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号称是五年制本科生，真正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
　　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还可说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张政烺先生讲授先秦史，我受了他的启示，开始阅读《史记》。按当时的中学教育水平，刚进大学校门的学子，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是有极大的困难。我是从王伯祥的《史记选》着手，才慢慢度过了古文关，转而能够阅读没有标点的《史记》。1957年寒冬，一位专门为加强政治领导的新官上任，从处分右派开始，接连三年，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的冲击下，我们的学业近于荒废状态。在陈伯达“厚今薄古”的口号下，阅读古籍更成了违禁行为。记得在大跃进的1958年夏，我们整理行装，准备下乡，不料我突然发烧，去校医院看病，医生认为我可能得猩红热，留我住院。烧退以后，医生又认为必须住院观察。我终于利用这一二十天的宝贵机遇，偷着去借书。文史楼中，往日座无虚席的大阅览室里，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唯有一位管理员在打盹。我借着几本书，就赶紧塞进书包，唯恐被别人看见。回校医院后，又赶紧将几本书放在枕头下，因为如果有同学看望，发现有此类违禁品，无疑会成为一条颇大的“白专”罪名。
　　直到1961年春，极可悲痛的大饥荒，反而成全了我最后一年半的学业。当时的北大学生在忍饥挨饿的境遇下，许多人还得了浮肿等病，却仍刻苦攻读。天色未明，大批学生就早早起床，阅览室还未开门，门外就已经排成长龙。此情此景，虽然事隔近四十年，却还是历历在目，不免使年近花甲的我，感奋落泪。国应有国魂，学须有学魄，学习积极性的备受摧残，却更激发了学子们渴求知识，发愤用功，这难道不是北大学魄的最好写照？
　　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分专业竟成了难过的一关。一些同学迫于政治压力，不敢报名中国古代史专业。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记得本班学生第一次分专业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竟都是一批程度不同地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的人，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之感，大家情绪低落，面色难堪，一言不发。我们当时的那种心理感受，也许是后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老师们才敢于对学生提出基本训练的要求。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可以有各种说法，而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是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利用了最后一年半的机遇，终于通读了《资治通鉴》和《汉书》、《后汉书》。
　　我上学的时代可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全盛期，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每个断代史都有名家，尽管他们还不一定有教授的头衔。老师们授课的内容，随着时移事迁，在自己的记忆中自然逐渐淡化，但是，他们一些金针度人式的治史要诀，却是记忆犹新，受用终生。例如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齐思和先生说：“研究历史，不在于能记得多少史料，而在于能查到多少史料。”这是在讲堂上学到的。商鸿逵先生说：“会读史学作品的看注，不会读的看正文。”这是听同学转述的。我后来养成一种习惯，读论文先看注释，后读正文。审稿时，凡是见到注释中大批使用诸如《宋史纪事本末》之类隔代史籍者，可推知作者必定是宋史研究的外行，可以不看正文，径予退稿。
　　在大学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有幸在邓广铭先生的指导下，写学年和毕业论文。记得后来老师曾对我说：“其实我对你的指点并不多。”这句话说了一方面的事实，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指点虽然不多，却具有关键性。记得我几次学业上陷入困境，老师只用几句指导性的言语，就足以收到拨云见日之效。一个人治学入门最困难的阶段，也许是从爬行改为直立行走。没有邓先生的扶掖，自己就很难结束爬行阶段，这是应当终生铭感老师的。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聂崇岐先生，他正好是在所谓“调整”时期，才得以来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官制。我们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有幸成为他最后的一批学生。他授课从来不带任何书籍或片纸，提起粉笔，就随手写下一段段古文。对于他的博闻强记，我们这批学生真是敬若神明，惊叹不已。然而他正是在我们毕业前猝然逝世，至今依然使我感到伤痛和惋惜。
