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现已改为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成立20周年，也是国内辽、西夏、金史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的一年。据周峰的辽金史网站(www．liaojinhistory．com)提供的论文索引及笔者的不完全统计，2004年共出版辽、西夏、金史相关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召开重要的学术研讨会5次。
2004年5月，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在抚顺市举办了“纪念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8月，分别在辽宁省阜新市、吉林省松原市召开了全国第三届辽史契丹史、金史女真史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刊印了《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总第34期)。7月，由赤峰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会议刊印了《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2月，由濮阳市文化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纪念澶渊之盟签署10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濮阳召开，本次研讨会刊印了《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本年度辽金史著作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隋唐宋辽金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贾敬颜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何天明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鹤皋著《辽上京史话》(远方出版社)、盖之庸著《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阎崇东著《辽夏金元陵》(中国青年出版社)、何光岳著《女真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薛瑞兆著《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伯君著《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孟繁清等著《金元时期的燕赵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赵琦著《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都兴智著《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一批专著先后出版，为辽金史学界增添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编辑的《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于2004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著述包括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杜建录主编《20世纪西夏学》、张竹梅著《<掌中珠>西夏语音研究》、杨志高校证《宋西事案》、杨满忠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历史论著。
以下主要就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做简要综述，文中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学者指正。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人物研究

政治史。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辽金两朝标榜正统并试图寻找德运的依据，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第2期)指出，辽朝对女真各属国、属部的统辖，可分为三个地区、四种统辖制度，这充分体现了辽朝“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王善军《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一文考查了世选制度的发展，详细论述了世选制度与契丹家族势力的关系，指出世选制度为契丹家族势力的维持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陈广恩《论西夏立国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西夏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并苦心经营河套地区。赵永春《论金熙宗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认为金熙宗变“女真旧制”而全面采用汉制，促使女真奴隶社会迅速转向封建社会，在金朝历史转型时期，金熙宗所做出的贡献尤为重要。此外，相关论文还有乐厚权《论辽宋夏金时期的各族盟誓与传统共享》(《长江大学学报》第1期)、任爱君《从舍利到帝王：耶律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内涵》(《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伍纯初《从西夏王族的姓氏变化看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天中学刊》第4期)等。
政治制度史。辽代政权机构是辽史研究中难度较大的课题。何天明所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一书对辽朝的枢密院制度、宰相制度、翰林院与大林牙院、北南大王院、夷离毕院、宣徽院、大于越府与大惕隐司等制度和相关机构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就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了讨论。张志勇《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辽朝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管理制度，并对世选制、科举制、察举制、征召制、人粟补官法、恩荫等选官方式以及任官的限制条件等作了论述。冯小琴《辽代政权中的汉族官僚集团》(《甘肃高师学报》第6期)一文对辽朝汉宫的来源、地位以及对辽朝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王德朋《金朝前期汉官集团述论》(《史学月刊》第9期)一文则对金朝前期汉官队伍的构成、汉官政策以及汉宫对前期政权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通过对元昊时期宋夏之间的情报战的论述，指出西夏在情报战中居主导地位，宋朝则处于被动地位，并认为情报战的胜负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贾随生、李园《西夏军事后勤供给概论》(《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对西夏军粮、武器、马匹的供给情况作了探讨，认为西夏军事后勤供给体制的最主要特点是军事后勤供给是由国家、家族、部落民三级组织系统来实现的，并分析了其优越性及弊端。姜歆《西夏法律思想定型化初探》(《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通过对《天盛律令》的分析和论述，认为《天盛律令》标志着西夏法规、法律价值、法律制度体系等基本定型。姜歆在《论西夏法典中的狱政管理制度——兼与唐、宋律令的比较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则指出《天盛律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狱政管理法律体系和富有特色的狱政制度。李辉《金代金银牌制度的再考述》(《北方文物》第4期)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都兴智《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6期)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了论述。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杨清华《金章宗时期的行省建置》(《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贾随生《浅论西夏军事后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邵方《西夏服制与亲属等级制度研究》(《法学评论》第3期)等。
人物研究。孟宪玉《萧挞览之死深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9期)认为，宋军获得辽方军情对萧挞览的死亡起到关键作用，萧挞览的死又与辽宋议和的大背景分不开。张维慎、周五龙《略论金世宗对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论述了金世宗针对官吏贪赃枉法采取的预防和惩罚结合的六条措施。兰婷、王晖《试论金世宗的教育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从女真贵族教育、汉文化教育、女真旧俗教育等角度，系统地分析了金世宗的教育思想。李成《论女真帝王海陵完颜亮的诗词艺术》(《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一文论述了海陵王的文学艺术风格，指出这是女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反映，是其内心的艺术写照。周延良《金源完颜璟文行诗词考评》(《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分析了金章宗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态。相关论文还有刘达科《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江苏大学学报》第1期)、[日]高桥幸吉《元好问和元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周益新《金代医家常仲明生平、家世、著述考略》(《山西中医》第4期)等。

