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隋唐史研究不仅大师辈出，成绩卓著；同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独到的治学经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治学方法，为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东西。为了总结和继承这些宝贵的学术遗产，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六世纪研究所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以“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在20世纪学术背景下，对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等三位隋唐史大家的史著、史识及治学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对于认真总结20世纪中国隋唐史的研究史，全面认识我国目前隋唐史研究的现状，关注当前这一领域里的各种热点问题，从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积极推动隋唐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刊选登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五篇论文和一篇综述文章，以飨读者。

[摘 要]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妁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现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关键词]古代文献资料整理；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文化史观中国化；唯物史观学术化



在回顾唐长孺师毕生学术贡献时，就不能不提到在他倡议并领导下，历时十三年才完成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唐师对吐鲁番文书的接触，据我所知，早年是通过王树柟的《新疆访古录》、金祖同的《流沙遗珍》等。新中国成立后，除了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文物》杂志20世纪60年代后所刊载的少量发掘简报，还有沙知先生利用出土文书研究有关契券制度的文章，以及所能见到的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更集中地看到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论著是在1962年。唐师嘱人由香港购回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所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两册，其中除引用敦煌文书外，还比较完整地引用了“大谷文书”。利用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中的某些问题，此时已引起了唐师的关注，只是由于“左”的干扰，特别是唐师于1964年去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一去十年，直到1974年夏才完成，因而耽搁了下来。
1973年夏，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任中共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支部书记的彭神保提出一个点子：为编写教材外出搜集考古材料。当时，居然得到校方同意，随即拟出路线图：洛阳——西安(包括周围诸县)——天水麦积山——兰州——新疆——敦煌——大同。于当年10月初成行，12月中旬由兰州赶到乌鲁木齐。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院展览厅中，看到了数件文书。在此期间，也看到了当年出版的11期《文物》杂志，其上有多篇新疆同人利用文书撰写的论文。接着又得到新疆博物院的热情介绍，使我们大开眼界，异常兴奋和激动。当时，彭神保提议给正在北京中华书局做校点工作的唐长孺师写信，介绍初步所见所闻。当年12月底到达敦煌千佛洞后，接到唐师的信，认为这批文书的价值，就在于在某些问题上，“将使唐史研究为之改观”。同时，提到已向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峤建议整理这批出土文书，并获得同意。1974年元月中旬，我们赶到北京，向唐师作了汇报，并见到国家文物局领导，知道王冶秋决定由唐师主持，由新疆与武汉大学合作，文物出版社负责出资，开展整理工作。
1974年春节后，唐师决定动身前，考虑到整理工作本身之需要，也考虑新疆方面文献资料的缺乏，故开出了一大批书目。这些图书既有基本史籍，也有内典；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工具书。除了向武汉大学校、系及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借用外，唐师的一套扬州版《全唐文》也装箱。又考虑到工作的特殊需要，还将在西安购得的一台旧式国产复印机一起运到新疆。而就在动身前夕，唐师一人被强留下来，要他去做他不愿做的事——“评法批儒”。而其他能去的人，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当年9月中旬才动身去乌鲁木齐。