　　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桃李芬芳，弦歌一堂，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我们很多人回味大学生活，却是苦、酸、辣俱全，而少有甜意。但是，大学生活毕竟是自己治史的起点。我还是对母校有很深的怀恋之情，也愿借此机会，对在艰难环境中执教的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1962年的毕业分配十分困难，很多同学被分到中学，我却是幸运地分到了被视为学术殿堂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同窗友好都私下勉励我。我极端珍视这个工作岗位，认为自己如不发愤用功，不但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那些分在中学的同窗。进历史所之初，熊德基副所长把我召到办公室，提出叫我搞唐史，我说，自己在北大是跟邓先生学宋史，熊德基先生就很爽快地依允了。自己当时不过是个刚踏进治史门槛的人，其实并不懂得各断代史研究的异同和深浅，只是凭个人兴趣选择。随着治史的深入，我终于领悟到，这不失为是较正确的选择，其理由留待后面再说。
　　从1962年冬到翌年，历史所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我受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选择经济史为研究课题，通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历史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动用宝贵的外汇，购置大量日本书籍和杂志。五、六十年代正是日本宋史研究的兴旺期，日本学者的成果使自己开了眼界，原来除中国大陆的几个热门课题之外，竟还有那么多的研究领域。我还翻阅了民国时的《食货》杂志，并且惊奇地发现，原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史研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上承《食货》的余绪，而并非是没有前人的独创。
　　依个人的体会，学会做资料卡片，似可说是结束爬行状态，走向独立研究的一个标志。进历史所之初，年长十岁的张泽咸先生成了自己第一个良师益友。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后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
　　大致从1964年到1972年，劳动锻炼、四清、文化革命、五七干校劳动等，使我丧失了九年的研究时间。时值自己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正是最浪费不得的宝贵光阴。当时我哀叹治史没有出路，感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凭摆布，甚至产生浓重的悲观厌世思想。九年间并非完全没有时间读书，例如从1967年到1968年，我成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可以自由支配所有的时间。我曾几次拿起了《三朝北盟会编》，却根本读不进去，只是成天看各种杂书，用以消遣愁闷。
　　文化革命当然是中国史上亘古未有的奇灾惨祸，但它既然将很多事物都推到了极端，就难以逃脱物极必反的辩证法规律。禁锢思想的初衷却造就了思想解放。在林彪事件前后，我们从五七干校迁到明港军营，闲着无事，可读的书主要是马列主义原作。这次重读马列主义著作，给自己带来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使我在苦闷之中得以辨别真伪马列主义，助成了个人的思想解放，扭转了悲观厌世思想。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对今后的治史有相当的裨益。周恩来下令将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所的人员调回北京。大致从1973年开始，我才下定决心，不理会当时的政治风云，而重操归业。但最初几年的工作条件是异常艰难的，按学部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命令，历史所丰富的藏书，除通史组少数人员外，余人不得借阅。我求助于何龄修先生，才借着几本《宋会要》。此后办到一张王府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借书证，简直就成了如天之赐。我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几乎成天呆在这家图书馆里，借阅各种宋代史籍，同时也开始了若干论文和《岳飞新传》的写作。
　　“文革”后期，在寥寥可数的报刊上，充斥着批儒批邓的史文，要发表一篇略带研究色彩的文章，却是　　难上加难。1975年，我藉泉州发现宋船的机会，得以在《文物》上发表了处女作，《谈宋代的造船业》，时年已三十六岁。对一个在正常工作条件的治史者而言，在这个年龄段发表作品，未免太迟。然而当我捧着刚出版的《文物》，激动的心情却是难以言喻的，多年以来，发表论文的强烈宿愿终于开始成为现实，自己治史的心血终究没有白费。
