丁日记》、《退庐笺牍》、《憩园存稿》等，都对北洋军阀史研究有所禅益。
除上述各类单项资料外，还有系统的资料工作。建国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已陆续出版了11套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目前，仅告阙如的最后一套资料——北洋军阀部分已由来新夏主编并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300余万字的大型资料书的选录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和汇编等方面，并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行较稀的成书。这套书共包括五部分：前四部分按北洋军阀的兴亡历程分四段，并围绕各阶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别选编50万字左右，各成一册，第五部分则包括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与附表等。入选的资料均经编者严格筛选和整理校订，可供研究者直接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为编纂《中华民国史》而编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包括了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自1972年开始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大量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和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其中涉及北洋军阀的资料也很多，仅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六册）、《奉系军阀密信》为例，即整理收入了自1911年至1930年期间奉系军阀与其他派系军政要员密谋、交往中的大量密码电报和1917年至1928年间的289件密信，这些资料都是研究北洋军阀可利用的宝贵素材。
另外，还有建国前关于北洋军阀史有关论著的再版，也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鉴。如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是一部首尾完整、资料丰富、且又条理清楚的重要论著，北洋军阀史是其中的重要篇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采集多方面的大量资料展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详细过程，其中颇多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的内容。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近代稗海》，虽然旨在选辑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稗史著作，然已出或即出的第1至8辑基本上为北洋军阀史的内容，这项工程浩繁的工作无疑给求书不便的研究者带来很大便利。
同时，随着大量国外有关书籍的进口和开放，使史学工作者开阔了视野。目前一些有价值的外人著述已在陆续翻译出版。如由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学家骆惠敏整理编辑的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理循的书信集已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为书名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这部百余万字的书信集涉及1895年至1920年间北洋军阀统治者的大量珍贵资料。另外，诸如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等公布后尽管目前还未有完整的中译本，但其中的很多资料正在被我国学者利用。
北洋军阀史资料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人的回忆资料也应是研究工作的参考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号召把近代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丰富多采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以后，全国各省、市、区政协都设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广泛征集史料和回忆文章，并从中选辑出版文史资料刊物。其中许多内容丰富的篇什记人记事，从不同方面提供了资料。杜春和等所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即选录了有关北洋军阀史的34篇回忆文章。辽宁文史资料选辑以专辑形式出版了《郭松龄反奉》一书，其中大都是本人亲历的第一手资料和回忆文章，还选编了一部分重要函电。这种选编方式可使资料相对集中，使读者减轻了翻检之劳。
建国以来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一个很重要但却往往被人忽略的方面——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也取得一定收获，虽数量较少，但质量较高。刘寿林编纂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第一部检索北洋时期官制的工具书，久为研究者所喜用。钱实甫编著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1984年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部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机构的资料性著作，记述了北洋政府中央和地方行政、军政、司法等机关的机构和制度，并附录了有关资料目录和名词索引等简注，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工具书。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也介绍了若干北洋军阀人物的年谱，颇便检索。
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建国后有关专著的问世。1957年春，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继而又有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于1957年至1959年由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前者的特点是提纲挈领、论而有据，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更迭、派系混战及覆灭作了简明的勾画；后者的特点是材料丰富，叙述详细，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整个社会面貌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这两本书可互为参阅，相得益彰，长期以来一直是学习北洋军阀史的必读书籍。1980年以后，有李宗一著《袁世凯传》、常城著《张作霖》、蒋自强等编《吴佩孚》等人物传记相继出版，推动了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1983年，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一书问世，这是在《北洋军阀史略》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集中了当时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台湾学者丁中江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也是一部记述北洋军阀史的大型著述，对这一时期史实的叙述比较具体，可资参考。另外，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志让所著《军绅政权》一书认为，1922年至1928年中国的政权形态是军绅政权，他分析了军绅政权的性质及这一政权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本论纲性著作，其观点可供我们参考。
