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的發現對於學術史研究是一件大事，這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儒家學者對於《詩經》最早的較系統的詩義解說。它無疑是兩漢經學中對《詩經》進行政治解說的淵源和基礎，對於我們重新認識先秦儒家詩教的傳承和影響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

《詩論》公佈後，已有不少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在此我想就其文獻學的幾個問題略談幾點認識。

《詩經》作爲我國最早的詩歌選集，從傳世《毛詩》看，其編集者根據其內容特點是分爲《風》、《雅》、《頌》三個大的類別的。根據先秦文獻，至少早在春秋時期，《詩經》已經有固定的分類編排順序。對於今本《毛詩》中《風》、《雅》、《頌》的分類編排順序，前人並無懷疑，但在《詩論》發現後，學者間有人提出了異議。例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中就曾著意指出：“第二簡辭文先概論《訟》，再論《大夏》，前後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這些情況說明詩各編的名稱，在孔子論詩之前已經存在了。其中《詩》各編的排列是前所未見的新的重要資料，以後，整理《詩論》簡序亦依此排列。《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于《毛詩》的《國風》、《大雅》、《頌》的編列次序，……。”這一意見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如果這一看法是有據的，不僅“《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于《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而且《詩經》在先秦流傳過程中也有不同於今本《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的可能。

應當指出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提出這一看法的依據是原書所作釋文的第2、3兩簡而非原書《說明》所說的“第二簡辭文”。根據原書釋文，確可看出，其簡文的確是“先概論《訟》，再論《大夏》，前後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i]但是，《說明》卻忽略了原書第4、5兩簡在論述《風》、《雅》、《頌》各部分的總體特點時，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的編排次序。而且根據我們對《詩論》內在文意邏輯關係的理解，是很難得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所提出的看法的。爲了說明這點，我們有必要引述一下經調整後《詩論》的釋文。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無論在釋文，還是簡序和分章都還存在一些值得商討的問題。我們曾對原書釋文作過較大幅度的更正和調整，經過調整後的釋文爲：

第一章

□□□□□□□□曰：“詩其猶平門，與賤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痡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也。”“]□□□□4 □□□□[何如？”曰：“《大雅》]是也。” “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

第二章

《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對，肅雍 □□□□□□□□□5 □□□□□□□□□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蔔子曰:“詩無吝志，樂無吝情，文無吝言， □□□□□□□□□□□□□□□□□□□□□□□1

第三章

《關雎》之妃，《樛木》之時，《漢廣》 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褒，《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動而皆賢于其初者也？《關雎》以色喻於禮， □□□□□□□□□10 □□□□□□□□□□□□□□□□□□ 情愛也。《關雎》之妃，則其思縊矣。《樛木》之時，則以其祿也。《漢廣》之智，則智不可得也。《鵲巢》之歸，則離者 11 □□□□□□□□ 溺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木瓜》有藏願而未得達也。交 □□□□□□□□□□□□□□□□□□□□□□□□□□19 □□□□□□□□□□□□□□□□□□□□□□□□□□□ 及其人敬愛其樹，其褒厚矣。《甘棠》之愛，以邵公 □□□□□□□□□15 □□□□□□□□□邵公也。《綠衣》之憂，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獨也。蔔子曰：“吾以《葛覃》得視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見歌也，則16 □□□□□□□□□□□□□□□□□□□□□□□□□□□ 好，反納於禮，不亦能妃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 □□□□□□□□□12 兩矣。其四章則愉矣。以琴瑟之悅凝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 □□□□□□□□□□□□□□□□□□□□□□□□□□□14 □□□□□□□□□ 可得，不工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鵲巢》出以百兩，不亦有難乎？《甘[棠]》□□□□□□□□□□□□□□□□□□□□□□□□13 以蔽芾之故也。後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爲。惡其人者亦然。 □□□□24 □□ 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吝志有以愉也，其言有所載而後納，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捍也。吾以《杕杜》得雀 □□□□□□□□□20 □□□□□□□□□《木瓜》之報，以愉其怨者也。《杕杜》則情喜其至也。

