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学的历史命运

历史上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孔子尤甚。他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超前历史起码两千五百年。孔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及其社会本身，肇端了战国围绕社会人生这个历史主题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形成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样规模、水平和影响的东方文化。这才是原本的儒学，一般称之为先秦儒学或孔孟之道。但当时却曲高和寡，没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只了解一半，还理解错了；孔子旨在外王，他安于内圣。真正成就了一番事业，弟子中威信最高的，还是敢于突破“上说下教”的子贡。《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写颜回只用了一百五十字，写子路用了五百七十六字，而写子贡用了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可见汉代他的影响还很大。“子贡利品巧辞，孔子常黜其辩。”(30)在师徒四处碰壁，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有他不怨天安命，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亦学亦商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请看他的辉煌业绩：受师命求鲁，凭三寸不烂之舌，一路上纵横捭阖，运天下于掌：“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有变。”而他自己也“常相鲁、卫、家累千金。” (30）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声望有超越孔子之势。鲁国的大夫叔孙武公开在朝庭上宣扬“子贡贤于仲尼”。(18)搞的子贡很不好意思。为了维护老师，就给人家扣毁谤圣人的大帽子。陈子禽不服，当面对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18)他又说人家无知。但无论如何，今天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还得走子贡的路。他最先当面指出孔子思想超前，建议老师实际一点：“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31)

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孔子设想通过礼治德政，经由小康而致大同的主张，当然不被口头上竞相标榜王道、实际上都想称霸、要武力统一中国的有国者所采纳。但他的思想由于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深入人心，广泛流布，服膺者日多，战国时与墨家、道家并称显学。但战国中后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叱咤风云的是纵横家，兵家和法家。出将入相，改革变法。秦用法而霸、而王，也恃法而亡。一味地严刑峻法，反而置国君与臣民于对立的地位，陷入被动防范的不利境地。汉代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适应政治、经济统一的需要，为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了统一的文化。统一的封建国家不能容忍众“道”杂陈。汉初，汉儒和老黄学派争做官学，经过七八十年的摸索，逐渐趋向儒学。儒家适应社会已经统一于集权封建制之形势，降志辱身，舍“道不同不相为谋”，“从道不从君”，汲汲追求大同的崇高理想，从君随势以行小康之小道。“道”屈于“势”，既是异化历史之必然，也说明士无恒产，恒志难守的历史命运。否则，只有做伯夷、叔齐。“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者是武帝的丞相田蚡。董仲舒综合儒、墨、法、阴阳诸家一切有益于维护集权封建制的思想，以儒家的小康思想为核心，建立其神学目的论体系，将先秦儒学纂改为汉代儒学。他将儒学神学化，开谶纬神学之先声。本来，孔孟已将民本主义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人本主义的新阶段，即人道主义阶段；现在董仲舒又将它拉回到君本主义阶段，乃至神权主义阶段。这就从民主退回到独裁，从科学退回到迷信。比如，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治国，对百姓以礼相待，君主首先“修己”，遵守君道，即“君君”；否则臣民可以“犯之”，“犯之”而不听，可以“去之”、“叛之”，用武力推翻它，孟子认为可以“伐之”、“诛一夫”；而董仲舒却吸取了墨家、法家尊君和君主至上的思想，并初步构成了“三纲”的框架，明儒暗法，兼收仁义礼智教化与刑名法制钳制之效。统治者正中下怀的正是这些与孔孟之道正相反对的有益于维护统一封建制的思想。这就是董仲舒们对先秦儒学的第一次“现代化”。舍弃了作为儒学宗旨的大同理想，对其阶段性目标的小康思想，也根据集权封建制社会的需要做了根本性的修改。把一个站在人类立场、历史高度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篡改为维护特定的集权封建制的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就是汉儒或董儒。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但就是这个董儒，当权者也不能完全接受。比如，董仲舒虽然主张君主至上，但他在君之上还设置了个“天”，想借天之名约束君，以维护封建制的长远利益。有一次，董仲舒想借高祖庙火灾针砭时政，差一点被汉武帝杀了，从此再不敢妄言灾异谴告之说。君权成了没有约束的绝对权力。此之为官儒。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遵奉推行、奉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就是这个官儒。

虽然封建统治者独尊的只是官儒；但它既然以儒学为招牌，就不得不把先秦儒学也奉为正统思想，不得不把先秦儒学的经典奉为官方理论和教材。这样，全国上下，从君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直接学习孔孟之道。这就为孔孟之道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人们可以直接从中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所以汉代把儒学称为“经学”。“经”主要就是先秦儒家经典。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魂培育了大批能超越官儒和董儒，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和广大民众，减轻了官儒的危害，延续和发扬了儒学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也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魂，迫使董儒和官儒循着孔孟之道这个中轴线摆动前进，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起作用的不限于官儒、董儒，还有先秦儒学。并且，董儒因其符合封建制的长远利益比之官儒更得人心；孔儒因其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而最深入人心。当然，大批追求名利富贵者，从势尊君，唯官儒是依。不仅在士君子中，就是在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中，也因自己的道德和文化素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层次。正如孟子所说：“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34)

