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乃先秦显学，惜至秦汉，几近中绝。至清代乾嘉时期，由于校勘经书的需要，方有学者校勘《墨子》。清末，孙诒让著《墨子间诂》，集清代学者《墨子》校勘之大成，《墨子》书始可读。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来阐释墨家思想学说，标志着二十世纪墨学研究的开始。

二十世纪墨学研究主要包括墨子生平里籍考证、《墨子》篇章辨伪及校注、墨家思想学说的阐释。

墨子生平里籍考证。 梁启超据《吕氏春秋·慎大篇》，认为“墨子鲁人说，当为近真”。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他根据墨子交游之士可考者公输般、鲁阳文君、楚惠王、宋子罕、齐太王田和及告子等，推断“墨子之生，最晚不能幼于公输般三十岁”，“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于郑儒公被弑之后三年（前390年），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前381年）。墨子生卒年代当为公元前463年――385年，前后误差为五年。胡适的观点与梁启超有所不同。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吴起之死，吴起死时，墨学已成为一种宗教，墨子已死多年。他认为汪中据《墨子》中《耕柱》、《鲁问》、《贵义》、《非攻》中、下、《公输》及《礼记.檀弓》下来考订墨子生平很可靠。他断定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00至490年，死于公元前425至416年。其后各家也有所考证。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以墨子止楚攻宋之事为据，把墨子生卒年代较梁启超之说提前十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认为墨子生卒年代为公元前490年至前403年。任继愈的《墨子》认为是公元前480年至前42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认为是公元前475年至前390年。诸家之说略有差异，但均认为墨子为战国时期人。

至于墨子里籍，多数学者持鲁人之说，但也有它说。三十年代，胡怀深在《墨子为印度人辩》中认为“墨翟”是“蛮狄”或“貊狄”转音，墨子“面目黧黑”，断定墨子为印度人。杨向奎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认为，墨子原籍宋国，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张知寒经过一系列考证指出，墨子里籍当为今山东滕州，滕州原为宋国公子目夷封地，春秋晚期为鲁国占领，战国初期又成为齐国属地，鲁人说、宋人说、齐人说均有一定道理。此说已为不少学者所接受。

《墨子》篇章辨伪与校注。《汉书。艺文志》称《墨子》七十一篇，今本《墨子》实存五十三篇。不少学者认为，全书非墨子自著。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先把这五十三篇分为五部分：

“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

“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许多材料比地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概括起来，《墨子》全书非墨子自著，许多篇章是墨者及其后学所作。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把广义的《墨经》单独剔除出来，为后来的墨学研究者所重视。

继胡适之后，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也把《墨子》全书分为五组：第一组七篇，其中《亲士》、《修身》、《所染》非墨家言，纯出伪托。《法仪》、《七患》、《辞过》、《三辩》是墨家弟子记墨学概要。第二组二十四篇，其中《尚贤》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节葬》、《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乐》上中下等二十三篇是墨学大纲，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样，可以说明是门弟子所作。《非儒》下无“子墨子”曰字样，不是皆墨子之言。第三组六篇，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大半是讲论理学。《经》上下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下是述墨子口说，但后学有增补。《大取》、《小取》是后学所著。第四组五篇，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是记墨子言行。第五组，《备城门》以下十一篇，专言兵法，梁启超没有说明作者。方授楚则另有看法，他在《墨学源流》中指出：《墨子》一书既非墨子自著，也非一时一人所著，视为“墨学丛书”最为恰当。他把《墨子》一书看成三期完成，即墨子弟子、墨子后学、秦汉之际人士。并且指出，《亲士》、《修身》、《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与墨家宗旨相反，系伪作。八十年代，詹剑峰在《墨子的哲学》中认为《墨经》是墨子自著。

二十世纪《墨子》校勘也成绩斐然。先后校注《墨子》全书的有王闿运的《墨子注》（1903年）、曹耀湘的《墨子笺》（1906年）、尹桐阳的《墨子新释》（1914年）、张纯一的《墨子间诂笺》（1922年）、支伟成的《墨子综释》（1925年）、吴毓江的《墨子校注》（1944年）、王焕镳的《墨子校释》（1984年）和《<墨子校释>商兑》（1986年）等十几种。其中张纯一、吴毓江、王焕镳的成绩最大。张纯一的《墨子间诂笺》是孙诒让《墨子间诂》的重要补充，吴毓江的《墨子校释》是《墨子间诂》后的又一重要校注本，王焕镳的校本则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唯一《墨子》全校本。

《墨经》校释是二十世纪《墨子》校勘的一个重心。孙诒让由于不懂现代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于《墨经》校释不够精当。其未竟之任务，由后来学者完成。1921年，梁启超出版《墨经校释》，采用牒经之说，条分缕析，使古奥深邃的《墨经》基本可读。其后，张之锐出版《新考证墨经注》（1921年）、《墨子大取篇释义》（1923年）、伍非百出版《墨辩解故》（1921年）、范耕研有《墨辩疏证》（1923年）、胡韫玉有《墨子经说浅释》（1924年）、张其鍠有《墨经通解》（1924年）、邓高镜有《墨经通释》（1925年）、鲁大东有《墨辩新注》（1933年）、谭介甫有《墨经易解》（1935年）、杨宽有《墨经义疏通说》（1936年）。1944年，高亨出版《墨经校诠》。由于作者通晓古文字、音韵，取得不少成绩。二十世纪后半叶，《墨经》校释相对薄弱，著作仅有谭介甫的《墨辩发微》（1956年）、《墨经分类译注》（1981年）、姜宝昌的《墨经训释》、周云之的《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研究――墨经逻辑学》（1992年）等。

