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国内辽夏金史研究综述 - 我爱范文自我鉴定自传范文网论文论文网

本文介绍2003年国内辽夏金史研究概况，由于笔者所见有限，难免有疏漏。

　　　　　　　　　　　　　　　　一政治政制人物研究

　　1、政治史。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辨》（《北方文物》第4期）指出，《新五代史》所载阿保机尽杀诸部大人的“盐池宴”，实即《资治通鉴》中阿保机“设策复并诸族”，《辽史》中设计降伏大、小二黄室韦的计策；“盐池”即辽代的广济湖，或称兴国惠民湖、大盐泊，今内蒙古东部的达布苏盐池。胡兴东《辽代后妃与辽代政治》（《北方文物》第2期）论述了后妃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及其社会基础。王德朋《辽代汉族士人心态探析》（《史学集刊》第2期）指出辽代汉族士人由最初的拒绝与辽政权合作，逐渐和契丹贵族走到一起，这种政治心态的演变过程，实与辽政权的走向及笼络怀柔汉族士人的政策有关。
　　2、官制、选举制。王德忠《辽朝世选制度的贵族政治特色及其影响》（《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源于契丹族建国前氏族社会选举传统的世选制度，因其满足了辽朝以契丹贵族为首的各族上层人物垄断高官显宦的需要，加之契丹族保留着游牧生产方式和部族组织，故而有其存在和延续的社会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世选制度因与契丹族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在辽朝中后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通过对北、南府宰相选任的个案分析，表明随着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加强，一方面是参与世选的范围有所扩大，一方面是世选贵族的特权不断削弱。何天明《辽代契丹南枢密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依然认为契丹南枢密院属于辽北面官系统，是对应于契丹北枢密院的，它是从汉人枢密院过渡来的，不仅负责部族事务，而且对南面官系统的铨选、丁赋征收等事务均有主管之责。在《辽代宣徽北南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中，何天明认为辽代北面官系统中置有宣徽北院、南院，进而对其机构、职能、职官设置、官员铨选作了探讨。
　　3、法律、文书。关志国《试论辽金元三朝法律的特点》（《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三朝法律经历了共同的发展历程，都具有多源性、发展趋势中原化的特点，都反映了维护统治民族利益的民族政策。杜建录《论西夏的司法制度》（《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主要根据传世的西夏《天盛律令》考述了西夏的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及有关拘捕、传讯与囚禁的规定，指出西夏的行政、军事机关一般都兼有审案和督察复核之责，司法诉讼主要是刑事诉讼，即便民事案件，也是用刑事判官。他还研究了《西夏的审判制度》（《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曾代伟《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现代法学》第5期）一文，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此外姜歆有《论西夏法典中的刑事法律制度》（《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论西夏法典结构及私法在其中的地位》（《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李鸣有《西夏司法制度述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还有赵彦龙《夏宋公文稽缓制度浅论》（《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西夏信访工作制度探微》（《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尚世东《西夏文书档案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等。
　　4、人物研究。刘全《<宋史·外国一·夏国上>纠误一则》（《北方文物》第3期）指出原被认作李继迁昆弟的六人实为其从父。王宏北《辽灭金兴与阿骨打建国》（《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一文论述了阿骨打在辽灭金兴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夏宇旭《试论赵秉文的治世思想》（《北方文物》第4期）、《试论赵秉文三教兼容的用人思想》（《绥化师专学报》第4期）及夏宇旭、汪澎澜《试论赵秉文的修身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这三篇文章，对赵秉文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此外有周宝荣《契丹承天太后的儒化战略》（《史学月刊》第7期），李凤飞、胡凡《论萧太后在辽圣宗即位之际所采取的措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第3期）、郝庆云《简评金兀术的历史作用》（《哈尔滨学院学报》第1期）等。
　　5．皇族问题。王善军《辽朝横帐新考》（《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横帐的原始含义是指呈东西向的一组帐篷，后专指独立升帐分的皇族三父房，其中包括了耶律阿保机的的直系后裔；辽皇族群体并非一成不变，辽初阿保机的直系后代极少，系于季父房，后来他的直系后裔越来越多，遂与三父房并列为四帐皇族，统称横帐。在《论辽代皇族》（《民族研究》第5期）中，王善军首先考释了辽皇族的范围，指出应以《辽史·皇族表》所载为准，即包括耶律阿保机之高祖耨里思的所有后裔，非有狭义、广义之分；认为辽皇族随着王朝的存在和持续而有一个发展过程，各支系不断分化，形成一个个小家族，如阿保机的直系后代便被分解到各个斡鲁朵中；文章重点分析了辽皇族的特权及皇族与皇权的关系，指出在辽朝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中，保留着浓厚的血缘因素。向南《辽代萧氏后族及其居地考》（《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根据辽墓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推证今辽北地区包括辽宁阜新、彰武、法库及内蒙古奈曼、库伦等地就是辽代萧氏后族之“领地”；萧氏后族分两大族系，每个族系之下又有许多家族分支，每一分支家族都在整个后族的“领地”内拥有一块属于本家族的分地，并视此为故里，生前于此构筑私城，从事生产活动，死后便葬身于此。相关文章有魏奎阁、袁海波《辽外戚萧和家族世系表新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