每当王朝没落，统治集团腐朽，各种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置阶级、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但又都抓住儒学，特别是孔子的招牌不放，这就玷污了儒学，特别是孔子的信誉。孰不知，腐朽统治者执行的不仅不是董儒，连官儒也不是，更不是什么先秦儒学了。这种倒行逆施，无以名之，且称之为伪儒，但人们往往不求甚解，不辨孔儒、汉儒、官儒和伪儒，这就使儒学，特别是孔儒不止一次作了封建王朝的殉葬品，不止一次造成儒学危机。了解上述情况，不仅基本上可以回答何以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创造出领先世界两千年的灿烂文化，成为封建时代人类文明的中心和代表，而且也可以说明中国近代以来何以落后，儒学长期沦落的主要原因了。

中国文化自殷周之际在对天命观的第一次反思中摆脱原始宗教神学，开创民本主义方向以来，就有一种不同见解相互尊重，互补互学的民主传统，并被奉为政治原则。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以来，对天命进行第二次反思，早在孔子之前，晏子就进一步发挥史伯的“和同之辨”，提出“相反相济”的辩证思想：“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惮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特别是孔子在揭示“性相近”，发现“人”的基础上创立儒学以后，围绕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个永恒的历史课题，相继创立了墨、道、名、法、阴阳诸家，形成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的智能，文化空前繁荣，哲学思想非常活跃，成就宏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和同时的希腊罗马文化东西辉映，形成古代两个文化中心。为尔后中国成为封建时代世界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不同学说、学派、主张平等自由论辩文化就发展，社会就突飞猛进；反之，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缓慢，停滞，并潜伏着危机。

汉代自武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初期确实起了巩固和促进封建国家发展的作用。但由于违反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不久儒学就成为御用工具，和士君子进入宦途的手段，僵化、繁琐，蜕化为谶纬迷信，丧失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加速了王朝的衰亡。东汉变本加厉，奉谶纬神学为正统，造成儒学第一次危机，使统一的国家陷于分裂达四百年。董儒可以维护封建制度，等而下之的官儒只能维护封建王朝二百年左右。

幸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原始民主传统，经天命发展为民本主义，又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加强了学术民主，自由争鸣的文化传统，所以汉代的“罢黜百家”，并不象近代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完全禁止，扼杀非官方思想；“独尊儒术”也只是奉儒学为官方正统思想，并不禁止其他学说在非官方领域流行。即使当权者也可以兼好他学，且相互标榜以为渊博、高雅。仅泥于儒学一家，反被视为浅陋。“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包括儒学在内的各学派，都是在学术自由、宽容的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儒学从孔子开始就以更大的宽容态度，尊重不同见解。这种学术民主的空气影响深远。即使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不太昏庸的皇帝也往往允许，甚至提倡不同学派、不同政治见解的公开争论，以集思广益，择善而从。有时发展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有的皇帝也热衷于提倡，甚至主持这种讨论，甚至可以公开当面和皇帝辩难。不同学派学者争论切磋，更是常事。并不象现代人所想的那样，封建社会就钳制思想，禁止、迫害不同学派和学者。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能创造灿烂文明，成为文化中心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只是到封建制度行将灭亡的时候，在明、清的中后期，才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导至中国落伍。现在接着谈汉代“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学蜕化为谶纬神学，造成儒学危机的问题。汉末儒学为朝野所卑夷。清议清谈之风起，道家学术大兴。汉王朝文化政策导致王朝的覆灭，但并非封建制的衰落。封建集权还处在上升阶段，有生命力。王朝的更迭正是封建制不断更新波浪式发展的形式。董儒作为适应封建制的意识形态仍然有生命力。魏晋时期崇尚《周易》、《老子》、《庄子》的玄学家大多出身儒学世家，是穿着道袍的儒家，他们弘扬道家正是为了摒已堕落为谶纬神学的伪儒，而拯救董儒和孔儒。他们以道家的自然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和永恒。王弼说：“名教本于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人谓玄学是道家；其实是儒道融汇，以道证儒，儒道互补，仍以儒为主。玄学是儒学的新形态。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玄学阶段。

战国儒道并称显学而对立：“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汉初崇尚黄老，儒道互绌如故。董子将儒学“现代化”，综合吸取的也主要是法、墨、阴阳家有益于中央集权的思想。通常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儒道互补，主要始于魏晋。

汉代“独尊儒术”，除了儒学蜕化为谶纬神学，葬送了西汉，东汉两个王朝，儒学籍道家之助复兴，进入第三个阶段，还有两个重大结果：一是西汉末（一说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二是东汉初期道教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较宽松，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在对官儒，伪儒的批判和对董儒，孔儒复兴中进入玄学时期。强调个性解放、人格自主的道家思想得到肯定和发扬。其实，这些思想在孔子建立的儒学中早就有了，是孔子率先倡导独立人格和意志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只因当时礼坏乐崩，实现统一是首要任务，孔子集中精力解决社会问题，相对而言，这方面的思想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如今在道家思想的激发下也得到发扬，这就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形成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先秦以来第二次文化高潮。为封建发展到隋唐高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学为主，儒道互补的新形态，除了使儒学摆脱因独尊造成的危机，形成第二次文化高潮以外，还有个伟大的意义：为迎接几乎是同一层次的异质文化的佛教的挑战做好了思想准备。佛教和儒学同时创立，曾被印度奉为国教。一世纪大乘佛教兴起，比小乘更有宣传力。它外传以争正统做国教为目标，并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此时的儒学，是几乎融汇了先秦各家所创立的，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宗教，高于宗教。所以，面对佛教的挑战，它不仅保持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而且融汇改造了佛教，使佛教中国化，创新为中国佛教；而不是相反：中国文化被佛教化。

