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下半叶的金史研究

　　本世纪下半叶的金史研究同辽史研究一样，取得了重大进展。关于金朝断代史及以较大篇幅叙述金史者，有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叙述金源一代的断代史专著。还有何俊哲等著《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前面提到的《中国通史》第6册、《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李桂芝《辽金史简编》等。
　　以下分专题介绍。

　　（一）社会性质与经济

　　张博泉著《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金代经济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金史研究具有开拓性。此书全面论述了金代农业、工矿业、商业、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金制与辽宋元制的关系以及金代经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诸问题。作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看法，特别是纠正了以往论著多偏重女真族对中原北方经济的破坏作用而忽视金代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一面，因而有利于全面评价、认识金朝的历史地位。此外，还有前已述及的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和《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金代经济部分由武玉环、程妮娜执笔）。

　　以下分别介绍有关社会性质及社会经济中几个具体方面的研究。

　　1.社会性质。关于女真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可分三种，而每种之中又不尽相同。一是认为女真在建国前后处于奴隶制阶段，于海陵、世宗、章宗时向封建制过渡。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张博泉《金史简编》、蔡美彪《中国通史》第6册等都认为女真族在章宗时或在海陵王到章宗时最后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二是认为女真建国后未经奴隶制，而直接向封建制过渡。华山、王赓唐《略论女真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文史哲》1956年第6期）说，女真族在建国后不久，灭辽与北宋，受到其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影响，开始向封建制飞跃发展。张广志《女真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应把金初社会性质与金初女真族的社会性质加以区分。在女真人中，除少数高等权贵之外，奴婢数大大少于自由民，他们扮演不了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角色。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四朝的改革，无一不是围绕着消除原始的残余影响，说不上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三是认为主奴矛盾始终是金代的重要社会矛盾，从现存史料难以找到女真族何时基本完成封建化的时间。王曾瑜《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文史》第29辑）持此说。

　　2.人口与户籍。高树林《金代户口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指出，金朝是明朝以前各王朝户口增长最快的王朝，户数占宋金总数的43.81%，比辽时增长近一倍。张博泉、武玉环《金代的人口与户籍》（《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2期）也认为金代的户口同辽宋时期相比有很大增长。王育民《金朝户口问题析疑》（《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则指出金朝实际户口并不高于辽宋，南盛北衰的大势并未改变。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也说，金朝户口负增长和零增长的年份多于正常增长的年份。此外，论者对《金史·地理志》所载户口数系年，有元光二年、天兴三年及七年或八年三说。此外，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辨析。

　　3.二税户和驱口。二税户是辽金时期的户名。有关二税户的最基本史料有两条：一条见于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一条见于《金史·食货志一》。由于史料少且有歧异，加之论者理解不同，引起对二税户问题的争议。关于二税户的涵义及其与头下户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对二税户的解释应从《金史·食货志一》，即指“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罗继祖《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持此说。他又据《辽史·地理志一》所载“征税各归头下，惟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寺”判断元好问是把“头下”和寺院的二税户混为一谈了。第二种意见认为，二税户应指《中州集》所说的“输租为官，纳课给其主”，并说不能将头下户与二税户截然区分开来。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和张正明《契丹史略》基本主张此说。第三种意见认为，辽代有属头下军州的二税户，有属寺院的二税户，二者是有区别的。蒋松岩《辽金“二税户”及其演变》（《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持此说。关于辽代二税户社会地位，多认为是农奴。关于驱的身分与地位，有两种看法。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金代“驱”的身分与地位辨析》（《晋阳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驱不是奴隶，其身分低于良民而高于农奴。而李涵、易学金《金代的“驱”不是奴婢吗——与张博泉先生商榷》（《江汉论坛》1986年第11期）、贾敬颜《金代的“驱”及其相关的几种人户》（《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李锡厚《论驱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认为金代驱即是奴隶。

　　4.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是金朝赋役制度中一项重要措施，从世宗延续到章宗时期，特别是世宗时多次推行。论者对其社会效果有不同评价。尚钺《中国史纲要》、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持否定意见，认为是以整理税收为名而实行掠夺，前弊未革，后弊又生。赵光远《试论金世宗对州县民户的通检推排》（《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金代的通检推排》（《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再论金代的通检推排》（《辽金史论集》第一辑）等文则肯定其积极作用及金世宗的改革精神。刘浦江《金代通检推排探微》（《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认为，对通检推排不能根本否定，但也存在弊端。

　　5.货币。李埏、林文勋撰《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是一部研究宋金时期纸币的重要著述。前述李侠、晓峰著《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有一章专叙金代货币。还有秦佩珩《金代货币史略论》（《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张博泉《金代的货币制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等文。

