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术史角度全 面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指明有待完善之处，彰显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促进明清市镇经济 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60余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

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他于1934年发表的《 中 国庙市之史的考察》（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前此或有学者论及明清市 镇，惜笔者未能检索到确切篇目，有待进一步查寻。），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 一种。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1934年23卷2期，王兴瑞译，载《食 货》1937年5卷1期。本文所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如下学者的论著：［日］山根 幸夫文《战后日本明史研究（社会经济史部分）的动向》，杨品泉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 81年6期；冯年臻：《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6期 ；［日］则松彰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下），艾廉莹译，《中国 史研究动态》1987年4期；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 研究动态》1987年8期；［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田人隆、黄正建、 那向芹、吕宗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2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等等。），这是一篇研究明清市镇经济的 力 作。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 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 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

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市镇经济有所涉猎（注：参见张次溪《清人竹枝词中之燕都市场与庙会史料》，《正风》1935年1卷8期；任天然 《清代以前的市》，《市政评论》1936年4卷11期；庄泽宣、潘凤韶、邱璧光《集的研究》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19 53-1954年36卷1-4期；［日］仓持德一郎《四川的场市》，《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19 57年1期；［日］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1953年28卷3-4期。），致使该学术领域 呈现清冷格局。客观而论，这一阶段的学者们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专力研治此项课题者不 多，刊行的论文数量亦有限，研究水平略显单薄。

（二）成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真正步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即经济史家傅衣凌、台湾学者刘石吉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他们的研究论著褪去了前一阶段的学者在市镇研究中的感性化色彩，开始自觉 确 立学术规范，注重史料爬梳和理性思考，研究视野较之以前更加宏阔，研究层次更加深入， 尤其在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正是他们确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基本路数 ，其影响至今犹存。后来的众多学者在探索该学术领域的新境界时，或多或少从他们那里受 到启迪。

傅衣凌无疑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于1964年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 市镇经济的分析》（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后收入傅氏《明 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傅衣凌在50年代刊行的论著中，因研究明清 江南的富户经济、纺织工业、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等问题，也曾涉及市镇，并注意到 明清市镇"已不是单纯的恬静的乡村，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新型的小工商业城市"（《明代 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04页），但傅氏并未自觉地以市镇为重要 研究对象。另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其晚年著作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第6部分"生产、交换、市场"中，亦对 市镇有所论列。），奠定了迄今为止以江南市镇为研究主攻方向的学术格局。傅衣凌第一 次完整使用了三个关键词：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严格匡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叙 事结构和学术话语，并提供了必要的文本范式。台湾学者刘石吉1987年在全美中国研究学会 (AACS)年会上宣读论文时，着意评介了傅衣凌的这篇重要论文，指出："由于傅氏在明清经 济史研究上的开创性地位，其论点自然成为以后讨论江南市镇的一个（可能是惟一的）典范。 "（注：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 学家》1988年4期。）遗憾的是，傅衣凌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由于"文革"而被迫中断。

几与傅衣凌发表专论相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明清史专家施坚雅因于1964-1 965年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Th 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24.2(1965);24.3(1965).参见《中国农村的市场 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说施坚雅是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高校。参见王旭、 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2期。）一书而一呜惊人，被称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 第二代经典之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即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 计学、生态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注：［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 动 态》1980年9期。）。施氏运用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 地区(Periphery)的概念解剖中国城镇经济，在研究方法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一理论创 新在施氏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最终完成（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 Universi 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7).书中收录施坚雅本人撰写的5篇论文。参见《中国封 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如果说傅衣凌在明清市镇 经济研究方面提供了写作文本的范式，那么施坚雅则确立了方法论的范式，几乎影响了日后 所有市镇研究者的学术理念，至今也未能有所突破。