佛、道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佛教经过以玄解经、以经释儒的调适和改造，在唐朝形成中国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隋唐时期，虽说三教并尊，佛、道、与儒学鼎足而三，实际上儒学仍是官方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主体，当然，汉代儒学独尊的局面也被打破。这时，儒佛道三者互黜互溶，许多出入于佛、老的思想家大多重又归于儒学。在融汇佛道思辨哲理的基础上，儒学又发展到第四阶段理学阶段。

理学以儒为宗，兼蓄同化释老，三者合流，达到抗御、消弭佛道颉颃维护儒学正统的目的。它以心性义理为核心，论证封建伦常“原于天理”，“根乎人心”，为名教建立精致的哲学基础，进一步尊崇孔孟，确立孔子的圣人地位和五经四书的经典意义。实际上程朱通过论证儒家经典，阐述其理学思想，将儒学纳入理学体系，又一次对儒学“现代化”。程朱被奉为儒学正宗，儒学（程朱）进一步被独尊，造成更严重的儒学危机。陆王为打破程朱独尊造成的儒学危机，将孔孟强调主观努力，加强道德修养的思想充分发挥为心性之学。

理学兼蓄佛道，却不能超越宗教，把“太极”、“理”或“心”视为先于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发展的动力。本意想升华仁实则驾空了仁，使之离开了由以产生的人和社会，为割裂内圣外王提供了依据，发展了汉儒以来把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对立起来的倾向。反映了封建后期“道”和“势”的矛盾日益尖锐，士无恒产恒志难守，又不甘心枉道从势，只好在精神上保持超然物外的无可奈何又自得其乐的心态。得志为儒，失志是道。窃以为，先秦儒学的核心“仁”要落实于“行”：“力行近仁”。(4)内圣的心性修养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并且要百折不挠， 知难而上地汲汲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8)而宋儒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 又兼收了佛道的出世思想，虽奉行积极入世的哲学，但已经知其不可而不为了。其“穷则独善其身”已不是“修身见于世”，(34)而是用“明哲保身”(35)了。倡导“孔颜乐处”，修道俟时，认为“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31)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逸乐山水，寄情诗画，甚而狎妓酗酒，放浪形骸，以为风流。失去“外王”的追求，“内圣”也守不住。宋儒远未达到先秦儒学的境界。而统治者正好以此禁锢人性，“以理杀人”。宋儒又陷入“独尊”的泥潭，官儒没落，伪儒泛滥，造成宋明积贫积弱的局面。

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近九百年，比经学、玄学和南北朝到隋唐的三教鼎立，时间都长，推动了宋明以来社会的发展。不能把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诿过于理学，更不能一般地诿过于儒学。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且振兴艰难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落后分裂的欧洲先走出中世纪，而先进统一的中国却走不出封建？罪魁祸首难道真如近代以来的精英所说，是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吗？

从宏观和整体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孔子发现人和战国百家争鸣，文化高度发达，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基础上，由领主制上升到中央集权制，是一个成熟的封建社会，所以成为封建时代人类文化的中心达两千年之久。其维护封建制的机制也高度发达，阻挠革命，防止新制度产生的经验和手法异常丰富，所以新制度十分难产。不象欧洲的中世纪，封建制一直停留在列国割据的领主制的初级阶段。固然创造不出灿烂的文化，也没有健全的安全保证体系，所以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较易脱颖而出。但具体地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我以为不是后儒，甚至也不是官儒，虽然它们都不能辞其咎；当然更不是孔子创立的先秦儒学；而是封建制末期的没落王朝和发展为文化专制主义的伪儒。

