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十六日，上海市《文匯報》頭版以《上海戰國竹簡解密》爲題，介紹了上海博物館對其前些年從香港購回的楚簡、尤其是《孔子詩論》一篇的研究情況，同時刊登了二支竹簡的照片，照片十分清晰，本文試圖依據這張照片，對已公布於世的這二支竹簡作一些初歩的研究 ①。
　首先，筆者根據這張照片，對二簡作釋文如下。
　　第一簡：不王虎口■？子曰止言亡阜口口文心志樂亡阜口口文心情口文亡阜口口文心□
　第二簡：矣■訟坪悳也多言後л樂安而尸辛л訶紳而艸昜
　第一簡的“不王虎口”後面，有一個長方形的很大的黒块，顯然，這標誌着前面一篇文章到此結束了②。關於黒\块之後的文字，《上海戰國竹簡解密》一文中對上海博物館的釋文有所披露，其釋文如下：
　　孔子曰：詩亡（毋）阜口口文心（離）志，樂亡（毋）阜口口文心（離）情，口文亡（毋）阜口口文心（離）言。
　同時解釋其意爲：
　　賦詩必須有自己的意向，作樂必須有自己的道德感情，寫文章必須直言。
　上海博物館將“？子”釋爲“孔子”。《上海戰國竹簡解密》報道説，“31枚竹簡中有６枚竹簡記載‘孔子曰’等字樣”，《孔子詩論》的篇名想必即是由此而來。據筆者調査，目前已公布的楚簡中，“孔子”僅一見，在上海博物館書法館所展示的楚簡《孔子閒居》第一簡中③，寫作“孔子”，而非合文。“孔”字顯然從“子”、從“乚”（即乙），與西周、春秋金文所見“孔”字的寫法相似④。而“ﾄ子”右上方的字形似從“ト”，而非從“乙”，故釋作“孔子”似不妥當。
　　在今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於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關於“ﾄ子”字，裘錫圭先生提出此字可能是“ト子”，“ト子”即孔子的弟子ト商子夏。從《詩經》流傳史上看，這一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子夏與子游同以“文學”併列於四科，在孔子的弟子中，子夏是與孔子論詩較多，且得到孔子夸奬者。如《論語.八佾》中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外，《韓詩外傳》巻三中有“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韓詩外傳》巻五中有：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国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繋，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翔翔，由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這種孔子與子夏有關詩的對話，還見於《禮記.孔子閒居》等處，這里限於篇幅，不一一盡引。
　　據《史記.儒林傳》記載，子夏曾在西河講學，受業者甚衆，魏文侯亦師事之。《禮記.樂記》及《史記.樂書》均有魏文侯向子夏問詩之長篇記載，這里也不一一引用。
　　有不少文獻記載子夏曾傳詩並序詩。例如《漢書.藝文志》在論述三家詩之後，説到“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即認爲毛詩是由子夏所傳。
　　魏王肅《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注》云：“子夏所序詩意，今之毛詩序是也。”孔穎達亦從此説，認爲詩序是子夏所作。
　　梁沈重述鄭玄《詩譜》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ト商意有不盡，毛更促成之。”（見陸德明《經典釋文.毛詩音義.關雎序》）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云：“是以孔子最先刪録。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同時他引三國徐整之言，詳述了子夏傳詩之具體渠道。
　　其他萧統《文選》、魏徴等《隋書.經籍志》、唐成伯璵《毛詩指説》等或從子夏所作説、或從子夏首作毛公申足説。
　　雖然歴史上對於子夏傳詩多無疑義，但對《詩經》大小序之作者却頗多争論，除以上諸説外，還有范曄《後漢書.儒林傳》及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虫魚疏》的衛宏説、韓愈《詩之序議》的“漢之學者”説等等，至今尚無定論。況且《漢書.藝文志》僅説子夏傳詩，未説他作序。《史記》對此也毫無記載。早於毛詩出現的三家詩也均未提及子夏序詩之事。所以無法定論詩序爲子夏所作或他一人所作。