　　（二）政治与制度

　　关于这方面的专著有前已述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辽金西夏卷，其中“金朝的政治制度”（李锡厚执笔）系统叙述了金朝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机构、司法制度、监察制度、猛安谋克及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军事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的金代政治、法律、军事部分，分别由程妮娜、王宏治、刘庆执笔。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探讨辽金女真婚姻和家庭形态、社会制度（包括氏族制、军事民主制、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及社会习俗。

　　1.猛安谋克制度。这是金代社会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在女真及金朝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通史著作提到这一制度大都语焉不详，而且在对其涵义、性质等问题表述上存在很大分歧。关于这个问题，张博泉从60年代起发表一系列文章，包括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猛安谋克世官贵族与平民；金代东北猛安谋克分布；猛安谋克与民族关系；猛安谋克与头下、八旗制度的比较观；猛安谋克在女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这些文章，收在《金史论稿》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之中。

　　2.职官。程妮娜《金初勃极烈制度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考察了金初中央官制——勃极烈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诸勃极烈的构成、分职以及其发展趋向等问题。赵冬晖《金初勃极烈官制的特点》（《辽金史论集》第1辑）指出这一制度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色彩，是一种带有明显贵族议事制度痕迹的官僚制度。谭其骧《金代路制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考述了金代诸路总管府，转运司，按察司及招讨司、统军司的设置及其与辽宋制的关系。程妮娜《试论金初路制》（《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认为金初路制分为三个系统：万户路属奴隶制范畴，兵马都总管府属封建制，都统、军帅司路介于二者之间。李涵《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辽金史论集》第4辑）就金初枢密院的设置沿革、职能、机构、隶属关系等进行探讨。李锡厚《金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认为金初尚未形成中央集权，无法实行南北面官制。蒋松岩《金代御史台初探》（《辽金史论集》第4辑）肯定了御史台在澄清吏治、平理冤狱、纠察不法官吏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金代提刑司与按察司初探》（《平原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论述了两司的产生、组成、职权、发展演变及其作用。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论述了金代令史的配置、选拔与出职等。武玉环《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指出，金朝中央官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央官制汉化、金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及中央集权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编《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节专述“金代官印”。景爱著《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可据以补正《金史》的《百官志》、《地理志》，订补某些年号、时间之误和史实之阙。

3.军事及其他制度。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对金代军事机构、武装力量体制、金军编制、金军组成、签军和募兵及若干重要制度作了论述。作者长期研究宋史，兼治辽金史，从中比较、互证，弥补辽金史料之单薄，多有独到之处。乣军是辽金元军事史研究中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自清代以来，中外学者屡有考辨与论述。对乣字的形、音、义和乣军涵义等都有不同见解。陈述《乣军史实论证》（《史学集刊》第6期，1950年），系据《乣军考释初稿》略加修改而成）、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贾敬颜《纠军问题刍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不同看法。

　　其他制度研究，有傅百臣《金代法制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都兴智《金代的科举制度》（同上）、赵冬晖《金代科举制度研究》（《辽金史论集》第4辑）和《金代科举年表考订》（《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刘庆《金代赎身制度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等。
　　4.东夏史。王慎荣、赵鸣歧著《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对蒲鲜万奴所建东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与蒙古、高丽的关系等进行系统论述。特别是对东夏的国名、年号、国都、官制以及疆域等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本书是继金毓黻所著《东北通史》中“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一章后关于东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讨论东夏国的论文，有张绍维、李莲《东夏年号的研究》（《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朴真奭《论东夏称号》（《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李健才《关于东夏几个问题的探讨》（《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董万伦《关于东真国几个问题的探讨》（《蒲峪学刊》1988年第1期）等。

　　（三）社会生活与文化

　　1.社会生活。宋德金著《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关于这个专题研究的第一本专书，概括叙述了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娱体育，岁时杂俗等，还考察了金代汉族与女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2.文化。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两文指出，金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中原文化北移；儒道释三教合一；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发展了各民族文化。金代文化的发展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陈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辽金史论集》第3辑）透过这一命题探索女真与汉文化的接触和交融及其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认为正统理论推动了金代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董克昌《大金统治思想主体的儒家文化论》（《辽金史论集》第5辑）论述在金朝统治思想中，儒家主体地位的确立原因、过程和特征。前述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有一章为“女真文化”，叙述女真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伦理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游艺等。