为了认清伪儒及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的真面目，需要对后儒作个公允的评价。

秦汉以来，建立在极端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要求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从思想理论上维护统一。汉代儒家适应这种形势，为维护中央集权封建制和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力图把统治集团，特别是君主的权力限制在阶级长远利益的范围内。“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的“天”即封建制的长远利益。强调君既为民主，就要为民做主，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富民强国的政策。学界对董子主要取否定态度者多；其实他在历史上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为封建社会建立了完整的文化体系，维护了封建制，并促进其发展了两千年。对维护国家统一。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董仲舒不愧为封建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反观古希腊文化，没有先秦文化趋向统一的内在精神，也没有形成秦汉那样的统一国家。古罗马虽是强大的军事帝国，同样没有一贯的、有内聚力的文化体系，日耳曼蛮族的迁徙就把这个文化高得多的帝国彻底摧毁，并断绝了振兴的可能。在奴隶制帝国废墟上建立的只能是四分五裂的封建领主制的国家。基督教兴起。退回到神学时代。整个欧洲进入了千余年黑暗的中世纪。与之相比，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以先进部族为核心，团结周边部族共同进步，建立共同文化联合体的必然趋势。从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发展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定向，只能凝聚扩大而不可能长久分裂。董子吸取先秦儒学曲高和寡，其经世致用的宏旨不能落实到政治的教训，创立适应集权封建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巩固了封建制，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以汉族为主的封建国家不仅承受住无数天灾人祸摧毁性的打击；而且象欧洲那样的落后部族的迁徙侵扰，自秦汉匈奴的入侵、南北朝和五代的“五胡乱华”，直到蒙族、满族的入主中原，历两千年不断，最后都以自愿认同汉族文化，共同创立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建立了人类史上唯一没有中绝的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在世界独领风骚两千年。中华民族的形成肇始于先秦，定型于汉，董子功不可没。或谓：如果没有“独尊”这个文化枷锁，中国的中世纪的文化一定会更加灿烂。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更可能因为不能形成共同的文化，统一的国家再退回到王国割据的局面，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象欧洲那样被边疆落后民族的侵袭所覆灭，或被外来的佛教或本生的道教拉回到神学时代。总之，历史已成定局，历史已经过去，不独尊就不是封建时代了。欧洲中世纪如不独尊基督教同样不可想象。但汉以来的这种允许不同学说合法存在和流行的“独尊”，比之秦之焚书坑儒，明清以来文化专制主义，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应该说是封建时代可能有的最好的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如此灿烂的原因。这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儒所固有的民主和宽容博大的精神所使然。

当然，不能否认，“独尊”违反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必然限制了文化的发展。所以，对所谓“灿烂文化”，也要分析和反思。春秋、战国由于学术民主，短短几百年，创立了儒、墨、道、名、法、阴阳影响深远的学派，出了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这么多世界级、历史级的思想家；而尔后的两千年，除了程朱陆王的道学综汇释道，对孔孟之道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可以算作二流的思想家，几乎没出现一个世界级、历史级的思想家。历史上的几次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一向引为骄傲的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大多是忧患困厄中的激愤不平之作，是先民对专制和礼教的鞭挞和抗议。当前令世人惊异，叹为观止的旅游景点，除了上帝的造物，不过是供帝王生前，死后享用的宫殿、坛庙、苑囿、陵墓、府街、都邑和宗教遗迹。这固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但前者几乎都是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证物，而宗教的兴盛又正是人民苦难的象征。诚然，这都是先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但这与其说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赞颂，毋宁说是控诉。两千余年来，中华民族在专制制度下，在忧患困厄中，没有消极，没有屈服，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展现了自己的才华。而推动先民创造无数人类永远不可企及的奇绩的绝非束缚人性发展的专制和礼教，而是鼓舞人们反抗它的先秦儒家既强调独立人格，又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官儒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统治实际执行的政策基础。学界有人认为，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就是剥削压迫人民，有时在人民反抗的打击下被迫实行“让步政策”，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剥削和压迫，即所谓“养肥猪政策”，把猪养肥了再杀。这只说明了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而忽略了统治阶级的人性；只说明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对立的一面，没说明统一的一面。这种观点起码是片面的。统治者首先是人，具有人的向上为公的本性，他从小不仅受官儒、董儒，而且受孔儒的教育。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主要考虑国家的盛衰存亡。实际上他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立统一关系的集中表现，也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间的矛盾的集中反映。为了王朝的生存发展，官儒力图缓和各种矛盾，把它们的斗争限制在起码不危害王朝生存的范围内。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励精图治，休养生息，以求国泰民安。中后期，各种矛盾激化，各行其是，置王朝的共同利益于不顾，矛盾不能在王朝内解决，官儒蜕变为伪儒，倒行逆施，招致王朝覆灭。在封建时代，改朝换代成了缓和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形式。到了封建末期，封建制度的崩溃和王朝的败亡交织在一起。从国际范围看，欧洲已走出中世纪，正处在对外殖民掠夺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这时传到中国的西方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中既有民主科学，也有宗教神学。这样，西方殖民者的利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中国文化的糟粕━━伪儒及其文化专制主义又勾结在一起，成为中国近代落后且振兴艰难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到了明朝已进入后期，封建统治阶级日暮途穷，靠武力和欺骗维持其统治，矛头对准有独立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君权和士权的斗争实际上是伪儒和儒学的斗争。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很有作为的开国之君在读到《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大怒，认为“宜非臣子之言”，下令从《孟子》中删去，并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撵出。废除总领百官的中书省，把军政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设“廷杖”制，摧残敢于“勿欺也，而犯之”的官吏，实际上是摧残体现正气的士气。设锦衣卫，加强专制统治。明成祖锁国，信用宦官，创立特务机关──东厂。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股取士。从朱元璋就开始兴文字狱，有明一代不绝。虽然一般史家认为，清初的成就超过了汉唐，但康雍乾三帝都大兴文字狱。特别是乾隆，将他对《资治通鉴》的批点汇辑成《御批通鉴辑览》，以皇帝的观点“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这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的“儒学现代化”，或确切地说是“儒学的乾隆皇帝化”。诚如梁启超所说：“以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阴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诸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连历史都要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遑论现实。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大网笼罩全国，传统文化被窒息，朝野匿声，万马齐喑。特别是明嘉靖、清嘉庆以后，各种矛盾尖锐化，王朝没落，昏庸的皇帝一个接着一个，民族文化素质一落千丈，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定局。偏巧这时西方文化传入，一个是旭日东升、一个是日暮途穷、一经碰撞，优劣自分。一个救亡图存的任务摆上了中华民族的日程。

