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四人帮”被粉碎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经济史学获得空前蓬勃的发展，形成中国经济史学史上又一个高潮，而且是更大的高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

文革以后，许多学者都在考虑新时期历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史应该是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在这种背景下，“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加强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一度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其中也有部分力量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也先后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除了有组织的力量以外，史学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散兵游勇”亦复不少。在这支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

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会员达三百余人，迄今已举行了四届学术年会。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刋。前者偏重于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后者除古代外，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成果占相当比重，近年又以“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的主题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学术讨论会。商业史、农业史、水利史、盐业史、海交史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也经常发表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研究单位还出版了以经济史为主要内容的《集刊》或论文集。所有这些刊物和论文集，为经济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成果和信息的园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繁荣发展。

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最近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新时期经济史坛的繁荣于此可见一斑。

2、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

新时期经济史资料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革”以前近代经济史资料一枝独秀的局面，近代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

首先是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档案方面，如《明实录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共三分册四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自贡盐业契约档案契约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整套的民国档案以及根据乾隆刑科题本、孔府档案编的资料等[1] 。文献资料方面，傅筑夫、王毓瑚解放前即已着手系统收集各种古籍中的经济史资料，用力甚勤，这些资料一度散失，“文革”后终于得以陆续出版。[2] 其他断代经济史资料有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中华书局1987年）；专题史资料有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主要的农书都已整理校释出版。历代食货志均有整理校释者，其中以梁太济等的《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最为精审。对历史文献的数字资料进行深加工而成为一代巨著的则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各经济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和各种专题也在整理经济史资料，尤以财政史、经济思想史和水利史等成绩显著；时代则偏重于近现代。

除文献档案外，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的活力和动力。其中云梦秦简对秦代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研究、出土文物简帛对包括楚国经济史在内的楚学和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

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最著名的是徽州文书，已出版《徽州千年文书契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料丛编》一、二辑（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990年）等资料汇编。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亦已整理出版。五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在新时期全面整理出版，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篡，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总之，中国经济史学的史料基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广阔和雄厚。

3、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

上文谈到，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窒息了科学研究的活泼生机。文革后拨乱反正，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扫。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1980年秋在北京举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把这种学术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各地区各单位的学者与国外和台港地区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就更多了。通过这些交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例如施坚雅的关于中国区域经济模式的理论[3] ，黄宗智对中国明清以至近现代小农经济的研究[4] ，都在大陆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这实在是文革前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巳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4、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

前面谈到，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从时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这种情况，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人们破除了过去经济史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流通也渐成热门，单一的生产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5] ；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部门史、专题史、区域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巳展开。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是就包括古代史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的，下面从五个方面对本时期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动向、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讨论的继续和深入

“文革”前研究较多的社会性质和分期、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新时期继续深入，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成果。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文革”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1980年和1981年就举行了四次以此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这些成果反映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六十年代即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开始编写的，由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终于在1985——1993年陆续问世，其第一卷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该书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相关的经济问题作了很有深度和特点的阐述。关于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新时期获得加强；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合著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是该课题迄今最系统深入的论著。新时期的讨论中，顾准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不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观点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的学者从反对西欧中心论，主张历史多线发展的观点出发，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提出质疑。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问题仍然经常为研究者所关注，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七八本问世，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甘泉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该书资料翔实，论证深入，力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古史讨论中的一系列问题；此外还有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6] 和李埏、武建国的《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断代土地制度史和各别具体田制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如徐喜辰的《井田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武建国的《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土地租佃关系的则有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和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中，除国有论和私有论的两极外，又出现了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结合论[7] 、国有私有循环论[8] 和等级土地所有制说[9] 等新说。