二、经济史

张国庆《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辽代前期牧农经济的分布格局和辽代中后期牧农经济区域的变迁。辽朝农耕区域的扩大和辽朝农业经济地位的上升，为后来的金元统治时期北方农牧经济区域格局的形成及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庆山《辽代的农牧政策与农牧经济发展》(《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辽朝牧业和农业取得的发展和契丹民族对牧业和农业的正确发展策略有密切的关系。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地理研究》第5期)指出，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与人口、资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金代出现的农业核心区由老哈河流域向大凌河流域发展的趋向，既是农业开发的结果，也是局部地区因环境所迫，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寻求新一阶段人地平衡的手段。李新贵《西夏牧业经济若干要素的考察与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对西夏的牧区分布、牧区面积、牲畜的结构比例、载畜量、牧区人口等构成等牧业经济的若干要素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赵斌、张睿丽《西夏盐政述论》(《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考察了西夏盐业产地、生产方式、政府对盐业的控制与管理等几个问题。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第4期)论述了西夏铁钱的发现、分布特点、版别、铁钱专用区的设置等问题。李跃《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南方文物》第1期)对金朝交钞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原因、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金朝发行的几种主要纸币的情况。
此外，相关论文还有白光《大辽物产论》(《农业考古》第1期)、李新贵《西夏牲畜小考》(《农业考古》第1期)、陈习刚《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葡萄和葡萄酒》(《南通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