但承当此项任务的精英阶层的文化素质却十分低下，他们不能区分先秦儒学、后儒（汉儒、宋儒）官儒和伪儒；也认不清西方文化的实质；更不懂得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哺育中华民族的阳光和空气，这是整个民族和民族的每个人从娘胎和乳汁中继承来的生存基因，是深植于骨血和意识中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必须十分珍惜、继承、发扬，不断更新而不能抛弃和打倒的，除非自甘亡国灭种：人将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民族变成“一盘散沙”，即使不是“东亚病夫”，也不过是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蚁民”。难怪清末清醒的改革派郭嵩焘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之大患在于士大夫之无识。”(36)结果，出了一些“明白人”，把事情越搅越糊涂。和日本一比，良莠自现。

首先登场的是“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只看到西方文化表层的科技器物，幻想在不改变封建体制、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科技以振兴中华。立宪派、革命派认识到西方先进在政治制度，仍未能深入西方文化核心。立宪失败，革命也并未成功。

上述失败激发了深刻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大凡一个社会处于存亡绝续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一般有激进者、中坚和保守，或曰左中右三种思潮。保守派主张保皇、复辟，逆潮流而动，很快被推出历史舞台。主流是一群糊涂的精英，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急迫的民族危机，他们自己先陷入迷津，没有洞察全局，综观古今中外，辨明方向的大才。一方面耽于救亡而激进，要干一翻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一方面又桎梏于传统文化糟粕之“罢黜──独尊”的两极直线思维模式，而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口号，实际上既不了解西方文化所以先进的底蕴，更把儒学的糟粕混同于儒学而否定传统文化。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是不断改头换面的封建独裁体制和文化专制主义。

他们简单的认为儒学是血缘宗法封建社会的产物，就是纲常名教，是封建社会的或曰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造成近代落后的根源，笼统地把罪名扣到儒学，特别是孔子头上，把“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在孔子两肩。”(37)连李大钊也说：“孔子之道不适于今日社会，势必归于消灭，”把“掊击孔子”当作“掊击专制制度之灵魂”。(38)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陈独秀把儒学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吾人倘以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余地。”(39)“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就是在这种新思潮中产生的。一种左倾幻稚的时尚席卷全国，连中医都诬之为“封建医”。诚如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人所说，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一心要缔造一个新中国”，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办事不切合实际……却试图照搬西方那一套。”“虽然他们本意是成为现代人……但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真正的现代中国人，他们只是西方化的中国人”(40)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从整体上否定传统文化，使民族丧失安身立命之本，造成文化断层，必然丢掉文化的精华，而封建文化之专制独裁、皇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一类糟粕却被既得利益当作命根子改头换面的保守下来。丧失了民族生存的根基，也就丧失了鉴别外来文化的能力。结果引进的并非西方先进文化的根本精神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第二层次的民主法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只不过是浅层次的科技器物。甚至以腐朽为神奇，赶时髦，追求时尚和朝流。这些显露的糟粕，易于和本民族的劣根性和习惯的惰性力相结合，先进的东西没学到，糟粕已经泛滥为社会公害。模仿和照搬，形成洋奴文化或殖民地文化，民心民气被摧残、枪杀殆尽。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的独立性也就消失了。就这样，中外文化之糟粕杂揉在一起，使民族振兴的大业陷入南辕北辙每况愈下的无穷折腾之中，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结果，猪膘帖不到羊身上，还狗啃尿泡白惹一身臊。和后儒、官儒始终以先秦儒学为中轴线而摆动前进不同，这就不仅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大道，而且离开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

中坚派主张在维护，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现代化改革。既反对保守派顽固守旧，开历史的倒车；也反对激进派抛弃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而全盘西化。激进派有意混淆保守派和中坚派的原则区别，把中坚派也称之为保守主义。“保守”，一般从字面理解为守旧、泥古、顽固不化，反对进化和变革。这种表面浅层次的理解与“保守主义”的原意相去甚远；但在中国，即使学界也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保守主义的两层含义，用以称呼中坚派，毫无学术的严肃性。保守主义是西方十九、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思潮之一。原意是重视传统，主张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行改革，而不是一盘地反对改革。而同时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都激烈地反对传统，反对现有秩序，认为过去毫无意义，未来就是一切，所以二者都反对前者，并诬之为保守派。同样，前者也反对后者；为了和他们划清界线，以保持维护传统为荣，也自称保守主义。直到今天，中国学界还按“保守主义”的浅层理解来诬枉中坚派。

中坚派有国粹派、学衡派、段正元先生（1864──1940）创立的道德学社、孔教派和现代新儒家。国粹派、学衡派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诬为保守而被扼杀。道德学社主要在基层和民间弘扬儒学，五十年代被取缔。孔教派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保守派也主张尊孔读经，定孔教为国教；虽然孔教派尊的是先秦的真儒，保守派尊的是伪儒，因为激进派不能分辨真儒和伪儒而混为一谈地加以反对，使孔教派几乎作了保守派的殉葬品。现代孔教派的创立者陈焕章先生从三十年代到香港和海外发展，领导海外华人，兴文教，办实业，以身弘道，以身履道，在异质文明的汪洋大海中，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美德，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风彩。

