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清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七月，在大连召开了“清史国际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以及香港地区的一百二十余名清史研究学者，围绕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心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八六年发表的各类论文达三百余篇，并有近十种专著出版，研究的领域较以往更为广泛和深入。此外，还发现了如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等许多颇有价值的档案史料。以下从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扼要的评述。
　　一、经济。周远廉、谢肇华的《清代封建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清代档案为主，结合清代实录、奏折、笔记、方志、文契等各种文献，对清代土地占有状况和封建租佃制的发展，作了总括性的分析，对清代的实物分成租制、实物定额租制、货币租制、押租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所引资料颇多新的挖掘。
　　本年讨论清代经济史的论文数量很多。一些文章对清前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了探讨。黄启臣认为，清前期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不仅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发展上。他从粮食作物种植空前扩大、“生态农业”雏型出现、集约化程度提高和商业性农业高度发展等几方面论证了自己的看法(《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吴量恺在《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中认为，市场发展的水平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清前期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历史趋势，是和我国从区域性的地方市场发展成为全国性市场的趋势相适应，并以此为基础的。方行把清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宋代进行比较后指出，清朝的粮食作物区与经济作物区、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已大大发展，清前期农民的商品生产以至地区分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已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他也指出，专业化生产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实的粮食生产基础，清代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小农经济基本上还是半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只因人数众多，才能集涓滴之水而成江河，在社会产品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吴建雍探讨了清前期的商品粮政策和历史效果，认为清前期的粮食流通主要是服务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反映了城乡间商品交换关系正逐渐排除偶然性，区域之间的经济分工在自然地形成并得到加强(《清前期的商品粮政策》，《历史档案》第3期)。
　　在对清朝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方面。陈支平从清初的所谓轻徭薄赋政策中发现了不少疑点。他认为顺治前期清朝的中央政府并未能有效掌握各地的人丁田地实在数额，对于地丁钱粮只能采用包丁包课办法，荒熟混淆，朦胧征收。以往人们认为的自康熙末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倒不如说从顺治朝起便已无从加赋更为准确。他认为清初关于赋税蠲免的记载特多，实际上是在万难催征的情况下的一种顺水推舟的做法，不能看成是轻徭薄赋的依据(《清初地丁钱粮征收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清代的摊丁入地，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史志宏在《关于摊丁入地评价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中，强调了这一税制与以往税制的根本区别是由二元税制(人口、土地并征)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制，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前所未有地放松，人口在地域上的流动大大增加，这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及手工业、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解放以来，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清代丁税制度的改革是乾隆以来人口大大增长的主因，方地则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此说无法解释某些重要史实。他根据康熙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间人口增长的统计，提出摊丁入地实行期间，恰恰是人口递增速度最低的时期。他认为除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消长的重要因素——赋役地租以外，康熙朝所奠定、经雍正朝至乾隆朝达一个半世纪连续执行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政治政策，如蠲免、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也是清代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很重要原因。而耐旱高产的玉米、番薯等作物的引进和传播，使广大山地丘陵得以开发，扩宽了人口生存的边际范围，也支持了人目的进一步增长(《清代丁税对人口作用我见——兼论清代人口大增长原因》，《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郭松义的《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第2期)，就所接触到的几十部宗谱，对清代人口的迁徙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最能体现清代人口迁移特点的，是康熙末年到乾、嘉年间社会局面相对平稳期所出现的频繁的人口流迁。而从人口较密集地区向人口较稀少地区、进而向另一些人口稀少区扩展的迁移动向，反映出乾隆以后因人口激增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以及人们为减轻压力所作的某种自发的调节行动。论及清代人口问题的，还有徐铭的《清代凉山地区民族人口的迁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孔立的《清代台湾人口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等等。

