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属于大的人类生活史的范畴，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涵。政治文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也以自身独特的面目体现着人类文明的水平。
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同，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首先，从文明的主体属性上看，政治文明是由历史上不同的政治主体创造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级性与民族性。我们不妨将创造政治文明的各类政治主体通称为“政治人”，他们具有特定的身份属性，或为贵族，或为文臣，或为武将，凡此不一。其次，从文明内涵上看，政治文明是指那些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出来的各种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及政治活动等各项成就。这些成就连同创造它们的主人——“政治人”共同构成了政治文明的主体要素，狭义的政治文明指的就是这些政治主体要素，它们是政治文明史研究的对象。
政治文明史研究兼具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属性，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主要致力于研究政治主体要素的发展规律，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史、静态的制度史及动态的政治以及政治主体史等分支领域。其中，静态的制度史研究着重于探索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的发展规律。动态的政治史研究则侧重权力的产生、运行以及权力主体因素的变化。毫无疑问，在诸多政治主体要素中，“政治人”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历史上灿烂多姿的政治文明现象的直接创造者，并且总是由少数精英人物组成的，是他们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换言之，政治是一种由人演绎的行为，它最大的特征是能动性，研究政治主体面貌特征有助于弄清政治的演进规律，也是提高政治文明史研究学科性的必要途径。因此，关于政治主体的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科意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政治文明史的发展理路，进而认识政治的本质规律。在未能取得广泛的研究共识之前，我们不妨将这方面的研究笼统地称为政治主体史研究，它构成了政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而也成为政治文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笔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研究便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范畴。
笔者之所以持有上述这些主张，主要是基于考察历史后得出的如下理论假设：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例如大家熟悉的二十世纪的前苏联苏维埃制度，由于操纵制度的政治主体的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所谓列宁与斯大林模式。所以，研究政治史不能不首先关注政治主体的异质变化。历史上，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发生国家政治主体变异，这种变化不仅会发生在朝代鼎革或改朝换代的时候，也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不同阶段。以中国历史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唐宋时期的政治面貌不同，究其根本原因不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在两个时期政治主体的异质结构，这种政治主体的异质决定了各自政治面貌的差别，前者呈现为贵族政治的主体形态，后者则为文人政治主体形态。所以，欲要理清中国政治文明的演变轨迹，理想的途径应该是在考察国家政权结构与制度演进的同时积极关注政治主体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
然而，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偏重于静态视角的组织原理及结构的制度史考察，而忽视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下的政治主体结构变化的客观事实，于是立足静态视角的制度史研究便显得不那么具有活力，胶柱鼓瑟的制度史研究缺乏应有的历史穿透力和思想张力，甚至与现实人们的需求不相适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政治史研究对当代人的吸引力，历史学在二十世纪日益沦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过去，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活跃的“政治史”研究又多是对单个政治事件的孤立研究，并不着眼于对政治主体变化的系统考察，所以以往“政治史”的概念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文明史”，它无法全面含盖“政治文明史”的丰富内涵。

令人可喜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立足动态视角的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充满活力的政治主体要素上，历代政治主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大大提升了中国政治文明史的学术地位，增强了人们对这门科学的认同感，同时也为建立中国政治主体史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了弄清中国政治史演进的规律，人们日益重视立足动态视角对历代政治主体做纵观或断代的考察，这类研究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显著趋势，有关的研究活动方兴未艾，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针对历代官僚士大夫的研究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关于中国政治主体的历史考察在华人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开端，早先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一批华人学者如何炳棣、萧公权、杨联陞、张仲礼、许倬云、余英时等对中国古代政治精英及明清两代地方缙绅的研究开创了有关中国政治主体史的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古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个政治精英阶层，拥有知识、参与政治是这个精英阶层的显著特征。确如海内外学者普遍认识到的那样，文治化特征是中国古代政治主体的最主要特点之一，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政治的主体发展规律。再以唐朝政治主体史的研究为例，近二十年来海外学者对此间政治主体的动态研究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美国学者戴维·麦克马伦及包弼德这样出类拔萃的研究者[1]。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古时期的政治主体做了动态的历史考察，出现了许多研究的精品力作。
