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清史学界比较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学术界举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著作。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等单位主办,厦门大学历史系承办,在福建召开了“第八届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清代的边疆和经济;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瑞典Uppsala大学联合召开了“中瑞近代历史研讨会”,两国学者对中国和欧洲15世纪以来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9月,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和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十八世纪北京与世界名城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10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山西晋城市联合召开了“名相陈廷敬暨皇城古建学术研讨会”,对清初大学士陈廷敬生平事迹以及陈廷敬故居文物价值进行了专门研讨。1998年出版的清史研究著作主要有:李世愉著《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冯佐哲著《和�テ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李治亭著《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吉远著《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另外,顾诚的《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出版于1997年,但学术界见书较晚,在1998年仍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对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此外,还有大量论文问世。本文拟对一年来清史学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略作评述。

　　　　　　　　　　　　　　一、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

　　不论治清史者专长在何种领域,不论他目前的兴趣集中在哪一个具体问题上,对明清鼎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他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因为爆发于17世纪中叶的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人所谓“天崩地解”“天下陆沉”),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近三百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研究者回避这场变革,或对这场变革缺乏起码的常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清代历史。20世纪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评价曾经历了数次变化。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曾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的真正目是通过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以建立共和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清朝统治的正确认识,故一时间,反满宣传甚嚣尘上,清史被简单化为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历史。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清朝历史的评价渐趋理性化,许多学者在承认民族矛盾的同时,也高度评价清朝政权在实现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社会生产等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在认识的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因为清朝政权后来成为中央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一些学者遂将顺治时期清朝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一概视为国家统一战争,进而提出洪承畴等降清人物为清初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辨别历史是非的问题。1998年,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学术动态》版)中提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张玉兴在《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上发表了《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一文,专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张玉兴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作者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顾诚的《南明史》在1998年仍受到清史学界的关注。该书根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认为它“代表着南明史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南明史》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南明史·序论》第3页)
　　二是否定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顾诚认为学术界将既成事实当成历史必然性,就本质而言和封建史学家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在他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南明史·序论》第5页)
　　三是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顾诚在《南明史·序论》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顾诚《南明史·序论》第3-4页)