　　　　　　　　　　　　　　　　二经济

　　1、经济制度。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北方文物》第1期）指出辽代的赋税及徭役制度是依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制定的，大体上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向州县民户征收夏秋两税，正税之外，还有户丁税、匹帛钱、鞋钱、榷麴钱、盐铁钱、义仓税等税目；而头下州军又与一般州县有别；部民的赋税有俸羊、杂畜及粮食税；属国属部则每年向朝廷缴纳貂皮、马匹、骆驼等特产；辽代的徭役，主要有军役、治公田、驿传、杂役等，原则上或以户丁多少为摊派的依据，或以贫富为等差，总体而言，边疆部族承担的徭役比内地繁重。杨浣《西夏工匠制度管窥》（《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重点论述了西夏的工匠管理政策。李锡厚《宋金之际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河北学刊》第2期）认为，宋金之际北方土地被猛安谋克屯田户占夺，这扩大了封建化范围；一段时间内奴隶数量增多，是女真统治者扩充了中原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形式的奴隶制的结果。
　　2、经济状况。杜建录《再论西夏的农业》（《中国农史》第1期）从西夏的农业区域、农田水利、农业生产技术、单位面积产量四个方面论述了西夏农业生产状况，认为西夏建国后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杜建录、吴毅《西夏手工工匠考》（《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考述了西夏手工工匠的种类和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一文，从出土的金代金银器物入手，考察了金代金银的来源、金银制造业发展及金银的应用等问题。韩光辉、张清华《关于辽朝户口类型考察》（《北方文物》第3期）指出辽境内户籍大体上划分为州县户口、宫卫户口、头下军州户口、部族户口、属国户口以及僧寺户口，而政府经常有效掌握和控制的户口仅限于州县赋役户口和宫卫军户；由于州县赋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故文献所载仅限于户丁资料。杜建录《论西夏的人口》（《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从西夏丁壮数、宋人关于西夏人口的估计及部分州的户口数，推测西夏人口在30万帐（户）以上、160万口左右，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2.42人，高于唐代的陇右道。