　　在恶劣的政治气氛中，我与历史所一些前辈学者的关系不能不是相当淡薄的，见到他们，往往是礼貌性地喊一声“某先生”，不便于交谈。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王毓铨先生，也是照例喊了声“王先生”，就准备擦肩而过。不料他却主动截住我，谈论我在《文物》上的文章，说了不少褒扬和勉励的话。我尚有自知之明，一篇五千字的文章，说不上有多少深入研究，其实并不值得前辈学者如此奖谕。但至今回想王先生的规勉，仍使自己感动不已。这是我初次体会到前辈学者的苦心，在中华学术被判定为封建黑货，备遭摧残，连自己尚难免于人身侮辱之余，他们念念不忘的，却还是弘扬学术，珍视后辈的点滴长进。此后，历史所的一些前辈学者，其中包括在大学授课的张政烺先生，与我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我得到了他们不少指点和帮助，坦率地说，他们对我是另眼相看的。
　　我最初只研究宋史，后又兼治辽金史。自1975以来，我发表若干专著，百余篇论文，连同译文，整理古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辞条等，约计四百万字以上，如果加上已经完稿，尚未发表的作品，约有五百万字。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述于下：
　　一、岳飞研究：我对岳飞的研究开始于文革后期，是在痛愤的感情下，有志于歌颂正义，声讨罪恶。在邓广铭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做了若干新证。例如依据李纲的《梁溪全集》、赵鼎的《忠正德文集》等，重新论证了岳飞在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并对第一次和第四次北伐也作新的论析。其他如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岳飞的部将和幕僚，岳飞及其部将的武官升迁资序，岳飞与淮西兵变的关系等，对于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了《岳飞新传》和《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后一书作为岳飞史料的汇编和考证，长达九十余万字，在没有复印的条件下，全凭手抄，往返穿梭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反复校对，前后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特别是最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反复审读校样，是自己治史生涯中最累最苦的阶段，虽然尚属年富力强，却每感体力不支，而又必须勉力支撑。我后来对人说，自己再无精力做类似的第二件大工程了。此书无论在古籍的标点和校勘，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有相当的质量，我自认为是本人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中华书局行将出版的增订本，又作了一些增补和校改。但此书的考证，只是一家之言，人们尽可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论。此外，我还计划出版《岳飞和宋高宗、秦桧》一书，偏重于对岳飞事迹作全面的考证和论述。希望这三部著作能在体裁上长短互补，配套成龙，形成体系。
　　二、辽宋金军制研究：我曾读恩格斯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西方军制释文，反问自己，虽是研究宋史，而对宋军的编制、装备等却懵然无知。后来通过岳飞研究，才掌握了宋朝军制的粗浅轮廓。当中华书局向我约稿时，我就提出了宋朝兵制的题目。中国断代史军制，在我之前如谷霁光先生著有《府兵制度考释》，曾得到好评。但我受了恩格斯著作的启发，决定另辟蹊径，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究宋朝军制。我向中华书局承报题目时，仅抄有一百多张卡片，完全不足以供撰写专著之用。我设计了撰写方案，先拟提纲，然后一面读书抄卡片，一面写作，每张四百字的稿纸只写二百字，留出一半空间，以作修改和增补之用。有时单纯读书，会漏略一些问题及其相关史料。通过写作，可发现一些原先未曾想到的问题，以便在读书时留意相关史料。最后抄了一盒卡片，专著也较快定稿。《宋朝兵制初探》出版后，前辈李埏先生来信，说“初探”两字落俗套，可以删去。我回信说，“初探”两字虽落俗套，却不敢删去。尽管此书一时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给人以新鲜感，但我在此书的简单“说明”中，已谈了对此书质量的基本估计。在闭门造车，未能向军制学界请教的情况下，此书在体系、内容和个别史实上，有一些缺陷和失误，虽然可说是在断代军制史研究中，大体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轨，却无再版价值。
　　此后我又发表了若干军制论文，包括《试论辽朝军队的徵集和编组系统》，并发表了《金朝军制》的专著。我对《金朝军制》一书较有把握，认为可以不加“初探”两字。人们在《中国军制史》一书中，将军制学的研究范畴归纳为十二条。但由于古代史料的残缺不全，十二条的内容，未必就能面面俱到。反之，如此书第六章金军的多民族成份，虽未列入十二条的规范，但从金朝的史实出发，却不能不写。此书的一个特点，是在金朝史料以外，广泛使用辽、宋、元的史料，特别是丰富的宋朝史料，并且进行对比研究。
　　还须顺便说一句，日本学者的著作往往是论文集，而中国大陆学者写专著，一般尽可能照顾系统性，这多少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好的影响。