台湾学者刘石吉，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位代表人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清代 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1975)的基础上，他于1978年发表了3篇有分量的论文 ，分别是《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8卷6-8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 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刘著所展示的扎实的史料功底、详尽的量化分析 、新颖的研究视野，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瞩目，再次引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构成了80- 90年代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日趋繁盛的原因（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纷纷撰文对刘石吉的研究成果予以评介。参见洪焕椿《评 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学术月刊》1984年12月号；陈忠平《刘石吉著<明清 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 探微》"后记"；李伯重《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评介与感言》，《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93年3期，等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史学界也有若干学者对明清时期华北、湖广、江南地区的定期市展开研究 ，如山根幸夫明显承续了加藤繁的学术路数，以华北为考察对象，剖析了以营销农具和日用 消费品为导向的地方市场--市集（或称定期市）（注：４参见［日］山根幸夫的系列文章，如《明清时代华北的定期市》，《史论》1960年8卷；《 华北的庙会》，《史论》1967年17卷；《明、清初的华北市集和绅士豪民》，《中山论丛》 ，燎原书店，1977年；《明清时代华北市集的牙行》，《星论集》，纪念事业会，1978年。 以及［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商经论丛》1964年3卷1期；［日］石原 润《明、清、民国时代河北省的定期市》，《地理学评论》1973年46卷4期；［日］北村敬直 《关于清代湖州府南浔镇的棉布批发商》，《经济学杂志》1967年57卷3期；［日］今堀城二 《清代港口城镇的社会体制--以绥远省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重点》，《法制史研究》1967年 16卷；［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关于明末清初的江南都市》，《史潮》（新）1979年6期。此外，日本学者佐久间重男、高中利惠、吉田光邦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的 生产与贸易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大陆学者侯仁之、潘群，香港学 者科大卫，台湾学者李国祁、林会承等人也发表了有关论文（注：参见侯仁之《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9年；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中国史研究 》1979年2期；科大卫《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农村集市贸易》，《第七届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 会讨论会记录汇编》1977年1卷，转引自《香港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动态》，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社《经济史》1981年6期；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7期；李国祁、吴文星、朱鸿《温州府的市镇结构 及其演变》，《教学与研究》1979年1期；林会承《清末鹿港街镇结构》，台北境与象出版 社，1979年；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

（三）繁盛阶段（20世纪80-90年代）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化步伐加快。学者们必须对此作出历 史性的合理解答，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由此进入了空前繁盛时期。其标志有三：

一是若干有分量的明清市镇经济的学术专著相继面世。刘石吉在前此论文基础上结集出版 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这是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市镇研究专著，它已成为专攻明 清市镇经济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樊树志、梁淼泰、陈学文、罗一星、王兴亚、钟文典等 国内学者以及美国学者罗·威廉、日本学者森正夫等人，各自出版了带有区域市镇研究特质 的专著，令学术界为之瞩目（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 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 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日］森正夫等：《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 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 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另外，有些学者的著作虽不是以研究明清市镇为指归，但亦 有涉及明清市镇经济的内容，其识见值得注意（注：参见傅衣凌《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洪焕椿、罗仑主 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洪焕椿《明清史偶存》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来新夏《结网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陈桦《清代区 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美］黄宗智《华北的小 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该氏另有《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 1350-1988年》，中华书局，1992年；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 1993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正明《晋商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 馆，1992年；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龙登高《中 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范金民《江南丝绸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 ，及《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 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 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6年；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 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中华书局，1993年；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钟兴永《中 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 大学出版社，1991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陈 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日］川 胜守《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等等。）。台湾方面推出的大型丛书"中国现代化的 区域研究"（注：现已面世的研究成果，计有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等等。），对从事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者来说颇堪一读。必须指出，经济史家吴承明的若干专著（注：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人民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 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及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 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 明教授访谈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在研究视野和论证方法上可谓匠心独运，应当作为明清市镇研究者的必读书 目 。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在市镇研究方面用力颇勤，成就斐然（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货》1983年13卷3-4期；《中国历史上的城镇 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这两篇文章后收入赵冈、陈钟毅著《中国经济制度 史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另有《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92年2期等文，多收入赵氏《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

