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从夏至清历经14个历史阶段，近四千年时间，赋税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变革，前后历经以贡、助、彻法为主要内容的劳役地租制度，田租口赋力役制度，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一条编）法等五个相对稳定、实行时间较长且以农业赋税为骨干的主流税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少统治者不思节俭、穷奢极欲和冗员泛滥、战乱频仍，造成国家仅靠主流税种收入难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为了增加收入，平衡财政，各个朝代在主流税制基础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附加，有时这些被称为“杂派”的附加超过甚至数倍于正课，形成了中国赋税制度外长期加征的积弊，从而屡屡引发了忍无可忍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历代王朝都试图通过改革农村赋税制度来减轻农民负担，巩固自身统治。但并税改制往往在若干年后，又出现种种“杂派”。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揭示了这一现象，有学者称之为“黄宗羲定律”。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03日）一文中把“黄宗羲定律”用公式来表示，即：

两税法=租庸调 杂派

王安石免役钱法=两税法 杂派
=租庸调 杂派 杂派

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 杂派
=两税法 杂派 杂派
=租庸调 杂派 杂派 杂派

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 杂派
=王安石税法 杂派 杂派
=两税法 杂派 杂派 杂派
=租庸调 杂派 杂派 杂派 杂派

地丁合一=……
=租庸调 杂派 杂派 杂派 杂派 杂派

通式：bn=a nx。式中bn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a为原始税额，x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显然，这是个累进的算术级数。

正是出于对这一“定律”的恐惧，明清时的一些县志作者便在《赋役志》之类章节里把过去已经归并的各种杂派名目不厌其烦地列出，并告诫“后之好事者切勿轻言归并税则，以贻后患”。

在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中，“黄宗羲定律”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温家宝同志强调，我们一定要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为此，我们从本期开始，在“审视‘黄宗羲定律’”的专栏中发表翁礼华同志的一组文章，以提供历史借镜。

——编者



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击败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便于控制，利于监督，以防叛乱，巩固政权，于是聚诸侯财宝于三辅，徙天下豪富12万户于国都咸阳，“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接着，秦始皇有五次出巡，封禅，望祭山川；修建宫殿，覆盖三百里；对外用兵，又筑万里长城。此外，还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并遣人求长生不死之药。这样浩繁支出，财用耗竭，不得不增加赋税。

秦代的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力役三种。田租按亩计征“泰半之赋”，泰半即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税率高达66.7%。口赋是人头税，每口1000钱。力役的征收，更为严重。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人，劳动力占40%，约为800万人，其中男劳力约400万人，而每年所征收的劳役起码不下300万人，占男劳力的75%。如骊山始皇陵，在嬴政即位后即修建，统一六国后又征发刑徒70余万人继续建造，直到他本人葬入墓中为止，前后历时数十年之久。所以汉董仲舒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造成全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通‘征’），犹未足以澹（通‘赡’）其欲也。”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载入史册的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二

秦代沛县（今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从秦王朝覆灭的历史事实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开国之初就实行节省开支和减轻赋税并行的财税政策，这一政策基本上贯穿于汉朝始终。《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初的田租十五税一，即税率6.7%，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即税率3.3%，还曾一度免除田租。景帝以后仍为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时，社会经济已获得恢复与发展，国力渐趋强大。

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豪强的基础上，乃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对匈奴改变和亲政策，实行战争防御，于是引起多次战争，支出了巨大的军费。同时，对内大兴土木，广修水利，工程支出超过财力所能承受的能力。于是不得不在赋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重人民负担的政策。其内容有：一是加重对农民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弄得贫困百姓杀死出生的婴儿；二是将铸钱、冶铁、煮盐、酿酒收归官营；三是由政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即所谓“均输、平准”；四是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就是所谓“算缗”，即“率缗钱二千而一算”乃指价额2000文，而税120钱（一算），税率6%。这比田租三十税一的3.3%高得多，税重，富豪隐匿财产以逃税或逃免献金。武帝大怒，遂又鼓励“告缗”，即奖励人民告发隐匿，对告发有功者奖给没收财产之半。弄得许多工商业者破产；五是国家在边疆地区开垦荒地，种植粮食。这些措施增加了政府赋税，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及豪强势力，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

由于武帝后期人口锐减，民力疲敝，昭帝（前86年～前74年）、宣帝（前73年～前49年）统治时期，专力内治，继续执行汉初以来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也坚持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政策，如桓宽的《盐铁论》载，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以皇帝办公会议的形式召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最高规格的治国思想研讨会，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似乎仅仅囿于盐、铁、酒专卖，而实质上却是一场民富国强，还是国强才能民富的大辩论。贤良文学坚持民富才能国强的观点，痛论盐铁专卖之害，建议废置，但桑弘羊等政府要员站在国强才能民富的立场，坚持盐铁专营，作为对贤良文学的妥协。朝廷仅仅废除了酒的专卖。为了贯彻轻徭薄赋的国策，昭、宣二帝先后七次颁布减免田租、口赋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债）”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等灾害，当年租税徭役皆免。宣帝还下令“勿行苛政”，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昭帝以后到平帝（1年～5年），六世（昭、宣、元、成、哀、平）之间，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田亩开辟，国家富裕，其时“府库之藏已侈，百姓訾富”，人口比周成王时增加三倍多，达到5959.5万人，垦田达到827万顷。可见西汉末年赋税充足，财政殷实。这一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对汉朝立国425年之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作用。

三

东汉初年，人口大减，仅及西汉末年的三分之一。光武帝为发展农业生产，释放奴隶和囚徒，以增加社会劳动力；把国有荒地和苑囿以及山林川泽租供给流民进行生产，国家向租种者征收40%以上的“假税”；一般耕地的租税仍为三十分之一；赈济贫苦农民等收到一定成效。但光武帝有关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以增赋税的诏令，因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抵制，而被迫取消，这条增加赋税之路亦被堵塞。和帝时，临朝的窦太后为取得豪强的支持，宣布取消盐铁官营政策，再加上东汉中后期，朝政轮流掌握在外戚与宦官手中，政治腐败，赋税混乱，更加上桓、灵二帝纵欲挥霍，耗费惊人，东汉政府财政陷入了“仓帑为虚”的困难境地。如桓帝因对羌族用兵，每亩附加田租10钱，灵帝为修缮宫殿，每亩再附加10钱。不仅如此，桓、灵二帝为满足其奢侈欲望，还公开卖官鬻爵，大肆聚敛。桓帝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到灵帝时开西邸公开卖官，公布卖官价格，二千石官2000万钱，四百石官400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交钱，贫者可赊欠，到任后加倍缴纳。

始于秦始皇四年（243年）的以爵换粟是为了赈灾，续于汉文帝的卖爵是为了解决戍边的军饷。武帝时，入奴婢和财物者，也可以补买官，或授予武功爵称，但限于较低官爵，数量也不多。东汉后期则变本加厉，连号称“三公”的太尉（军队统帅）、司徒（丞相）、司空（御史大夫，负监察之责）都标价出卖。政府为了多卖官，还经常调换官员，甚至一个地方、一个月内调换几个人。灵帝还规定，郡国的大司农（专管群国财政的长官）、少府（专管群国王室财政的长官）上交各级租税贡献时，都先抽一分交入宫中，叫做“导行钱”。他还巧立名目，任意科派。如官吏升迁都要缴纳“助军钱”、“修宫钱”，大郡数至二、三千万钱之多。横征暴敛，再加上水旱蝗雹及瘟疫流行之灾，内忧外患俱至，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汉传到献帝（189年～220年）一代终于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