墨家思想学说研究。 栾调甫说：“清儒治墨子者，不过校注而已，初无事乎其学也。”（《二十年来之墨学》）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把《墨子》校注推向高峰，为墨学研究新范式的诞生创造了基本条件。世纪之初，西方思想学说蜂拥而入，也为用新方法整理研究墨学提供可能。1904年，梁启超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标志着墨学研究新纪元的开始。其后，研究墨家思想学说的文章著作不断涌现，形成了墨学研究的一个新高潮。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用很大一部分讨论墨学，把近代西方的学术规范用于墨学研究，完成了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值得一提的是，胡适首次夷平儒墨，把墨学看作一个发展演进并的过程，分《墨子》和《别墨》两章来考察。称墨子时代的墨学为“宗教的墨学”，而把“别墨”叫做“科学的墨学”。胡适重点研究的是墨家的哲学方法，并把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应用主义”。1921年，梁启超出版《墨子学案》，明确提出，“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兼相爱交相利”是紧密相连的。二十年代，研究墨家思想学说的著作还有陈顾远的《墨子的政治哲学》（1922年）、王桐龄的《儒墨的异同》（1922年）、张纯一的《墨学分科》（1923年）、郎擎霄的《墨子哲学》（1924年）陈柱的《墨学十论》（1926年）、蒋维乔的《杨墨哲学》（1927年）、钱穆的《墨子》（1929年）等。

1930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第一次把墨家分为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这一分法一直为今天的学者所沿用。冯友兰认为，“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1936年，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出版，提出“非攻”是墨子学说的出发点，把“兼爱”看作“非攻”理论上的根据。该书是墨学研究的又一本重要著作。

上述学者对《墨子》思想大多持肯定态度。与之不同的是，四十年代，郭沫若发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指出墨子思想中最为特色而起核心作用的是“兼爱”与“非攻”一组文章，但他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套学说并不重在爱人，而是重在利己”。墨子是奴隶制的拥护者，为王公大人服务。

二十世纪下半叶，又有一批墨学研究论文和著作发表或出版。任继愈的《墨子》出版于1956年，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墨子的专著，它分析了墨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墨学的阶级性，概括了墨子的历史地位。1957年，栾调甫的《墨子论文集研究》出版，其中的《墨子科学》对《墨子》中蕴含的科学思想作了简明的论述。

文革后，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1年，詹剑峰的《墨子的哲学与科学》出版，该书在对《墨子》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上，重点从哲学和科学两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李泽厚则在《墨子新探本》（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指出，“非命”“节用”（重视生产），“交利”“兼爱”（乐园空想），和“天志”“尚同”（宗教专制）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而且它们相互渗透，很难分割。杨俊光的《墨子新论》（1992年版）对《墨子》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尚同”是《墨子》政治思想第一义，“兼爱”则是伦理思想的核心。孙中原是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专家，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墨子及其后学》、《墨学通论》、《墨者的智慧》、《墨学与现代文化》，对《墨子》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检讨，尤其是对前贤较少涉及的墨家军事学说、墨学的现代价值作了详尽的探讨。又由于他是治中国逻辑史的专家，对墨家逻辑学说的论述更为详尽。九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墨学著作还有邢兆良的《墨子评传》（1993年）、秦彦士的《墨子新论》（1994年）、张永义的《墨：苦行与救世》（1996年）、崔清田的《显学重光》（1997年）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墨子研究论丛》三册以及齐鲁书社的《墨子研究论从》第四册，由张知寒主编，则是集体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还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墨经》思想的学术专著。杨宽的《墨经哲学》（1937年）、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1981年）、陈孟麟的《墨辩逻辑学》（1983年）、方孝博的《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年）、朱世凯的《墨经中的逻辑学说》（1988年）、杨向奎的《墨经数理研究》（1993年）等对《墨经》中蕴含的哲学、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思想作了不少探索。

台湾地区的墨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有影响的有王寒生的《墨学新论》（1953年）、高葆光的《墨学概论》（1954年）、陈拱的《墨学研究》（1964年）、王冬珍的《名墨异同考辩》（1969年）、史墨卿的《墨学探微》（1975年）、蔡仁厚的《墨经哲学》（1978年）、光晟的《道墨新诠》（1988年）等。严灵峰还为整理墨子研究资料做了大量工作，1969年，《墨子知见书目》出版，收集秦汉至本世纪六十年代各种版本及专著240余种。1979年，他编辑的《墨子集成》出版，影印汇集历代《墨子》的重要版本及注释、研究著作九十余种，是极其重要的墨学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