二是学术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偏重江南一隅的学术格局有所突破，更多区域的市镇经 济逐渐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据统计，1980年至1999年上半年，国内学者发表有关明清市镇经 济 的论文约690篇。其中，有关江南市镇的论文约为244篇，占35%；有关长江中上游区域（江西 、湖南、湖北、四川）市镇的论文约为107篇，占16%；有关华南市镇的论文约为90篇，占13% ；有关北方市镇的论文约为84篇，占12%；属于市镇宏观研究的论文约为165篇，占24%。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江南市镇依然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樊树志 、王家范、洪焕椿、陈忠平、陈学文、蒋兆成、范金民、罗仑、吴仁安、朱小田、单强等学 者颇有建树，但又风格各异。樊树志对农村集市和专业市镇均有研究，尤为关注市镇网络以 及市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王家范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结构及其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 研究，其独特见解引人注目。洪焕椿从剖析明清江南农村综合型产业结构入手，探求市镇经 济兴盛的原因。陈忠平对市镇经济类型的划分颇有见地。陈学文长于对江南专业市镇逐一进 行详尽的个案分析。蒋兆成把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作为典型予以研究，试图阐发中国乡 镇不同于西欧城市的特点。此外，范金民对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的精致分析，罗仑对 江 南运河沿岸市镇的深入考察，吴仁安对上海地区城镇兴衰的历史观照，朱小田对近代江南庙 会经济的重点解剖，单强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系统研究，王振忠对两淮盐商与苏北城镇变 迁之间关系的新颖诠释等等，在不同层面上将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与江南市镇研究相比，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市镇经济研究尚未形成蔚然大观的态式，但梁淼 泰、范植清、吴量恺、张家炎、高王凌等学者陆续刊发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梁淼泰关 于明清时期景德镇经济特点的分析，范植清关于汉口镇商业资本的研究，吴量恺从转运贸易 的角度深刻把握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经济特征，张家炎探讨了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 市镇发展的影响，高王凌对清代四川场市及其功能，及以珠江三角洲为重点的华南市镇研究 ，均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罗一星关于岭南二元中心市场的见解发人深省，李华关于明 清广东墟市的研究，叶显恩关于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与墟市发展的研究等等，均有相当价值。

如果说，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流域的传统市镇构成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主干（论文 约为441篇，占64%），汇聚了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学者；那么，华北、西北等其他地区的市镇 研究则略显薄弱，发表的论著数量相对不足。但仍有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使明清市镇研 究呈现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如乔志强有关近代华北集市的研究，许檀论证了明清时期山东 集市的发展，王兴亚对清代河南集市的分析，皆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述区域性市镇经济的研究，还有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立论，从不同层面切入议题。 如吴承明有关明清国内市场的研究十分精辟，对市镇研究者颇有启迪。赵冈立足于城市化和 人口过剩，对明清市镇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合理诠释。慈鸿飞对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 量分析，有助于强化市镇研究的实证风格。此外，邓亦兵对市镇的概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 精细的辨析，方行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注意到清代前期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 场的主体，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进行了多侧面的探讨，张研对清代市镇的管理机 制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等等，皆为重要研究成果。

引人注目的是，进入80年代后，日本史学界研治明清史的学者森正夫等人率先提出"地域 社会论"，主张加强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其触角必然涉及明清市镇。迄今为止，日本学 者关于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已在方法论，地域社会与移民、国家、宗族、信仰、救济、乡绅、 民变，市镇社会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石原润、森正夫、中村哲夫、滨岛敦俊、川 胜守、林和生等人普遍认为，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隆盛，构成了特殊的地域社会。他们 分别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接合点的市镇的兴起，市镇与水利交通，江南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 圈，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祭祀等问题（注：参见［日］石原润《明、清、民国时代华中东部的传统市(Market)》，《人文地理》1980 年32卷3期；［日］川胜守《长江三角洲镇市的发达与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 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东京图书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地方 都市一瞥--太湖平原的镇市与交通》，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编《空间、景观、想像 》 ，京都地人书房，1983年，以及该氏《中国近世地方都市的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的场市 》，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日］中村哲 夫《清末华北的农村市场》，《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第7章，法律文化社，1984年；［ 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唐史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第4集，1988 年，以及该氏《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唐史研究会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1992年。）。
三是众多学者对市镇经济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多侧面的学术梳理，力图从学术史的宏观角 度确立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地位，进而将这一研究向纵深拓展（注：参见［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 究动态》1980年9期；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 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 史研究动态》1991年5期；龙登高《近年来封建市场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9期；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 997年1期；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4期； 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行龙《人口 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4期；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 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0期；颜晓 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 态》1999年4期，等等。）。从台湾学者刘石吉、 范毅军的评介来看，大陆史学界自80年代至今，已成为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重镇，学者众多 ，论著丰厚，新见迭出，但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这些学术史论文中，最可称道者当推范 毅军之文。范氏之文广泛搜罗文献资料，立论严谨，逻辑缜密，注重中西比较，既有评介文 字，又有独立见解，是一篇上乘之作。