在学界和知识分子阶层影响比较大的是现代新儒家。

　 在“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风靡全国的热潮中，就有一批出入佛学和西方文化、学兼儒释道，贯通中西的饱学深思之士，又重新回归儒学。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宣告了现代新儒学的创立。紧随其后的有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人。梁公认为，与西方、印度文化相比，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因而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反传统、反儒学高潮中，大声疾呼：“走孔家的路”。为“往圣继绝学”，梁公功不可没。张君劢是1923年“科玄论战”代表哲学一方的主将。提倡哲学与科学分途；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主张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解决人生问题。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熊十力先生中年崇佛，又由佛归儒。认为西化论者执着于西学皮毛而盲目崇拜之，主张在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以为体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文化之精神。“新心学”的倡导者贺麟先生1941年8 月发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的《儒学思想的新开展》一文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作。文曰“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冯友兰先生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以程朱为正宗。“接着”宋明理学讲“新理学”。冯先生融贯中西，通释古今，和前列诸时哲一样，以道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说下教，或忍辱负重，或降志辱身。虽事与愿违，但毁誉由之，中权不渝，直至临终还坚信“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

在社会主义阵营独尊马列主义的同时，西方在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发现物质生活巨大进步的同时，出现了人心的动荡和精神的空虚，导致思想的紊乱和社会的不安，面临文化衰落的危机。特别是随着科技发展，社会矛盾和伦理问题日趋严重，西方文化和宗教皆束手无策。西方哲学思潮逐渐转向人的问题，又一次（上一次是十七、十八世纪）把目光移注到东方。一九四九年夏檀香山国际哲学会议宣言，选择孔子思想来引导世界。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四十年，同是西方文化的欧美派和马列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冷战，以及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占据了整个历史舞台。九十年代初，苏东解体，世界历史进入冷战后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回到传统文化提供了希望，但中坚派仍被激进派当作“保守主义”批判。这正像俗话所说，“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但随着人性、人格、自尊的觉醒和恢复，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虽然步履蹒跚，但却神态凝重，从上到下，发自内心，势不可挡。一个迟到的“文艺复兴”的高潮即将来临。人们终将回到传统文化，回到儒学，回到孔子。

五十年代以来，儒学在大陆成为批判，并必须与之实行最撤底地决裂的主要对象。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大陆消声匿迹。钱穆、方东美和熊十力先生的弟子们在港台得到新发展，现代新儒学进入第二阶段。代表人物主要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一九五八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励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中国文化与世界》，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纲领。第二代的贡献不仅是继亡续绝，而且把儒学推向世界，使中华民族的孔子成为全人类的孔子。从此以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孔子，和他创立的第一个，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再也不用担心被他的不肖子孙“打倒”了。如果国人不吸取从日本引进豆腐生产线的教训，也不过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学复兴可能走一条从巴黎、纽约、东京再回到北京的道路。不过我还是赞赏徐复观先生的论断：“中国文化是在忧患意识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它必定在忧患最深、忧患意识最强的祖国乡土上，重新得到发育滋长。”(42)

现代新儒家把儒家思想的核心归结为“内圣心性”之学。他们说：“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认为“心性之学，乃中华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所以主张弘扬传统文化重点复兴宋明道学，特别是其中的陆王心学。虽然熊十力和冯友兰一个是陆王派，一个是程朱派，但都主张以“内圣”驭“外王”；却又都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塑造完美的人格。直到第二代才开始重视由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事功，“保内圣，开外王”。基本上仍限于先秦模式的“上说下教”、著书立说、学术争鸣的知识分子上层的狭隘圈子；和“人生四境界”或“心灵九境”的理论探索。却又陷于儒学没有民主法制和科学因素的困惑。受宋儒未能超越宗教的影响，为吸取基督教精华的平等、博爱和到民间去的殉道精神，乃谋求儒学的宗教文化，甚至认为儒学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意味：儒学人文主义体现了道德理性和宗教精神的统一，是“道德的宗教”。认为儒学人文价值在于建立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觉转化、创造性的、能动的道德自我，视儒家为以内圣为宗旨的伦理学家。这就发展了宋儒重内圣轻外王的思想，而悖离了先秦儒学“修己以安百姓”，以天下为己任的根本精神。孔子根据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以及它们的规律创立的儒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和社会本身，所以，孔孟荀都把修身立德作为成就外王事功的基础和前提，而以身体力行，成就外王事功为目的。与修身相比，孔子更重视“尧舜其犹病诸”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7)的德政。“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18) “大德”即外王事功。孔子批评奢华僭礼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23)但又说：“桓公九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8)今天，倒是西方发达社会十分重视政要的德操， 而我们这个号称“礼义之邦”的文明古国，却历来有人倡言“作风不过是生活问题”，“大丈夫不拘小节”。结果，才以济奸，不仅“文人无行”，“灵魂的工程师”最没灵魂，而且思想家最没头脑。更奇怪的是，道德要求与社会地位成反比；地位越高道德要求越底，直到超然于公德之上。上行下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 风吹草偃，道德沦丧，世风不堪，根源盖源于此。结果，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被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皇权主义者推进灾难的深渊。这就从反面证明了：“政者正也。”(6)“为政以德”，以及欲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正心、诚其意(4)一类道理乃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