唐朝政治主体史之所以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原因正在于它所处的中国古史“分水岭”的特殊地位。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一个阶段，封建政治主体的机质性变化无疑是此间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然而若问唐宋政治主体面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迄今学术界似乎缺乏应有的概括。以往，国内许多学者习惯从静态角度“由理论到理论”地概括历史的主体面貌，人们习惯运用所谓“后期封建社会”或着“强化了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概念指称唐以后包括政治史在内的中国历史，这种简单化的“以论代史”的做法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研究视野，使得我们无法认清隋唐以来中国政治的生动面目。这些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唐宋时期业已变化了的政治主体机质的特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几乎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唐朝政治主体史的研究方面，人们习惯停留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缺乏进一步的微观考察，因而有关唐宋时期政治主体面貌的宏观概括不够创新。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中国封建政治主体到唐朝发生了一次机质性的巨变，这一变化导致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机质走向性的改变，即由汉魏以来的封建“贵族政治”向唐宋以后的封建“文人政治”转化，陈寅恪先生发现的唐朝“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便是这一转化的具体表现。由于贵族政治的瓦解，唐朝政治的主体面貌出现了空前的文治化倾向。拙著《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便是笔者有关这种变化的初步研究成果。
笔者之所以用“贵族政治”和“文人政治”的概念指称唐朝其前其后的中国政治主体演进，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从中国古代政治主体的机质成分上看，传统的“官僚政治”概念不能准确地揭示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政治主体面貌。唐朝以前也是官僚政治，只不过那时的封建官僚多为贵族成分，因为那时的选官标准体现了贵族专政的性质，在政治主体面貌上呈现为典型的“贵族政治”。 “文人政治”的概念不仅可以避免传统“官僚政治”概念内涵上的上述局限性，更能贴切地描述唐宋时期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认为：政治制度史与政治主体史有着不同的研究范畴，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理论加以概括，进而建立各自不同的理论，以便丰富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内涵。

研究中国政治主体史，必须关注历代选官制度，这是我们能否科学地开展政治主体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还须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演进置于儒家文治思想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人政治”是以儒家封建论为思想前提的，这个前提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始终不曾发生动摇，自周秦以来这个前提始终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原则。儒家的这个理论前提强调的是君权至上和天下一统。周秦以来人们用贵族血统论来维系这个前提与传统，于是出现了恩荫、郎选及“九品中正制”等各色各式属于“贵族政治”范畴的选官制度。在唐朝，儒家这个前提被赋予了文治精神，强调人文价值。受这一精神的支配，唐朝的选官标准强调文学与才能，政治主体机质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呈现出崭新的文官执政的局面，中国封建政治主体面貌由此打开了新的一页，文人政治局面形成了。
唐朝的文人政治首先体现为一种以择官标准的更新为内容的思想变化，进而演变成为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唐代文人政治强调国家高级职官必须以文化才能作为进身升级的基础，舍此之外的血缘、门第、官亲等传统的身份条件开始让位于新的标准，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于是魏晋以来贵族政治时代的那种人品舆论渐渐淡出了唐朝择官用人的标准之外。文治精神是唐人治国和立身的思想核心，成了朝野上下普遍持有的政治理念。对此，唐人有自己的表述，正如刘肃在《大唐新语·总论》中所说：“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这里强调的以人为本、以文为先的理念，正是唐人新树立的政治价值观，文教治国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以人为本则是唐朝文治的本质所在。尽管中国文治思想的萌芽很早，而将文治主义精神确立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则是唐人的一大历史创新。有这样一个文治主义的政治理念，加上科举制度的制度保障，唐朝造就了一个富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统治阶级，造就了空前繁荣与发达的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的文人政治否定了先前形形色色的以血统论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机质，是开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新纪元的显著标志，“文人政治”因此成为唐宋时期新的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