以上所述，说明研究工作的基础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有了基础建设的保障，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才会向深度和广度顺利发展。


二 宏观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北洋军阀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直至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命运的主宰者而支配中国政局达16年之久，这绝不是偶然的，应该找出它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理论研究囿于思想方法的束缚和人为的禁锢而成为最难有所施展的领域。排除“左”的干扰以后，对一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这些宏观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为整个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探索了前进的道路。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原因问题，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这一论点从宏观上看无疑是可以彼接受的，但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足够的说明。1985年发表的来新夏和任恒俊的文章在这一问题的观点上比较接近。他们认为，首先是由于鸦片战争后清廷的衰朽和旧军队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是列强侵华策略的改变，即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赏识和支持；另外，袁世凯掌握了一定的权势，并施展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一个政治军事集团。
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目前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人认为，北洋军阀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它上台的直接后果就是封建势力的再度强化；也有人认为在其执政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曾出现一定发展的情况而使社会性质有所变化，因而，这一集团不仅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在某一方面某一阶段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后一种观点正在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近来有文章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来说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文章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它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亦应“属于民族资本”也有人从其统治术的角度说明北洋军阀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因为把它同清末时封建专制统治相比较，就会发现，在统治方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北洋军阀统治者力图利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统对社会进行控制，以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统治手法的变化反映了观念的变化，因此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从思想意识这一侧面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了说明。当然，这个问题牵涉到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不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还需要有大量历史事实为根据，因此，有待于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作用，近几年来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来新夏著文从五个方面作了论述：1．北洋军阀集团在清末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力量。主要表现为：如果不是这支军队在搞纵横捭阖，清朝政府是不是这么容易交出政权是值得考虑的，同时也是这支军队对局势的威慑力量，使革命者被迫退让，使袁世凯轻取中华民国的统治权。3．北洋军阀集团是统治中华民国统一政权的代表。4．北洋军阀集团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一个过渡。5．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这一比较全面的概括性论述在北洋军阀史的理论探讨上有一定的突破。
对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过去的研究从未涉及，直至近年才见有人从不同角度立论。彭明认为：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随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来新夏等则认为：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社会基础；第二，割据称雄，拥兵自卫；第三，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第四，纵横捭阖，制造政潮；第五，卖国媚外，残民以逞。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则提出四点：一、采用外国兵制；二、财政来源己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另一重要财源是向帝国主义借款；三、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也有无业游民，总之是实行募兵制；四、各据一方，连年混战。外国学者在研究北洋军阀时曾论及“军阀”的定义，认为判定是否“军阀”的要素是“拥有自主的军事力量，控制一块基本的地盘，以使用武力为最终裁决之法，倚靠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而非制度化的统治模式，以及对社会和经济采取无情榨取的态度”。由此可见，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但中国学者则更较注意其阶级性质问题。
在理论研究方面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这一问题既直接体现着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间接折射北洋军阀自身的阶级属性。目前虽然已突破了单纯在概念上绕圈子的状况，开始在具体史实和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意见不一，甚至互相对峙。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又限于各自所接触资料的范围，因此一时难于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方面，可以两篇文章为代表。一种意见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北洋军阀是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罪魁，它们凭借手中的反动政权竭力维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一题也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如渡边惇著《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认为以周学熙为代表的实业政策对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贡献；另有野泽丰撰《民国初期军阀政权的经济基础》及平野和由撰《军阀政权的经济基础——交通系、交通银行的动向》等文都对此问题作了较深入的阐述。