　　清史学界对顾诚上述观点的看法不尽相同。陈梧桐对顾诚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十分欣赏,认为坚持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观点”,改变了那种把既成事实当着历史必然性的做法(参见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读顾诚著〈南明史〉》,《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纪程认为顾诚关于明清历史发展线索的论述“充分体现了是人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南明史的研究从‘天命论’、‘宿命论’的阴影下摆脱出来,真正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纪程《南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顾诚《南明史》读后》,《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但也有些学者对顾诚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李治亭《南明史辨—评南明史》一文(《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对顾诚《南明史》的基本体系和观点提出质疑。李治亭认为:顾诚的《南明史》有意抬高农民军余部在南明诸政权中的作用,甚至将他们取代南明诸政权的主导地位,变为南明历史的一条主线,是不恰当的。所谓《南明史》,实际上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篇。李治亭指出,顾诚站在南明与农民军余部的立场看待明清兴亡,歪曲了南明史的真相,将研究引向歧途。李治亭指出,明清之际的动荡,其实质绝不是汉族各派与各民族抗清排满问题,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无论哪一方统一中国都不是一件坏事,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逼近的情况下,结束动乱,实现国家统一乃是当务之急。《南明史》的失误,就在于它非要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统一与分裂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按照民族矛盾的模式,改成以南明、农民军余部,进而扩大到满族以外的各民族为一方,以满族贵族为一方的民族斗争,并以此为政治分野,降南明者可以,降清不可以,必受谴责。顾诚虽然也承认满族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员,但全书是把满族置于外来的异民族地位的。此外,李治亭还对《南明史》的“民族征服论”、“窃取论”、“破坏论”、“打断社会进程论”进行了全面批驳,认为《南明史》“是为明朝覆亡唱出的一首挽歌,是对‘汉族各派’联合‘抗清’斗争写的长篇赞美诗,是对清朝统一中国发出的一道声讨的檄文。《南明史》除了肯定农民战争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反清排满’思潮的集中反映。”
　　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顾诚对明清之际历史转变的基本理论具有明显的商榷余地。例如,在正视清朝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清廷从顺治年间就已开始,特别是在康熙帝亲政后大力实施的政策调整,《南明史》对清廷民族压迫的论述十分充分,但对其政策调整的论述却异常薄弱,就连陈梧桐也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遗憾。”(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读顾诚著〈南明史〉》)然而,忽视清廷的政策调整,就不可能回答为什么清初民族矛盾最终走向缓和,清朝政权终能获得巩固,也不可能充分估计抗清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研究历史必然性问题,似乎也不宜简单化。确实,既成事实不等于历史必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从来都是、而且只能通过既成事实体现出来,它绝不可能通过后人的种种假设,或未成事实的种种可能性体现出来。17世纪中叶,在明朝政权已经极其腐败,张献忠滥杀于西南,李自成战略决策频频失误,抗清力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充满朝气的清朝取代明朝恐怕不是简单的历史偶然。承认清朝取代明朝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不等于肯定清廷民族压迫,相反,从历史的辩证与曲折运动中,人们会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新著《清康乾盛世》正好对顾诚的质疑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回答。李治亭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代了巨大成就。作者通过对康乾时期中国社会状况的考察,指出:在这一百余年中,清朝具有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的鲜明特征,而盛世局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我认为,李治亭对康乾盛世的分析是正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康乾时期的清朝称为“盛世”,并不是后人的发明,而是历史当事者对当时繁荣景象的普遍认可。无需讳言,清朝的盛世,只是相对以前各代而言,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但落后的历史责任绝不应当仅仅由一代人承担。事实上,中国的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的拉大,不过是对数百年落后历史的一次总结罢了。如果我们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康雍乾三帝,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否定清朝繁荣局面的出现与存在,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就学术界关于明清之际及清前期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出现不同观点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清朝,特别是清初主要社会矛盾及历史发展趋势的估计不一致。从学术发展趋势看,这种争论将长期存在下去,而这对清史研究的深入是十分有益的。
　　在专题研究上,何龄修的《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燕京学报》第3、4期)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作者旁征博引,对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一百名幕府人物的姓名、籍贯、生平事迹进行详尽考辨,基本理清了扬州幕府的组成和素质,为深入研究史可法其人及其抗清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作者认为:史可法实际上是太平宰相人选,个人素质与他的时代和任务存在着严重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他一事无成,连扬州也没有坚持几天,他的悲剧的根源在此。”
　　1998年明清之际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李自成结局问题”研究课题的结项。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由王戎笙主持完成(参见《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李自成结局如何,近十年来史学界争论激烈,但主要有两派。一派主张李自成兵败后在湖北通山遇害;另一派主张李自成率领大军顺利转移至湖南,后来禅隐石门夹山寺,秘密指挥联明抗清20年。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这两种说法的源流、演变进行了深入考辨,明确指出:清初即有多种材料证明李自成兵败遇害,禅隐说产生于李自成死后一百余年的乾隆年间,首倡者并未将其作为信史,而是作为传闻,“俾后之怪史传异辞者,亦有所参考”。此后,尽管有人宣扬禅隐说,但因其缺乏新的材料和见解,在清代和民国均未产生大的反响。研究报告对当代禅隐说倡导者大力推崇的湖南石门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文物,作了颇为详尽的辨析,认为:石门奉天玉和尚墓所出土的文物,刚好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当代禅隐说论证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的关键文物是夹山寺出土的《圹符碑》,一些学者认为该碑含有“闯王陵”三字。经课题组组织有关宗教专家考证,比较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说法,他们指出:夹山寺的《圹符碑》,实际上系明代道符。类似石门的“圹符”,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而且在李自成出生前就已经有了,将《圹符碑》解读为“闯王陵”系明显误读,据《圹符碑》断言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显然有失轻率。目前,对李自成结局,学术界一些同志仍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有关讨论也将持续下去。