第四章

□□□□□□□□□□□□□□□□□□□□□□□□□□□18 □□□□□□□ 如此。《何斯》雀之矣。離其所愛必曰：“吾奚舍之？”賓贈是也。蔔子曰：“《蟋蟀》知難，《螽斯》君子，《北風》不絕人之怨， 《子立》不 □□□□□□□□□27 □□□□□□□□□ 《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絕，《芣苢》士，《椒蕃》婦，《河水》智， □□□□□□□□□□□□□□□□□□□□□□□□□29 □□□□□□□□□ 惡而不敏，《牆有茨》慎密而不知言。《青蠅》知 □□□□□□□□□□□□□□□□□□□□□□□□□□□28 □□□□□□□□ 忠，《邶˙柏舟》悶，《穀風》負，《蓼莪》有孝志，《隰有萇楚》得而悔之也。 □□□□□□□□□□□□□□□□□□□□□□□□□□□26 □□□□□□□□□□□□□□□□□□□□□□□□□□□ 《東方未明》，有利始。《將仲》之言，不可違也。《湯之水》其愛婦。《采葛》之愛婦 □□□17 □□□□□□□□ 陽陽》小人，《有兔》不逢時，《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禮，《小明》不 □□□□□□□□□□□□□□□□□□□□□□□□□□□25 □□□□□□□□□□□□□□□□□□□□□□□□□□□

第五章

《鹿鳴》，以樂始而會以道，交見善而效終乎？不厭人。《兔罝》，其用人則吾取23 實咎於期也，《天保》其得祿蔑疆矣。選寡德故也。《祈父》之刺，亦有以也。《黃鳥》則困,天欲反其故也，多恥者其防之乎？《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棠棠者華》則 □□9 《十月》善諞言。《雨無正》1、《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昊》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惡，小有佞焉。《小弁》、《巧言》則言讒人之害也。《伐木》□□8貴也。《將大車》之囂也，則以爲不可如何也。《湛露》之益也，其猶酡歟？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 [廟] 》□□□□□□□□21□□□□□□□□ 之。《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禦亂。”吾喜之。《鳲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也。”吾信之。《文王》 [曰：“文] 王在上。”吾美之。22 □□□□□□□□□ 懷爾明德”曷？成謂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成之命也，信矣。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欲得乎此命也。□□□□□□□□□7 □□□□□□□□ 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 曰：“乍競唯人，丕顯唯德。于乎，前王不忘。”吾悅之。《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貴且顯矣。《頌》□□□□□□□□□□ 6 □□□□□□□□□寺也，文王受命矣。

第六章

《頌》，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申而蕩，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2 □□□□□[《小雅》，]□[德]也。多言難而怨退者也。衰矣，少矣。《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欲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蔔子曰：“唯能夫□□□□□□□□□3[ii]

從上引《詩論》可以看出，其第一章是以問答形式討論《邦（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的總體特點的。其編排順序與今本《毛詩》是完全一致的。第六章爲總結性的論述，其順序不一定依照《詩經》的原有編排順序也是正常的。從整個文義考量，似乎並不能得出“《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于《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的結論。

實際上，先秦文獻論及《詩經》分類編排順序時都是按照今本《毛詩》的分類編排順序論述的。例如，《論語•子罕》中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左傳•隱公三年》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此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述吳公子季札觀樂於魯時，也是按照《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的編排順序的。凡此，似乎都可以說明，先秦傳本《詩經》的分類編排順序與今本《毛詩》應當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我們在調整《詩論》簡序和分章時，是充分考慮到這一情況的。

