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过去，留下了鲜明的轨迹。21世纪即将到来，正准备迈开雄健的步伐。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它经历了崎岖曲折的路程，也取得了伟大丰硕的成绩。这100年内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前半个世纪已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以及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杰出的历史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位。司马迁死后140多年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产生了荀悦，又过了近40年，产生了陈寿。至于裴松之、袁宏、常璩、范晔、沈约更晚于陈寿一二百年。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李焘。18世纪，历史学极盛，产生了全祖望、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章学诚、崔述。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是群星灿烂，代表作更多，成就更加突出。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期，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跨进，著述体例也有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后期，中国历史学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等等。历史学科的各个部门中都涌现出许多专家，无论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各种专史都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第一，进化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自从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均奉之为圭臬。在此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的道统。越到后代，大道衰微，历史越益退化。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页。）。这一历史观的转变，从今文学派和康有为已经开始，他们的历史观已有进化史观的因素。梁启超受到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受到时代的刺激，更加鲜明地提出历史是前进的运动。同时的章太炎则认为：历史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梁启超和章太炎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同于“人群和社会的进化”。后来，顾颉刚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随着当时政治上的大变革，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主张。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包括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以及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信从近代进化史观，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

　　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有“公例”可寻，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哲学的素养。因此，本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除史料的搜集、考证之外，又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历史上的各种因果关系。

　　近代进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它促进了思想解放，使人们摆脱迷古崇古的思想束缚。五四运动发动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这是伟大的进步。这种批判也以进化史观作为其思想武器之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是基于历史进化的思想，这样就产生了疑古辨伪思潮：不仅认为远古时代不是美好、进步的，儒家宣扬的远古黄金时代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怀疑书本记载，否定古史传说。这种疑古的观念和态度有其片面性，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历史功绩，即在廓清古史迷雾方面曾有贡献。古代传说中的东西不可全信、深信，但也不可完全丢弃。古代传说中包含着历史真实的颗粒。顾颉刚等认为：通过辨伪祛疑，才能还历史以真实面貌。其功绩不可泯灭。

　　第二，唯物史观的运用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历史学仅仅具有进化史观，承认社会历史进步还不够，它还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学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成为真正的科学。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并超越了进化史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而产生的，而具有进化史观的学者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到唯物史观，二者是相通的。我们不能把二者理解为是相互对立的。那么，唯物史观给史学增加了什么新内容呢？一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的，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当然，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牢牢记住，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一样。社会有人参与，主观可以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所以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但历史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而且历史具有客观性规律，不是主观性规律，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一点不仅与唯心史观不同，与进化史观也是不同的。后来出现的弊端是把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看待，过分强调客观而无视人的作用，陷入了机械唯物论。20世纪史学产生这样的流弊，原因就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二是承认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经济原因。历史发展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是最重要却不是唯一的环节，如果单纯强调经济决定作用，又会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要重视历史发展中多种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重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地理的种种因素。因此，唯物史观一方面区别于唯心史观那种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和上层建筑视为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不承认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观点。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给我们认识上增加的新内容。三是唯物史观把阶级斗争看做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阶级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各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对立性，又有相互统一性，我们既要看到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作用，又不能把社会看成仅仅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本世纪，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指导作用，这是事实。同时也要承认，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及进化史观虽然不同，但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吸收了过去史学的精华，认同于进化史观而更加科学化。过去往往把它们对立起来，抹煞了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之间的联系，这应该引以为训。

　　第三，20世纪史学除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外，再一个特点就是理性的觉醒、理性精神的发扬。所谓理性精神，就是承认人具有正确认知客观历史的能力，这是相对于蒙昧主义和宗教思想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由超自然力量主宰的观点而言，也是相对于依靠主观感悟认知而言的。理性精神是用人的心智来分析、论证、解释历史，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演绎出结论，而不是按照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是按照人的直观感悟理解历史。一旦离开理性，就无法正确认识问题。清代乾嘉学派颇有一点近代的理性精神。乾嘉史学以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无征不信，不受权威影响，有独立的研究精神，即使对《尚书》、《太极图》这样权威性古书也不迷信和盲从。这种理性精神，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吸取了西方历史学和乾嘉学派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偏重于直观的感悟，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有点接近佛教禅宗的“顿悟”，宋明理学也接近这种认知方式。而乾嘉学派开辟了认知的新路径，即是从具体方面分析、归纳、演绎，达到理性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法。我不是要赞扬清代乾嘉考据学，而贬低宋明理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术，各有其思维的特色和认知的理路。清代考据学更加重视证据，运用归纳和逻辑推断，更加接近于近代的科学认知。其实，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考异》，已有这种理性认知的精神，到清代取得进展；到近代吸取了西方的实证哲学，理性主义更发扬光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在理性精神的启示下成长和发展的。理性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大贡献，它引导人们摆脱了愚昧迷信进入思想解放和科学革命的崭新里程。

