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广铭教授，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23年至1927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1937年至1939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北平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1939年秋，应召辗转至昆明，继续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翌年，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的李庄，潜心于宋史的研究。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54年至1966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年至1981年，任历史学系主任；1981年至1991年，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1月10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先生在社会上兼职甚多，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编辑委员会主任。1980年以来，历任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82年以来，历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1983年以来，历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
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学术研究领域宽阔，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在辽宋金史方面创获尤多，著作宏富，蜚声海内外。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什么主要集中在辽宋金史方面呢？他在的《自选集·自序》中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以及它之所以长时期不曾有所拓展改变，从主观方面说，当然是我自己学力的局限使然，我根本不具备淹通古今中外的条件，不可能从事于浩瀚无垠的古今中外之学，所以只能划疆自守。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先生所说的“主观条件”，显然是谦虚之词，就先生的聪明才智、博学多识，从事于古今中外之学，是毫无问题的。先生自己也说过：“我也长时期担任过中国通史的教学工作，所以我的旁鹜别出、上下古今地求索考论的文章也写了不少。”例如他五、六十年代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和《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就是在当时史学界颇有影响的鸿论。他之所以“划疆自守”，恐怕是由于辽宋金史方面需要研究的课题实在太多，而先生的前辈和同辈学人当中，以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者实在太少，满目荒莱，亟须开垦，为了研究得更多更深，也就无暇也无须从事于古今中外之学了。
先生所说的“客观条件”，则是十分地客观存在的。先生的中学时代，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不久，爱国热情仍甚高涨。先生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考入北大的，他初步确定以辽宋金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时，则是“七·七”事变的前夕，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正如先生所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与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后来，他在接受访问时更加明白地说：“我进北大是在三十年代，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从我内心讲，有一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所以我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宋朝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岳飞、辛弃疾、陈亮这些历史人物是这时期的重要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爱国事迹为人民所传颂，自然也打动了我的心灵。我希望通过表现这些人的爱国形象，挖掘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有许多史学家都这样做。”（《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也就是说，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先生所研究的历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
另外，先生选定辽宋金史作为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也是深受其业师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影响的。他上大学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写成了一本《陈龙川传》，作为毕业论文，受到胡适的好评。1937年初，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专门致力于《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写作，则是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位先生的大力帮助而实现的。之后，傅先生对先生的宋史研究又多有指导；陈先生对先生的研究成果则奖勉有加，并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使先生对辽宋金史的学术研究方向更加坚定不移，信心倍增，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更加辛勤耕耘，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填补史学界的空白。

二

先生在辽宋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其最早及最突出者，是关于宋代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早在1924年，先生读了罗曼罗兰的《悲多芬传·导言》之后，就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这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无疑起了导向的作用。他的第一部宋代英雄人物的传记，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以南宋爱国主义思想家陈亮为传主的《陈龙川传》。这部著作完成于1936年，至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先生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为南宋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作传，他努力搜集关于陈亮的资料，仔细体会陈亮所处的南宋时代的氛围，设身处地地描写了陈亮的心理、思想、行为等等和那个时代交织着的错综关系，从而展现了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抒发了陈亮抗击金人、报仇雪耻的爱国热情；同时，对陈亮这样一个独立特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倍受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的悲剧，表示了愤懑和同情。