　此外，從“?子”字形來看，如釋爲“ト子”，“ト”字字形則從未見有从“子”者。上海博物館書法館所展示的楚簡《孔子閒居》第一簡首字爲“日虫”，可釋爲“夏”，因爲《孔子閒居》二支簡的行文與《禮記.孔子閒居》格外接近，故“日虫”前面的缺文可補爲“子”，郭店楚簡中則出現了“子思”。可見楚簡所見孔子弟子中的“子思”、“子夏”，其稱呼大致與文獻所見相同，而文獻中則未見有稱爲“ト子”者。
　　因此，如將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中這批由31支簡組成的與詩有關的竹簡看作是一篇詩論的話，這篇詩論是否與子夏有關，有待於對其全文作綜合分析，併與文獻所見子夏論詩加以比較，同時對記載子夏論詩的那些文獻的作成時代環境加以考察之後（因爲有關子夏的文獻記載作成時代各不相同，不排除有些是假託子夏之名。），才能得出結論。至於“?子”如何隷定，似乎釋作「孔子」或釋作「ト子」均不妥，姑且存疑⑤。
　　“止言”即“詩”之省體，上海博物館直接釋作“詩”恐不確。郭店楚簡《語叢一》中“詩，所以會古含（今）之寺心（志）也者。”“詩”从“言”从“止”从“又”。上海博物館書法館所展示楚簡《孔子閒居》第一簡中“子日虫（夏）宀昏耳（問）於孔子言止日（詩）曰”，“言止日”从“言”从“止”从“日”，“詩”以“止”爲聲符，“止言”只是省去了“又”或“日”而已。
　　上海博物館將“亡”釋作“毋”之假借字，筆者認爲不必釋爲“毋”，作爲“無”的假借字即可。
　“阜口口文心”字从“阜”、从“双口”、从“心”，在目前已知楚簡文字屬於首見，該字的左半部分因缺損而看不清楚，但該字在這一簡中前後重複三次，從後二字看，字从“阜”無誤。此字以“口口文”爲聲符，“口口文”字戰國中山王鼎中（“口口文（鄰）邦難宀新（親）”）、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中（若畏四口口文（鄰））、郭店楚簡《老子》甲本中（奴（若）畏心（畏）四口口文（鄰））、郭店楚簡《六德》中（新（親）父子、和大臣、爿帚（歸）四口口文（鄰））均借作“鄰”；在郭店楚簡《窮達以時》中（古（故）莫之知而不口口文（憐））借作“憐” ⑥；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屯卦六三中（往口口文（吝））則借作“吝”、郭店楚簡《尊德義》第15簡中（則民少以口口文（吝））、《性自命出》中（爲心斯口口文（吝）矣、口口文（吝）斯慮矣。）也似均借作“吝”；郭店楚簡《尊德義》第34簡中（正則民不口口文（閔））則似借作“閔”，意爲“憂” ⑦ 。但用以上諸意均無法圓満釋通本簡含意。上海博物館將“阜口口文心”字視作“離”的通假字，但在通假關係的確認上似有困難之處。李家浩先生認爲“口口文”字是個兩聲字，即“口口”“文”皆聲，“口口”即古文“鄰” ⑧。“文”爲文部明母，“離”爲歌部來母，兩者似無關。“鄰”爲真部來母，與“離”同聲母，但不同部。歌、真二部是否上古關係密接，還有待考證。但從文意上看“阜口口文心”釋作“離”的確最爲合適，這里暫從上海博物館之見解，將其釋爲“離”。
　“止言亡阜口口文心志”即詩不離其志。關於“詩言志”的文獻記載不勝枚舉，在此僅舉數例。
　今本《尚書.舜典》云：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鄭國諸臣論詩，其中有“詩以言志”之言。
　　《説文》三上言部：“詩，志也。”
　　《莊子.天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禮記.孔子閒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郭店楚簡《語叢一》：“詩，所以會古含（今）之寺心（志）也者。”
　“情”字，楚簡多从“生”从“凡”从“口”从“心”，但本簡之“情”顯然不从“口”而从“日”，字形十分特殊，可是從文意看，此處釋作“情”，應該是正確的。
　“樂亡阜口口文心情”即樂不離其情。與此相關的文獻記載也很多。
　　夫樂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也。（《荀子.樂論》）
　　相似的表達也見於其他文獻：
　夫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記.樂記》）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史記.樂書》）
　此外，《禮記.樂記》及《史記.樂書》均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也。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呂氏春秋.侈樂》）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則有“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的説法。