二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入手，对硕果累累的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予以系统的学术清 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可行性操作。现就笔者视野所及，将重要观点叙述如次。

（一）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对象

通而观之，数以百计的论著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尽管在史料甄别、分析框架、学术风格 、研究结论上存在着差异，但其研究对象不外乎以下三大范畴：

1.明清市镇的概念及其缘起

何为"市镇"?这涉及如何对市镇的历史内涵进行判断，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必须首先解决 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

全汉升认为，"市"的出现与教堂或寺庙有关，是教会或官方特许的在有宗教性活动的特 定时期，准许商人出售商品的场所。所以，"市"称为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 (Market)（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日本学者通常将中国历史上的市称作定期市，此与全汉升不谋而合。加藤繁指 出，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之设立与废罢，必须得到知县之许可（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王兴瑞译，《食货》1937年5卷1期。）。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 须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和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注：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275页。）。刘石 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见之于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并非广义的 指一切的都市、都会、都邑、城市等，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以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 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而一以商业机能为标准。在明清方志中，" 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上），《食货》1978年8卷6期；《明清时代 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邓亦兵对清代前期的市镇所下的 定义，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属于大市镇，只具有第一个条件者属于中小市镇。邓亦兵仔细甄别了 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从市镇的城墙、 四栅，市镇外围方圆的面积，市镇之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镇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 商品种类等方面看，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已经脱离了集、场、墟的 范畴，有一种趋于城市的倾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注：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3期。）。在樊树志眼里，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 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 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明清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于县城与乡村 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注：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 --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陈学文认为，明清市镇是属于城市体系的，它是 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是大 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4期。）。方行注意到市镇概念历代有所不同。宋代以来， 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衍至明代，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均向市镇集 中，镇的概念因之变化，或指人烟稠集之处谓之市镇，或指商贾聚集之处谓之市镇。到了清 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除部分欠发达地区对市镇仍采用以人 户为断的概念外，后一概念渐占主导，"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注：语出康熙《嘉定县志》卷1；参见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 年6期。）。何荣昌也对 市镇概念进行了认真清理，指出"市"原指商贾贸易之地，"镇"原指戍兵置将的军镇，其 含义为设置官将加强镇压。北魏始设军镇，隋唐沿袭其制。北宋建国伊始，赵匡胤废除藩镇 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有些镇的名称保留下来。置镇之处设有"监镇"，其功能主要是管理民政、征收商税。到了明清时期，镇的名称因主要具有"市"的功能而通称"镇市"或"市镇 "（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李学勤等人在论及明代城镇经济发展时，把市镇与城市纳入同一定义中加以界说，认 为城市、市镇是以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 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注：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957页。）。郭正忠表示，镇市是否属于 城市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同时声称，唐宋以后涌现的工商业镇市，在外部形态、居民 成 分、管理体制乃至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内部结构方面，有别于一般郡县城市（注：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许多学者 承认，市的名称各地不一，北方称集，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湖广称市， 江南则将具有相当规模的市称为镇。

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缘起，学术界分歧互见，但大多数学者认同先有"市"、后有"市镇 "的历史变迁路径。如郭正忠在思考城郭、市场、中小城镇的关系时，认为镇市崛起之初， 大都是先出现中心市场，而未必筑有城墙。后来的某些镇市也添筑了城墙，但始终有一批镇 市不知城墙为何物（注：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李德阳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集市--集镇--城镇--城市的 进化规律（注：李德阳：《从城镇化的高度去认识和发展农村集市》，《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增 刊；参见上揭钟兴永文）。