在农业经济的研究方面，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成份——军阀地主。它以地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统治，军阀地主的出现，导致了土地关系的倒退。辛亥革命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到底如何？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吴慧敏的文章着眼于阶级关系方面的变化，提出了“军阀地主”的新概念，对当时农村经济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宋玉印也从东北地区的农业经营状况印证了这一论点，认为1914年出现的官僚资本对东北开垦的高潮，促使了军阀向地主转化，于是封建的土地制度旧态依然存续着。近两三年来，对这一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出现一种新趋势，即在进行总体研究的同时，也出现了专题研究和地域性研究的成果。如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的重要经济来源——盐税的管理与改革问题，王仲的文章通过考察后得出结论为：袁的盐务改革在增加税收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它的绝大部分被用作偿付以盐税担保的贷赔各项本息，即获利最大的是帝国主义，而袁政府只是从中分沾一些余沥。这反映了袁世凯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的美梦不惜出卖主权的丑恶面目，进而也反映了经济上积贫积弱的军阀政权被帝国主义箝制的一个侧面。再如关于张作霖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影响，也有文章论及。傅笑枫《论“九一八”前东北的张氏军阀官僚资本》、《关于奉系军阀官僚资本》两文是较全面的论述文章。王秉忠的文章则介绍了东北地区中日企业“合办”的情况，使我们看到奉日双方在经济合作幌子下的政治交易。
过去我们研究北洋军阀史较多地注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状况，而如今已深入到北洋军阀的统治如何作用于社会这样一个层次，表现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要达到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在这一时期主要要靠掌握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集团付诸实现，故而两者在经济上的关系与前此的清王朝相比已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它的经济手段更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因此在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经济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注目。对这个问题，以前曾出现过各有归属的观点，认为某帝国主义即为某军阀的靠山，某军阀是某帝国主义的走狗。近年来，随着资料文献的刊布发掘，特别是随着思想方法的解放，这一问题正在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一方面，对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的军阀，其卖国求荣、甘作走卒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如对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有文章以大量确凿的事实给予有力的论证；另一方面，对过去简单化的方法和结论也逐渐在扭转。如孙思白提出，军阀有需要向外国势力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俞辛焞在1982年第4期《南开学报》发表的《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和娄向哲在1984年第2期《学术月刊》发表的《直系军阀政权的破产及其倾覆》两文从史实的研究方面也论证了这一观点。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一个大课题，而且相对于清朝统治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来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似嫌太少，而且多拘于某一问题、其一片断，还没有提出更充分的资料，准确地说清两者的关系。
还有些综论性文章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等方面作了全面考察。如徐宗勉《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一文指出，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对作为民国大总统的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有一个由支持到反对的过程，从而反映了在中国政治变革时期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再如张静如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一文，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领域变化的轮廓性描述和分析，而从新的生产力引起社会革命这一新角度研究了北洋军阀衰亡的原因。另如王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一文，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者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指导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注意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统”，实质上是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观念的变化。虽然这些文章各自论述了某一个侧面，但反映了史学工作者研究视野的扩大。
总之，在理论问题的探讨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尤其近几年的大胆尝试和探索，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些研究积累起来，必将把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 微观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关于北洋军阀的兴起，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发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如乔志强的《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等，另外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和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也都持此观点，并专门叙述了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但对北洋军阀形成的时间却存有三说：来新夏等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识；但任恒俊认为从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李新则认为袁世凯利用辛亥革命“从清政府手中夺得全部权力后，他就成为一个拥有一支精兵而雄踞北方的大军阀了”。意见不一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在衡量其形成的标准如何，这个标准确定下来后，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对袁世凯死后的皖、直、奉三大派系及其之间和各自内部的斗争问题，前几年有关皖系的文章较多，其次是奉系，直系则再次之。皖系在北洋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关于皖系基本发展线索的专著问世。曾有单宝《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一文简单介绍了皖系概况。对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则有章伯锋的文章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近一两年来，以东北地方史为特色而出现的奉系军阀研究令人注目。以前对奉系的研究往往与对其首领张作霖的研究连在一起，如常城主编《张作霖》一书概括了张作霖的军阀生涯，从中也可以看到奉系军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现在则有了不少专题研究的文章发表，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里要提到的是，对奉系的研究以其后期的内部矛盾为多，如对郭松龄倒戈，先后有十余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再如枪毙杨常事件，亦有常城、陈崇桥、王维远等的文章给予了较全面、深入的说明。对于直系尚未见到比较完整的论述，多散见于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述之中。……