经过“文革”时期的沉寂，1978年10月，《历史研究》等单位在长春召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使该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再度成为热点。在讨论中，不同观点的各家继续阐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文革”前一度处于主流派地位的战国封建说受到的批评较多，主张该说的学者在重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发生了观点的分化，其中以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一系列著作和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以及他的一系列论文[10] 最有代表性。魏晋说颇有发展之势，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提出魏晋封建说的何兹全，在新时期继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论据，推出《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论著，被誉为该论的扛鼎之作。陈连庆也围绕这一主张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1] 。唐长孺在其晚年著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也亮出了魏晋封建说的观点。西周封建说在新时期的代表作是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马曜、缪鸾和的《西双版纳傣族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12] ，最近出版的王德培的《西周封建制考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对西周封建说作了新的有力的论证。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主张秦统一封建说的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陈振中的《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由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长期得不到人们所期望的结果，有的学者试图突破老的套路，否定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社会，认为过去的古史分期讨论是失去大前提的讨论。由此引发出奴隶制社会是否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讨论。关于这一讨论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非必经论”有张广志的《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必经论有胡庆钧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不过，上述讨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渐趋沉寂，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发生了转移。

（二）新的讨论热点问题的出现——对传统经济特点及其近代化道路的再认识

在继续讨论传统重大问题的同时，首先成为新时期新的讨论热点的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经历的封建时代比西欧长得多，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迟迟不能发展起来，这个问题牵动着几代历史研究者的神经；而与之纠结在一起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性”，又使这个问题平添了几分“谜”的色彩。早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一些学者就已对中国社会是否“长期停滞”以及“停滞”的原因展开了争论。抗战时期，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日人秋泽修二所宣扬的日本的侵略将最后克服“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的谬论，使该问题再度引起讨论[13] 。由于在讨论中许多学者指出“长期停滞”的提法不科学，它遂逐步被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或“长期延续”之类的提法所代替。建国以后，范文澜、侯外庐、傅衣凌、傅筑夫、胡如雷等撰文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展开交锋。“文革”刚结束，鉴于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史学界揭起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帜，于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中国史坛上来。这次讨论规模之大、文章之多、争论之热烈，远远超过以前的三个时期[14] 。讨论牵涉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封建化过程、小农经济、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游牧民族侵扰与中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作用及文化传统等问题的认识，牵涉到中国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内部到外部广泛的方方面面。白钢编著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一讨论又和“李约瑟难题”（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的讨论交织在一起。讨论中，有的年青学者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新论”[15]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过长期禁锢以后思想的肆恣与奔放，这些“新论” 的科学性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和诘难，但它却激发人们对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深层次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索。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由此引发出来的。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早在四五十年代已有学者进行探讨。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这一讨论与“长期延续” 问题相结合而空前热烈，在1982年广州举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上达到了高潮。这次会议的主要论文结集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一书（《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不同的观点可以列出十余种之多。[16] 诸多不同提法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概念和史实的不同把握。有些学者把“经济结构”理解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结构，强调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另一些学者则把“经济结构”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学者又各依其认识，或强调小农经济的基础地位及其与封建专制政体的相互依存，或强调地主经济的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表述。因此，“经济结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归结为对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尤其是战国以来经济体制的性质和特点的重新认识。

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可以把关于战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类：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封建地主制经济，以土地私有、租佃制、小农经营等为特点。在这个问题上，西周封建说、战国秦汉封建说的观点是基本上一致的。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中，认识也有分歧：或认为地主制经济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的典型（胡如雷、李文治、方行等）[17] ；或认为地主制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封建经济（傅衣凌等）[18] ；或认为地主制经济是一种变态的封建制度（傅筑夫）[19] 。另一些学者，如王毓铨，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驭，认为传统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20] ；秦晖则以关中土地改革前农村的实证材料对地主经济论提出批评，认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21] 。在“经济结构”讨论中强调小农经济结构及其与封建专制政体的相互依存者，大体可归入此类。港台和海外有些学者则把传统经济视为市场经济（如赵冈、许倬云）[22] 。上述理论观点的分野，在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及其原因的分析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在讨论中，国内多数学者不同意说传统经济是一种完全停滞的经济，但对明清以后的传统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是有所发展呢，还是停滞倒退或“有增长而无发展”呢，是孕育和产生了新的因素呢，还是封建末世的一片黑暗呢，国内外学者仍有较大的分歧。虽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已经沉寂，但在探讨传统经济与近代化的过程中，明清时代如何定位，仍然是不可回避的、而且必然会继续引起争论的重要问题。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地主制经济“典型”论者强调其生命力和坚韧性[23] ，地主制经济“早熟”论者则强调它的不成熟方面及其“弹性”[24] 等等。