　　清代的盐商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曾获得很大发展，与山西的票号商、广东的出口商一起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大的商业资本，长期垄断盐的销售市场，干预和操纵盐业生产。左步青系统地论述了盐商在清代兴衰变化的过程，指出乾隆朝是盐商发展的极盛阶段，他们的巨额商业资本对全国的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们盛极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封建朝廷和各级官府的额外勒索和盘剥，以及私盐贩运的不断增多所致(《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第l期)。林永匡、王熹对清代长芦盐商与内务府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论述了清代皇家高利贷对商人经营活动的严重破坏(《清代长芦盐商与内务府》，《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王小荷则对清代盛行于两广的私盐贩卖情况以及这一贩私活动与社会经济状况的联系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两广盐区私盐初探》，《历史档案》第4期)。
　　清前期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不仅规模巨大，且花色品种繁多，杭州织造衙门每年织办和运送的各种花色绸缎更是这种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林永匡、王熹根据中国第一历史馆的档案材料，具体分析了杭州织造衙门负责这一贸易的某些历史细节，从而论述了这种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杭州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杭州大学学报》第2期)。此外，还有人研究了清代中俄的贸易、广东的毛皮市场以及中日的商船贸易等问题(王少平《买卖城》，《史学集刊》第2期；蔡鸿生《清代广州的毛皮贸易》，《学术研究》第4期；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中国史研究》第2期)。
　　二、政治制度与政治史。对入关前后金政权的各种政策、皇室内部的斗争以及八旗制度的建立等问题，本年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郭成康的《论文馆汉儒臣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东北地方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皇太极时期的机要秘书班子——文馆中汉族儒臣的政治性格，认为这群出身微贱、遭遇坎坷、在早期的满族社会中备受歧视的小人物，身处满汉历史文化交流的漩涡，在满族社会急剧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中适时地与皇太极结合在一起，给予清初政治极为深刻的影响。该文肯定了皇太极对汉族文臣儒士实行的基本政策。张玉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述皇太极留养被俘的明将张春一事，认为这是皇太极为采取与明和谈的政策、加强同明方面的联系而采用的手段，赞扬了皇太极高超的政治艺术(《沈阳三官庙与清初史实》，《清史研究通讯》第l期；《皇太极留养张春史事考论》，《历史档案》第4期)。后金的皇室斗争复杂而又残酷，李景兰探讨了努尔哈赤处死长子褚英的真实原因，认为这是努尔哈赤在政治上专权的独载本质的暴露(《关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周远廉的《太子之废——清初疑案之一》则对褚英之后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的代善之最终被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清初八旗制度，模糊之处颇多，姜相顺针对初建时期两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其一，1601年以前牛录组织即已成立，并成为满族军事、行政的基层组织，但牛录的构成当还是原来的十人，而不是后来自的三百人；其二，根据牛录在早期狩猎时的具体情况，五旗、十固山应早于四旗、八固山存在，沈阳故宫大政殿的十王亭，即是努尔哈赤军队原有编制的遗存(《有关清代前期佐领编设的两个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郭成康则对清初蒙古的所谓“十一旗”、“旧蒙古固山”、“内喀喇沁壮丁”等进行了考释(《清初蒙古八旗考释》，《民族研究》第8期)。研究八旗制度的文章，还有谢景芳的《清初八旗汉军的地位和作用——兼论清初政权性质》(《求是学刊》第3期)、孟宪刚的《八旗旗主考实》(《丹东师专学报》第1期)等等。
　　清军入关之初的社会矛盾、清初战争评价等，是清史界长期争论的课题之一，本年的论文仍然不少。首先，清政权取明而代之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李治亭肯定了清军入关是大势所趋的历史的必然，他认为，清军入关前与明朝即已形成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以往论者只看到清政权在辽东一隅，忽视它领有东北及长城以北的大片疆域因而把清的力量估计过低。清政权的进关夺权是皇太极定下的基本国策，与吴三桂的开关迎降并无必然性联系，清迟早要入关，而且无论从素质、装备、物资供应及作战经验等一切方面，都具备了取胜的基本条件(《明清战争与清初历史发展趋势》，《清史研究通讯》第l期)。关文发的看法则全然相反，认为皇太极时“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入关时亦没有明确的统一全国的战略。他指出阶级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面是不平等的，一切民族纷争，特别是作为最高形式的民族战争，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清最后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并不等于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是一场统一战争(《试论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兼评“统一战争说”》，《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张正明分析了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族统治者各自的条件后认为，这两股新的政治势力，当时都有统一全国的可能，李自成实行了错误的方针策略，给清军的取胜提供了机缘，而清军入关前后迅速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根本上消除了原来的不利因素(《论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晋阳学刊》第3期)。此外，赵轶峰在《论清统一的局限性》(《史学集刊》第1期)中指出，清初与清末的统治政策是一贯的，是一个整体，清的统一使封建的中央专制制度极端强化，使封建的经济结构更趋稳定。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仅是中外力量对比的结果，它的另一个甚至更突出的推动力是清政府极端反动腐朽的政策。

