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门、羽林是汉代中央军的重要构成之一。以往，史家对此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疑窦亦多。本文拟就几个主要问题做些初步考索和阐述，就教于方家。
一、 期门、羽林的始设时间与意图
期门、羽林皆为汉代的宫廷禁军。期门，掌执兵宿卫，因皇帝微行，以之“期诸殿门”故称。平帝时更名虎贲，“若虎贲兽”，言其勇猛。羽林，初名“建章营骑”，以警卫建章宫得名，后改为羽林，取其“为国羽翼，如林之盛”之义。期门、羽林皆属光禄勋。然二者的始设时间，乃有先后之别。
“羽林”的创设时间，文献记载一致。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又《后汉书·顺帝纪》注引《汉官仪》曰：“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这两处材料，都记羽林初置于太初元年，这是很明确的。
但“期门”始设于何时?文献记载却存异说。或云它在文帝之时已有；或曰它始置于武帝初年。称汉文帝之时已有“期门”者，见于应劭的《风俗通义》所载，刘向对成帝曰：“文帝时政颇遗失……又为微行，数幸〔邓〕通家。文帝代服衣，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太平御览》卷八八从《风俗通义》之说，同样认为汉文帝时期已有期门的建置。窃疑上述引文中的“文帝”，当为“武帝”之误。因为据《史记》、《汉书》所示，作为特有含义的“期门”，并非始于文帝之时；“渐台”，见《汉书·郊祀志》，属“建章宫”，造于武帝时期。于此，文帝“猎渐台下”，乃无可能。如果应劭《风俗通义》所记的“期门”等同于“虎贲”，则先秦时期便已有之。例如《尚书·牧誓》说：“武王虎贲三百人”。《国语·鲁语下》：“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又《周礼·夏官》也有“虎贲氏”之称。然先秦时的虎贲，与汉代的虎贲却是名同实异。不仅彼此的任务、来源不同，而且在时间序列上，将“期门”称作“虎贲”是平帝以后的事。故汉文帝时期，既没有“期门”，更无特有含义的“虎贲”。
“期门”创设于汉武帝初年的说法当属可信，亦符合史实，有大量的文献记录可征，例如《汉书·东方朔传》：“建元三年(前138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汉书·百官公卿表》：“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虎贲〕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门；平帝元始元年(1年)，更名虎贲郎。”期门在“建元三年初置”，当是实录。诸多史实表明，有汉一代，在文帝之时未设“期门”，禁军也不称“虎贲”。西汉只是自武帝建元三年至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之间才称期门。如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诏封告霍氏反谋者……期门董忠(为列侯)。”[1]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2]但从平帝元始元年开始，在史籍中便少见“期门”字样，而多用“虎贲”的称谓。东汉之初，虽然一度恢复了“期门”之号，事见《后汉书》之《姚期传》、《马成传》、《阴兴传》，然而不久，却又改用了“虎贲”之名，它和羽林并存，一直沿袭到东汉后期。
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的意图是什么?《史记》、《汉书》未作明确的交待。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由于当时北军扩建了“八校尉”，故南军也就设置了“期门、羽林军”[3]。这种意见揭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有可取之处，但其结论仍可商榷。因为：(一)从它们的设置时间看，并非先有北军“八校尉”，而后为了平衡与南军的力量，才再扩建“期门”。史称：“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4]。“及至南粤反……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5]。由此说明，八校尉之设，应是在元狩元年(前110年)以后的事，而不是在建元三年始置期门之前。这里涉及时间的先后序列及因果关系问题，不容含混。(二)武帝之初，汉廷已经拥有一支较强的北军，如果要平衡力量，则南军不当减省，但事实上，汉武帝却将已有的两万卫士(南军)裁掉了一半。所以仅从南北军的力量对比上寻求答案，显然是不全面的。(三)将郎卫系统的期门、羽林统统列入南军，既模糊了中央直辖军的三大构成部分，也忽略了宫廷禁军的独立地位，显然与史不合(后详)。所以，总的来讲，那种认为增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的说法，尚难令人赞同。