　“口文”字从“口”从“文”，這種字形在楚系文字亦屬首見。其意當如上海博物館所釋，乃“文”字的一種特殊寫法。但是否完全等同於上海博物館所説的“文章”，還有待研究。《説文》九上文部：“文，錯畫也，象交文。”即“文”的一個重要意義是“文飾”，進而可以理解爲美，或與内容本質相對應的形式的外在的東西。綜觀《荀子.樂論》、《禮記.樂記》、《史記.樂書》、《詩大序》等総論詩樂歌舞的文獻，可以發現“文”基本上用作“文飾”之意。
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言思。（《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中有完全相同的文句，但“言思”作“息”。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同上）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節奏合以成文。（同上）《禮記.樂記》與《史記.樂書》有基本相同的文句。
　　 `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禮記.樂記》）
　　《史記.樂書》中有完全相同的文句，《詩大序》作“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禮記.樂記》）《史記.樂書》中“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作“詘信俯仰、級兆舒疾”，“能述”作“能術”，其余相同。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同上）《史記.樂書》完全相同。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同上）《史記.樂書》完全相同。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同上）《禮記.祭義》與《史記.樂書》有完全相同文句，《史記.樂書》“減”作“謙”。

筆者認爲，本簡先談詩，再談樂，然後談文，或許這里的文應該與詩樂双方均有關係，即如上述大量例文所表達的那樣，它代表了與内容本質相對應的藝術形式及其所反映的美。包山楚簡中“文”字凡八見，全部用作人名。郭店楚簡中“文”字也八見，全部代表文王。至少在戰國中晩期的楚系文字中，尚無找到用“文”表達文字、文章的直接例子。本簡的“口文”之所以増“口”爲飾，或許與詩樂多出自於口有關、而且是故意要和“文武”之“文”相区別而這樣做字。當然並不能由此否認本簡的“口文”不代表文辭、文章，只能説從楚系文字中尚無找到例證。同時，本簡的“口文”究竟何意，也有待於對全部31支做綜合考察之後才能定論。《孟子.萬章上》有段論詩的話，即“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這里的“文”即作“文字”解，因此對於“口文”字，筆者雖傾向於把它釋爲“文飾”，但這里暫不做結論。
　　本簡的最後一字並非完全殘缺，其上半部清晰可見，與“言”字上半部十分接近。但上海博物館將其直接釋讀爲“言”，或許不太妥當。因爲至少存在三種可能性，即“言”、“音”、“意”。“音”、“意”之上半部與“言”完全相同。筆者認爲“言”、“意”的可能性較大，“音”的可能性較小。最近，上海師範大學朱淵清先生在國際儒學聯合會國際簡帛研究中心的網站上發表了題爲《上博〈詩論〉一號簡讀後》及《〈詩〉與音－－論上博〈詩論〉一號》的文章，他釋“阜口口文心”爲“吝”，釋“口文亡阜口口文心□”爲“文毋吝音”，其根據是《詩大序》中有“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但如上所述，“詩”、“樂”、“文”應當是相互關聯的表述，“志”、“情”、“□”也應當是相互關聯的、屬於同一級別的、與前三者相對應的、同樣代表心理活動的表述。從“聲成文謂之音”來看，“音”是“聲成文”的結果，兩者是相等同而非對應的關係，與“志”、“情”也無關聯，不能看作是心理活動。《禮記.樂記》有“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謂之音。”相似的文句在《詩大序》中作“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記.樂記》有“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史記.樂書》有類似文句）可見“音”與“詩”、“樂”處在同一級別，不當與“志”、“情”排列在一起。再説“文毋吝音”的釋文在意義上也難讀通，故成立的可能性相對較小。筆者認爲，可能性較大的是“意”，文獻中常見“志意”聯用，都代表着具有實質意義的心理活動。例如：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荀子.脩身》）
　　 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内，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荀子.儒效》）