　　朱金甫的《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通过大量奏折实物和文献，对奏折制度的起源问题作了仔细的考释，指出被认为源于顺治朝的那些奏折，以及台北《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内公布的两件康熙十六年奏折，其实都是奏本。他认为奏折出现于康熙的二十年代，康熙三十年代以后发展到密折阶段，到康熙四十年代中后期，有资格具密折奏事的人员范围便逐渐扩大，又从密折发展到公开。吴仁安、李林均对清代的州县官进行了研究，吴文认为由于州县官不懂法制条例，重要事情必须依靠熟读清律又深知事例的吏胥和幕宾，这些人是掌握了理人治事的实权人物(《清代的州县官》，《历史教学》第5期；《清代的县官职掌与作用》，《辽宁大学学报》第5期)。胡建华则对清朝的皇位继承制进行了探讨，认为雍正所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一种否定，是实行立贤不立长的大胆改革，它的产生是满族社会高度封建化的结果(《略论清朝的皇位继承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戴逸连续发表了两篇研究乾隆朝政治的文章。在《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一文中，指出“宽严相济”是乾隆总结康熙、雍正朝几十年统治经验得出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用以纠正雍正朝苛严作风的思想武器。他初期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康、雍的统治格局和作风；中期以后，虽很少阐述，但仍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的作法。另一篇《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清史研究通讯》第1期)通过乾隆十三年的孝贤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的剖析，论述了拥有至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对历史所产生的很大影响，并且从更深一层揭示了当时皇权和官僚机器间正在加剧的矛盾，指出这场政海风波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廷政策演变的趋势和当时政治舞台上崛起自的一代新人，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程耀明认为《庸庵笔记》中所载的《查钞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有夸大不实之处，对和珅被抄家产作出了自己的估计(《清季权臣和珅被抄家产初探》，《暨南学报》第1期)。
　　关于曹雪芹家世问题的探讨，本年的讨论集中于曹頫获罪的原因上。魏鉴勋在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中，找到一份有关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的题本原件，认为这对张书才发现的雍正七年刑部移会是很好的补充和印证。他们都认为曹頫犯罪纯属“经济原因”，与雍正初年复杂的政争并无关系，参奏曹頫的塞楞额完全是出于克尽职守的偶然发现(魏鉴勋《曹頫骚扰驿站获罪始末》，《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张书才《再谈曹頫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历史档案》第2期)。王若则认为张的证据仍嫌不足，不过是一种推论，认为曹頫的骚扰驿站与被抄家都有其政治背景(《曹頫被枷号的问题及其获罪原因之管见》，《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
　　明清间的战争，其规模之大、斗争之复杂、战局之多变，皆为亘古所少见。但国内外一直没有研究这场战争的专史。孙文良、李治亭和邱莲梅合著的《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项空白。此外，杨学琛、周远廉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着重论述了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王公贵族的兴衰事迹，是第一部研究八旗贵族的专著。
　　三、民族关系。本年有关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的讨论，仍以对蒙古的居多。王戎笙的《关于清初的战争问题》(《史学集刊》第1期)主要讨论的虽不是民族问题，但也强调了清军入关前的满蒙联合，使满族贵族集团增强了实力，也增强了北方民族的向心力，解决了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康右铭认为满蒙联盟是清代政治的特殊产物，是这个国家阶级统治的核心。他详细论述了满蒙贵族联盟的政治基础和清政府控制联盟的诸项政策(《满蒙贵族联盟与清帝国》，《南开学报》第2期)。金元山、戴鸿义专述了满洲贵族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认为联姻是满蒙关系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诸多政策中的精髓，认为满洲贵族以结亲政策结成的一座人为长城比土石筑成的长城更坚不可摧(《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沈阳师院学报》第1期)。秦永洲则拿满蒙的联姻与汉唐的和亲作了比较(《满蒙联姻与汉唐和亲之比较》，《山东师大学报》第2期)。王湘云论述了内蒙古各部归服清朝以后，清王朝封授札萨克王公的过程，阐明了盟的原委及其作用(《内札萨克的建立问题》，《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

　　陈生玺和王佩环的文章，都是研究皇太极利用喇嘛数“怀柔蒙古”的政策的。皇太极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和联络青海、西藏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效果，并为有清一代继承和发扬。王佩环认为皇太极统治前期对喇嘛教的认识不足，曾一度严禁僧人活动，后来由于形势变化，才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陈文则认为皇太极本人的思想信仰和在后金内部都是反对和限制喇嘛教的，他的崇佛政策仅用于对蒙、藏的关系中(陈生玺《皇太极对喇嘛教的利用与限制》，《历史教学》第1l期；王佩环《皇太极与长宁寺——兼谈其“怀柔蒙古”的政策》，《北方文物》第2期)。
　　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关系问题，本年也有文章进行探讨。叶志如的《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从档案记载限有关准噶尔部与内地的贸易和进藏熬茶等活动情况，对清政府的政策作了分析，说明了乾隆前期民族理藩政策的积极作用和两面性质。
　　贡貂赏乌林制度是清政府对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管辖的重要措施，关嘉录、佟永功根据清代档案对这一制度的确立和演变过程作了勾稽，指出它虽是清朝强化封建统治、驾驭少数民族的一条国策，但客观上对巩固东北边疆和维护国家统一，起过一定积极作用(《清朝贡貂赏乌林制度的确立及演变》，《历史档案》第2期)。