　　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反映了这两种认知方法的不同理路：是理性分析还是直观感悟，是科学认知还是人文关怀。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高扬理性主义精神，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胡适揭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理路，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四，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凶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更加残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目睹时局艰危、民生疾苦，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除了在政治、军事、实业、教育等领域努力有所建树外，在学术领域中也矢志钻研，苦心探索，为的是要探寻救国的道路，立国的精神。中国的近代历史学在这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中诞生和生长，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企盼祖国独立、民族振兴的本性。因此，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梁启超早年参加了戊戌爱国维新运动。章太炎是辛亥革命中的战士，陈垣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著《通鉴胡注表微》，表彰民族大义和道德意识，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研究和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表达了爱国主义的心声。至于郭沫若、翦伯赞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笔墨为刀枪，描述宋史、南明史，歌颂了屈原、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不屈的民族英雄，鼓舞了全民族英勇抗战的精神。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其原因之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一部振兴国家、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其中充满着激昂壮烈的斗争史实，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与丰富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鼓舞和教育中华儿女为争取美好的明天而忘我工作，勇敢拚搏，因此得到历史学家特别的关注。

　　第五，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开辟和创造，有重大建树，建立了历史学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成绩很大，是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但也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封闭性，古代中国毕竟是处在东亚一隅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社会，它和世界虽有联系，却又非常之少。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低下的“蛮夷之邦”。在封闭环境中形成封闭的历史观，只知有中国史，不知有世界史，闭目塞聪，坐井观天，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其他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二是在传统的中国史中，英雄史观、个人史观占主导地位，传统史书大多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活动、大众生活记载很少。三是传统史书线条简单、内容狭窄，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缕述王朝之兴衰更迭，较少涉及社会多线的立体层面。故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1页。）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封闭、狭隘观念，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把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提上重要日程，形成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鼎足三分的局面，又重视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文化思想、社会结构与社会变动、下层民众的生活、思想、信仰、习俗以及众多少数民族的发展，使得历史学的涵盖面更加广阔，内容更加丰富全面。除了中国政治史、军事史以外，还包括了世界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民族史、大众生活史等各方面，形成了包括各类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以及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等分支在内的完整的历史学体系。

　　第六，在20世纪，新史料大批发现，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的发现。19、20世纪之交发现了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此后，明清档案为世人所知，战国秦汉的竹简木牍相继出土。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考古发掘大规模展开，古代墓葬、器物、竹简、帛书、殉葬物、工艺品大批出土，大大促进了历史研究，改变了单靠传世文献去探知古代历史的局面。还有，流落在海外的古籍与史料传回国内，西方人士有关中国的记录、报道，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如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以及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史料的发现、运用，近代档案、文集、方志、笔记、报刊的整理和出版，给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使从前沉埋未知或争论不决的历史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史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许多学者都很重视史料。傅斯年曾经说过：史料即是史学。这话未必全面，但强调史料的重要自有其合理性。历史研究必须从大量的、确凿的史料出发，缺乏史料就不可能建立历史学的辉煌殿堂。20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穷年累月，孜孜矻矻，毕生从事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劳动理应受到尊重。
　　史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证关系到历史学的盛衰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本世纪历史学所以兴旺发达，取得巨大成绩，除了历史观、方法论的原因外，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阳殷墟的发掘大大推进了殷商史的研究，并使甲骨学得以诞生。大批战国、秦汉、三国竹简的出土，推进了上古史的研究，使简牍学得以诞生。敦煌藏经、文书、壁画的发现推进了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使敦煌学得以诞生。故宫明清档案的公开于众，推进了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使中国历史档案学得以诞生。本世纪内，古代史料的大批发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汉代曾经在山东孔府的墙壁中发现了古代典籍，西晋时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发现过《竹书纪年》，此外各地零散地出土了一批钟鼎石刻，但其重要性不能与本世纪的发现同日而语。20世纪，在史料的发现、整理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丰收的世纪。

　　20世纪前前期的历史学家，处于社会剧变和转型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前途陷入危机。先进人士为寻找国家致弱之因，探求富强之道，必然要回顾历史，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审视、研究中国的过去，其目的是为寻求现实的出路，创造美好的未来。就像郭沫若所说：“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当时中国社会的剧变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再也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必须走新的道路，用新的观点与方法重新诠释全部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学遂呱呱坠地。