　　　　　　　　　　　　　　　　三社会文化　

　　1、社会。伊葆力《女真原始社会形态的思考与再认识》（《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女真族在其原始社会阶段中,纯粹的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而是处于一种父权和母权依赖共存的“混合”状态中。邵方《西夏婚姻制度的特征—兼论女性在西夏婚姻中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西夏党项社会婚姻中具有的姑舅表婚盛行、对非婚性行为和非婚生子女相对宽容、妻妾、嫡庶之别较小、女嫁不从夫姓等特征，反映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葛华廷《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北方文物》第3期）指出，契丹罪人“稿素自缚，牵羊望拜”是与丧葬有关的习俗，契丹人丧葬刑羊之俗是对乌桓族礼俗的继承。汤开建《西夏“秃发”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元昊颁布秃发令是为了恢复鲜卑习俗，使境内各族认同鲜卑党项，为重建党项—鲜卑系统新王朝作准备。此外有黄莉《辽代婚姻综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3期），吕维新《金朝的茶俗和茶禁》（《茶叶通讯》第3期）、周　峰《金人绰号琐谈》（《北方文物》第4期）等。
　　2、文化与交流。宋德金《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历史研究》第2期）讨论了双陆博戏在我国古代的流行过程，指出它从古印度传入，始行于曹魏，盛行于隋唐，至南宋稍显衰落，然而在辽金元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及汉人中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传承，见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张国庆《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文史哲》第5期）指出，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山林水畔孕育了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契丹人的习俗文化更具地域特征。王文东《试论金代女真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满族研究》第1期）指出，女真族是善于变革并善于创新的民族,他们对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的积极变革,不仅为他们吸收儒家伦理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女真文化儒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于学斌、孙雪坤《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北方论丛》第4期）指出，金代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孙丽军《金代的图书事业》（《图书馆建设》第1期）一文主要叙述了金代的图书事业、刻书业、图书的形态和流通等。此外有李品清《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再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4期），哈占元《辽代文化遗存三题》（《承德民族师专学报》第1期），陈广恩《西夏医药学成就初探》（《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苏冠文《西夏化学成就述论》（《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等。李范文《20世纪中国西夏学的回顾与展望》、李胜刚《百年西夏学国内外著作概述》、胡玉冰《汉文西夏文献述要》（皆刊于《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是对学术史、文献学的总结与综述。
　　3、文学与艺术。聂鸿音《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考证这种西夏民间俗曲可溯源至敦煌的几种汉文写本，显示西夏民间文学与唐五代敦煌文学存在传承关系。刘扬忠《金代山西词人群》（《晋阳学刊》第4期）指出，山西词人群崛起于金代词坛，取得了超越其他地域群体的创作成就，是一个主导金词后期发展方向的文学流派，其群体的声威和流派的影响及于元代。胡传志《论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指出，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包括官方文书、文人杂著、诗词创作三类,各具特色,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从中可以看出金代文人对南宋的不同态度,恰好与南宋文人对金的态度形成对照,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宋金之间的有关问题。涉宋创作的风格受宋金对立的影响,而独具特色,即随着作者对宋态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晏选军《苏、黄之风与金代文学》（《学术研究》第6期）指出，金代文学深受苏轼、黄庭坚的影响，但由此也产生了崇尚尖新、斗巧尚险的弊端。有鉴于此，金代中后期文人开始对苏、黄之风进行理性反思与实践探索，主张度越宋诗取法唐人，实发元代文坛“宗唐复古”先声.王禹浪《金代戏剧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从金代戏剧的社会基础、剧作家与作品两方面对金代戏剧进行了研究，指出金代在戏剧发展上开拓了北杂剧的先河。李正民《金代山西文学论略》（《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指出，金代山西文学是山西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活跃在汾河流域的“河汾诸老”,对元诗有重要影响。金代山西作家的词、赋、散文、小说等,也有很高成就。山西文学家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金代文派,作出了巨大贡献。徐翠先《金代全真诗简论》（《晋阳学刊》第3期）指出金代全真道的创立者王重阳及其弟子“北七真”，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能文之士，他们运用诗歌形式表现宗教生活，抒发宗教感情，描述内丹修炼的过程和感受，把宗教体验与审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具艺术风貌的诗歌流派。田同旭《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汉人世侯之关系》（《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汉人世侯对元杂剧的兴盛发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陈雷《试论金代铜坐龙的雕塑造型及饰纹特色》（《中华文化论坛》第1期）从铜坐龙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型特点及饰纹在铜坐龙雕塑中的作用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此外有李献芳《元好问的文艺思想与金元之交的文坛》（《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徐子方《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李雅君《山西金代陶瓷艺术》（《文物世界》第3期）、沈军山、李海风《辽音乐之散乐考略》（《文物春秋》第6期），田林、林秀珍《河北辽代古塔建筑艺术初探》（《文物春秋》第6期），许晓东《辽代的琥珀工艺》（《北方文物》第4期）、《辽代玉盒佩之我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廖奔《宋辽金大曲图考》（《中国历史文物》第3期），黄雪寅《契丹族金银器的动物纹饰》（《北方文物》第3期），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象》（《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试探西夏木制家具》（《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等。
　　4、科举、宗教及其他。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李文泽《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指出这种制度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它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孙伯君《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第3期）一文，参照有关史籍的解释和对音研究，确定元明戏曲中的一些词来自女真语。宗教方面文章有高良荃《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建树》（《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韩小忙《略论西夏的原始宗教》（《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等。