考诸史实，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的真实意图，主要是为了贯彻“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确立中央军的优势地位；同时，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长期对外用兵，内部防务空虚等因素，因此武帝在军制改革的过程中，采取措施强化贴身禁卫。众所周知，从秦至汉初，皇帝的贴身禁卫即郎中令及其属官(包括郎、谒者、大夫等)，基本上还属文官性质，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警卫部队。由于郎卫的实力较弱，故当时对皇宫及京师的保卫主要靠南、北军。到武帝时，随着太尉的罢省，特别是加强皇权的需要，郎卫力量与南、北军相比就更加显得单薄。为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将“郎中令”更名为“光禄勋”，扩充郎卫员额，在光禄勋属下增设期门、羽林军。这样，一方面可使郎卫与南、北军形成三分鼎峙之势，并以之牵制南、北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互为表里，加强贴身禁卫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钱文子《补汉兵志》说：“汉用六郡良家补羽林、期门，盖三辅园陵赖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备宿卫。”其说甚是。《史记·天官书》曰：“北宫玄武，虚危……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正义》：“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南，天军也。”《晋书·天文志》云：“武(虎)贲一星，在大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当时取虎贲、羽林这种星名来象征天子的亲军，既反映了武帝求助于众星、天威保佑，以增加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也反映了期门、羽林军的精锐与可靠。所谓“如羽之疾”，“为王者羽翼”[6]。由此说明，汉武帝强化宫廷禁军的力量，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军制改革的一大举措。
[1] 分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二五。
[2] 《汉书·五行志》。
[3]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第177页。
[4] 《汉书·刑法志》。
[5] 《汉书·两粤传》。
[6] 《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一、 期门、羽林的统属及其与卫士的异同
宋人陈傅良《历代兵制》说：“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内外轻重，一系于兵。”汉代统治者对“兵”的重要性，已有明确的认识。为了拱卫王朝的统治中心，组建起了一支多系列的、庞大的中央直辖军。
那么，作为中央直辖军的期门、羽林归谁统领，它是否辖属于南军?对此，过去不少论者曾经做了肯定的回答。例如：
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说：“期门、羽林皆置卫官，故属南军。”
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中说：“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武帝时置期门、〔羽林〕。”
这些主张期门、羽林属于南军的论者，未曾说明他们的根据和理由，大概是由于期门、羽林的驻地在京师城南的原因吧。但是，考诸史实，郎卫、卫士和卫戍部队是汉代中央军的三大构成，除掉卫戍兵(北军)暂可不论，南军当只指卫尉所辖的卫士，并不包括郎卫即期门、羽林在内。也就是说，光禄勋所领的期门、羽林是自成系统的宫廷禁军，决非隶属于宿卫宫城的南军。
首先，光禄勋与卫尉都是位列九卿，官秩平级，皆为二千石，彼此之间不存在统属与被统属的关系。同时，光禄勋与卫尉各有自己的属官。如卫尉的属官有卫尉丞、公车司马令、卫士令、旅贲令、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等；而光禄勋的属官则有光禄丞、掾、大夫、议郎、中郎将等。从它们的组织系统看，也是各自独立的。
其二，汉武帝在光禄勋下增设期门、羽林，是为了提高贴身禁卫的优势地位，使郎卫、南军和北军这三支禁卫力量互为表里、相互牵制，从而形成拱卫皇室的三级保卫圈制度，如前已述。在研究汉代中央直辖军的组成及力量对比时，如果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宫廷禁军，而只提南、北军，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其三，卫尉所辖的南军与光禄勋所领的宫廷禁军，在职掌上有明显区别。《汉旧仪》曰：“殿外门舍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光禄勋在秦和汉初叫“郎中令”。《通典》、《通考》释之为“主郎内诸官”，是宫内总管。它不仅身居禁中接近皇帝，而且地位也高。光禄勋所领的期门、羽林，是一种以侍卫为主要职责的天子亲军，它与宫城卫士的南军有内外亲疏之别，不完全相同。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期门，掌执兵送从”，“羽林，掌送从，次期门”。它们的职掌主要负责宫廷宿卫及皇帝出行时的武装护卫，这方面有大量的具体史实可证。