　　三、宋金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研究：中外学者对宋朝阶级结构做了不少研究，但较多集中于乡村主户、乡村客户和户等制，对官方拟定的户名与实际的阶级状况有时产生混淆。由于宋朝的户名是多种方面、多种角度和多种层次的，我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从乡村户和坊郭户，官户和民户等对称户名中，提出了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并由此着手，分析宋金社会的阶级结构。个人发表论文十余篇，包括《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等，并最后完成《宋朝阶级结构》的专著。此书不采用自己认为是不科学的“封建社会”一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命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近我应约撰写了《宋代社会结构》一文。文中认为，社会既然是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复合体，不宜将社会结构单纯地理解为阶级结构。考察历史上阶级结构固然以经济因素为主，但也不可能完全置政治因素于不顾。至于文化因素，似难以作为区分阶级的依据。针对海外较多地使用士大夫一词，我论证了此词可以作为研究宋朝文化教育层次的一个名词，而不宜作为阶级的概念。
　　四、北宋晚期到南宋前期的政治和军事史研究：本人已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如《北宋晚期政治简论》、《宋金富平之战》、《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绍兴文字狱》、《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城狐社鼠》、《秦桧事迹述评》等。我着重于探讨古代专制腐败政治，指出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祖宗发家，子孙败家，由腐败走向灭亡，这是古代权力和财产的遗传规律。其中《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一文达九万余字，为本人迄今发表最长的论文。另著有《宋高宗》，作为宋帝列传之一。由于出版社仓促草率出书，未经本人校对，错字极多，甚感遗憾。另有一宋高宗的详细传记在付梓中。我对宋高宗的罪恶一生，作了不少新证。例如论证他当康王时，乘奉命出使之机，不去金营，而躲避潜逃。身任河北大元帅，却拥兵自重，不救开封，不但听任宗泽孤军苦战，还命令宗泽对外扬言，说康王在自己军中，以便用宗泽孤军吸引金人兵锋，保全自己。他称帝以后，又是杀害爱国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的元凶，绍兴文字狱的罪魁。他无疑是宋朝作恶最多的皇帝，秦桧与他相比，其实还是居于次要地位。宋高宗的罪恶固然有自己的特色，但本质上却仍是专制政治制度的罪恶。我最近又转向北宋晚期政治军事史的研究，准备撰写若干论文。
　　五、宋朝赋役制度研究：本人就宋朝的主要赋役，发表了《宋朝的两税》、《宋朝的和籴粮草》（与前辈朱家源先生合写）、《宋朝的和买与折帛钱》、《宋朝的役钱》、《宋朝的科配》、《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宋衙前杂论》等长篇论文。其中衙前一文又涉及了宋朝吏制研究。
　　六、王安石变法研究：我曾将自己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写成两本笔记，并且征求过一些意见。后来将笔记的篇幅加以压缩，发表了《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此文发表后，毁誉参半。前辈学者、历史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当时已成了我的忘年交，他就不客气地指责说：“你简直是在给王安石贴大字报。”王安石变法无疑是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带动北宋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史很多领域的深入研究。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逐渐体会到，既然有前辈邓广铭和漆侠两位先生的大作在前，对此重大事件的讨论，似应多做细节性的个案研究，然后才可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水平。此后发表的《北宋的司农寺》和《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两文，就是自己从事个案研究的成果。