　　　　　　　　　　　　　　　　四、文物考古

　　唐代契丹族部落联盟长李过折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契丹族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见葛承雍《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考古》第9期）。清格勒、刘凤翥《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释》（《民族语文》第5期）对内蒙古巴林右旗同墓出土的契丹小字与汉字刻文作了对比研究。杨杰《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铭再考》（《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该墓为辽圣宗和淑仪耿氏之孙、耶律宗愿之子耶律弘用或弘辩夫妻合葬墓，淑仪耿氏、耶律宗愿皆有汉文墓志出土。冷山是金朝初期南宋使金通问使洪皓的流放地,洪皓在流放期间记录了许多金初的历史地名及女真人的轶闻旧事,名曰《松漠纪闻》。这是研究金朝初年历史地理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对冷山地名的考证,历来史家说法不一。王禹浪《金代冷山考》(《大连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学、考古学、水文地质、气候学等对金代冷山的确切位置进行了详实考证,对研究金初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完颜宗翰是金朝历史上一位重要大臣。王禹浪《关于金代完颜宗翰家族墓地的研究报告》（《满族研究》第1期）,指出今五常市营城子乡靠河寨村石羊城地金代贵族墓地,当为宗翰及其家族墓地。金人王寂在明昌二年(1191年)二月初十至三月十二日按部辽东,有《鸭江行部志》纪事。陈钟远、刘俊勇《<鸭江行部志>沿途纪事杂考》（《北方文物》第3期）一文结合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对王寂沿途有关纪事再次进行了多次调查考证,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讨论。伊葆力《“上京鞋火千户铜牌”质疑》（《北方文物》第1期），通过考证，认为1976年在阿城市金上京故城征集到的铜器不是金代腰牌，而是金代中期的一面小型龙纹铜镜。他的《金代官印考证》（《哈尔滨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介绍并简单考证了近年出土的16枚金代官印。陈杰《从“仁和馆”铭四系瓶谈起———兼谈四系瓶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第5期），对四系瓶的用途、源流、流布时间和地区逐一作了分析，并对众说纷纭的“仁和馆”铭进行了探讨。完颜女真发祥何地,传统说法在黑龙江。董万《完颜女真发祥黑龙江说应当重新认识》（《北方文物》第2期）提出不同结论:(1)完颜女真主体发祥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咸兴平原,形成于牡丹江上源;(2)始祖函普“从高丽来”确有其事,但不是高丽人而是长白山“三十姓”女真人;(3)完颜女真是多元构成,主体却是长白山女真人;(4)曷懒甸人与完颜女真存在族源关系,都出自长白山女真;(5)传至九世穆宗盈歌、十世康宗乌雅束为都勃极烈时率部经营曷懒甸,是函普后人为了凝聚血族、扩大兵源而采取的重返祖宗发祥故土的战略决策,这为阿骨打统一诸部、建立金国奠定了基础。此外有刘浦江《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文献》第3期），任秀侠《辽郑颉墓志考》（《北京文博》第4期），李义《内蒙古宁城县发现辽代<大王记结亲事>碑》（《考古》第4期），聂鸿音《解读西夏文钱币》（《寻根》第5期），彭善国《所谓辽代釉下黑花器的年代问题》（《文物春秋》第4期）等。新的考古报告有《隆化县厂沟门辽墓》（《文物春秋》第3期），《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辽代壁画墓》（《考古》第1期），《齐齐哈尔富拉尔基辽代砖室墓》（《北方文物》第3期），《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金墓》（《北方文物》第4期）、周峰《从朔州出土金代李汝为墓志谈正隆年号问题》（《考古与文物》第1期）等。