　　　　　　　　　　　　　　　　　二、政治与经济

　　明清鼎革研究是涉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而政治史则是相对单纯的专门化研究领域。1998年清代政治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制度研究更加深入。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一书是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对清朝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该书对清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次的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
　　关于清代中央政权,行人司很少为学者注意。阮明道在《关于清代行人司的考察》(《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对清代行人司的承袭、存废时间、衙门办事地点、行人的授予、职责、升迁,及其所起的作用,作了具体考察。郭成康《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从奏折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密谕嬗变的角度,考察了军机处的形成及其性质。他认为:研究军机处的设立,似不宜局限于军事方面的需要之类的偶然性历史因素,“而应把他看成是以强化皇权为核心的明清政治体制变革过程的最后完成,用传统官文书(题奏本章和谕旨)制度演变所导致的国家权力中枢转移加以解释。”关于军机处设立的时间,作者认为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今天如果一定要确定时间界标的话,似乎用赵翼‘雍正年间’之说,较为稳当。”
　　关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民间宗教结社一直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课题。宋军《明清民间宗教结社〈护道榜文〉考析》(台湾《民间宗教》第4辑)一文,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珍贵传本,参照档案、官书记载,对比各版本之异同,论述其源流,考察其传播和刊印,力图揭示这一沉寂多年的宗教结社文献之原貌。
　　1998年清代政治人物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冯佐哲的新著《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根据清朝档案、文集、《实录》、野史等大量资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并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该书对和珅旗籍问题、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和珅的家产数额、和珅财富来源等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证。对和珅的政治手段、与嘉庆皇帝的关系、生活与情趣等多方面都作了生动、详细的分析与叙述,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和珅细腻的感情,复杂的性格和贪鄙的行政作风。《和珅评传》的出版,有助于学术界改变将研究重点过多集中在皇帝身上的不合理现状。在历史上,皇帝确实代表着一个时代,但并不等于一个时代,史学家要真正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其首要前提是对该时代的一切重要方面,特别是对所有关键人物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认识,通过人物研究认识时代变迁,这大概就是所谓“知人论世”吧。人物研究的片面性,必然影响到人们对时代性质判断的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和珅评传》对促进清朝人物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具有积极意义。
　　1998年清史学界展开了关于陈廷敬的学术讨论。陈廷敬系山西晋城人,康熙朝大学士,讲求理学,在推动清朝政权儒学化,建立清廉政治,改善百姓生活等方面颇有作为,在清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历史资料等方面的局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陈廷敬研究甚少。然陈廷敬故居保留比较完整,具有较高文物价值。1998年清史学界一些学者根据陈廷敬故里的愿望,加强了对陈廷敬生平事迹和历史地位的考察,而这一研究也深化了人们对清初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的认识,产生了较好的学术效果和社会反响。
　　在指出1998年政治研究主要成绩的同时,也需看到,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着片面性。这主要表现在:对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观念的考察仍非常欠缺。人的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观念和情感的支配下完成的,在清代“有治人无治法的”专制条件下,研究政治文化更成为准确了解一个时代政治本质的基本环节。除政治思想这一传统领域外,政治行为模式、官场风气、普通士民政治心态、教化与反教化等诸多方面,都值得人们深入研究,而在这些领域,清人留给我们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
　　在经济领域,尽管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趋势,但总的说来,清史学界对经济问题的考察还是比较全面的。何平《论清代赋税征收及其变迁》(《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清代向民众征取税粮时所使用赋税册籍的论述,阐明了各种赋税册籍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赋税册籍变迁的动因。何平在文中提出两点认识:第一,推动清朝赋税征收工具变迁的动因,是既有的赋税征收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法久弊生”,从而促使清廷寻找新的赋税征收工具。第二,无论赋税征收工具如何改进,都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赋税政策的贯彻和赋税征收目标的实现,研究者要认识赋税政策的效果,除了要弄清赋税政策工具的内容及其变迁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探明与其直接关联的吏治状况和制度环境,因为一定程度上说,赋税政策工具的失效不过是封建社会吏治状况的反映而已。林仁川在《清初台湾郑氏政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清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和厦门设立商馆以及郑氏和英国贸易情况。作者提出:郑英贸易在台湾郑氏政权的对外贸易中不占主要地位,“学术界那种扩大郑英贸易作用的观点值得检讨”。学术界近年来谈资本主义萌芽的人少了,有人甚至对当年的讨论不屑一顾。