在《詩經》研究中還有一個與分類編排順序相關的問題，即《風》詩中的《邶》、《墉》、《衛》的分合問題。清代學者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的《序例》中提出：“《毛傳》巨謬在……分《邶》、《墉》、《衛》爲三國。”後來高亨又依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觀樂於魯時聞歌《邶》、《墉》、《衛》而謂“是其《衛風》乎！”和《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所記北宮文子稱引《邶風》的《柏舟》一詩詩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亦稱《衛詩》等材料論證春秋時代《邶》、《墉》、《衛》是不分的，而今本《詩經》《邶》十九篇、《墉》十篇、《衛》十篇乃是漢人隨意分的。阜陽漢簡《詩經》發現後，胡平生、韓自強根據阜陽漢簡《詩經》中以《北國》與《鄭國》等並列，指出：“早在西漢初年的《詩經》——非《毛詩》系統的《詩經》裏，也是將《邶》、《墉》、《衛》三國分立的。王先謙和高亨的意見不能成立。”[iii]從上引第四章原書第28簡中論述《柏舟》稱之爲《北•柏舟》看，他們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根據馬承源先生在《前言》中的介紹，其時代爲戰國晚期[iv]。《詩論》第四章原書第28簡中論述《柏舟》稱之爲《北•柏舟》進一步證明《邶》、《墉》、《衛》至少在戰國晚期《詩經》的傳本中即是分立的。考慮到《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觀樂於魯時，樂工所歌即是分爲《邶》、《墉》、《衛》的，《詩經》自春秋後期以來的傳本可能都是將《邶》、《墉》、《衛》三國分立的。王先謙和高亨等人的意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從上引《詩論》中可以看出，《詩論》對《詩經》的解說和評論是十分政治化的，帶有濃厚的儒家思想色彩，這無疑是儒家在傳統的諸侯交聘活動中賦詩言志基礎上形成的詩教的反映。尤其是第二章原書第2簡中的“詩無吝志，樂無吝情，文無吝言”諸句，是儒家詩教的核心主張。“詩無吝志，樂無吝情，文無吝言”顯然源于《尚書·堯典》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律，律和聲。”春秋時因諸侯交聘活動中需賦詩言志，這一觀念甚爲普及，《左傳》、《國語》中即有多處論及，如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在鄭國七大夫賦詩後對子向講他的觀察和感受時，即首言“詩以言志”；又《國語·魯語下》有魯國樂師師亥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賦《綠衣》之三章即謂：“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國語·楚語上》也有楚大夫申叔時對楚莊王建議對太子教育應“教之《詩》則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所以到了孔子，在對其子的教育中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並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這種《詩》教一直影響到《毛詩》的《大序》。

今本《毛詩》的《關雎》篇前說明詩義的文字，學者習稱《大序》。《大序》中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一節，與《詩論》上引“詩無吝志，樂無吝情，文無吝言”是頗合符節的。二者同樣是運用“詩”、“志”、“情”、“言”等基本範疇論述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所不同的是《大序》的論述更爲展開。顯然，《大序》的內容有承襲《詩論》的痕迹。

此外，《詩論》在論及《頌》時謂：“‘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大序》則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也是文意一致而措辭不同。其餘論《風》、《小雅》也都有一定的內在聯繫。

通過上述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毛詩》的《大序》主旨很可能是脫胎於《詩論》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詩》的各篇前解說詩義主旨的《小序》除了《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與《詩論》略同外，在《詩論》中幾乎見不到《小序》中那種最近被學者稱之爲“歷史化”的“諷”、“刺”或指認爲某人作的內容[v]。我們知道，先秦儒家《詩》教，至孟子爲之一變，孟子說詩，重在求義，他首倡“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之說，而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遂開啓了後來《毛詩》的《小序》那種“歷史化”的“諷”、“刺”或指認爲某人作的風氣。可以說，《毛詩》的《小序》就是師承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一派的儒家《詩》說。這派《詩》說到了東漢鄭玄的《詩譜》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詩論》中雖曾論及《詩經》中《風》詩28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兔罝》、《芣苢》、《漢廣》、《鵲巢》、《甘棠》、《柏舟》、《綠衣》、《燕燕》、《北風》、《牆有茨》、《木瓜》、《君子陽陽》、《有兔》、《采葛》、《將仲》、《涉溱》、《東方未明》、《猗嗟》、《蟋蟀》、《揚之水》、《椒蕃》、《杕杜》、《隰有萇楚》）、《小雅》21篇（《鹿鳴》、《天保》、《菁菁者莪》、《河水》、《祈父》、《黃鳥》、《十月》、《雨無正》、《節南山》、《小昊》、《小宛》、《小弁》、《巧言》、《何斯》、《穀風》、《蓼莪》、《小明》、《棠棠者華》、《青蠅》、《將大車》、《大田》）、《大雅》1篇（《文王》、《清廟》）和《頌》3篇（《清廟》、《烈文》、《昊天有成命》），共53篇，除了在論述《甘棠》時偶爾述及邵（召）公外，絕大多數均無“歷史化”的“諷”、“刺”或指認爲某人作的痕迹。顯然《毛詩》的《小序》與之不是一家的家法。