　　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近代第一位起而呼唤新史学诞生的是梁启超。他批评了传统史学的弊端和不足，提倡近代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写了历史研究方法和学术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是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的观念与方法，对上古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学史、小说史、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实证史学奠定了历史地位，对中国历史学界影响甚大。

　　20世纪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向近代历史学转变、迈进时期。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20世纪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的重大课题，既要破除传统，背离传统，超越传统，又要归依传统，认同传统，继承传统，20世纪中国历史学就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摆动。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已久，人们渴望从封建思想中获得解放，创造新生活。因此，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叛离传统，向西方学习新观念、新方法，向传统挑战。五四是最激烈地反对旧传统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主张打倒孔家店。李大钊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鲁迅借狂人之口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注：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梁启超说：“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注：梁启超：《新史学》。）由于当时尊孔复古势力很大，儒家思想尚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对之做猛烈的抨击，自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思想文化方面不可能长期摒弃历史遗产，此后不久，清华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表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一批学者致力于融合中西学术，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王国维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实，五四运动中反传统的战士们，都受过充分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既熟读经史，又精通西学，可称学贯中西，通晓古今。他们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不适应近代要求，必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传统中蕴含着珍贵的宝藏，需要发掘、继承、利用。如鲁迅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和辑佚。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做了思想史、文化史方面许多考证。郭沫若研究了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等等。

　20世纪除了实证史学以外，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20年代，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此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二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做了全面的阐明，教育了当时千百万革命者和后代的历史学家。还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们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研究的重点以及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二者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相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过去，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来区别这两个学派，用阶级属性来标识某个学派和某种学说，这未必能十分确切。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很多知识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为各个阶级所认同。自然科学即属此类，它没有阶级性，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的物理学。社会科学虽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包含有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真理性知识。历史所提供的许多经验和智慧，任何阶级都可以借鉴，并不是对某个阶级才适用，对别的阶级就不适用。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超越时空、超越阶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仍承认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学界热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此以前的大学讲坛上，马克思主义者占很少数，而且是不合法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才占领了史学阵地。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历史看做是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坚持以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历史研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建立了各个分支学科，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历史学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讨论了诸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少数民族史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提高了思想认识，活跃了学术空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内，出现了一些有水平、有特色的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本，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及其他通史、断代史、专门史著作。

　　17年间，中国历史学继承了上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并吸收了实证史学的成果，取得的成绩是十分巨大的。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和弊端。主要是：按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混淆了界限，挫伤了历史学家的积极性。“左”的倾向十分严重，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史学领域中表现为拔高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地位，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农民战争史几乎代替了整个的中国历史。不但帝王将相被打倒，连陶渊明、杜甫、苏轼这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也失去了光彩。到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农民起义的领袖很多也被打倒。项羽出身贵族，自应在被贬之列。刘邦、朱元璋后来背离农民，蜕化为地主阶级，李密投降了唐朝，宋江受招安，李秀成成了叛徒，都受到了批判。历史人物大多被否定，中国历史上一片黑暗，历史内容贫乏干枯，文化遗产被无情践踏，表现了可悲而荒唐的历史虚无主义，令人浩叹，发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即是从历史学界打开缺口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此后，历史被践踏，被滥用，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影射史学流行，全民批林批孔，学习儒法斗争，批水浒、批宋江，历史学成为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玷污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声誉。

　　这里，不能不提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20世纪历史学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学从根本上说要服务于现实。历史学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对现实不发生任何作用就失去生命力而将萎缩消亡。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历史的，都是对过去经历的经验总结。“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今天和未来。但是，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推动人类的进步。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历史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精神，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

　　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十年浩劫，从一片文化废墟中走出来，经过拨乱反正，迅速地恢复发展，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大学的历史教育重新恢复，走上正轨，培养了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师范生，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大批成长。文化大革命压抑下的积极力量，一旦被解放，喷薄而出，势如春潮奔放，形成生动、活泼、繁荣的局面，教条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研究禁区被冲破，外国史学理论大量引进，各种学术意见，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各种观点和体裁的史书络绎出版。改革开放20年来，累计出版的史学著作、回忆录、地方史、资料集有2万多种，各类史学文章不下20万篇（注：据《中国历史学年鉴》历史记载。），研究工作得到长足的进展。