　　七、其他研究：本人还就辽宋金代的官制、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社会风俗等片断问题，发表过不少论文。其中较重要有《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与张泽咸、郭崧义先生合写）、《关于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宋朝福建路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的复种制》、《辽宋金之节度使》、《李清照生母及其与秦桧的亲戚关系考辨》、《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辽宋金的煤炭生产》、《宋代的上海》、《南宋的新铁钱区及淮会与湖会》、《洛、蜀、朔党争辨》、《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及影响》等。我与陈智超、吴泰合作，校点了宋朝重要史料《名公书判清明集》。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与我合撰了《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以下谈一些个人治史的点滴体会。历史研究本质上具有实证性，天马行空式的诗人气质，在此并无用武之地，研究中不可无推理，但推理还须以实证为基础。在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如果说医学尚难以成为精密科学，则历史学更是远远瞠乎其后。史学不可无理论，但按人类目前的发展水平，史学理论不宜过多过滥，史学理论愈是“丰富”，从另一角度看，就愈不易经受世界各民族发展史的检验。有一种抽样作证的研究方法，即预先设想了结论性的框架，再随意摭拾一些史料，作填充式的注释和说明。但是此种先验性的结构一般是经受不了推敲和反证。研究历史，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这应当是一条戒律。前辈胡适先生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确是治史箴言。
　　断代史的研究，当然更应着重于微观上的精微细致。任何较为高明的治史者，当然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论著局限于就事论事，力图从自己的微观研究中以小见大，引伸出若干历史哲理，探寻出某种历史规律。但此种努力似须适可而止，在不少场合，就事论事也许还比勉强立论更为恰当，更为高明。由于史料的欠缺，精微细致也须有一个限度，历史研究尤其需要仿效模糊数学的思维，刻意求精，也可能走向反面。以上两种情况，可说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而贵乎掌握分寸。
　　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用今天的话，掌握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换言之，除了写作能力外，既要有现代科学头脑，也要有很扎实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尤其不能回避和超越，我们这一代人最吃亏之处，就在于基本训练不足，因而在学识的总体水平上，与前辈优秀史学家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距。
史学作品的语言，应与文学作品有所差别，似宜提倡半文半白。中国古典诗文具有简炼、生动、准确等优点，正适合撰写科学作品之需。就我个人而言，从范文澜和翦伯赞先生的某些史学作品，特别是从鲁迅先生的杂文中学习语言，受益非浅。据说翦先生爱读古代骈文，骈文往往不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然而其对仗工整的词句，也反映了汉语的优点，到翦先生手中，就化腐朽为神奇。
　　任何时代，其传世文字和实物资料总是残缺不全的，难以反映当时生活的一切方面。但脱离史料，历史研究又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史学的实证性，无非就是史料的实证。其要求一是丰富，二是准确，而准确当然离不开考证。中国古代的史料浩如烟海，却是呈金字塔形，分布很不平均，绝大部份史料集中于宋、明、清三朝。其中宋朝的史料超过前代的总和，清朝的史料更超过先秦至明朝的总和。因此，在各个断代史的研究中，对史料的处理只能是量体裁衣。
　　在史料少的断代，无疑必须强调精读史料，完全应当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公认的佳作，依我的体会，其成功的诀窍之一正在于精读，因而能在人人都能阅读的史料中，探赜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对门阀政治提出精辟的新论。但是，他那种读史和写作方法，似不能完全照搬于宋史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大致有《宋史》、《辽史》、《金史》、《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八部，其卷帙之巨，已很难做到精读。
　　依我的经验，处理宋代史料似宜通读和浏览相结合，一般说来，是通读基本史料，而对其他史料则不妨采用一目十行式的浏览。即使是基本史料中的某些部分，如《宋史》的天文、律历等志，《宋会要》的礼、乐等类，也或可浏览，或可暂时不读。通读和浏览自然需要灵活掌握，例如要研究民族英雄李纲、宗泽、文天祥等，当然就必须通读他们的文集。此外，也不必刻板地定下先通读，后浏览的顺序，对基本史料的通读，可按自己的研究范围，或先或后，有所侧重，与浏览相结合，逐步进行。通读基本史料无疑是研究宋史最重要的基本训练。如果对上述八部基本史料不愿下通读的功夫，则势必极大地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宋朝史料比上有余，比下不足。即使与史料已经相当丰富的唐史研究相比，宋史研究也有更大的游刃余地，可以作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在原先起点较低，未开发或未深入研究的课题颇多的情况下，花费同等的劳动量，有可能收获较多的成果。清史研究的史料汗漫无际，发现和使用新史料，提出新证是比较容易的，但也容易被更新的研究所取代。相形之下，宋史研究只要确是认真下功夫的成果，一般是易于经受时间的检验。