小农经济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之一；它也与“长期延续”和“经济结构”的讨论有关。新时期之初，有的学者强调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传统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受到了批评，多数学者肯定了小农经济在历史上有积极作用；有些学者着重于该问题的实证研究；而“包产到户”则在实践否定了对小农经济的“否定论”。1993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关于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作了一个小结。[25] 以后，研究的重点转到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和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来，注意小农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整个封建经济发展的关系[26] 。又有的学者呼吁把经济史、社会史、农民问题研究等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的农民学（《田园诗与狂想曲》序言）。

“文革”前，对作为封建社会主导阶级的地主阶级的系统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历史研究》等单位于八十年代初召开关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此后，对地主阶级的形成、发展、构成、类别和经济状况的研究有相当进展。最近，关于地主经济的和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再度引起学者的注意[27] 。一些学者通过户等制度来研究阶级关系，取得重要成果，如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中关于户等和赋役的论文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往往被等级制度掩盖着；对等级制度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经君健的《论清代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来又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战略决策，给中国经济史学提出了新课题，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问题逐渐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关的研究和讨论文章逐渐增多。在这基础上，《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和中国经济史学会都组织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根据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封建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如何解释，形成了不同思路。有的学者（如经君健）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28] 。另一些学者（如吴承明、方行、李根蟠）则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认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以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或称之为“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29] 。也有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秦晖）[30] 。
中国市场史、尤其是对清和近代传统市场的研究发展迅速，巳成为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吴承明的研究起了倡导作用，他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考察传统市场的发展[31] ；他指出中外历史上都有一个“市场转变”的过程，它不但是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而且是市场体制和相应的政治、法律体制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个转变，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这一转变始于明中叶，起伏跌宕，迄今尚未完成。[32] 在对传统市场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各类市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生活用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土地市场等）的发育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注意到商品流通量的计算和商品构成的分析，注意到市场价格体系及其变迁，有关成果巳陆续问世并呈不断增多之势。其中专著有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

（三）经济部门与经济领域历史的研究

以生产力为中心的部门史的兴起，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其中最突出的有农业史、商业史、交通史、手工业中的盐业史、纺织史等。
农业史的研究较有基础。万国鼎早在二十年代末供职金陵大学时，即已着手大规模收集整理古籍中的农史资料。五十年代主持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时，继续完成了这一工作；同时，农业部组织农业遗产室等单位对传统农书进行系统整理。文革后这一工作在继续，所有重要的农书均已校释出版，缪启瑜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除文献资料外，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也被引进农史研究。1881年创刊的《农业考古》半年刊汇聚了许多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考古和民族志中的农史资料及有关成果，以丰富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吸引着国内外的广大读者。除《农业考古》外，《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当代农史研究》、《古今农业》等相继创刋。农史研究以生产史和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并扩展到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农业生态史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等重要著作。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受到重视，宁可的有关论文开风气之先[33] ，断代亩产研究以清代为盛，赵冈等和郭松义的论著较有代表性[34] ，贯通各代的则有吴慧的《中国历代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史也取得许多成果，如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历史地理学家加盟农史研究引人注目。史念海的《河山集》已出至四集，他又主编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其中不少与农业史、经济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则出版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

工业史的研究稍逊于农业史，但亦可观。其中盐业史成绩尤著，其巨大发展肇始于七十年代中后期四川井盐生产技术史研究的突破和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对榷盐制度的研究；同时亦与四川自贡井盐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分不开。成立了盐业史学会，创办了《盐业史研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出版了郭正忠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宋代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彭久松的《中国契约股份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一批论著，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营管理制度到国家对盐业经济的干预和管理，研究相当深入。棉纺织史的研究较有基础，严中平早在40年代就著有《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35] ；在新时期，棉织业的早期历史因考古新发现而有突破，而明清棉织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经济意义更为学者所关注，重要论文有从翰香的《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等。丝织史研究较多，如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等。还出现了综合性的纺织生产史和纺织科技史的专著。矿冶业史的研究也得力于考古发现的推动，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对中国冶铁业的发生发展有总结性的论述，并提出中国铁农具史上三次革命的重要论点。酿酒史的研究也较突出，专著有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其他各种工业部门史的研究亦巳广泛展开，难以一一备述。综合性断代手工业史以张泽咸的《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最为详赡。