三、社会史文化史

社会生活史。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考察了回鹘摩尼教文化对契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回鹘汗国崩溃给契丹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激励因素，摩尼教的传入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为契丹建国作出了贡献。宋德金《辽金人的忠孝观》(《史学集刊》第4期)对辽金时期忠孝观念的形成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是辽金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孟古托力《金朝儒家民族观探微——金以前儒家民族观发展的历史轨迹》(《北方文物》第3期)探讨了金朝儒家民族观多层面的内容，认为儒家民族观的开放性、整合性在金朝得以发挥乃至升华，同时其保守性、排他性也得到有效的抑制。王胤卿《契丹民族鸡冠壶的文化诠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1期)一文对辽代契丹族的特色器物鸡冠壶进行了文化层面的阐述，揭示了鸡冠壶对于契丹文化的功能和意义。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晏选军《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张志勇《辽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及启示》(《北方文物》第2期)、刘刚《论辽代体育对金元清体育的影响》(《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1期)等。
邵方《西夏党项社会的族际婚》(《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就西夏民间族际通婚、王室中的族际婚、西夏与宋辽金元族际婚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冯小琴《契丹辽人的敬母风尚》(《兰州学刊》第6期)一文认为，契丹民族的敬母风俗对辽的政权具有直接的影响，并在辽中期以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有关风俗的论文还有颜诚《辽代真容偶像葬俗刍议》(《文物春秋》第3期)、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东南文化》第5期)等．
张国庆《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佛教文化对辽代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家庭财产处置上、日常行为上、生活习俗上的诸多影响。孟凡云、唐玉萍《耶律阿保机的“龙崇拜”及其宗教渊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4期)认为阿保机的“龙崇拜”属于宗教范畴，从宗教渊源上分析，其中主要成分为萨满教习俗，也包括中原儒教、道教和佛教影响。李清凌《<高僧传合集>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佛教》(《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通过对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的论述，总结了中国佛教在宋夏金时期的区域化、民族化、民间化的时代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王德朋《金代道教述论》(《中华文化论坛》第3期)分析了道教发展的历史背景，考证了金代道教领袖的创教历程及传教事迹，对金代道教发展的整体状况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勾勒。相关论文还有崔红芬《僧人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程群与邱秩浩《万松行秀与金元佛教》(《法音》第4期)、杨晓国《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动探索》(《晋阳学刊》第4期)、华方田《辽金元佛教》(《佛教文化》第2期)等。
科技医学史。罗树宝《印刷字体史话(七)辽、夏、金、元的印刷字体》(《印刷杂志》第2期)认为辽西夏金的印刷水平与两宋不相上下，印刷字体也有着相同之处。周峰《略论金代的浮桥》(《博物馆研究》第2期)认为金代的浮桥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在金代的战争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杜成辉、杨文义《辽代科技成就略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宫艳君、黄俐君《从辽代绵帽谈缂丝的织造工艺》(《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等。
周俊兵《金代政治因素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3期)从金代政府对医药学发展的重视、儒医结合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社会政治需要刺激着医药学的发展三个方面探究了促使金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原因。朱星《金元四大家论治食伤》(《江西中医学院学报》第1期)总结了金元四大家治食伤的特点。本年金代医学史的研究文章较多，主要偏重于对金元四大家的医学及医学思想进行研究。相关论文还有张俐敏与陈文莉《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渗透及影响》(《山西中医学院学报》第l期)、李成文《金元四大家的脾胃观》(《河南中医》第5期)等。
文学艺术史。本年度辽金文学研究成果亦颇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有张晶著《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和《辽金诗学思想研究》(辽海出版社)、刘达科注评《辽金元诗选评》(三秦出版社)、康金声与李丹合著《金元辞赋论略》(学苑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中国诗学研究·辽金诗学研究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明今著《辽金元文学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巍著《宋辽金西夏绘画史》(海风出版社)等10余部著作。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文学艺术的论文也不少，下面仅择其要，略作介绍。李正民《试论金代“国朝文派”的发展演变》(《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探讨了“国朝文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胡传志《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诚斋体传入金朝后的转变及原因。左洪涛《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对金元时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狄宝心《宋金季末诗的时代心理比观与文化阐释》(《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通过论述宋金季末诗的时代心理和文化继承地的差异，认为南北双方的士人因其时代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关文学的论文还有李正民与裴兴荣《20世纪辽金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晋阳学刊》第3期)、张鸣《宋金“十大曲(乐)”笺说》(《文学遗产》第1期)、胡传志《论陆游笔下的北方及相关问题》(《中国韵文学刊》第2期)、徐翠先《金代全真教诗人邱处机诗歌创作初探》(《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胡建次《金元诗论视野中的“趣”》(《济南大学学报》第4期)、杨栋《冀南出土磁窑器物上的金元词曲》(《文艺研究》第1期)、史铁良《金元诗数题》(《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等。
李清泉《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兼论风格与画派》(《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第1期)讨论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以及与两种体制有关的主要风格与画派问题。刘建丽《西夏民族音乐及其演变》(《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讨论了西夏音乐的发展和演变。张影《金教坊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金教坊在内部组织、职司以及表演方面与宋教坊相同点颇多。有关艺术的论文还有于淑华《辽代教坊乐及其对其他民族乐舞艺术的借鉴》(《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3期)、刘勇《<辽史·乐志>中的“四旦”真是四宫吗》(《中国音乐》第4期)、龙建国《论诸宫调对北曲的影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李清泉《叶茂台辽墓出土<深山会棋图>再认识》(《美术研究》第1期)、王昊《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北方论丛》第3期)、胡明伟《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南都学坛》第2期)等。
语言文字。孙伯君著《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是研究金代女真语的一部力作。该作者《辽金官制与契丹语》(《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考察了金代部分职官与辽代的渊源关系，明确了《辽史·百官志》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作者又在《宋元史籍中女真语的标音》(《民族语文》第4期)中讨论了宋元史籍中女真语对音汉字的基本标音规则。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根据契丹小字《郎君行记》和《博州防御使墓志》出现的契丹小字“大金国”的“金”的不同写法，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相关论文还有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方位名称“东”》(《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邓福禄《<龙龛手镜>疑难字考释》(《语言研究》第3期)、黎新第《近百年来宋辽金汉语共同语语音研究述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等。