事实上,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曾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明清特殊历史时代,尤其是商品经济问题的认识,如果说我们今天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有所前进的话,那么这种前进本身就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张和平在全国清史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从韦伯的社会假说看资本主义萌芽与清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对清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张和平根据韦伯的理论提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局限于纯经济领域,而要高度重视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的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就清代中国而言,整个社会除了在明末清初发生改朝换代这样大的变动之外,其在社会人文领域较诸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人们所发议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论都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对于历来倍受人们关注的所谓明清社会变迁,其实际意义或许跟我们所普遍估计的正好相反,即它不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表征,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十分不利的生存环境,因为这个环境不易产生资本主义精神,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提供可计算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张和平从社会文化的领域探索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视角,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肯定,但也有人指出:张和平认为清朝中国社会人文领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估计未必准确,用韦伯的理论考察中国社会也未必妥当。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的学者提出:这是典型的韦伯提问方式,其实,我们不应当问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而应当问: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欧洲产生了。在“中瑞近代历史研讨会”上,有的西方学者针对这一观点,提出:确实应当重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产生,然而,西方史学界对此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资本主义未在中国产生,这是历史事实,对此,中国学术界不应回避,应当进行深入考察。

　　　　　　　　　　　　　　　　　三、边疆与民族

　　边疆民族问题始终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因为对该领域的考察,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年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术界对清廷边疆民族政策的评价趋于客观。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的评价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偏高,只强调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合理一面,成功的一面,而忽略了它本身具有的民族征服性质,忽略了它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另一种又失之苛刻,甚至将清廷的治边策略斥责为欲使一些边疆民族“亡族灭种”。如何科学衡量清朝边疆经营之成败得失,成为许多学者所关心的课题。
　　成崇德在《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下)(《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清朝的边疆政策,吸取了前代的经验,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促进了国家统一”。但同时也指出:“清政府边疆政策在鸦片战争以前最大的失误在于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社会发展”,“清王朝统治者为了避免汉族人口流向边疆地区后与当地民族发生矛盾,往往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即禁止汉族人口流向边疆地区,其结果延宕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何瑜在《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中,对清廷海疆政策的目标及基本内容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整个清政府的海疆政策,既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保卫海疆的宁静;也没有积极地开发海疆,广泛地发展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交流;其对外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限制政策,不但没有限制住资本主义野蛮侵华的步伐,反而限制和封闭了自己,扩大了中国与当时先进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何瑜认为清廷海疆政策的思想根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二是清代前期历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地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三是因对洋人和汉人的疑惧心理而愈加突出“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清廷以禁、防为主的闭关自守政策,只能抵制和延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于一时,但终究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滚滚大潮。
　　马大正在《清代边疆史研究刍议》一文(《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中,对如何在清代边疆史研究上实现新的突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研究要有突破,首先要下大力气发掘新的资料;其次,要调整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第三,要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他指出:清代边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不仅要把开拓和丢失疆土的历史,同时还要把生活在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劳动、奋斗的历史昭示于世人。　