　　清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以往学术界注意不多。伍新福专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清初南方各族往往站在抗清的一边，所以清政府完全承袭了元明的土司制度，采取“招抚”和羁縻政策。康熙中叶以后，政策有很大转变。他强调应把“改土归流”与“苗疆”的开辟区别开来，前者基本是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比较成功，而对后者则一开始就确立了“武力进剿”方针，导致矛盾迅速激化，是激起苗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试论清朝前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民族研究》第1期)。
　　四、人物研究。本年出版了《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的第二、三卷(中华书局出版)。第二卷主编为何龄修、张捷夫，第三卷由王思治主编。两卷共收入新撰写的明末清初传记119篇，入传人物124人(其中有合传或附传)，范围颇广。多数传记都比以往的清人传记更为详实，比较准确、完整地写出了传主一生的经历和事迹，有些传记行文流畅，引人入胜，反映出八十年代清史研究的新水平。
　　膝绍箴研究了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天命思想的一切思想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汗道、治道、生道、孝道等道德观念，用于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对明朝的战争中，渐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从〈满文老档〉看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对康熙帝玄烨的研究涉及最广，如论他的天道观(宋德宣《论康熙的天道观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法律思想(林中《论康熙的法律思想》，《学习与探索》第2期)、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高振田《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历史档案》第1期)，等等。张玉芬则对嘉庆一朝的政务得失做出了评价(《嘉庆述评》，《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
　　对吴三桂的评价，左书谔在《吴三桂“降清”考辨》一文中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要联合清军共击农民军，不是求降，而是求助；入关后追击农民军，是受复仇心理促使，也是军事上被清朝所控制和驱使的体现；而出兵缅甸，处死永历，是由于永历与李定国的联合使吴三桂难以容忍，而且永历并非贤君，也难以完成反清复明的任务，吴三桂不惜用永历的尸体来遮挡他正在进行的秘密活动。总之，吴三桂自与清联合、引清军入关之日起，直至再次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始终未曾降清(《北方论丛》第2期)。
　　评价孝庄文皇后的文章，有杨余练的《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史学集刊》第3期)、姜相顺的《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地位及其作用》(《社会科学辑刊》第l期)等，肯定她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位幼年皇帝坐镇中国一统江山，实行舒缓的统治政策，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的历史功绩。

　　此外，对石廷柱、赵良栋、范文程、全祖望、吕留良等，也都有人撰文进行了研究和评价。
　　五、天地会和农民起义。对天地会。讨论焦点集中在天地会的起源和创立宗旨两个问题上。秦宝琦认为，最近发现的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审讯提喜之子僧行义、嫡传弟子陈彪的奏折，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明确了天地会确由提喜首倡，其创立的宗旨为互济互助、自卫抗暴，虽有与清朝相对抗的思想，但最初并无明确的口号(《伍拉纳、徐嗣曾奏折的发现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清史研究通讯》第1期；《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历史档案》第l期)。
　　赫治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全面考察天地会文献、供词、清方档案，以及其它官书、方志、私家著述，天地会实起源于康熙十三年甲寅，而非乾隆中叶。天地会自创立起拥戴的领袖就是朱明后裔，且有一套严格的结会仪式，虽然天地会随着清朝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而宗旨内涵有变，性质前后有别，但充满着强烈的反满意识，最初确立的“反清复明”宗旨代代相袭(《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兼与秦宝琦同志商榷》，《历史档案》第2期；《略论天地会的性质》，《学术研究》，第2期)。何正清也认为天地会起源最迟不晚于清朝的顺治、康熙年间，宗旨为反清复明，朱一贵起义则是天地会创立以后，对清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简论天地会的起源》，《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朱一贵起义与天地会》，《贵州大学学报》第2期)。
　　清代民间教派不下数百种，乾隆、嘉庆两朝屡办“邪教案”，八卦教案即为其中之一。马西沙的《清乾嘉时期八卦教案考》(《历史档案》第4期)为探索这个神秘王国再次做了尝试。叶志如的《试析蔡牵集团的成份及其反清斗争实质》(《学术研究》第1期)通过对蔡牵队伍成份构成的分析，肯定了蔡牵的海上抗清斗争具有正义性质，属于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范畴，是清朝从鼎盛走向衰弱的主要历史转折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总爆发的显著标志。
　　六、思想文化。明末清初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时期。陈寒鸣认为可以“早期启蒙思潮”命名之，是封建社会“自我批判”时期，是社会中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已经爆发的封建社会总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曲折反映，但也表现出显明的“中国式”的特性(《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略论》，《晋阳学刊》第3期)。白新良在《清代前期的辑佚书活动》(《南开学报》第2期)中认为，清代前期的文献整理活动中，辑佚书是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乾、嘉时期，官私辑佚都出现了非常兴盛的局面，其投入人力之多，辑佚范围之广，辑佚方法之细密和辑佚成就之巨大都为前代所未有，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