事件与人物的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微观研究的主要成果。
如袁世凯与日本勾结签订“二十一条”问题，虽然其罪恶性质早成定论，但目前已从对其本身的研究扩大到更深入、更广泛的方面。研究成果说明，它不仅仅是日本向袁世凯索取的支持帝制的交换条件，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其侵华政策长期以来发展的结果，也是在共同攫取中国权益基础上与沙俄勾结默契的结果。
如“张勋复辟”这一为人熟知而又论述不够准确的问题，60年代初章开沅等曾进行过较全面的评述。80年代初焦静宜又对复辟的诸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既有张勋本身顽固的封建观念，也有当时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基础与影响，以及各派军阀间的争斗和帝国主义的怂恿等多方面的因素。
关于北洋军阀时期的混战，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这三次较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代表着北洋军阀分裂后各派系力量的消长过程，而其中瞩目的问题是军阀战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说明，每一次军阀混战几乎都有帝国主义插手，并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例如在直皖战争中因日本支持直系而取胜，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先后对奉系采取不同态度，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后果。再如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对已处于强弩之末的直系军阀的屏弃，致使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并致政权倾覆。另外，近年还开始了对江浙战争、援鄂战争、浙奉战争、国奉战争等的考察和研究。
近年来对北洋军阀人物评价的一大特点是各抒己见，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论。这是北洋军阀史研究形势日盛的表现之一。
对北洋军阀的创始人和总头目袁世凯的研究与其他人物比较相对集中。他虽然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同样应该根据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他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以李宗一著《袁世凯传》开其端，这是出版最早的一本袁氏传记，其中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其后，又有胡柏立著《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侯宜杰著《袁世凯一生》、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书先后问世，为袁世凯的研究工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同时，对袁世凯研究的论文也居人物研究之首，从袁在戊戌政变后发迹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至编练新军、窃国称帝，几乎每个阶段都有专文探讨。仅评述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文章在近两年内即有六篇，多有一定深度。有些作者以研究其他人物与袁世凯的关系这一角度也揭示了袁的某些侧面。另外，还有唐振常撰《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吴兆清撰《袁世凯与良弼被炸案》等文则对史学界已有成说的具体史实再次进行了更具体、深入的研究，力求得出准确的结论。这些表面看来似乎仅是对一些细微末节的考证，但仍是治史所需要的，只有弄清基本史实，才能准确地把握其性质。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对袁世凯的评价发生了某些变化。韩明在1986年第5期《历史研究》发表的题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认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根据是：“他们有共同的转化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有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这种看法目前还鲜见，但如果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史舞台上的残酷斗争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运动，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和对象又将是什么呢？
另外，就笔者接触到的资料，国外史界对袁世凯的研究亦颇有兴趣，曾有诸种专著问世，如杰罗姆著《袁世凯传》、欧内斯庭·朗德著《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早期共和国中国的自由与专制》、斯蒂芬·麦金农著《中国帝制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等，这些著作如能翻译出版，将会给国内史学研究工作以参考和借鉴。
段祺瑞其人在祸国媚外方面较其他军阀尤为明目张胆，其原因之一就是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庄鸿铸认为，“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这也是史学界一致的结论。有多篇文章谈及皖段与西原借款问题。有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资料的发掘，特别是日本外交文书的公布，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从武装侵略而逐渐转变为政治拉拢和经济渗透，段祺瑞则正是充当了其得力的走卒；裴长洪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都以充实的资料说明了这一问题单宝的《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一文则一反众论，提出：段祺瑞几次“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张共和、反对帝制，我们应当肯定，对他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承认，否则，是不公允的”。并认为，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的情况下，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共和，反对帝制，并付诸行动，他并没有参与复辟帝制的行动而是反对，这不应该认为是他的侥幸，而是有他一定的思想基础的。这是对段祺瑞评价中的新看法。李开弟撰《段棋瑞“三造共和”评述》一文反驳了单宝的观点。徐卫东的文章也认为“三造共和”是段氏的自吹和标榜，而实质上“无非是段祺瑞在清末民初为个人的权势和独裁而采取的政治手段，毫无真正拥护共和可言”。史学界目前对段祺瑞的评价出现分歧说明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