　　以下介绍进展较大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文学。周惠泉多年专事金代文学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及专著《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此书为第一本金代文学研究史，或曰金代文学批评史。此外，他还参与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撰写，承担《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之金代文学部分。最近又出版了《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詹杭伦著《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对金代文学思想（包括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的发展状况及规律进行探讨。前述张晶《辽金诗史》金代部分揭示了金诗发展的独特轨迹。这部分占全书37万字的4/5篇幅，是迄今最为详实的金代诗史。张松如主编《辽金元诗歌史论》有多篇论述金诗。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编“金元文学批评”设有章节论述金代文学批评。

　　关于金代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好问的研究上。有郝树侯、杨国勇著《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元好问学会编《纪念元好问800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降大任《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等。降大任《且莫枉罪元遗山——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和《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评议》两文对有关元好问名节问题的议论提出新见，认为元好问大为金哀宗一人而死的动机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愚忠观念，反映出他具有进步的气节观。韩志远《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政治活动》（《元史论丛》第5辑，1993年）说，元好问不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夸大他在当时的政治作用；在学术上也并未创立一个学派、把金代诗文推进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元好问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有姚奠中主持校点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凡60卷，包括《遗山集》、《新乐府》、《续夷坚志》，还据有关本子作了增补，整理者称，“遗山存世之作，可能已尽于此”。还有贺新群辑注《元好问诗词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元好问的诗歌选本有多种，如郝树侯选注《元好问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陈沚斋《元好问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金代诗词总集，有唐圭章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共收录金元282位词人，7293首词作。其中金代70人，3572首，大大超过了前人所辑金词。蒋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在元好问《中州集》和清《全金诗》基础上广搜博采，网罗散佚，编纂而成，为迄今辑诗最多的金诗总集。是书以诗人生卒年代为序编次。它不仅为研究金代文学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对研究金代社会也很有价值。

　　对金院本、诸宫调等也有人进行整理与研究。杨万里于1957年发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并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此书撰写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朱平楚校点《全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其中有金代作品《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孙逊著《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语言文字。以金光平、金启孮父子的研究成就最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们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和金启孮编著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两书中。前书对女真文字的创制、构造、读音，女真语语法以及女真文字对史学的贡献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书在前书基础上编次而成，是研究女真文及女真史、金史的重要参考书。此外，还有学者发表了考释女真文字、探索女真文构制规律的文章。

　　宗教。专著有张践《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文有陈俊民《略论全真道的思想源流》、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陈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补》（《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由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的《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资料集，所收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金元部分数量最多，凡882通，是研究金元全真派、真大道派、太一派、正一派道教的重要资料。

（四）民族、民族关系、金宋关系

　　1.民族。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有约7万字篇幅叙述辽金时期女真族的历史。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认为，单纯以金代皇室的起源作为金代女真族起源是不正确的。金代加入女真族中的除生女真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女真部落，乃至在辽代还不属于女真部落的。孙进己等著《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叙述了从女真先人肃慎至辽金元明女真的发展史。赵振绩《女真族系源流考异》（《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主张金代女真属东胡族系，来自北魏初之奴真、唐之拏（奴真）、五代之女真。蒋秀松《女真与靺鞨》（《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认为女真族的主源不是黑水部或狭义的黑水靺鞨，而是源于渤海统治下的靺鞨部落。王禹浪《“女真”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认为“海东青”是女真称号的真正含义，女真称号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2.民族关系、金宋关系。邓广铭、王曾瑜、周宝珠等均有专书或文章对宋金战争的人物、史实等进行论述和考辨，这在有关宋史研究的综述文章中都有介绍，不再赘述。这里仅举几篇作为民族史和金史研究的论文，有岑家梧《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吴泰《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张博泉《宋金和战史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任崇岳《略论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4期）、赵永春《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宋金交聘制度述论》（《辽金史论集》第4辑）、《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董克昌《宋金外交往来初探》（《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2期）等。

　　（五）人物

　　关于金代人物，以对阿骨打、海陵王、金世宗的研究为多。

　　1.阿骨打。苏金源《论完颜阿骨打的政治、经济改革》（《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张博泉、程妮娜《完颜阿骨打略论》（《辽金史论集》第1辑）、刘庆《完颜阿骨打》（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都肯定了金太祖阿骨打的历史地位。