四、民族史 民族关系史

民族史。除了何光岳著《女真源流史》，杨茂盛的《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是另一部有关民族史的著作。蔡家艺《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民族研究》第5期)一文对散居在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的来源、活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认为唐政权的建立为契丹的发展和强大创造了条件，契丹与唐的关系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周伟洲《霫与白霫考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对两族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和辨析，探讨了霫与白霫分和的历史。相关论文还有何光岳与何小宏《达斡尔族的来源和分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4期)、何光岳《契丹的来源和迁徙》(《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第1期)、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第6期)、任崇岳《女真遗民在河南》(《寻根》第4期)、完颜玺《金兀术的后裔们》(《西部人》第6期)、蒋秀松《略论元明女真与辽金女真的关系》(《北方民族》第1期)等。
民族关系史。崔明德《辽朝和亲初探》(《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探讨了辽与西夏、阻卜、吐蕃、回鹘等政权和亲的动机、特点、作用及影响。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史学月刊》第4期)一文就康熙帝对宋金战争的认识，指出应对宗泽、岳飞的抗金及抗金的正义性给予肯定。赵永春有关金宋关系史的三篇文章《完颜宗翰对宋政策述论》(《北方文物》第1期)、《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其成因》(《史学集刊》第2期)、《完颜阿骨打对宋政策探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都从金朝方面着眼探讨金宋前期关系，又都以金朝人物为线索来展开分析和议论，分别探讨了宗翰对宋政策的演变及对金朝发展的影响，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原因，金太祖对宋政策的原则和态度等问题。周峰《论金世宗时期的金丽关系》(《当代韩国》第4期)论述了金世宗初期金朝与高丽的关系以及金世宗对郑仲夫之乱、赵位宠之乱的对策。关于民族关系史的文章还有吕英亭《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东岳论丛》第6期)、林威《金末契丹人附蒙反金现象初探》(《广西社会科学》第8期)、卢伟与赵一祎《试论契丹迅速灭亡渤海国的原因》(《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刘建丽《略论西辽与金朝及西域民族的关系》(《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黄兆宏《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等。