东北地区对张作霖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评价亦存歧异。常城《张作霖是怎样在东北称王称霸的》一文和他主编的《张作霖》一书认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是一个“反动的军阀”。任松通过张作霖与日本秘密签订“满蒙新五路密约”过程的研究，更认为张是长期与日本进行勾结的，直至其被炸前仍在这次密约中大批出卖东北主权。有人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如潘喜廷、田胡甫等都持这种观点。丁雍年的文章不仅认为张作霖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亦不是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他之不见容于日本侵略者而被害，“是应该得到人们谅解”。198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在日本发现的当年张作霖被炸现场的照片、证实了皇姑屯事件确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为。至于张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程度究竟如何，目前还没有系统的资料和文章加以说明。另外使史界震惊的新发现，是张作霖授意制造《致驻华武官训令》，并以此为由密令查抄苏联大使馆，逮捕并杀害李大钊的经过被揭露，这张在当时反苏反共逆流中的王牌终于在半个世纪后大白于天下，暴露了张作霖晚年仍坚持反苏反共的反动立场，尤其对李大钊的杀害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以上文章多数出自东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之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性研究的优势。对张作霖早期绿林生涯的研究是剖析奉系形成过程及其特点的重要课题，然而当时的张作霖尚属难入经传的“草寇”，因资料难求而成为研究工作中的薄弱一环。潘喜廷撰《张作霖在辽西的发迹》一文，则利用地方档案和史志资料介绍了张作霖自1899年正式拉匪成帮、投诚清廷，直至1911年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进入奉天前，他在辽西十几年经营的概况。这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一项富有特色的成果。
对直系首要人物的研究有公孙訇《北洋三杰之豹——冯国璋》、郑廷志《试论曹锟贿选》等文，总的看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尚需提高。……
从以上成果看，对北洋军阀时期史实的微观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特别是对一些所谓“反面人物”的评价问题，正在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出科学分析，这是此阶段史学研究工作的长足进步。


四 趋势与展望
　
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虽然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形势，但展望前景，尚有广袤园地有待辛勤耕耘。
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虽已有多种著作初奠基础，但仍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中国近代军阀不同于以往的封建军阀，而北洋军阀与近代湘淮军阀既有不同，又有联系。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它的发展脉胳以及这一政治军事集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在这一方面，还要看到北洋军阀与以前军阀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曾掌握了中央政权，而且多是封建王朝的旧官吏、旧军人而执共和政体的权柄。那么，他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无变比？作为一个执政的政治军事集团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何？在思想意识上有无因袭关系？在这一方面如若深入下去，不仅要靠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可以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方法给予科学的论证。
北洋军阀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依仗军队发迹，凭借武力争斗，又在混战中倾轧削弱，直至覆亡。北洋军阀史在这一意义上看也是一部军事史。然而史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恰恰是较为薄弱的。建国前曾有军事家蒋方震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丁文江著《民国军事近纪》、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等专著，对军阀混战等纷乱的军事现象和民国以来的军队状况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建国后张玉田等著《中国近代军事史》、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近代战争史》和解放军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军事史》，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有价值的参考书，但由于体例关系，北洋军阀在书中不能自成系统。即使有关这一时期军阀混战的文章也较少从军事角度或以北洋军阀为直接研究对象进行论述。由此看来，军事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正是今后史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领域。北洋军阀之始——新建陆军的建立是中国新式军队的开端，由此至新军阀出现前，这支军队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估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同时，它的军制、兵力、饷械乃至每役的战略战术，都是应该包括在北洋军阀史研究之内的。在这一方面，外国学者的著作如（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日）波多野善大著《中国近代军阀研究》等都较注意了从军事角度对北洋军阀进行考察。近年来国内已有专文对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从军事角度论及，而军阀战争在时间和组织形式及武器装备方面与今相近，因此一定会引起研究军事史诸同行的兴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前后16年，而袁世凯死后军阀间的派系斗争从时间上看即达十余年之久；从史实看，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因此，对各派系的单项研究就有必要分别进行，并可以根据人熟、事熟、资料熟的特点不妨发挥地方优势。近几年来，西南地区对当地军阀史的研究给予了一定重视，如对滇、川、黔、桂、湘、粤等地方派系都已有专门研究。作为北洋军阀三大支柱的直、皖、奉三系却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仅东北地区对奉系的注意和研究始有进展，相形之下，对直、皖两系则缺乏显著的科研成果。特别是直系从冯国璋中经曹锟到吴佩孚，较其他两系来说，起源较奉系为早，衰亡较皖系为迟，北洋军阀后期的三次大战直系都自成一方；而皖系实力雄厚，其首领段祺瑞四任阁揆，一摄执政，对中国政坛影响很大，虽然直皖战争后已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系与直、奉抗衡，但其死而不僵，时有所动，因此都大有研究的余地。三大派系的斗争不仅代表着北洋军阀军事实力的消长，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其割据的某些地区，也牵动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全局。从不同的侧面分而治之，会使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更深入、更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