内圣落实到外王是很难的。但我不能同意学界所谓，内圣只有修身养性的道德价值，开不出现代民主、科学等“外王”事业来，从而讥之为“袖手空谈心性”，“迂远不切事情”。只满足于内圣，不考虑外王是先秦道家思想，不是儒家思想。儒家的内圣的根本精神是揭示人的善良的本性，在人际社会关系中，首先“反求诸己”，“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是民主真精神之本源。关键在于不是要停留和满足于身心性情的修养上，把内圣落实到外王，并在外王中进一步促进内圣。窃以为，孔子是在揭示人“性相近”，发现“人”的基础上，全面、深刻把握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从而创立了以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为核心的完整的人道主义体系。人的向上性和为公性是人的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性所体现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也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修己以安百姓”，在治国平天下的功业中成就君子，乃至圣人的人格。二者不可分：不修己无从安百姓；不安百姓不能成就圣人人格。

内圣心性之学只是人的向上性的精神方面。孔子对此并未作深入的理论探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60)孔子强调通过环境的熏陶和学习揭示和发扬人的仁本性。“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6)“仁远乎哉？ 我欲仁， 斯仁至矣。”(10)孟子主性善，“四端”在我，无需外求，强调“存放心”，也不过是孔子上述思想的发挥。虽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但“安贫乐道”也必须有“陋巷”可居，“一箪食”可吃，还难免：“不幸短命死矣。”这样的“苦行僧”，与世何益？ 纵使“不改其乐”，不仅把人的本性的为公性扼杀了， 连向上性也是片面和畸形的。

从“内圣”开出“外王”的事业，孔孟都试验过，也都失败了。孔子游说诸候不见用，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狗”。孟子“后车数十乘”气派虽大，但依然是“系而不食”的“匏瓜”命。他们都想做王者之师，实现其王佐之才，落空以后才整理典籍，以俟后人，故且假设有一个“内圣”的君王，在封建社会，他只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充其量只能维护封建制的长远利益，努力协调君民关系，做一个“圣主明君”，也不可能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外王”──实行王道。所以，我主张复兴先秦儒学，而不是复兴宋明理学。所谓复兴先秦儒学主要是弘扬其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中庸方法论。而一向被认为是儒家特色或核心的社会和伦理学说，也只是其价值观和方法论在这些领域的体现，是儒学真精神的具体化，还只是末而不是本，是“词汇”而不是“文法”。而身心性命之学只是其伦理学说的一部分。

先秦儒学的根本缺点是没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幻想通过上说下教就能启发人的，特别是有国者的善良本性，得君行道。而没有认识到阶级社会，人的阶级性、阶级之间的矛盾往往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势”强于“道”，而不是相反。即使个别君王想实行王道，为了生存也行不通，反而要被吞并。孔孟都是理想主义者，“迂远不切事情”，其不见用是必然的。可惜孔孟都没认识这一点，一味地慨叹没人了解自己。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可惜他没有总结失败的教训，找出失败的根源而改弦更张，而是发了一通牢骚自我安慰了一番：“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8) 失败中想“居九夷”、(2)“浮于海”(60)，也还只是发牢骚。孔子是主张改革，甚至革命的， 公山弗扰搞武装斗争都“召”他，每次都“子欲往”，然终于没有去。是没有达到理论上的自觉；还是意识到自己的巨大的历史使命，不能为一时一事去冒险，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去了，即使斗争成功，也肯定不能实行王道，而失败了，可就没有孔子和儒学了，人类又不能不庆幸和感谢孔子毕竟没有去。总之，孔子犯了大部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通病──理想主义。过分强调人的向上性和为公性统一的一面，而对其对立的一面认识不足；过分强调人的善良的本性，而对人性被异化的现实认识不足。至于他把实现理想的行动限于“上说下教”，不见用而于晚年整理典籍，寄望后人，这倒是时代使然。春秋时期，列强称霸也只是挟天子以令诸候，尚不具备统一之势。孔子的活动可能是不得不如此。当前，复兴儒学，亟需突破上说下教的传统模式，不要把目光死盯住当权者和士君子阶层。其实广大群众纯朴质实，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孔子思想。在广大海外华人中，孔教派比现代新儒家影响大，原因就在于此。学习宗教和西方文化在宣传中的成功经验，重视并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希望现代新儒学和孔教派内外都消除门户之见，不仅团结以儒学为主体者，而且团结一切主张振兴中华者，一切愿意和儒学平等对话者。还要团结一切赞成世界和平或人类进步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使反儒者，也取其相反相成的价值。比如杜维明说：“五四”的“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对儒学传统有一种澄清或厘清的作用。”这种胸怀就切合儒家精神。要相信儒学的真理性和群众的理智。要学习先哲“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和“民吾同胞”的博大情怀。应该走出学校、学界、文化界，走子贡亦学亦政亦商的路，在自己领导的单位、企业弘扬儒学，同时欢迎宗教和其他学说，弘扬其思想，共同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事业的发展。把自己领导和影响所及的单位办成宏扬儒家优秀传统的学校，创造具有示范价值的榜样。