如《续汉书·礼仪志》引蔡质《汉仪》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御史四人执法殿下，虎贲、羽林张弓挟矢，陛戟左右，戎头胫陪前向右，左右中郎将位东南，羽林、虎贲将位东北，五官将位中央，悉坐就赐，作九宾散乐。”又《续汉书·礼仪志》云：“〔帝崩〕百官皆白单衣，白帻不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各府各警……昼夜行阵。”此外，东汉顺帝即位时，曾“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屯南、北宫诸门”[1]。再于建宁元年(168年)，曹节“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2]。诸多史实表明，在当时，凡朝会、大丧、大傩及皇帝即位等，一般皆有期门(虎贲)、羽林警卫，护卫的次序是期门在前，羽林在后。
除宫廷宿卫之外，期门、羽林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奉命出征。这方面的事例也有不少。例如：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西羌反叛，汉廷“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飞射士、羽林孤儿……诣金城”[3]。光武帝刘秀征讨河北时，“马成即弃官步负，追及于蒲阳，以成为期门，从征伐”[4]。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马严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5]。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羌反，断陇道，汉遣〔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6]。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后，汉廷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7]。大量史实证明，南军卫士与期门、羽林虽然存在某些相同之点，如二者皆为“执戟宿卫”，但它们之间却有许多不同之处。
期门、羽林与南军卫士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各点：(一)卫士由卫尉统领；期门、羽林属光禄勋，二者统属不同。(二)卫士是离皇帝稍远的外层卫兵；期门、羽林则是皇帝周围的贴身禁卫、高级侍从。(三)卫士不上前线打仗；而期门、羽林乃经常和北军一道参加征战。(四)卫士一般征自内地的郡国；期门、羽林多选自三辅及六郡地区的良家子。(五)按规定，西汉卫士每年定期更番，而期门、羽林乃“以兵为职”，带有世兵牲质。
[1] 《后汉书·宦者列传》。
[2] 《后汉书·顺帝纪》。
[3] 《汉书·宣帝纪》。
[4] 《后汉书·马成传》。
[5] 《后汉书·马援传附子严传》。
[6] 《续汉书·天文志》。
[7] 《后汉书·何进传》。
一、 期门、羽林的选拔标准和来源
期门、羽林的人数，史文记载残缺不全，未曾留下反映其全貌的精确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建元三年期门初建时为一千五百人。太初元年羽林郎二千人，这是西汉中期的情况。至于东汉时期，据《续汉书·百官志》，当时虎贲中郎将领虎贲郎一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将领羽林郎一百二十八人，羽林左、右监领羽林左、右骑。其中羽林左骑九百人，右骑未记人数多少。依此，则东汉光禄勋所辖，总计约二千五百人左右。然从期门(虎贲)、羽林大量出没于战场的情况看，估计这二千五百人是个不完全的数据，它们的实际拥有量应当更多。
汉代的期门、羽林是怎样选拔的?以往，史界对此重视不够，或简言之为“募兵”。看来，只言“募兵”二字，稍嫌笼统。因为两汉的募兵有多种类型，有在“编户”及“刑徒”中募兵的事实，也有单从少数民族中募兵者。同时，募兵的条件、标准非一，或伉健、或奔命、或精勇、或锐士、或先登等，因需而异，各有侧重。再说，募兵的性质在各个场合和
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有强制的，有非强制或半强制的[1]。因此，严格依据史实考之，期门、羽林的选拔方式固然不是采用征兵制，但也不同于通常的募兵制，而是实行一种特殊的“待诏”或“选募”。其选募的原则，主要是以“有材力”和“善骑射”为标准。例如：
〔建元三年〕，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2]。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3]。
赵充国，陇西上人，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4]。
甘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5]。
这些材料清楚说明：“有材力”、“善骑射”是期门、羽林选拔的主要条件和依据；他们的身份乃为“良家子”。关于“良家子”的解释，自古以来各家不尽一致。《史记·李将军列传》注引《索隐》曰：“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书·李广传》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又贺昌群在《汉唐间土地所有制形式