《陈龙川传》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先生的第一部著作，难免有不足之处。先生生前多次说过要加以修订，并且已经列入了计划，但因突患不治之症，未及了却这一夙愿。不过，先生晚年根据美国友人田浩教授提供的宋刻《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对明刻三十卷本《龙川文集》进行了重新整理，成为目前最完备、最准确的《陈亮集》（增订本）；同时，撰写了《三十卷本＜陈龙川集＞补阙订误发覆》一文，以补五百年来阙佚之文，以正五百年来未正之谬，以发五百年来未发之覆，为进一部研究陈亮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的确是一桩具有深远意义的事。
另外，先生在晚年还撰写了《朱陈论辩中陈两家王霸义利观的确解》、《陈亮反儒问题辨析》等重要论文。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因被诬告入狱，在他获释之后，朱熹写了一封信，劝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文公文集》卷三六）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思想和主张的误解，便和朱熹进行了一场长达将近三年之久的关于“王霸、义利”的辩论，成为南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陈亮对王霸义利的一元论的理解，不但未被朱熹所接受，而且，直到八百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陈亮是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先生在《陈龙川传》中也是持这种看法的。先生晚年，经过深入思考，认为从朱熹到今人，都是对陈亮的误解。因此特地专门撰写了《朱陈论辩中陈两家王霸义利观的确解》一文，澄清了这个被历代学人误解了800年的哲学命题。在《陈亮反儒问题辨析》一文中，特地对陈亮的“殿试策”中关于“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的话，进行了辩析。他经过翻复思考，认为宋人危稹、清人全望祖以及近半个世纪之前他本人的解释，全都是一些曲解。正确的解释是：这段对策只是反对那些专讲形式的虚文琐节，而不是对于孝道的根本否定。因而不是为了攫取功名而曲学阿世、有意逢迎。从而推翻了又一桩已经流传了将近800年的关于陈亮的公案。这些论文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使对陈亮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确了。
先生撰写传记的第二个英雄人物是南宋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有关辛弃疾（稼轩）的著述，主要有《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等专著，以及《＜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辛稼轩交游考》、《爱国词人辛稼轩》、《辛稼轩的归附南宋和＜美芹十论＞的奏进》等一系列论文。该组成果中，既有考证文章，又有研究论著，还有对于稼轩诗词文的整理注释；既各自独立，特性分明，又相辅相成，从历史的深度融铸为一个整体。
辛稼轩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多方面才智的英雄豪杰人物，是两宋词人之巨擘。他在其社会实践、在其诗、词、文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曾经激励过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稼轩词作中沉挚的理念与意境，“驰骋百家，搜罗万象”的丰富内容，激越清丽、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使其词章无疑居于宋词成就的巅峰。
关于辛稼轩的生平事迹，由于其文集失传，缺乏行状碑铭之类比较完整的传记资料，故而多已湮没不彰。《宋史》本传及笔记杂谈中的记事，或多错误，或失枝节。稼轩词的写作时次问题，同样始终难以排比清楚。清代辛启泰所编《稼轩年谱》、《稼轩集抄存》，近代学者梁启超所编《辛稼轩先生年谱》、梁启勋所编《稼轩词疏证》等，均未能恰当解决。
先生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对有关辛稼轩生平行实的资料进行广泛的搜讨。他一方面查阅宋元二代之史籍、文集、志乘、笔记，辗转访求辛氏宗谱，遍考稼轩履历、交游；一方面将不同系统的辛词刊本汇合比勘，追溯版本渊源，斟酌编置次第，旁搜博采，增补辑佚。他以“细大不捐”为原则，以期“积破碎为整体”，庶可概见辛氏行实之一般。经过长期不懈的钩稽积累，严密翔实的细致考证，厘清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纷纭参差，对于稼轩南渡后的用舍行藏诸大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对于稼轩词的编年随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早在1937年，先生就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该文于《国闻周报》上刊出后，受到胡适、傅斯年等著名学者的好评，当时与先生尚不相识的陈寅恪先生也对此文大加称许。1939年，《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完成，即被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称作“钩稽之广，用思之密”，令人“惊为罕觏”；并且说：“得恭三兹编以鼓舞之，蔚为风会，国族精魂将怙以振涤，岂第稼轩功臣，与洪（兴祖）、顾（嗣立）比肩已哉！”尽管收到诸多大师的褒扬，先生并未丝毫自满于已经获取的成就，而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严肃细致地对待稼轩生平的研究与稼轩著作的整理工作。
先生所作《辛稼轩年谱》，初稿完成于三十年代后期，1947年首次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解放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先后印行，1997年5月增订本出版。《辛弃疾（稼轩）传》五十年代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两次印行。《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于1937年至1939年间编撰完成，五十年代中，在原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1956年首次交出版社印行；1962年进行首次增订，十年浩劫之后，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经长达14年之久的再度修订补充，增订三版于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出版于1997年的《辛稼轩年谱（增订本）》，从资料的收集、史料的处理，都体现出作者匠心独具之处。先生通过详尽细密的考证，指出晚清人重编的《铅山辛氏宗谱》中，在涉及到辛稼轩及其子孙的材料中，出于明清人伪造者十居七八，但在众多颠舛荒唐的编造之外，也有值得凭信的史料。例如《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尽管因辗转传抄，其中脱误甚多，却的确出自南宋末年人手笔，是确实可信的辛稼轩传略，对于述写辛稼轩的生平事迹，是极富史料价值的一篇文字。
《辛稼轩年谱》虽然分年隶事，亦兼用纪事本末之体，以综贯叙述，使读者得见事件原委。增订本之内容，不仅关系到辛稼轩的个人事迹，而且提纲挈领地阐论了南宋时期的诸多军国大事；将个体事迹置于时代波澜之中。从而使读者强烈地感悟到，正如朱熹所说，辛稼轩“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他南归之后，虽然终其身并未被南宋朝廷置之于参与决策人员之列，而其本人却时刻关心着国家的休戚和民族的命运。