西漢傳《詩》，《毛詩》之外，最爲顯要的還有齊、魯、韓三家《詩》學。齊《詩》爲齊人轅固所傳，于景帝時得立學官爲博士，西漢後期紅極一時，但在魏時已亡，其淵源不明，近來有學者從漢初齊學與魯學對立分析，認爲齊學源於孟子之學[vi]，從治齊《詩》的董仲舒、桓寬、戴德、戴勝諸人的著述看，應當說是有道理的。因此，可以推斷，齊《詩》與《毛詩》當爲同源而異流，與《詩論》也不是一家的家法。

魯《詩》出於申培，太史公謂：“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者則不傳。”[vii] 班固則謂：“魯申公爲《詩訓故》”又記有東漢時尚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viii]。《魯故》，學者多以爲即《詩訓故》，爲申公所作，《魯說》則可能是其弟子韋、張、唐、楮諸人的補記[ix]。魯《詩》雖在西漢顯赫一時，但其《詩》說西晉即已失傳，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有後人根據流傳於世的一塊不足200字的魯《詩》石經殘碑輯錄的文字[x]。清代學者陳喬樅認爲：“凡《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訓所本。”[xi] 其說可從。因此，魯《詩》應是師承荀子一派的《詩》教的。韓《詩》爲燕人韓嬰所傳，《漢書·藝文志》記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和《韓說》四十一卷，這些著作宋代多已亡佚，只有經後人整理增益的《韓詩外傳》今有傳本。從傳本《韓詩外傳》體例看，它與荀子的“引詩爲證”有明顯的繼承關係，魏源認爲韓《詩》“爲荀子所傳”，還是比較允當的。荀子一派的《詩》說除了主張“明道”、“征聖”、“宗經”之外，在形式和方法上多採取“引《詩》以證事”[xii]，這與《詩論》的論詩方式也完全不同，因此也不是同一家的家法。

此外《漢書·藝文志》在敍述漢代傳《詩》諸家時還講到：“《詩》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胡平生、韓自強在研究阜陽漢簡《詩經》時曾結合《漢書·楚元王傳》講到《元王詩》當爲《毛詩》和三家《詩》之外的另一家《詩》說，而阜陽漢簡《詩經》爲又一家《詩》說[xiii]。《元王詩》今已無可考見。阜陽漢簡《詩經》有《詩》無《序》。《詩論》似乎與它們也無明顯的家法傳承關係殆無疑義。

《詩論》就其論詩的總體特點來講，尚保留儒家較原始的《詩》教特點，明顯地是未受到孟子和荀子兩種《詩》說影響前的另一種《詩》教[xiv]。從《論語》看，孔子雖然已開儒家《詩》教之先河，但其所論不過是在與弟子的對答中即興講一些“興、觀、群、怨”，“思無邪”，“溫柔敦厚”和經世濟用、觸類旁通之類的語錄，尚未形成通篇的論述。《詩論》雖然在論述主旨上顯然承襲了孔子的《詩》教的基本精神，但較之孔子的零星論述要成熟和系統得多。考慮到前述《毛詩》的《大序》主旨很可能是脫胎於《詩論》，雖然漢代以來學者圍繞《詩序》的年代與作者聚訟紛紜，但多數學者認爲《大序》淵源于子夏的《詩》說則是合理的。因此，我認爲在目前沒有更可靠的否定材料情況下，把《詩論》看作是子夏的《詩》說應當說是一種合乎事實的推斷。

值得注意的是阜陽漢簡《詩經》有《詩》無《序》，而《詩論》則獨立成篇，並不附《詩》。這是否意味著在漢代四家或六家《詩》說興起之前，《詩經》並不是今天《毛詩》那種以《序》配《詩》的形式。但考慮到今本《毛詩》於六首“笙詩”雖已無詩，但仍有《序》，則又難於判斷。或者各家傳《詩》所本不同。孰是孰非，尚不能必。只有留待今後再有新的資料出土時再加討論了。

總之，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發現揭示了今本《毛詩》的《大序》可能源于子夏《詩》說，《小序》則師承孟子《詩》說，漢代以前暨漢代初年的《詩》說至少有子夏、孟子和荀子三個不同的傳承系統，漢代的四家或六家《詩》說的差異或在於此。《詩論》在文獻學上是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