研究》[6]一书中考说：“良家子又良民、良口，在汉代的阶级意义是指自由民，也就是没有市籍，没有犯过罪及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的《秦汉帝国史研究》认为：良民，居闾右，是有爵者。出身良家，又需具备善骑射、材力过人的条件，才能入选为期门、羽林。这表明在要求上，他们比一般士兵的身份为高。
至于期门、羽林的来源，亦和卫士不同，它非来自内地诸郡的一般编户齐民，而是通过以下地区和途径来得到补充：
(一)选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民。这除见于前引《东方朔传》、《赵充国传》、《甘延寿传》、《汉书·地理志》外，《续汉书·百官志》也说：“〔羽林〕常选汉阳(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后汉书·董卓传》：“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汉旧仪》云：“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可见在两汉时期，期门、羽林主要来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而非一般的内郡之民。
(二)选自从军死事之子孙。《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武帝时，“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汉书·宣帝纪》引如淳注曰：“少壮令从军”。《汉旧仪》曰：“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自给鞍马，诸孤儿无数，父死子代，置令一人，名曰羽林孤儿。”《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称：“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汉制也。”又《太平御览》卷二四二引《汉官仪》曰：“简取〔北军〕五营高才，别为左右，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所有这些都说明，从军死事之子孙，“父死子继”，是期门、羽林的基本来源和骨干力量。
(三)选自征战有功者。如《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应劭《汉旧仪》曰：“光武中兴，以征战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后汉书·耿传》说：耿恭在对匈奴战争中因有功，“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这是以战功补为羽林的力证，但此种情况多见于东汉。
选募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入补期门、羽林，这是两汉的通制。原因大概是由于六郡之民，“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7]的关系。他们地近羌胡，悉知戎俗，善于骑射，以尚武见称。为兵之后，战斗力强，较内郡之民更能克敌制胜。同时选募六郡之民对付匈奴、羌人，也符合汉代“量地远近”、就地用兵的原则。
但到东汉桓、灵之时，便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皇帝竟然通过诏令等形式公开标价占卖虎贲、羽林了。例如：《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谷各有差。”这种情况和以前的待诏、选募已明显有别，出现这一重大变化的因素较多。一方面反映了东汉后期虎贲、羽林的地位高，欲为之者众；然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
政治腐败，财政困竭，国库空虚所致。据载：延熹四年，在占卖虎贲、羽林的同时，“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8]。又“灵帝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减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9]。这些材料既是国家财政困竭，也是政治腐败的有力注脚。
[1] 参见拙著《汉代型募兵试说》,《
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 《汉书·东方朔传》。
[3] 《汉书·地理志》。
[4] 《汉书·赵充国传》。
[5] 《汉书·甘延寿传》。
[6]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7] 《汉书·地理志》。
[8] 《后汉书·桓帝纪》。
[9] 《后汉书·灵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一、 期门、羽林之地位及其与君主集权的关系
期门、羽林是中央军的核心部队，与郡国兵相比，无论素质还是地位都比较高。
首先，期门、羽林的最高主官光禄勋，多由皇帝的亲信、重臣充任。据
文献记载：自武帝至西汉末期，先后担任过光禄勋的有尚书令张安世、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中郎将杨恽、光禄大夫周堪、太仆金贵、太子少傅匡衡、左曹西平侯于永、右将军王章、云中太守辛庆忌、诸吏散骑光禄大夫孔光，执金吾韩勋、少府师丹、曲阳侯王根，等等。当时的光禄勋或由列将军兼领，或以加官的形式为内朝官所担任，或以诸吏散骑充任，或以封侯者所任。其职位的显要，不言而喻。东汉时期，刘秀任命光禄勋一职也多如此，一般都是安插可靠的亲信就其位。任用亲信、大臣掌握期门、羽林，这不仅大大加强了宫廷禁卫军的力量，也反映了期门、羽林的重要地位。