　　 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荀子.富國》）
　　 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荀子.樂論》）類似文句亦見於《禮記.樂記》及《史記.樂書》。
　　《禮記.樂記》、《史記.樂書》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孟子.萬章上》有“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可見“志”、“情”、“意”是在同一層次上的。“口文亡（無）阜口口文心（離）意”即藝術形式（文飾）不與其所要表達的本意相脱節。
　　上海博物館將“□”釋作“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有這樣一段話：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這里強調的是言無文辭相助，則無法生動表達。倒過來説也是成立的，如果文離開了言，則空洞無物，也許由此可以證明“□”當釋作“言”。但綜上所述，筆者認爲，結合上下文來看，釋作“意”似較爲妥當。
　　上海博物館將“口文亡（無）阜口口文心（離）言”釋爲“寫文章必須直言”，其根據或許來源於《説文》“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但《説文》的直言並非道德意義上的率直而言，即便“□”釋作“言”成立，將其解爲“直言”仍有可商討處。
　　
　　接下來討論第二支簡。
　　“訟”顯然是“頌”的假借字，兩者都屬東部邪母，可以通假。“坪”字從字形上看，似从“平”从“土”，郭店楚簡“坪”（均作“平”之假借）凡三見，與此字形較爲接近，但楚系文字的“平”上部多増一横筆爲飾⑨，郭店楚簡所見“坪”也不例外。此処却無這一特徴，是否可以釋爲“坪”，依然存疑。“訟”後面三字“坪悳也”應當是對“頌”的評價。從文意上看，“坪”應當是德的形容詞。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關於季札觀樂的記載中有“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史記.呉太伯世家》與此基本相同，“曲而不屈，邇而不偪”作“曲而不詘，近而不偪”）。
《禮記.樂記》中有“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見《史記.樂書》）
　　從上述引文看，平和中正似是頌的特徴，此外《荀子.樂論》中確也有用“中平”來説樂之文句（“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坪悳也”後面的文句“多言後л樂安而尸辛л訶紳而艸昜”從上下文意看應斷句爲“多言後。л樂安而尸辛。л訶紳而艸昜。”這段文字從後文的分析看，似也有“中平”之意。如果該字可以釋爲“坪”，則當視其爲“平”的假借字，作“平德”解。
　“多言後”從字形上看，隷定無誤，但意義無法讀通，當綜合其余29簡再作考釋。
　　用“安”字來表現音樂，在文獻中比較常見，例如：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禮記.樂記》）相同文句又見《史記.樂書》、《詩大序》，《呂氏春秋.侈樂》則有相似文句。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禮記.樂記》）又見《禮記.祭義》及《史記.樂書》。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記.樂記》）又見《禮記.祭義》及《史記.樂書》。
　　“尸辛”從字形上看，與“辟”十分接近，但“辟”字的戰國文字多从“口”，故此字當釋爲“尸辛”，“辛”字下部増“八”爲飾⑩。“尸辛”當釋爲“遲”，《説文》尸部“尸辛，尸辛遲也。”從以下引文看，“遲”也是一種重要的藝術表達方式。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又見《晏子春秋.外篇》。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禮記.樂記》）又見《史記.樂書》。
由此“л樂安而尸辛”也許可釋作“其樂安穏而又舒遲” ⑾。
“訶”即“歌”的假借字。二字均屬歌部，相互可以通假。金文有“朝訶”，意即“朝歌” ⑿。
　“紳”或爲“伸”的假借字。二字均屬真部書母，可以通假。即“伸展、伸長”之意。《禮記.樂記》有“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史記.樂書》有同様文句，“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作“詘信俯仰、級兆舒疾”。
