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累世经学”条云：“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乎！”赵翼本条还以孔氏、伏氏、桓氏三家为例，说明自周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四百年来家学的延绵不绝。赵翼所说言之有据，但过去笼统。周秦姑且不论，即令两汉，家学也是有变化的。

　　　　　　　　　　　　一 西汉家学盛于东汉

　　两汉相比，西汉家学盛于东汉。对此，《汉书·儒林传》中有详细记载，如士孙张学梁丘《易》，“家世传业”。韦贤治《诗》，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由是鲁《诗》有韦氏学”；伏理游君学齐《诗》于匡衡，从此“家世传业”，徐良游卿学《大戴礼》，“家世传业”；桥仁季卿学小戴礼，亦“家世传业”；王中学公羊《春秋》，“家世传业”。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无须一一列举。到了东汉，家学有衰微的趋势。《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甄宇“习严氏《春秋》……传业子普，普传于子承……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按“三世传业”在西汉是很平常的事，但在东汉却引起人们赞赏，这说明了当时家学的状况。《儒林传》中还有些传家学的记载，有必要分析。如欧阳氏传《尚书》，自欧阳生至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但是本传载，“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王莽时，为长社宰。显然，欧阳歙传家学是在西汉后期。又如汪丹”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高“曾祖父嘉，西汉时，以鲁《诗》授元帝……父容，少传嘉学，哀帝、平间为光禄大夫，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可见汪氏、高氏家学也是在西汉后期。伏黯习鲁《诗》，伏恭“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此处未明言伏黯学习时间，但他在东汉建国之初即任县令，以前后文推测，学鲁《诗》当不会晚于王莽时期。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传父业”，“建武初，为博士。”按汉制，博士限年50岁，薛汉建武初可以为博士，所谓“少传父业”必定在西汉时。此外，还有一些传家学的例子虽然具体时间不详，但都不会晚于东汉前期。如曹充，建武中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又如刘昆在西汉平帝时曾学施氏《易》，其子秩“传昆也，门徒亦盛。”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其子张鲂，“传兴业”。曹曾，东汉初学欧阳《尚书》，子祉“传父业。”牟长，西汉末叶学欧阳《尚书》，卒于东汉之初，“子纡又以隐居教授。”包咸，西汉末“习鲁《诗》、《论语》……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以上传家学者，或在西汉之末，或在两汉之交，或在东汉前期。如果以《后汉书》所记载的上述事例为根据来说明东汉的家学，显然是不妥当的。《儒林传》中真正说明东汉家学的事例，除前引甄宇家族外，还有几例：宋登“父由，为太尉。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孔僖“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僖二子，“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这样有限的几例与前述两汉之际传家学的大量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汉之际有家学背景的人几乎都未能再将其家学继续传下去。这只能说明，东汉时家学已经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以上的讨论都是局限在《儒林传》中。自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以外的记载。如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沛国桓氏世传欧阳《尚书》。但是，与《儒林传》的众多事例相比，这几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即令是这三家，家学也没有都能维持下去。据《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记载，袁氏家族习孟氏《易》，始自袁安祖父袁良，时在西汉后期。袁安少传良学。自此以后，安子京，京子彭，彭弟汤均传家学，但袁汤以后，如汤之子袁成，袁逢，袁隗及袁成之子袁绍、袁逢之子袁术均不再传家学。桓氏家族自桓荣始学欧阳《尚书》，荣子郁，郁子焉，焉孙典传学不断。但桓氏的情形有些特殊。《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注引《东观汉记》载，帝问郁曰：“子几人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学，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看来，如果不是受到皇帝的干预，桓氏家学也未必能传下去。
　　从区域分布上看，东汉时期真正将家学传下去的家族往往是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赞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说，世传其业，至臣五世。”虞翻是会稽人，他生活在汉末，五世传学，这在当时确属罕见。《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尹默，……梓潼涪人也。专精于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子宗，传其业，为博士。”尹默父子是汉魏之际人，在这时初建家学是少见的，在中原地区难以找到这样的事例。前述《儒林传》中的甄宇是北海安丘人，也在中原以外。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第一，《后汉书·儒林传》中有关家学的记载，多数并非东汉之事，而应归入西汉。东汉之初的家学可以理解为西汉家学的余绪。第二，东汉后期，在边远地区，家学仍然存在着。

二 家学衰落的原因

　　两汉家学的不同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西汉、东汉虽然皇统未变，但社会环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政治都有不同。就学术而论，东汉人所追求的是通与博。班固在《汉书》卷三○《艺文志》中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固反对“白首而后能言”正是西汉的情形。他崇尚的“三十而五经立”，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新学风。通五经的学者在东汉是很多的。《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汝南许慎也是博通五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1]汝南周举“博学恰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2]这种博与通的学术追求很难在家学的范围内实现。因为自西汉以来，所谓“家学”是有严格规定的。前引孔氏家族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按章句学也在经学范围内，但却不算“家业”。由此可以看出，家学是指累世无更改地传一经。某人要想学通五经，就必然会突破家学的限制。周举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周举虽然博通五经，但其父周防，据《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载：“师事豫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很明显，周举的学术没有局限在家学范围内。广泛的学习兴趣不仅会突破家学的限制，甚至也突破了地区的界限。这一时期，游学之风日盛。《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记载了他学习的经历：“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郑玄所学内容极多，他因学习内容之不同而在各地不断游学。一个地区都不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更不必说封闭性极强的家学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在偏远地区，家学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就在于这里缺乏广泛学习的条件，游学又不容易，所以要想学习只能求诸家内。家学与落后偏远地区联系在一起，这只能说明家学确实是处在衰落之中了。
　　影响家学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形势。西汉自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学与仕途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夏侯胜之语反映了士人对通经入仕充满了信心。正如班固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者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既然经学可以打通禄力之路，有家学渊源者自然比一般人多了一分优势。《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韦贤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先为帝师，后任丞相，其子玄成修父业，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这一谚语反映了西汉人对家学的认识。家学的重要，似不仅在于学术的传承，而更在于家族政治利益的延续。
　　东汉时期，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士人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强大，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王朝的选举制度。士林中的舆论成了荐举人才的重要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中说：“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以名取人构成了对经学入仕的严重冲击。《后汉书》卷七六《仇览传》记载的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行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仇览是不合时宜的，符融所言所行颇具代表性。经学可以束之高阁，与志士交结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交结中方可获取高名。《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序描述当时情景道：“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既然进入仕途不一定要通经，人们维持家学的热情自然也大不如前。这或许是东汉家学衰落的又一个原因。
　　多年以来，研究者似乎过多地强调了家学与仕途的关系。累世经学被理解为世家大族产生的重要原因。可是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西汉家学发达，但那时却没有产生世家大族，东汉家学衰落，世家大族却逐渐生长发育。很明显，家学与世族不一定有必然联系。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说：“千乘欧阳生，世传伏氏《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4]这一事例与本文的结论是一致的。看来，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有助于排除一些根深蒂固的当然之论。
　　对家学的学术价值也不可估计过高。譬如欧阳氏虽然八世传学，但后代的学术水平却没有超过前辈 。东汉治欧阳《尚书》的学者中，最有成绩者，实为桓氏家族。又如孔安国后代均治古文《尚书》，但东汉的古文大师却未出自孔氏家族。家学强调的是继承性，创新与发展会危及其存在。因此，家学的维系必定带来家学学术水平的停滞。总之，在学术荒芜的时代，家学或许有助于学术的保存，但在正常的时代，家学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学术的发达。

[1]《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
[2]《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
[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348—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