　　2.海陵王完颜亮。关于完颜亮，历来毁誉不一，毁多于誉。近20年来，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和蔡美彪《辽金史简说》（《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指出，海陵王在其统治期间，展开了比熙宗时期更为激烈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严厉镇压女真族的保守派，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参政；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迁都燕京；使大批女真人南下定居；攻打南宋。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第182页）、《金史简编》（第135-163页）、《论完颜亮改革及其失败原因》（《历史人物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论著指出，海陵王一方面继熙宗之后，采取在北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各项措施，另一方面发动南侵，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导致了自身的最后灭亡。这是海陵王由一个改革派而被称为暴君的历史根源。此外，还有许多文章称完颜亮是女真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肯定他的改革、迁都及用人政策等。有崔文印《略谈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问题》（《辽金史论集》第1辑），刘肃勇《论完颜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张克、杨旸《完颜亮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王曾瑜《完颜亮用人的某些特点》（1985年8月21日《光明日报》）等。有些学者则提出不同看法。肖民《也论完颜亮》（《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认为，完颜亮消除女真族军事民主制及其遗风，确立君主独裁专制制度，不值得全盘肯定。罗继祖《完颜亮小议》（《辽金史论集》第2辑）认为，完颜亮过大于功，这从他毁上京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和储庆寺以及其横征暴敛，逼反契丹，妄起南侵战祸，荒淫滥杀，卒到众叛亲离，不得其死，是不难得出结论的。董克昌《怎样评价完颜亮的功过》（《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谁是小尧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完颜亮贡献突出，问题也突出，其历史功绩不能与世宗相比。赵葆寓《略论完颜亮的功与罪》（《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1年）将海陵王在位12年以贞元南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对女真社会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后期大兴土木，扩军备战，刚愎自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3.金世宗。旧史中对金世宗评价很高，称之为“小尧舜”。许多论者认为，旧史记载虽有夸大之处，但在他统治期间的确实行了一些与民休息、整顿吏治等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措施，因此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和有能力的政治家。如刘肃勇著《金世宗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杨启《略论金世宗》（《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张博泉《试论金世宗的治世思想及其得失》（《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董克昌《试析金世宗的“保境息民”政策》（《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谁是小尧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等。崔文印《〈大金国志〉初探》（《史学研究》1982年第7期）对以上评价提出异议。认为《金史》中关于金世宗的记载不足为据，他并不像本纪所描绘的是什么“小尧舜”，远没有海陵王那样的政治抱负和雄心。他的形象是被封建史臣吹捧起来的。朱子方《金世宗简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认为金世宗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失败者。

　　（六）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

　　1.历史地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及《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集·东北卷》金代部分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一书中有《吉黑两省西部地区四座辽、金古城考》、《松花江名称的演变》、《白山黑水考》《鸭子河和金代肇州续考》、《金代东北的交通路线》、《关于东夏几个问题的探讨》等，均是论述金代历史地理的，对前人的一些结论提出补充和修改。此外，景爱著有《关于金代蒲与路的考察》（《文史》第10辑）。王禹浪著《金代黑龙江述略》（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是一本地方金朝断代史。

　　2.都城。上京：阿城县文管所编《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遗址简介》（1980年）是最早编成的有关这方面的简要材料。朱国忱著《金源故都》（北方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文献为主，结合考古研究成果，重点论述金上京会宁府的兴废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景爱著《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根据多次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文献对上京城的营建始末、建筑结构、行政建置以及社会生活等作了论述。阎景全《金上京亲查记》（《辽金史论集》第9辑）公布上京城确切周长为11100米左右。中都：于杰、于光度著《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是继周耿《金中都考》（1953年4月18日《光明日报》）、朱偰《八百年前的北京伟大建筑——金中都宫殿图考》（《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以及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等文以后，金中都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大城、宫城、园林、陵墓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作了考察和论述。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辽金史论集》第4辑）考述金中都城的营建过程、城墙与城门的基本情况及诸坊位置。

　　3.文物考古。参见前引《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考古四十年》、《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等。

　　（七）史料整理、工具书和译著

　　1.史料整理。关于史料校点、笺证、注释，有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1975年），是迄今最好的本子。在金代史料整理方面，以崔文印用力最勤，有《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0年）、《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等。中华书局还主持点校《金文最》（1990年）。罗继祖、张博泉著《鸭江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博泉著《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编纂史料，有董克昌主编《大金诏令释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参考《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的编纂方法，分帝统，皇太后、皇后、妃嫔、公主，皇太子，宗室，典礼，军事，经济，政事，外事等门，汇集了有金一代的诏令，并附有注释和说明。还有李澍田等辑注《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赵鸣岐、王慎荣编《东夏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张中澍、陈相伟等校注《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以及前述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

　　2.工具书。陈述著《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分“金史氏族表”、“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是研究辽、金、元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工具书。崔文印《金史人名杂考》（《文史》第20辑）有所补正。此外，还有前述《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是两本较好的断代史辞书。
　　3.译著。有金启孮译《金代女真史研究》（三上次男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东源译《金朝史研究》（外山军治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以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民族史译文集》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