商业史研究相当活跃。商业史学会相继创办了《平准学刋》《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先后出了十大本。新时期商业史研究视野开阔，往往能从整个商品经济或社会再生产的背景分析商品流通和商人资本的活动，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和深入。其中，商帮史研究成绩最著，《中国十大商帮》（张海鹏等著，黄山书社1993年）、《徽商研究》（张海瀛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相继问世。专著还有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人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吴慧主编的四卷本200万字的《中国商业史》也即将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交通史研究亦呈繁荣景象，人民交通出版社等组织出版的一整套各地区的交通史、公路史、航运史、港口史等，琳琅满目。

　　中外交通史和对外贸易史相辅相成，并拓展到整个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成为新时期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专业刊物《海交史研究》。许多研究是围绕着“丝绸之路”展开的，并由传统的丝绸之路扩展到西南夷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及其与母国的经济联系，也吸引着不少研究者。

财政金融史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都有可观的收获。综合的断代财政史研究，以唐宋成绩最佳[36] ，历代财政改革颇受研究者关注。赋役史的研究原来基础比较好，新时期更获得长足的发展，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细致，出现了一些有创见的、比较成熟的论著，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37] 。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直接参预，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显著特色，有关屯垦、马政、禁榷、市籴、漕运、仓储、荒政等方面的研究巳渐次展开[38] 。又开辟了经济法制史研究的领域。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研究亦有进展，其中“重本抑末”问题引起了研究者长久的兴趣[39] 。货币金融史取得较大进展。
　
文革前人们对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意不够，这种偏向，文革后获得纠正，人口史的发展相当迅猛。成果很多，例如葛剑雄等撰写了迄今研究最深入、规模最大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中清、郭松义主编了以利用玉牒为特色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此外，与经济史关系密切的宗族、家族史的研究也有长足发展。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

（四）区域经济史、民族经济史和城市史的研究

区域经济史的勃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作分区的深入研究，很难把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全貎；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自身要求。中国有纂修方志的悠久传统。三四十年代以傅衣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注意区域社会研究与经济史的结合，并在国外产生了影响。可见，中国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有自己的学术渊源的。建国以后，由于偏重于断代研究和总体规律的探讨，区域性研究相对被忽视。但在同一时期的国际学术界，与学科发展多元化的趋向相适应，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形成了潮流。这一潮流在改革开放后反过来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各地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历史的借鉴。这些都给区域经济史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在这种形势下，1987年在深圳召开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区域经济史研究以明清和近代为主，或延伸至现代，以广泛利用地方档案、民间文书、社会调查等资料为其特色之一；上溯中古、上古者，则往往以区域文化史的面目出现，并得助于考古资料的滋润与推动。其研究选题，除综合性研究外，涉及社会经济各领域各部门，不少部门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也以地区为单位进行。研究的区域，遍及全国，其中基础较好、成绩较著的有江南（江苏、浙江）、华南（广东、福建）等地区[40] ；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相当活跃，近年来每年都举行有国外和港台学者参加的区域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福建、广东、江西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深入基层社会，用现代人类学等方法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形成颇有生气的学术群体[41] 。以徽州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徽学，成为国际性的显学，出版了《徽州学研究》和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等一批研究成果。一些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与民族经济史研究相结合。三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史研究也有喜人的发展[42] 。关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区域的总体布局及其变迁，也有研究，但仍不足。对区域经济史理论的探索尤显薄弱。最近，有的学者提出在沿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沿海经济史、海洋渔业史、对外贸易史、华侨华人经济史、海疆史等揉合在一起，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43] 。

　　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有较快的发展，研究较多的有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物质生产、民族贸易等领域，尤以利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研究人类经济演进中较早阶段的生产形态、生产类型、生产习俗，最有特色。但与汉族和先进地区经济史研究相比，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它往往依附于民族学、文化史等学科，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架构，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仍不相称。加强对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建立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经济史学科，仍然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任务。[44]