　　关于清朝国家统一与边疆民族问题,李治亭、李炳清在“第八届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论清代“大一统”与西北民族的“离心”运动》,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观点。该文认为:清代以前,历代并没有真正解决西北地区的民族管辖问题,因此,其“大一统”是不完整的。清人关以后,坚持“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同分离势力展开了数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将其逐一消灭,而且根除其产生离心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彻底把这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如同内地,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辖系统,使之同中央形成一体,成为中国的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清代康雍乾三朝,特别是乾隆朝最后的解决办法,应予完全肯定,他们把‘大一统’发展到了时代的极限,是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当然,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曾使用过极端手段,造成西北游牧部落的无数牺牲。同样,清朝及满汉与归属的蒙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总之双方各有付出,各有巨大的牺牲,但却换回国家的完全统一,这是值得的。一句话,这就是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共同作出的奉献。基于这一认识,就不能因为清朝在西北的所谓屠杀而否定她的历史功绩。”一些学者对这篇文章的一些提法提出质疑,认为将分离行为称为“运动”不一定恰当,将西北地区视为“乱源”也未必妥当。其实,用何种词汇概括某种历史现象,关键取决于研究者对它的界定。我认为,李治亭、李炳清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边疆研究,民族研究,既要重视统一势力的发展,也要充分重视各种分离势力的变化,通过对二者错综复杂关系的考察,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高翔在清史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浅论清代国家统一》,对清朝国家统一作了比较全面的评析。作者提出:不能将顺治时期清朝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视为国家统一战争,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争开始于平定三藩,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清朝统一事业的完成,是追求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中原和边疆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趋势,以及清廷巩固统治的利益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这一宏伟事业的完成,完全归功于两三个君主的雄才大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朝的国家统一政策尽管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其统一战争具有明显的民族征服色彩,战争中的滥杀行为,破坏了国家统一的形象,其恶劣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长期存在;二是其民族政策具有明显失误,如在“从俗从宜”,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同时,忽视了对宗教活动的正当管理,限制各族之间自然自愿的民族融合,等等;三是在边疆经营上,特别是在制定边疆防卫战略上,具有明显的重陆疆轻海防的特色,这一战略失误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后果。作者认为:学术界有必要全面、准确衡量清朝国家统一的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
　　关于清代土司制度,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一书比较全面地探索了土司制度的起源和形成,对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实施过程、政策措施、成败得失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论述,此外,作者还依据方志、档案、实录、文集等资料,对土目、土舍、雍正朝五省革除土司及新设流官等基本问题,作了严格考辨,对《清史稿·土司传》之错误,作了订正。该书资料翔实,论证充分,是近年来清代土司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总的情况看,清代边疆民族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研究边疆社会,既要重视对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民族的考察,也要重视对那些相对弱小的、不太引人注目的民族的研究。清朝历史,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所有成员,只有全面、准确考察清朝境内各民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经济发展、相互关系,我们才可能对清代国家统一、边疆开发、民族融合诸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四、清代文化

　　对文化一词,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本文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学术发展等诸多方面。
　　关于清代礼俗,张捷夫在《清代满族汉化与丧葬礼俗》(《炎黄文化研究》第4期)一文中,对入关前后满族丧葬风俗的变化(如从火葬到土葬,人殉制度及其废除、丧葬礼制由简到繁的演变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作者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在丧葬上,除废止人殉具有进步意义外,其它方面全盘吸收汉族丧葬文化,均不能肯定。“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强制满族人由火葬改为土葬,全盘吸收繁文缛节的丧礼,甚至比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心理的满足,也可能赢得某些汉族土大夫的拥护,但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未必是有益的。因此不能认为满族所有的汉化现象都有进步意义。继承传统文化只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正确可取的。”
　　明清之际的中国学术,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群体,一是江南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另一个是以河北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陈祖武《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蕺山南学北传之途径,特别探讨了南学对孙奇逢学术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该文对夏峰北学之南传,也进行了考辨,并探讨了《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二者间先后相承的学术关系,从不同学术流派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展示了明清学术演进的脉络。汪学群《王船山占学试探》(《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3期)通过对王夫之占学观的考察,分析王夫之研究《周易》的学术特点,即:在指出汉易宋易占学偏颇的同时,吸收各家之长,汉宋兼采;治《易》主占学一理,经传兼顾;以学释占,援占入学;重视运用,体现出通经致用的精神。