作为皇帝亲军的期门、羽林，属于郎官，是“国之秘兵”[1]，处枢机要地，故他们的身份比一般士兵要高，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有特殊的冠戴服饰。据载：
虎贲将，冠冠，虎文单衣[2]。
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尾，竖左右，为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冠，纱鄃单衣。虎贲将虎文绔，自虎文剑佩刀。虎贲武骑皆冠，虎文单衣[3]。
不同身份的武士冠以不同的冠戴，这既是当时等级地位的反映，也可能兼有执行特殊军事任务的需要。《舆服志》说：“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用之。”又《古禽经》曰：“冠，武士服之，象其勇也。”汉代虎贲(期门)、羽林皆戴此冠，大概因为它比一般军士战斗力强，是精锐部队的关系，在地位的等次上较其它兵更高。
待遇优厚，是反映期门、羽林地位的另一重要方面。他们在
经济待遇上，绝非普通士兵所能比。据《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官名秩》曰：“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以为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其中的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这已和普通士兵不同了。至于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谷月百斛”，其所享有的俸给更多。期门、羽林不仅经济待遇优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官运亨通的。如《汉旧仪》曰：“期门骑者……比郎从官……迁补吏属。”又《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元年(89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注引《汉官仪》云：“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综观两汉，郎官补吏，因给事有内外朝之分，且又是多级郎制，故补吏情况参差不同。但他们可以补吏转为他官，则无可疑。如：上官桀以期门郎“迁未央宫厩令”，甘延寿以期门郎“稍迁至辽东太守”，赵充国以羽林郎“补假司马”[4]。西汉一代，出身期门、羽林的文武官员不乏其人。不少人以“善骑射补为羽林”，后来身居要职。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投募期门、羽林之目的，不少人是出自羡慕天子亲军的优厚物质待遇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前途。
期门、羽林作为皇帝的禁军或宿卫近臣，对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政治曾起过重大作用。在封建
时代，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掌握着最高统治权，而在他左右的郎卫、近侍之臣，对其决策和权力的实施不无
影响。汉武帝创立郎官给事内外朝制度，实际上是利用其作为心腹耳目，分处内外，对内形成以皇帝为首的统治核心，对外则加强对整个国家政权的控制，从而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至于期门、羽林军，作为执戟宿卫的侍从武卫，则是维护中央集权制的重要军事力量。
期门、羽林“入奉宿卫，出牧百姓”。它既是宿卫近臣，又是多级官吏的重要来源史称：“长吏多出于郎官”[5]。特别自西汉中期以后，这方面的事例尤为普遍。除前面提到的武将如冯奉世、赵充国、甘延寿等外，还有不少政治家、外交家也都出自郎官。当时通过郎官制度不仅培养、选拔、储备了大批忠于汉室的人才，而且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由于期门、羽林的建置与中央集权政治密不可分，故自两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
发展，历代的禁卫军中常有虎贲、羽林之名。如：三国时期有武威虎贲、有羽林隋代则以左右屯卫所领之兵为羽林。唐置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将军等。元代羽林将军为扈从执事官。明代的亲军又有羽林卫等。于此说明，汉代所创建的这一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续汉书·五行志》。
[2] 《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续汉志》。
[3] 《续汉书·舆服志》。
[4] 均见《汉书》本传。
[5]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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