　　近20年，中国历史学处在一个新的反思和探索时期。一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接受了深刻教训，人们在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的曲折道路，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何以历史学一度被四人帮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人们经历了前一段的灾难，才会有后来的清醒。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将近30年间，由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几乎隔绝，不了解国际历史学的动态和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解放，认识活跃，对于外国的各种学术流派，诸如德国和英国的文化形态史学、法国的年鉴史学、美国的边疆史学，以及近代化史学、计量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都感到很新鲜。外国史学在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许多史学家翻译介绍国外的史学流派和动态，试图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路径。三是中国面临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很大冲击。历史学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激发新的活力，保持发展的势头？尤其是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巨大的变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重大问题，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家的面前。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即将走完百年路程，跨进21世纪。在新的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道路更快前进，国民经济将走上一个新台阶。从小康社会向着富裕社会迈进，更加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国家，在近现代又经历了漫长、崎岖而独特的道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历史科学作为社会的记录，是先辈们实践经验、成就和创造性文明的贮存库，人类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和独特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经验将能极大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明的宝藏。在新世纪会有许多重大的历史课题和文化工程被提上日程，如编写大型的中国通史、大型清史、大型中华民国史、大型中共党史、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加强对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和各种专门史的研究。社会将更加关注历史学的发展，会有巨大的人力、财力投入，会涌现大批历史学家，会有许多精品佳作问世，将从历史上开发出更多更好、符合群众需要的精神产品，中国历史学将迎来阳光灿烂的新世纪。

　　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体系，给我们提供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主观认识更加符合于历史实际。尽管人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才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的转变。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仍将引导中国历史学迅速前进，再创辉煌。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它依靠自身的理论威力确立指导地位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发号施令。它允许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存在和发展，将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展开讨论，百家争鸣，明辨是非，从中汲取营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学派，在它产生时期，曾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有容乃大”，我们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类文化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固步自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在发展中才能很好地坚持。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派和学说，是下个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够青春常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更加拓宽研究的领域。当前，历史学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科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方兴未艾，诸如社会史学、人口史学、生态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计量史学正在崛起。由于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从其它科学中借用了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真正全人类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致力于通史研究与专史研究的结合，致力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不再局限于条块分割，不再满足于政治、经济、文化鼎足三分的格局。这将使整个世纪的历史学克服内容狭隘、选题单一、方法陈旧的缺陷，有利于历史学改变面貌，焕发出青春。

　　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把20世纪的近现代史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予以特别的关注。尽管尘埃尚未落定，盖棺犹难定论。人们惯常要考察昨天的事件，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取教益，增长智慧。因此，近现代史永远显示其新鲜的光泽和永久的魅力。历史学家总是努力克服收集资料的困难，冲破禁忌，越过雷区，投身于近现代史的研究，试图对刚刚完成的历史过程作出科学的、合理的阐释。司马迁作《史记》，一直写到刘邦、项羽和《今上本纪》。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隋唐五代史部分写得最为详尽，最为用心，篇幅亦最大。马克思所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是研究当代历史的典范，恩格斯称赞说：“他对当前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注：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深入研究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及其事件、人物、思想、制度，作出公允的评价。20世纪是苦难的世纪，也是伟大的世纪，中国贫困、屈辱，进而奋起抗争，富有慷慨悲壮、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内涵。人的痛苦，人的力量，人的价值，表现得淋漓尽致。21世纪的历史学将透视、描摹、再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育。

　　历史学的繁荣常常和新史料的发现、公布有关。我国历史悠久，还有许多未为人知的重要史料隐藏在各处，如深埋在地下的古代陵墓、城垣、民居、实物。随着基本建设的进展，考古发掘将会有重大的收获。即拿现存古籍来说，亦数量众多，浩如烟海，分散庋藏于全国各地，至今尚无精确统计，更谈不上整理、出版和利用。下世纪内将会对存世古籍进行全面清查和大规模整理，这批丰厚的文化遗产将推动历史研究更快前进。近现代档案是研究当代历史最重要史料，汗牛充栋，现尚深藏库中，许多文件有待解密公开。至于外国资料，分散在世界各国，用各个国家的语言写成，数量浩瀚，情况复杂，亦需要弄清藏地、数量、类别，进行认读。总之，21世纪，将有大量史料需要挖掘、整理、刊布、利用，将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总之，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将是历史学繁荣的起点。

　　随着科学技术和电子信息的发展，历史研究的观念、手段、工具正在发生重大革命。这将给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利用电子计算机寻找、积累、贮存历史资料将极大地减轻史料工作的劳动强度，使浩繁的史料得到方便而充分的利用。通过对计算机整理出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用统计图表和数字公式来显示某种历史趋势，将使研究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以弥补研究中例证性和罗列性的不足。我相信，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和推广将使历史研究跨入广阔的新天地。

　　尽管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将会有很多发展的新机遇，但历史学要前进，最重要的是靠历史学家素质的提高和主观的努力。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用来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要树立起勤奋钻研、孜孜不倦、淡泊名利的敬业精神；要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史论结合的优良传统；要发扬谦虚谨慎、戒急戒躁、严肃认真、尊重学术规范的学风。这样，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就一定能繁荣昌盛，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