1975年4月底，唐师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英语、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谭两宜先生和我去乌鲁木齐。唐师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到发现文书的古墓，也参观了交河、高吕两座古城，激动不已。但就在去南疆的库车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行走在路况极差的“机耕道”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唐师不得不返回北京，住进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诊治。我与谭两宜则留新疆继续工作，谭两宜负责清理博物馆藏文书登记，我则又下吐鲁番地区博物院，清理、拼合、录文其所藏文书及墓志。
期间，王冶秋又专门给国务院写报告，提出由唐师负责，带领专班人员，整理吐鲁番文书。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又经邓小平副总理圈阅，遂决定将此项工作转至北京进行。我与谭两宜在9月底结束新疆工作，于10月初到北京，在医院了解到唐师本因深度近视，视网膜极易脱落，因眼底出血，造成晶体混浊，复明有难度，直到11月15日唐师才出院。这时，新疆博物馆也将馆藏文书装箱运到北京，参加整理工作的各路人马也陆续抵达，唐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整理工作。
在唐师指导下，我根据1962年冬在唐师指导下所作敦煌文书录文校补的体会，以及1974年、1975年在新疆初涉吐鲁番文书整理的点滴体会，加上学习历史所1958年所编《敦煌资料》第1辑，以及日本所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册，吸取、借鉴其有益的方法，草拟了一个“录文须知”。经整理组讨论，定下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工作原则。
面对近万片的残片，首先要在辨识的基础上，作出准确录文，而录文和碎片的拼合是两项最基本的工作。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要求，最开始还必须仅据那些照、洗并不高明的小照片，做录文与拼合。唐师也和大家同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作，但由于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镜矫正也只有0．3度，困难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最后，唐师发现若在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正面看起来就比较清晰，这一经验也为大家所仿效。
在录文核对，以及准确进行碎片的拼合时，就要接触原件了，而这些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之物，其中不少还有血污等因素，辨识既难，且多有尸臭味，甚至可能还有细菌，但唐师毫不考虑个人健康，每道工序皆不免省。我出于考虑唐师身体健康，劝他注意少接触，但唐师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只好在休息时和进餐前带他去洗手。
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这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而在进入“定名”、“断代”阶段，更是艰辛，因为判断文书整理成功与否的标志，主要是根据释文拼合之准确，“定名”之遵合古制，“断代”之清晰等诸方因素。其中，文书之准确“定名”和“断代”所要求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难度因而也是极大的。故作为文书整理的领导者，尤须在历史及古文献、书法诸方面具有渊博精深之学识，方能对这批从十六国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官、私文书，以及古书、佛、道经典作出准确之定名。面对大量并无纪年之残片，既要考虑纸质，又要考虑书法之时代风格变化。除了这些“外证”，还特别需要从文书本身寻求“内证”，从而作出适当的判断(准确或比较接近的“断代”)。
由于整理组成员来自多方，学识、性格不同，甚或间有“利益”之冲突，也会影响整个整理工作。但唐师不仅凭借自己的学术威望，而且以“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处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保证了较快、较好地完成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和四巨册图文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全书出版后，文物出版社的多位编辑都多次给我讲到：“要不是唐先生的领导坐镇，你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成”。

人们往往只看到唐先生在整理工作上的贡献，可能忽视或不知，唐先生在完成整理工作过程中，又直接培养了那些有机会参加整理工作的同志，从具体到一个字的辨识，到文书的拼合、定名、断代，以及进一步的研究，皆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唐师的教诲。特别是唐师决不搞知识私有，总是毫无保留地当众讲出自己的精辟创见。当时也有人立即抢先撰文发表。我曾和唐师谈及此事，但他毫不在意，依然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由于唐师的倡导和领导，开始于1974年的整理工作，至1986年春，历时十三年，终于大功告成。唐师提出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是在他年届六十岁时，这时他在学术上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在学术上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始终保持高度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唐师长期离家，持续十年在北京校点“北朝四史”是这样；远赴新疆，克服目疾的折磨，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主持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在唐师身上，可以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忘我”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学人风范。
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师虽有惊无险，并因避震人住故宫武英殿，接着又带领整理组转到上海继续工作，直到当年底，始返京。工作的繁重，生活的困难，加之年纪的增老，唐师生过病，还入北京医院救治过。特别是在恢复研究生的招收后，唐师还要返校给他的研究生和系里的本科生开课讲授，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卷》主编，还有国内外学术会议，这些都要花费相当的精力，但始终没有影响他对整理工作的指导。唐师返校是因为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但唐师母骨折住院，唐师却没有为此请假回武汉照料。唐师在京工作期间，绝大多数日子，中餐在食堂就餐，早、晚餐就由我这个自入初中到参加工作后，均是吃食堂，而不会做饭菜的人去掌勺，但唐师从不高要求，更不责难我。
正是在唐长孺师坐镇和他身先士卒的率领下，终于完成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今天我们在缅怀唐先生的风范时，学习和继承他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以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