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价与展望

　　从以上对辽金史学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元人修辽金两史到明末的300年间，辽金史学十分沉寂。到了清代虽有所变化，但直至上个世纪末尚未超出史料编纂整理的范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大量珍贵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和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清华周刊》350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近代实证史学，这在辽金史研究上也有所反映。本世纪上半叶，一方面，辽金史料整理继续有所进展；另方面，有学者开始用近代实证史学方法研究辽金史。在这个时期里对辽金史学（主要是辽史学）及契丹文、女真文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者有陈述、冯家昇、傅乐焕、罗福成、罗继祖等。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辽金史研究者也努力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研究。不过在50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屈指可数，成果也很少。

　　近20年来，辽金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十分活跃，发表论著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辽金史研究的具体成果与进展，已如前面所述。从宏观上看，也有很大改观。

　　一是辽金史在中国通中编纂中地位的变化。元人修辽金宋三史前，关于正闰问题争论了几十年，最后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在史书编纂史上是一个进步。然而在后来的五六百年间，一些史学家却由此有所倒退，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将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述及。近一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变。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首先将辽、西夏、金史与两宋分别立章叙述，确立了辽、西夏、金史在通史中应有的地位。此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也是按朝代编次的。

　　二是如何评价辽金两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辽金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较少，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辽金史研究薄弱等原因，导致对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人们往往是更多地看到契丹女真及辽金两朝的破坏作用，而无视或轻视其成就与贡献。这种认识，不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实际。近几十年来，研究者更新观念，深入开展研究，在这方面提出若干新见，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如陈述多次强调辽金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朝代，是又一次北朝（见1982年8月30日《光明日报》）。

　　三是辽金史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六七十年代以前，专门从事辽金史研究者甚少，而近20年来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走入辽金史研究的行列，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研究课题有所侧重，相对集中，为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基础。

　　不过也应看到，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功力深厚的专家和堪称力作的成果不多。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探讨，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如何把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纵横比较，三史兼治。不能孤立地治辽金史，而应把它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并与同时期的五代、两宋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宋辽金三史兼治，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早在40年代，金毓黻论治本期史的方法时即指出，“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见《宋辽金史》，台湾洪氏出版社，1974年），这是不刊之言。

　　二、减少低层次重复，开拓新领域。近一二十年辽金史论著，特别是文章数量大增，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其中有相当比重属于低层次重复，有的甚至低于已经发表过的同类文章的水准。对于别人论过的题目要有所前进或驳难，否则便失去存在的价值。同时还应努力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

　　三、充分利用和继续扩大史料资源。治辽金史者深为史料不足而苦恼，因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尤显必要，诸如碑刻、考古、诗文、行程录等，对研究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都有很大价值。至于宋元人的大量笔记、文集和史籍中有关辽金史料，如能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将有所改观。

　　四、调整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研究。为了把辽金史研究引向深入，许多课题除了需要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尤应成为中青年学者努力的方向。

　　五、加强学科理论建设。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曾经是同国际政治相联系的。从本世纪初，日本御用学者就开始对我国东北开展调查，制造了种种涉及我国东北主权及辽金史的若干论调，直至“二战”前后，陆续出现了“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进而又有所谓“征服王朝论”（初由美籍德国汉学家威特夫提出，后为日本学者所接受和发展）、“骑马民族论”等等。这些大体上都出于由白鸟库吉提出的旨在否定我国东北主权的“南北对立论”。几十年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国外影响深广，而且至今还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赞同。如近年出版的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中译本的译后记中说，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游牧国家——征服王朝的学术思想体系”，“对我们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和社会形态问题，有着带启发性的参考意义”，“没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学术是难以避免错误的”。可见我们对这一学术思想体系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近些年我国已有学者对上述体系进行清理，予以批驳，如张博泉积数十年研究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心得，撰写《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但此事任重而道远，并非一两本书或几篇文章可以解决，以后应继续进行更多有分量的评说。加强辽金史学的理论建设，乃是我们今后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最后，我要对本文的写作作两点说明。一、以上评述虽然力求全面、准确、公允，但因所见资料及笔者学识有限，难以如愿，欢迎批评指正。二、第二三部分关于20世纪下半叶辽金研究的介绍，限于大陆出版的书刊。本时期台港地区，特别是台湾的辽金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如《姚从吾先生全集》（正中书局，1976年）中有辽朝史、金朝史及辽金史论文多篇；还有王民信著《契丹史论丛》（学海出版社，1973年），陶晋生著《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女真史论》（食货出版社，1981年），赵振绩著《契丹族系源流考》（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杨树藩著《辽金中央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78年），叶潜昭著《金律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王明荪著《宋辽金元史》（长桥出版社，1988年）、《宋辽金史论文稿》（明文书局，1988年），陈学霖著《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金代德运议研究》（西雅图，1984年），《宋史论集》（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也有数篇涉及金史等；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各辑亦收录辽金史论文。史料汇编、辑录有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鼎文书局，1973年），陶晋生、王民信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谢昭男撰《五代时期各国关涉契丹史事系年》、《澶渊之盟以前辽宋关系史事系年》（分见《辽史汇编》5册和《辽史汇编补》）等。至于散篇论文就更多了。因闻见有限，为免挂一漏万，未作评述，至为遗憾。敬请著者、读者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