与区域经济史关系密切的城市史，是新时期适应城市化发展求取历史借鉴而产生的新兴学科。1995年《中国史研究》等单位在大连召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史学术讨论会，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城市经济史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城市经济功能、和工商业、市场、人口等，发展也颇快。在城市史研究中，既有单个城市的研究，也有同类城市（如运河城市、沿海城市、边塞城市）的研究，还有对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宏观考察和中西城市发展比较研究。有的学者把城市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联系起来，把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地，或从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城市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提出“首都圈”等概念。唐宋以来市镇的兴起，是学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出现了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

（五）综合性的跨代与断代经济史研究、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七十年代，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把“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列为重点项目，通过国家立项组织全国各地经济史专家进行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和写作，是新时期古代经济史研究全面开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巳出版的有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1987、1988），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1994）和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下册（1996），均上乘之作。由周自强（先秦）、林甘泉（秦汉）、宁可（隋唐）、陈高华（元）、王毓铨（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清）分别主编的各卷亦已完成，将于近期与已经出版的几卷一起作为《中国经济通史》的古代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成套出版。古代各断代经济史的其他著作还有不少。

跨代综合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的专著，八十年代初有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5卷）。近年出版的有田昌五、漆侠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台湾文津出版社联合出版，1997年）。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着重探讨了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及其运行规律，是建立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尝试。

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总体论述的以严中平、吴承明为代表。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从学科性质到研究方法总结了经济所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经验，提出了破“四就”（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立“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口号。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传统的近年引进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进行全面的评介，指出任何经济理论在历史长河中都变成一种分析方法；强调发展观、内因论和交换、流通、市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把中国经济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推进了一步。199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召开学术会议，就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45]

注释

[1] 根据清代刑科题本所编的资料有《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的抗租斗争》等，根据孔府档案编的资料有《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等。
[2] 目前已出版的有《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990年。其他部分尚迟迟未能与读者见面。
[3] 施坚雅有关著作的中译本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 黄宗智有关著作的中译本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
[5] 方行：《应当重视对流通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市场史、现代化与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
[6] 齐鲁书社1984年。该书以土地私有制逐步排除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的干预和阻碍由浅化到深化为线索，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变化作了鸟瞰式的描述。
[7]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8]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9]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如《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四期。
[11]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上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中。
[12]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书的特点是运用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的材料与与中原地区的西周社会作对比研究。
[13]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实践》第2卷第2期，1940年。
[14] 据白钢的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10月底，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在有关单位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综述、报道，以及涉及这个问题的学术著作，约在120篇（种）以上，超过前三次讨论所出版的论著的总和。见所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点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5] 当时影响较大的“新论”有：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4期，《光明日报》1979年11月16日；金观涛、刘金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6] 参阅《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十二篇“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 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
[18]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0]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1] 《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2] 参看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23] 李文治《地主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纲》，载《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4]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25] 参看叶茂等《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6] 参看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和方行关于小农经济的一系列文章等。
[27] 参阅《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方行和李根蟠的文章。
[28] 《试论地主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9] 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0] 《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31] 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2] 《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1998年第4期。
[33] 《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34] 赵冈、刘永成等《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郭松义《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35] 该书解放后作了较大的修订，改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于1955年再版。该书也近代为主，但也涉及古代部分。
[36] 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上卷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
[37] 这方面的论著还有：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郑学檬等《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38] 成果有杨尚奎、张政烺等的《中国屯垦史》（上、中、下），农业出版社1988—1991年；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6年；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农业出版社1995年等。
[39] 经济思想史与中国古代经济史关系十分密切，但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内容丰富，限于篇幅，内容本文不作介绍。
[40] 这方面的成果有洪焕椿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崙等《苏州社会经济（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傅衣凌《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41] 属于这个群体的有郑振满、陈支平、陈春声、刘志伟、邵鸿、梁洪生等。
[42] 如东北地区很早就成立了经济史学会，正在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并出版了一批有关专史。其他地区经济史的专著有《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2年）、《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西藏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等。
[43] 杨国桢：《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4] 参阅李根蟠、彭世奖《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5] 会议报道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