　　“紳”也可能是“申”的假借字，即“重複”之意。對於《詩經.小雅.采菽》“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詩經.商頌.烈祖》“申錫無疆，及爾斯所。”中的“申”，毛傳均釋爲“重也”。
“艸昜”或爲“蕩”的假借字。二字均屬陽部，相互可以通假。“蕩”即“寛廣、博大、舒坦”之意。《論語.述而》“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及《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中之“蕩蕩”即爲此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關於季札觀樂的記載有“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史記.呉太伯世家》與此基本相同，“蕩乎”作“蕩蕩乎”），其中的“蕩”也是此意。
　“蕩”也可能是“回蕩、動蕩”之意。《禮記.樂記》有“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史記.樂書》同）。《呂氏春秋.音初》有“凡音者，産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其中的“蕩”均爲此意。
　　但以上二義也有其負面釋義，如《呂氏春秋.適音》有“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横塞，横塞則振。”此處的“蕩”作“揺蕩”解。《呂氏春秋.音初》有“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此處的“蕩”作“濫漫”解。本簡此處的“蕩”恐當從其好的一面去理解。
由此“л訶紳而艸昜”也許可以釋作“其歌聲伸展而又寛廣”或“其歌聲重複而又回蕩”。
　　如前文所引用的那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季札觀樂及《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等處有關於風雅頌之各種評價，上海博物館這批有關詩論的竹簡是否可以與之對照，還要等全部竹簡發表之後，才能作全面觀照。

　　　　　　　　　　　　　　　　　　
注
①在今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於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上海博物館向與會代表展示了《孔子詩論》全部31支竹簡的照片，但除了《文匯報》上已刊登的二支外，其餘均尚未正式公布於世，故其餘29支簡的情況，在此不作討論。
②據八月十八日上海市《新聞午報》的報道，《孔子詩論》與《子羔》、《魯邦大旱》三篇文章爲同一人筆跡，三篇簡的形状，長度，字跡等完全一致。因而“不王虎口”三字當爲《子羔》的最後一部份。
③請參看上海博物館所編《上海博物館中國歴代書法館》中的圖版。
④“孔”字的流變，請參看何琳儀所編《戰國古文字典》上冊，第419頁。
⑤最近，國際儒學聯合會簡帛研究中心網站上，李零先生有一篇題爲「參加“新出簡帛學術研討會”的幾點感想」的文章，他指出，本篇和此外兩篇，即《子羔》和《魯邦大旱》二篇，爲同一人所書，原先是鈔在同一巻上，屬於三篇合鈔。“它的第一和第二章，是子羔問於“孔子”。第三、四、五章，是孔子自陳。第六章是魯哀公問於‘孔子’。它們顯然都是圍繞同一人物。如果子羔和魯哀公問敎的人是孔子，那麼論詩的也就只能是孔子。反之，釋爲‘ト子’，也要有一致性。……當初我把簡文中的那個合文釋爲‘孔子’，主要考慮不是字形，而是内容。子羔和魯哀公問敎的人，説話口氣比較大，完全是敎訓的口吻。我個人感覺，這個人不太像是子夏，而更像是孔子。」李零先生主要從文意上而不是字形上，認爲“孔子”的可能性最大。
⑥將此字視爲“憐”之假借字是從池田知久先生的意見，參見其『郭店楚簡『窮達以時』の研究』（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巻，2000年１月）。黄人二先生則把此字視爲“閔”之假借字，參見其《郭店楚簡〈窮達以時〉考釋》（古文字與古文獻編輯委員会編《古文字與古文獻》創刊號，1999年10月）。
⑦將此字視爲“閔”之假借字是從黄人二先生的意見，參見論文同上。
⑧參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第79頁（中華書局，2000５月）。
⑨ “平”及“坪”字的流變，請參看何琳儀所編《戰國古文字典》上冊，第829-831頁。
⑩“尸辛”字的戰國文字，“辛”旁下部或加一飾筆、或加二飾筆。請參看何琳儀所編《戰國古文字典》下冊，第1232頁。
⑾“尸辛”字的釋讀，是採納了南京大學考古專業博士研究生魏宜輝先生的意見，特此説明。
⒀請參看何琳儀所編《戰國古文字典》下冊，第852頁。
　　本文在假借關係之確認上基本上依據郭錫良編《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