《稼轩词编年笺注》与《辛稼轩年谱》二书互为表里，互有详略。《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一书，更是先生半个多世纪研究心血凝聚之结晶。
该书以《题记》、代序《略论辛稼轩及其词》开篇；主体部分依辛弃疾（稼轩）词创作之年代，分为“江、淮、两湖之什”（共收词88首，起南归之初迄宋孝宗淳熙八年）、“带湖之什”（共收词228首，起宋孝宗淳熙九年迄宋光宗绍熙三年）、“七闽之什”（共收词36首，起宋光宗绍熙三年迄绍熙五年）、“瓢泉之什"（共收词225首，起宋光宗绍熙五年起宋宁宗嘉泰二年）、“两浙铅山诸什”（共收词24首，起宋宁宗嘉泰三年迄宋宁宗开禧三年）及“补遗”（共收词28首）等六卷；全书共收辛词629首。书后附有“诸家赠酬词”、“旧本稼轩词集序跋文”及“稼轩词索引”。
对于辛词的编年与笺注，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其六百余首词章理解之确当与否及研究之深入程度。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例言》中，先生指出：“明悉典实则词中之涵义自见，揆度本事则作者之宅心可知。”为帮助对于稼轩词的探索和阐发，《笺注》一书尽量将涉及到稼轩词本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考索清楚，把词章的写作背景交代明白，从而使诸多词作因联系于具体生动的历史情境之下而更加显得意蕴深邃、警动鲜明。与此同时，邓广铭先生以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判定取舍，凡属凿空无据之词、游离寡要之说，书中概不阑入。
众所周知，辛稼轩在其创作中，融经铸史，贯穿百家；而且，其“书袋”当中之丰富贮藏，乃是三教九流兼收并蓄的。他在词章中驱遣自如的大量史事与典故，致使读者往往对于词中涵义有无从索解之感。先生在对稼轩词进行笺证的同时，把词中所徵引的往事、使用的典故、成语等等一并作出注释，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皆为之寻根抉原，注明出典。这不仅为今日的阅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其考订、笺证、注释本身，即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高水平学术篇章。茅盾先生读了《稼轩词编年笺注》之后，由衷地称许这是一部“传世之作”。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先生充分汲取了全国各地读者、专家的宝贵意见、建议，并且根据本人陆续查询所得资料及研究心得，对于稼轩词的编年隶事又作了一番调整，作出了比较重要的补充、修订。这次增订，历时14年之久，该书面世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称之为近代以来“对辛词之研究致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缪钺、叶嘉莹《灵厝词说》“论辛弃疾词”）。
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对于辛稼轩事历及南宋朝史事的研究，对于稼轩诗词文的编年、笺注，堪称历史人物传记撰著及古典诗词文献整理之典范。

三

先生从1936年起，就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时期作为他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陈亮、辛弃疾固然是两宋与辽金对峙时期的重要人物，但都并未处于政治、军事斗争旋涡的中心。于是，先生又选择了北宋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岳飞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1944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举国上下掀起抗日救国的民族战争的高潮之中，先生应重庆胜利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了《岳飞》一书。第一次“努力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岳飞传（增订本）·自序》），把岳飞这样一个“因其战绩而久已彪炳史册的人物”，这样一个“战士和英雄”，“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的人，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矗立在每个读者的面前”。（《岳飞·序》）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恰恰是《岳飞》一书印成发行之时。这一巧合使先生十分兴奋，他后来回忆说：“此事使我既感高兴，又感荣幸，且将永记不忘。”
1954年，在教学之馀，先生把十年前所写的《岳飞》进行了一次改写，大大扩充了篇幅，并改书名为《岳飞传》，于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1978年，在粉碎“四人帮”、实行“拨乱反正”之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先生虽年过七旬，却又焕发了学术的青春。在担任历史系主任之时，又对二十多年前所改写的《岳飞传》进行了大幅度地修改。这一工作断断续续，亘时五年之久，至1982年修改完毕。这次修改名曰“增订”，实为重写。因为，据先生自己的粗略估计，“改写的部分至少应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岳飞传》（增订本）于1983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4月又印刷了一次，两次印刷共达176，000册。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印刷数量如此之大，是十分罕见的。
先生在《岳飞传》（增订本）的《自序》中写道：“我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述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读过这本英雄人物传记的人们，都认为作者的这一愿望圆满地实现了。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它实际上也是一部两宋之际的政治史、军事史，是一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史。
先生对于岳飞的研究，除了三写《岳飞传》之外，还陆续发表了《＜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论岳飞》、《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黄龙痛饮”考释》、《＜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及《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等论文十馀篇，解决了一系列多年聚讼纷纭的公案。例如，先生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公亮《武经总要》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确证所谓“拐子马”根本不是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章颖《中兴四将传》及《宋史·岳飞传》中所说的“三人为联，贯以韦索”，而是指“左右翼骑兵”，澄清了800年来对“拐子马”种种附会和误解。又如，他经过多年的考虑，于1981年春天和秋天，连续写了两篇文章，一一祛除了余嘉锡、夏承焘先生提出的疑点，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满江红》词“其唯一不容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1940—1942年，在撰写《岳飞》之前，先生还撰写了一部《韩世忠年谱》，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宋会要辑稿》、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熊克《中兴小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集》、李幼武《名臣言行录》及《宋朝南渡十将传》、《宋史》等书为主要取材之所，方志、笔记、文集中涉及韩世忠事迹者，亦均旁搜博采，少有遗脱。