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加以考察，也许更能明晰市镇的演变轨迹。中国市镇史的源 头，应上溯至《易经》关于"日中为市"的记载。然而，真正与明清市镇密切相关的是所谓 "草市"的出现。作为定期市兴起的"草市"，是秦汉以降中国集市贸易领域出现的一个新 生事物，具有浓厚民间的色彩，对明清市镇有重大影响。傅崇兰认为，草市发轫于东晋，与 城市关系圈相契合。迨至明清时期，杭州附近草市发展为镇者达10多个，都在杭州城市关系 圈以内（注：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傅宗文则认为草市始见于南北朝文献，南朝、隋、唐各代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注：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赵冈注意到唐代盛行"草市"之名。他分析草市一词的含义可能有二：一是与墟市类 似 ，表示不是常设市场，大都是临时性的草棚等简陋设备；另一可能解释是，唐代政府规定非 州县之所不得设市，但是正式的州县之市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于是出现了许多定期集市， 称之为草市。草者，非正式、非常设、草创未完之义，以免触犯政府法令（注：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牟发松对唐代 草市颇有研究，他在历史语境中将草市与市镇互相置换，指出草市主要是指由定期乡村市集 转化而成的市镇，但在商业深度上草市远远高于它们的前身，似乎唐代人的草市概念即是如 此。与官市相对的草市自东晋南朝以来的发展大抵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州县城郊非官方 市场的兴起，史籍上最早出现的建康草市即指此类；其二是一部分传统的地方市集因交换趋 于活跃，交换间隔时间的缩短以至消失，而演为市镇或曰草市。这还包括一些本来受出产季 节限制的茶市、橘市、蚕市、药市等专门市，突破季节限制而发展为经常性的市镇。乡村市 集之转化为市镇并非唐代所独有，但乡村市集的大量市镇化或者说草市化，严格说是唐中叶 以后才出现的（注：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4期 。）。在宋代草市研究方面，傅宗文是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指出，宋代草市如 雨后春笋，称谓极多。诸如：店（道店、庄店、草店、野店），步（山步、水步），市（山市、 河市、村市、庙市、岳市、蚕市、亥市、三家市、鲈鱼市）等名目。宋代草市朝两个方向发 展：一是草市作为城市的新市区存在；二是草市提升为镇市，这一重大历史变迁有宋一代几 百年都在不断进行。个中原因在于：宋王朝正式确认镇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制，遂使 镇市完全摆脱晚唐五代时期的军镇色彩，纯粹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北宋，黄河流域 草市镇的发展超过江南。殆至南宋，东南沿海地区的草市镇发展加快，岭南也不例外。宋代 草市镇横向发展的特征是母市镇分蘖出子市镇，不少镇市提升设县，纵向发展的特征则是涌 现出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色彩的市镇（注：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傅氏另著有《宋代草市镇研 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此外，日本学者加藤繁等对唐宋草市亦有精深的研究。参 见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等文，均 见该氏《中国经济史考证》1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的村市(Ma rket)与庙市(Fair)》上、下，《东洋学报》1961年44卷1-2期。该氏另著有《宋代江南经 济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研究续编》，福冈印刷株式会 社，1970年，转引自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中国经济史研 究》1989年4期，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在中国市镇史上，宋代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关键时期。傅衣凌指出，江 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刘石吉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都市发展的过程，强调宋代 是市镇机能转变的过渡时代。在宋代，由于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商旅往 来懋迁，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Commercial Settlement)，作为固定地名 、具有固定居处的"市"于焉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机能为主的城镇，也蜕变 为商业及贸易的据点。宋代以降，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现代型式的市镇已经开始 萌芽成长（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王家范认为，"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 宁 、元祐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由战 国秦汉的"都市"，经东晋隋唐的"草市"，发展到宋明的"镇市"，代表着我国封建社会 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里程碑（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市镇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秦汉的定期市 、魏晋隋唐的草市、宋元时期的草市镇、明清市镇这几个重要阶段，衍化轨迹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