除思想变化之外，唐朝文人政治在主体构成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如传统“士”阶级的身份变迁、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的解体、进士科的兴起等等，这些无疑是唐代文人政治主体结构的历史性变革的具体表现。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儒学地位的沉浮等方面感受到某种唐朝文人政治的政策气息。根据《资治通鉴》记述，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1]改封孔子嫡嗣褒城侯为文宣公，[2]突破了汉、魏以来历代仅封孔子后人为褒城侯或褒圣侯的规定，整整将孔子后人的爵位提升了一级，这件事情表明了唐朝实行文教治国的历史性决心。
唐玄宗则在册封孔子为文宣王的同时，唐玄宗将孔子儒学提高到了“弘扬王化、启迪含灵”的政治高度。也在这一年中，唐玄宗命令天下各州县大兴文教，将学校建到了乡里一级最基层的单位。[3]唐玄宗时期接连发生崇儒兴学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它们标志着唐朝文治局面的形成。
勿庸讳言，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唐代文人政治的面貌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工程，需要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寻找若干恰当的契入点，是揭开唐朝文人政治面纱的关键。在这方面，前辈学者牟润孙先生曾从官制史的角度选择了唐初中书省职责的变化及中书舍人遴选对象的变化为突破口，对唐初文人政治的形成做了颇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尽管牟润孙先生未能在概念上明确界定“文人政治”的理论内涵，但是他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文人政治”一词，详见牟先生所撰《从唐初期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一文[4]。岑仲勉先生没有明确使用过“文人政治”的名词，但他对唐朝郎官石柱题名以及翰林学士壁记所做“鞭辟入里”的考订和注补无疑为后人研究唐朝文人政治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新史料，岑先生的研究成果收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他出版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中。

如上所述，揭示唐朝文人政治必须从政治主体的研究入手，但是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职官制度史的研究套路，而应恢复职官作为“政治人”的能动的本来面目，从分析他们的身份构成到考察他们的行动作为，从中寻找政治主体史的演进规律。
古代中国的文人阶层真正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在封建政治主体结构发生巨变的隋唐时代，确切地讲这种历史变革发生在封建文人政治开始的唐朝。大唐帝国的高级官僚明显具有文人的身份属性，并在王朝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产生于此时的“学士”官是一个重要标志。唐代学士的身份已经从魏晋以来的门阀贵族身份向新的学者型官僚转变，正如美国学者包弼德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使人成为士的三种最重要的身份属性是文化、出身和官位。[2]唐代学士官身上便具有这三种身份属性，他们既有门第的身份属性，又有学者的身份属性，属于典型的学者型官僚。造成古代“士”的这种身份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贵族政治自然瓦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推行科举制度的结果，唐朝的文人政治因科举制度而兴，自唐初开始日渐成为新的政治传统，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盛唐时期朝野间“大臣以无文为耻” 的政治共识便是明证。
唐人的文治理念被此后的宋人所继承，宋代有学者总结了知识文人与王朝政治的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治乱，在夫人才之盛衰。国家之废兴，系于贤者之出处”。[3]
曾经何时，在去唐不太远的南北朝时代，人们还生活在贵族政治的笼罩之下。那时盛行血缘决定人生的政治法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普遍被政治上血统论宿命论的思想束缚着。《南史·范缜传》记述了一位王公贵族与出身贫寒的知识文人范缜的对话，当时范缜说出了如下这段名言：“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
何处？”范缜是一位不信鬼神的思想家，但他对因果之类的学说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页。
[2]（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6页。
[3]语出宋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
似乎并不反对，身处贵族政治时代的他面对现实有很多的无奈，人生如同游戏，他无法从理论深处认清贵族政治的本质。
隋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推行了空前公平的科举制度，更在职官设置与选拔上建立了有利于普通文人施展才能的机制，文学成为了选官的新标准，进士成为人们青睐的科举项目。盛唐以后，政府在进士等常规科举考试的基础上，还面向朝廷文官专门设置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书判拔萃等“科目选”，[1]旨在选拔更优秀的文官。这些由吏部主持的科目选每年录取的人数只有三名，却成为朝廷高级官僚的来源。晚唐时期，至少在白居易时代，帝国的文人政治局面已达成熟，朝廷高级官员的选拔遵循着白居易总结的路线：
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薄、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2]
这是唐代文官仕进的理想途径，其中处在最低位置的秘、著、校、正、畿赤薄尉等文职职位通常授予科举考试得中功名的新进士或明经，品秩虽然不高，却是前途无量的士林清选，一向为文人器重。
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翰林学士的出现，那些由科举入仕并做到相当级别的文官大多从充当学士官而升任宰相，这几乎成为盛唐及宋朝宰执官升迁的一种仕途公式。唐代学士来自于朝廷职官中有文学才能者，他们充当着皇帝政治顾问的角色，入为近侍，出为大臣，或制礼定乐，或运筹出令，在王朝政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唐朝形成的翰林学士制度是中国封建文人政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开展对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历代政治的生动面貌，而且有助于丰富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内涵，不失为一条构建中国政治文明史的有效途径。

[1]《韩昌黎集》卷十六
[2]《白香山集》卷四十六。
[1]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