此书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韩世忠和岳飞均为“南宋中兴四将”中人，《韩谱》的编纂对于岳飞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先生三写《岳飞传》，前后用了将近40年；而他四写《王安石》，则前后用了将近半个世纪。1951年，先生就写了一本取名为《王安石》的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开宗明义，突出地提出了王安石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在足法，人言（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原则，以为这虽然是由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地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朝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的“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为相似云云。于是人民出版社即派人与先生商谈，希望把1951年出版的《王安石》中叙述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年底重印出版。先生则以为《王安石》乃二十多年前的旧作，要重印，必须作大幅度的修改。于是商定一年之后交稿。当先生1974年交稿之时，全国正开展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运动。出版社认为先生的书稿中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映得很不够，要求加以修改，增强“时代气息”。先生只好把全书又做了一番修改，审查通过之后，到1975年7月才得以出版，书名为《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书撰写和修改之日，正是“四人帮”势焰熏灼、不可一世之时。对于“四人帮”在史学领域所制造的种种妖氛毒气，凡属其包藏的祸心最邪恶，比较易于觉察的，先生大致上能够识别出来，并能予以抵制。但是，当时学术领域的大气层全被“四人帮”毒化污染，先生也终于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把王安石称为法家政治家，把王安石变法时期的革新派与守旧派人物的论战和斗争说成是“儒法斗争”等等。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先生又“三写王安石”，努力把凡是已经觉察的那些受“评法批儒”毒化、污染、影响之处，一并加以廓清。另外，又添写了《附说与“三不足”有关的两个问题》一节和《断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这一修订本于1978年修改完毕，1979年5月出版。
16年之后，先生又对《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订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历时两年，于1997年10月出版，书名也改为《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先生之所以在髦耋之年“四写王安石”，原因之一是《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订本）中仍有一些有关四人帮“评法批儒”的污染因素，需要继续加以清除。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先生在《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序言》中所说的：“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虽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气氛之中，经历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的大辩论，更加明确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国、治事、治学、治史的正确导向；而随时随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更使我受到启发，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十一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先生认定：“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但是，南宋以来，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石的种种谤言谤语，虚记枉载，以及对王安石的一些高超言论和卓越业绩的歪曲湮没，迄今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先生“四写王安石”，就是要彻底“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想凸现出一个抖落所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使其能够以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目的终于在先生九十华诞前夕实现了。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何处最能体现王安石的风度和丰采呢？正如漆侠先生所说，莫过于下列三个方面：一是“‘三不足’精神”；二是“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三是“摧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变法实践。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流俗之言）不足恤”这一“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在变法革新过程中，正是这一精神鼓舞革新派们扫除重重思想障碍，打退保守派们一次次的猛烈进攻，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三不足”精神最能体现王安石的独特风貌，是我国思想史上一笔具有永恒光辉和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先生从司马光等守旧派的言论中发现了这三句话，又用王安石的一贯的言行论证了这确实是王安石的思想，而且认定：“这三句话之为王安石亲口所说，却是决无可疑的。他自己倘若不曾说过，司马光是撰造不出如此富有开创和革新意义的话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92页）关于王安石“三不足”精神的发现和阐释，无疑是先生研究王安石的一大贡献。