　　　　　　　　　　　　五历史地理民族史对外关系史

　　1、历史地理。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辽朝五道制讹传的史料背景作了考证，指出辽朝州县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以道指称节度使辖区，有时或指直隶朝廷、宫卫的防、刺州；进而对辽朝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系统相继建置的八个专司理财的路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分析。徐俐力、张泰湘《辽代边墙考》（《北方文物》第1期）认为今呼伦贝尔草原北部地区一段被指为金代遗存的边墙，实为辽代所建。杨蕤《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辽与西夏的西段边界事实上是一段“模糊的疆界”，而东段疆界位于辽朝西南面招讨司所辖的范围内，大致包括阴山及其以东地区。他在《论地理环境与西夏的经济类型及其相关问题》（《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中探讨了地理环境与西夏经济类型、经济区域分布之间的关系，认为地理环境不仅决定了西夏的经济类型，而且是影响西夏民族文化及其社会面貌的主要因素。女真人建立金朝以后,为了巩固其肇兴之地东北的统治,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东北边疆地区建立了以汉制为核心、兼具民族特色的行政建置,从而将东北边疆与内地整合为一体。李西亚《浅析金代东北的行政建置》（《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此进行了研究。王宏北,崔广彬《金代黑龙江地区城镇化的初步研究》(《大连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金朝建立后,黑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长城南北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不仅加速了黑龙江地区急剧的封建化,而且也大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胡里改路,是金代管辖东北部边区的行政机构。梁春雨《浅谈金代胡里改路》（《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一文，根据有关文献和出土文物,对胡里改路的治所和辖区、居民及其族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此外有佟建荣《宋夏沿边蕃部生存环境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鲁人勇《西夏的疆域和边界》（《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西夏安州考》（《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等。
　　2、民族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史。胡铁球、左理《契丹的兴起与部落组织的有序化及农业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部落组织是否有序和农业的发展程度是制约契丹族发展壮大的两个重要因素。彭向前《试论辽对西夏的遏制政策》（《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指出辽朝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夏政策，辽控制西夏的目的在于利用西夏在宋境西部造成的紧张局势，向宋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他在《试论辽圣宗遣军远征甘州回鹘的战略意图》（《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中认为“远征”并非配合西夏作战，而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发动对周邻各族战争的一部分，是辽与宋竞争构建国际秩序的继续。汤开建《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三份重要文献》（《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介绍了以往宋夏关系史研究中鲜为人注意的《绥州城录》、《永洛故城》、《钟太尉传》三份重要文献。此外有郑川水《辽圣宗及辽与高丽藩交考略》（《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陶玉坤、薄音湖《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王天顺《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述论》（《宁夏大学学报》地1期），杨浣、陆宁《略论唐宋党项政策与西北民族格局的互动》（《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胡玉冰《浅述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陈国光《西辽统治者与西域地方伊斯兰政权》（《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黄震云《契丹的由来和辽代的建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1、2期），任崇岳《西夏遗民何处寻》（《寻根》第5期），杨富学《<述善集>与西夏遗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胡保峰《略论金都南迁后金朝形势与宋金关系》（《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策·巴特巴雅尔〔蒙〕著、郭岩、白丽娟译《哈木黑蒙古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之间关系的本质》（《蒙古学信息》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