　　嘉道学术和士风,历来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陈其泰在《嘉道学术的奇葩—龚自珍、魏源的学术风格》(《东方文化》1998年第2期)一文中,对嘉道之际两个重要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的基本思想主张作了初步辨析,认为二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提出了非凡的预见,他们关心民族团结的主张难能可贵,在学术上,二人改造了今文公羊学说,将其变为论证封建“衰世”,批判专制黑暗统治,倡导变革的哲学思想武器。作者认为:“龚、魏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无愧是嘉道时代精神的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也因此提高到新的高度。”
　　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明清之际传教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研究热点。对传教士,史学界的评价曾发生过多次变化。过去,传教土往往被视为西方殖民侵略的先遣队,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估计较高,有人甚至将传教士东来,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西学东渐视为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如何全面、客观估计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准确衡量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理论色彩很强,而且对研究者素质要求甚高的学术课题。在新加坡召开的“明末清初的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何兆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历史上,西学的实质有中世纪和近代之分,担任第一波西学东渐传播者的天主教传教士,所要传播的是中世纪的神学观和科学体系,以抗衡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科学,而中国要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所不可或缺的是近代科学和思想。“所谓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的学说为体系,所谓近代思想是以培根和笛卡儿的学说为体系。由于这些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神学权威,天主教传教士因此存心抗拒,也就没有将这些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何兆武指出:近代西学传入中国并非是通过西方传教士,而是中国学者,“如果中国不是迟至19世纪末,而是提早两个世纪就接触到近代科学的经典体系和思想方法论,中国历史步入近代的历史和面貌必定大为不同。”(《重新审视西学东传的历史—明末清初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侧记》,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27日)
　　沈定平《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一文(《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对马国贤在绘画领域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作为最早正式进入清朝宫廷的西洋画师,马国贤通过倡导、传扬和艺术实践,特别是“西洋画房”的设立,为使西洋画艺术在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了首要作用;马国贤是将西洋铜版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在将西洋艺术引进中国宫廷的过程中,他也是为适应中国欣赏习惯和运用本地原材料进行创作,将西洋画法跟中国画风相结合的的最早推动者。此外,沈这平还对马国贤在礼仪之争中的表现,以及他同康熙、雍正皇帝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考察西学东渐的同时,一些学者对清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饮食、文学、园林等艺术在西方的传播;二是中国思想传统、政治制度在启蒙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在学术讨论中,学者们经常争论的问题是:一些启蒙思想家们所竭力鼓吹的中国制度和文化,究竟反映的是中国的真实,还是他们自己的理想?中国文化在启蒙运动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具有比较深厚的国学素养,同时,对启蒙运动、启蒙思想也要有比较全面而且深刻的了解。
　　关于清代中朝文化关系,近年来,王政尧一直在从事对清代来华朝鲜官员所著《燕行录》的研究。其《简论〈燕行录〉与清代中朝文化交流》(与赫晓林合作,《韩国学论文集》第7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以《燕行录》为基本材料,分析了清代中朝之间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密切关系,作者特别指出: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一些朝鲜学者加入使团,其有关《燕行录》的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了解考察清代,他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北学派’正是在这中间逐渐形成的,并对朝鲜的‘实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认为,《燕行录》作为反映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重视和研究。
　　目前对清代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余地。如,在对清代学术和思想的考察上,人们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少数重要人物,而对普通士人,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往往重视不够。杰出人物确实是时代的精英,其观念和思想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却未必能反映普通士人和民众的道德情感、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由于普遍社会观念直接决定着社会总的精神面貌,规定着当前文化的发展前景,故它应该成为我们衡量时代精神的基本坐标。过分将注意力集中到少数精英人物身上,忽视对普遍社会观念的考察,很可能会使我们对社会性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作出误判。此外,对清代区域文化、商业文化、观念变迁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宗教结社的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也有待深入和加强。
　　除了上面论述的几个方面外,学术界对清代社会、中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因这些领域一般都有专门介绍,且篇幅有限,这里不作赘述。
　　纵观1998年的清史研究,我认为,专题研究愈加深入,学术空气愈加活跃是其主要特色。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的专题研究还远远不够,一些学术空白仍待填补,大量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外文资料)尚未整理和利用,如果不高度重视这些基本建设,我们对清史的了解就不可能全面和准确。另外,目前的研究学风尚须进一步严谨,尤其有必要加强学术批评,提倡学术争鸣。严谨的态度、理性的分析、勤奋的工作,心平气和,同时又是直言不讳的学术对话,必将从不同侧面,推动清史研究走向科学,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