王安石和岳飞一样，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变法革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强兵，以改变对契丹、西夏的屈辱局面。先生在“二写王安石”时，专门写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路线》一章，述说了王安石有关要兼并契丹和西夏的一些言论；“三写王安石”时，只是将这一章开头受“儒法斗争”影响的内容删去，其他未作大的改动。这次“四写王安石”，则作了较大的修订，并把标题改为《王安石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认为“王安石志欲恢复汉唐旧境，统一中国”。这是先生对王安石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王安石变法革新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富民富国；其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理财。怎样为天下理财，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呢？王安石提出，其一是“摧制豪强兼并”，其二是“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的“摧制兼并”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对官绅豪强大地主和豪商富贾们所享有已久的特权给予一些限制和制裁，使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们免于经常受到兼并之害；二是把官绅豪强大地主和豪商富贾们所具有的操纵物价、垄断居奇等权利收归国家政府所掌握。“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就是要发展生产，开发大自然所蕴藏的财富，也就是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还把这两项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在变法革新中付诸实践。例如王安石曾于熙宁二年二月同神宗谈论改革差役法时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法也。”（《长编》卷二二O）意思是说：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理财，而理财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就要解除生产者的疾苦，抑制兼并，为生产者提供方便条件。改革差役法的目的就在于此。《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叙述王安石“摧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变法实践，这也是先生研究王安石的一大贡献。
先生身患重病住院医治时，还不顾病痛的折磨，在病榻上审读《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清样。先生对王安石的研究，真可以说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了。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生命不息、写作不已的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四

一代史学大师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并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经常放在嘴边上。傅先生这一观点对先生的治学影响至深。先生晚年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史学即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者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至于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象。”先生在谈到治学经验时，也多次阐释了这一问题。他说：历史研究的第一道工序是广泛地搜集史料，凡属与你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资料，不论是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都要穷搜无遗。这一道工序做不好，必然要影响到以后的各道工序，使之无法做好。但也不能认为做完这道工序就已算尽了史学工作者的能事，还必须认真地从事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就是还必须对这些异说纷纭的庞杂史料加以比勘和考订，判明其精粗，辨析其真伪，并旁及一些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从现象看到本质，发前人所未发，得出有创见、有新意的结论。也就是必须具有清人章学诚所说的既有“考索之功”，又有“独断之学”。
为了广泛地搜集史料和精细地分析史料，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先生就提出了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目录学”是指引广泛地搜集史料的门径的。“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和年代学”则是用来分析历史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工具。掌握这四把钥匙，才能具备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技能。舍此，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这是先生对傅斯年先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继承和发展。
先生不但以此谆谆教导后学，而且毕生身体力行。他的很多论著都是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对有关史料进行了充分的鉴别、审查和由此及彼的比勘考证，穷考索之功，多独断之学，而撰写出有创见、有新意的论著的。例如，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理所当然地要以《辽史·兵卫志》为基本依据，但该《志》所载《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诸条，却是元代的书坊中人 草率缀辑而成的《契丹国志》稗贩来的，遂致产生了许多错误。如说辽太祖时尚未有“御帐亲军”，到辽太宗时始设置，且为数“三十万人”，与述律后的“属珊军”二十万骑相加，共有“侍卫亲军”五十万人。这条记载与《辽史》中其他纪、志、表、传的记述全相悖戾，历来考校《辽史》者却从未涉及。先生就此问题进行了一番穷源正误工作，撰写了《＜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一文，得出了新的结论：辽代的“御帐亲军”是从阿保机建国时起就已设置了的，其人数在辽太宗时最多只是三万人。述律后的“属珊军”为二万人，而且在述律后之后，这支亲军及“属珊军”的名号也都不存在了。从而解决了辽代军事制度中的一大关键问题。先生本来打算对《辽史》中所记典章、制度、事件、现象诸方面的混淆错谬之处来一番系列的考核辨证，此文即是先生《读＜辽史＞札记》的第一篇，惜其他诸篇未及完成。但道路已经开通，后人循此前进，一定能够完成先生的未竟之业。
另外，前面所述对于陈亮、辛弃疾、岳飞、王安石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都是建立在对有关史料的搜集、审核、鉴别、考证等类工作之上的，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先生对《宋史》一书及宋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宋史》一书多达496卷，其卷帙之富，居二十四史之首。但因在元末乱世仓促成书，其错讹纰谬之处，于二十四史之中亦独多。明清两代虽屡有重修《宋史》者，但均因未能洞察其症结之所在，遂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感于此，先生决心“广征天水一代之史册，取与元修《宋史》相校雠，勘正其谬误，补苴其疏脱，考论其得失，疏通其晦涩，探索其源流，汇为《宋史校正》一书，使《宋史》之长短利病，毕皆呈露，议改修者庶可就此而得所凭藉。”（《＜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于是在1940—1942年间，利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藏书，撰写出《＜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书稿，分别刊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20本。此外还撰写了《＜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源》等论文，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蓝一书 ，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总结三、四十年代宋史研究成绩时也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这些评语均写于四十年代，此后半个世纪先生的学术生涯完全验证了国学大师们的预言。