　　一些优秀的前辈学者，自《尚书》、《诗经》至《唐书》、《通鉴》，堪称烂熟于胸，他们的治史，往往始于先秦，迄唐而止。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如张泽咸先生可以通读秦汉至隋唐的史籍，并且从很多宋代史籍中搜剔前朝的史料，但我却没有资格夸口说，自己已遍览了天水一朝的遗著。我的目光，最初只是投向传世的宋代的旧籍。后来通过台湾学者梁庚尧先生的论著，才懂得在明清方志中翻查宋代史料的重要性。然而还往往限于东南地区，自认为北方经历金元时的祸难，晚宋的四川也蒙受兵燹，其明清方志似不可能有什么宋代史料。最近偶翻民国《滑县志》，发现其金石部分，竟有北宋滑州城的行会记录。由此可见，人们搜索宋代史料的眼光应当尽量放宽，但是，对后世笔记小说中一些有关宋史的不根之言也宜慎用。史料贵于原始性，一些道听途说，辗转传抄者往往失真，这是前辈学者早已指出的。
　　史料的使用，首先是不能相信自己抄录的卡片，应当反复核对原书。我的习惯是定稿时逐条核对，看校样时还是逐条核对，事实证明，这种办法也只是降低错误率，而不能完全消灭错误。宋朝史料散漫，远不如唐朝史料集中，核对工作确是费时费力，却更是非做不可。看校样是最累最苦的工作，稍一不慎，错讹就会在目睫之下逃脱。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大，校读能力却是在不断降低，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治史者，理应把好这发表成果的最后一关。
　　在某种意义上说，贯通天水一朝之史，其难度更大于贯通秦汉隋唐数代之史。阅读宋朝的大部分史料，在某些领域和课题提供有价值的成果，这可能是宋史研究的极限。屈指算来，我研究宋史也接近三十年了，但应当老实承认，自己对宋史的大部分课题仍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更不论随着科学的昌明，人们还会不断提出和开拓新的领域和课题。尽管如此，治史似不宜长久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容易拘束自己的视野。如能适时转移阵地，甚至从事几个关系较远的课题研究，反而会触类旁通。即使在若干年后，再杀回马枪，重新进行旧课题的研究，也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我原先对辽史是外行，金史是半内行。因工作需要，才兼治辽金史。如将辽宋金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整体，其史料分布很不均衡，辽金的史料过少。《辽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单薄、质量最差的一部，《金史》虽有《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吹捧，其质量实际上决不在《宋史》之上。不少辽金史研究者的缺陷是不愿兼治宋史。研究宋史的不少课题无需求助于辽金史方面的知识，而研究辽金史，却必需求助于唐、五代、元，特别是宋史方面的知识，方可在更高的层次上，错综铨次。遍读辽金史料，大约只需花费一年左右时间，不读宋朝史料，不研究宋史，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这里不妨再以拙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为例，如果单靠辽朝史料，是无法开发这个课题的。我利用了《宋会要》等提供的关键史料，又以唐、五代、宋的官制为参照系，方能对这个课题作了初步的爬梳。
　　为克服断代史研究的局限，一些相近的断代史以兼治为上，分治为下。兼治辽宋金史还不是兼治的极限。有条件的学者，是完全可能兼治五代、辽、宋、西夏、金和元史。但明清两代史料过多，原则上宜分治，而不宜兼治。
　　前面已经提到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依我的体会，在辽宋金史的研究中，除年代以外，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在我治史的某一阶段，畏惧官制的繁难，企图躲避，其实却是欲避不能，我的相当部分的学术错误，就是与官制知识欠缺有关。清修《四库全书》随意篡改文字，而相当比例的宋代史料却又只能以《四库全书》作为原始版本，使用时尤宜谨慎。如《北海集》卷7《赐川陕宣抚使司张浚诏》有“金人博勒卓别添生兵”，“博勒卓”似为人名，然而参对《宋会要》兵九之十一，当作“金贼不住别添生兵”。居然将副词词“不住”（不断），误改为人名。如此荒谬的篡改，不胜枚举。此外，避讳知识也是必须具备的，如杨延朗改名杨延昭，周惇颐死后百余年改名周敦颐，都是宋讳的实例。
　　目前蒸冷饭式的史学作品，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此类作品，有一篇或一部不多，无一篇或一部不少，既浪费作者的精力和时间，更浪费读者的精力和时间。任何一个有志气的治史者，似不宜为此。
　　最后，我愿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学问上与前辈优秀史家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距。但我向来热切地期望，在我们一代之后，应出现一代胜于一代的局面。近五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史学界事实上并未有真正的大师，但我也热切地期望，在下一世纪，能出现名符其实的史学大师。我们应当为此目标，作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