前辈新儒家认为，儒家人文主义体现了道德理性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学是“道德宗教”。如果新儒家的“道德宗教”说，想把儒学“抬高”到宗教的水准，这其实是贬低了儒学，就和当代有人倡言的儒教说差不多了。儒教说认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了不断把“三纲五常”神化为绝对真理（“道”和“理”）的宗教──儒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儒教具有一般宗教的共性，也有教义（三纲五常）、教主（孔子）、教皇（皇帝兼任）、经典（“五经”“四书”）、教堂（各级学校）和仪规（内省修炼的方法和“奉天法祖”的祭祀活动）汉以来是政教合一的封建社会。儒教派意在贬低儒学，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是儒教的思想基础，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学的灭亡。而先秦儒学也不过是奴隶社会保守的唯心主义学派。

如果说，这种“道德宗教”类似陈焕章先生倡导的“特别宗教”的孔教，那就符合儒学的实际。儒学是在对中国古代宗教天命观的长期反思和批判中创立的，是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本─>君本─>民本─>人本，达到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儒学脱颖于宗教，超越了宗教。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宗教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宗教民族。但这绝不是说，宗教意识、宗教感情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中消失了。就在儒学已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被“独尊”的情况下，中国原有的宗教天命观的思想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产生了道教，相继接纳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耶教。尽管这些宗教在别的国家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在中国，都不能改变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儒学不讲怪力乱神和鬼神来世，只讲宇宙、社会、人生的伦理教化，只讲敬教劝学，是人文主义的人道之教，而非神道之教；但儒家进行伦常教化所采用的“神道设教”的方式，却能既不迷信鬼神，又具有宗教能满足人们心灵的深层次的文化需求的功用。所以陈焕章先生说“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33)

每个民族，既需要哲学，又离不开宗教。辜鸿铭先生说：“宗教拯救了人的心却忽略了人的脑；哲学满足了人的头脑的需要但又忽视了人心灵的渴望”、（《中国人的精神》40页）”欧洲有满足心灵而非头脑的宗教，又有满足头脑而非心灵的哲学。”（同上，250）中国人幸运的是， 儒学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的价值体系，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那种触动情愫、震撼心灵的神道设教的形式的仪节，不仅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而且贴近人的生活和感情，极易被人们认同和接受。所以说，儒学既满足心灵，又满足头脑。“中国人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我认为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同上，41页）英国著名汉学家道格拉斯也说：“中国人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格言。中国人受到的孔子之教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本性……孔子所阐述的那些简明易懂的道德规范，已全然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同上40页）为了使广大民众便于理解和接受，孔子根据“慎终追远，民德归厚”(13)的实际，用神道设教的方式，把儒家社会、政治、伦理教肓的丰富内容，和宗教简捷地、一步到位地落实终极关切的妙用成功的结合起来。这就使儒学在不失其为科学的人道主义学说体系的前提下，既适应了民众的宗教感情，又把民众从神学迷信的宗教信仰中引领出来，直接进入溶小我于大我，溶社会人生于自然宇宙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今人李泽厚先生说：“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和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容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 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较为罕见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1页）这就不仅为领略了儒学真谛，超越了宗教意识的那部分知识阶层的中国人，提供了理性的、社会伦理上的终极关怀；而且为具有宗教意识，宗教感情的广大民众也提供了充满亲情的终极关切；甚至为皈依各种宗教的中国人也提供了缓和与其宗教信仰的矛盾，起码可以协调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缺憾，为他们提供了双重的终极关切。比如佛教、耶教者不主张孝道，但中国，不管是兼宗儒释、儒耶的文化人，还是一般民众，在皈依佛耶的同时，保留中国孝道并不感到为难。只要念头一转，就把古圣先贤和祖先亲人送进了彼岸和或天堂，在那里大家重新聚在一起，共享天伦。所以说，只有神道设教的孔教，才是华人心目中的孔孟之道。

与我国不承认孔学的迂阔的所谓“君子儒”，和激进的西化派不同，最早到中国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倒是慧眼独具，不愧为“西方孔夫子”的雅号。经过十余年深入钻研，他认识到儒学是以天道和人道为基础的哲学，不信鬼神，没有偶象崇拜，祭祖不过是对祖先的怀念，所以儒学不是严格意识上的宗教，但又具有胜似宗教的伟大意义。耶教不可能否定或取代孔孟之道的圣经贤传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而只能提出一些补充而已。他说，中国人祭祖祭孔等礼义不是宗教形式，“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时节，给死去的祖先献贡……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他们并不想逝去的人是神，不向他们祈求什么，与偶象崇拜无关。”中国官员士子到孔庙行礼，“是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他们并不念什么祈祷文，也不向孔子求什么，就像祭祖一样。”利氏把握住了“神道设教”的精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夫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祖先，而且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至圣先师”。即使被后儒神化的孔子，也依然不同于宗教的创世主，或救赎的人格神，而是以其在民族和民族文化形成和前进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和伟大学说造福后人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