先生在史籍的整理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等职务，对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他还身体力行，躬亲实践，《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及《陈亮集》（增订本）、《涑水记闻》校点本都是他进行史籍整理研究的代表之作。

五

先生晚年对宋代文化的研究十分关注，用力甚多，并对宋代文化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一文中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来，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能及，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自选集·自序》中又指出：“宋代的文化学术，较之它的前代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从其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之并驾齐驱的现象来说是如此，从其每种学科中都先后出现了造诣高深的学人与论著来说也同样如此。”
在学科方面，先生着重研究了难度最大的哲学。从唐代后期到北宋中期，产生了一个新儒家学派，它无论对当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把这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理学。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出：原来那种“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 ”的说法是错误的，亟应加以纠正。他说：“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应该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然后论述了“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宋学又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说，经过长时期的互相交流、互相斗争、互相排斥、互相渗透、互相摄取的一个产物。”最后又概述了
　　在建立宋学进程中的几名最突出的人物，如晁迥、胡瑗、王安石、程颢、程颐、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司马光、三苏、吕祖谦、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这篇论文对宋学的论述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是先生数十年来对宋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一部“宋学大纲”。
在学人方面，先生着重研究了王安石。先生在很多文章中都强调了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明确指出：“王安石援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特别是援佛老两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这就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从而也就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之上。因此，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在北宋一百六十馀年间，其学术造诣的博大精深，确实足以作为这一时代学术界的代表人物的，则舍王安石莫属。”（《自选集·自序》）先生利用一些彰明较著的历史事实，纠正了一些传承已久的偏见和谬见，恢复了王安石所应享有的学术地位。这也是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另外，先生还研究了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问题。从南宋朱熹以来，大都把周敦颐作为北宋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认为他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二程是周敦颐的传人。先生经过严密的考察和论证，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都是他本人深造自得的著作，而决非受之于穆修的。”“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的传人。二程之外，在北宋人的文献记载当中，也找不到有任何人曾经受学于他。”“如果专就北宋时期内的学术界来说，周敦颐在其时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他还指出：理学的开山祖师既不是朱熹等人所说的周敦颐，也不是胡适所说的司马光，而“只能归之于程颢、程颐和张载三人”。（《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在这里，先生又纠正了一个理学史上传承了八百多年之久的谬见。
先生晚年还撰写了《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陈亮反儒问题辨析》等论文，这在本文第二节已经涉及，此不赘述。相信如果再假以时日，先生还会有更多的有关宋代文化的大作问世。不料先生遽然仙逝，未能再聆听宏论。但在先生的倡导下，对宋代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蓬勃展开，必将不断取得新的丰硕成果。

六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先生确实学问博大精深，不但是辽宋金史诸多领域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而且能将辽宋金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综观全局，把握其发展脉络。凭先生的学问和功力，完全可以撰写出一部辽宋金断代史。但是，先生没有、直至晚年也没有打算“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那样，写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出来”。这虽然是一件憾事，但先生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先生虽然没有撰写出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但六十年代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辽宋金史部分，却是先生执笔撰写的。这部分教材虽然只有十三万字，却是先生长期以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结晶。它第一次建立了辽宋金史的教材体系。其内容涵盖了辽宋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行文简明扼要，精湛深刻，可以称为一部辽宋金简史。
另外，八十年代前期，先生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其中《宋朝》这一约八万字的长条，虽然署名为先生及漆侠、朱瑞熙、王曾瑜、陈振五人，但其内容则是以先生的《中国史纲要》辽宋金史部分为基础，尽量吸取六十年代以来新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对于其他部分，从条目的拟定、撰写者的选择，到稿件的审查、定稿，先生都是亲自过问的，真正履行了主编的职责。此书虽然是“大百科全书”的体例，但也仍然可以当作一部辽宋西夏金的断代史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