五、文物考古 历史地理

文物考古。2003年3月发掘的吐尔基山辽代墓葬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第7期)指出吐尔基山墓属辽代早期贵族墓，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在辽代墓葬中是罕见的。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第8期)一文讨论了辽代墓葬形制的类别，探讨了墓葬分期与各期特征等问题。相关文章还有梁振晶等《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第1期)、张杰与朱涛《黑龙江省肇东市涝洲镇安业村发现的辽代墓葬》(《北方文物》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兴区青云店辽墓》(《考古》第2期)、郭珉与吴娟《塔虎城州治再议》(《北方文物》第4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第2期)、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第9期)、张庆国《宁安市前莲花村金代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第4期)、卜常益《辽宁岫岩镇辽金遗址》(《北方文物》第3期)、王仙波与刘桂红《白城市境内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历史作用》(《博物馆研究》第2期)等。
彭善国《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内蒙古文物考古》第1期)认为，对契丹民族若干传统形制的继承和因循、对流行于唐代的若干形制模仿和借鉴、受西方文化因素影响出现的形制、辽地窑工创造的一些新形制等因素促成了辽陶瓷形制的鲜明特色。杨广文等《金元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对北京市昌平公园石刻园内陈列的金元时期的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进行了考释，对金代通检推排的实施时间提出新的认识，且据此认为辽代也曾实行过通检推排。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县石匠山辽、金、元时期的摩崖石刻》(《考古》第11期)一文对摩崖石刻的发现经过、石刻现状、石刻内容、石匠山的地望、摩崖石刻上的年款、石刻遗址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相关文章还有赵明星《论鸡冠壶上塑猴习俗》(《北方文物》第3期)、刘景文与王秀兰《辽金兵器研究》(《北方文物》第1期)、金申《辽代舍利石棺上的涅槃图》(《中原文物》第1期)、张兆祥《香河辽代地宫发现的白瓷贡具》(《收藏界》第10期)、彭善国《辽墓新出陶瓷的探讨——兼论“官”款瓷器问题》(《博物馆研究》第3期)、汤威《郑州地区出土金末官印考》(《华夏考古》第1期)、陆思贤与李迪《辽代祖州“石房子”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牛达生与牛志文《西夏铜火铳：我国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寻根》第6期)、李森《<表海亭诗>残碑考证——山东青州发现金代书法艺术瑰宝》(《北方文物》第2期)、杨新文《咸阳新发现一座金代墓葬出土的铜币》(《西安金融》第3期)、栗杨《黑龙江省阿城市发现金源郡王完颜公神道残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张泰湘与仇伟《阿城金源郡王神道残碑的初步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郑绍宗《河北出土金元时期铜权的分析与研究》(《文物春秋》第3期)、邢国言《双城市东利村发现“滨州邢家”银锭》(《北方文物》第2期)、许志国《金大定七年沈州双城县北范家庄西山道院宗主禅师石塔考略》(《北方文物》第3期)、张亚平《佳木斯市黎明村辽金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第4期)。
历史地理。胡廷荣《辽中京至广平甸捺钵间驿馆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辽中京至冬捺钵广平甸间诸驿馆的地望进行了考证。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第4期)一文依据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毗邻地区的两类聚落，分析论证了农业开垦范围与环境扰动。作者又在《辽代西辽河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环境特征》(《地理科学》第5期)中认为，西辽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王禹浪《金朝初期春水纳钵之地的考察——兼考“冒离纳钵”与“莫力街古城”之谜》(《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一文对“冒离纳钵”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冒离纳钵”即今日哈尔滨市郊区的莫力街古城。王禹浪、王宏北《金源地区历史地理考证四则》(《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对金源地区的曲江县、宜春县、巴剌海山谋克城、寥晦城进行了考证。相关论文还有景爱《金中都的规划及影响——纪念金中都建立850年》(《北方文物》第4期)、武丽青《辽代利州故城》(《兰台世界》第1期)、乌凤丽《辽、金、元时期的利州》(《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杜春鹏与李丕华《辽代庞葛城遗址考》(《黑龙江史志》第4期)、谭延翘《卜奎不是金代的庞葛——与<庞葛城考>商榷》(《北方文物》第4期)、乔建国《义县奉国寺》(《兰台世界》第2期)等。

六、墓志与文献研究研究综述

墓志与文献研究。本年出版了两部辽金史考订与校勘的著作，即徐蜀编《宋辽金元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金史校勘记、新五代史校勘记》(商务印书馆)。
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第11期)就石氏的族屑和世系、石重贵北迁相关问题、石氏北迁后的史实等问题作了考释和论证。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对辽宁阜新出土的《永清公主墓志》碑汉字内容进行考释，指出碑文证实了契丹族对炎黄子孙的认同，并参照《辽史》记载考证了碑文涉及的众多辽朝皇亲国戚。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第5期)对新发现的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进行译释，探讨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家庭类型、人口姓名、男女比例、民族居处、婚姻状况等现象，揭示了西夏户籍和军抄的密切关系。李范文《<文海宝韵>再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对《文海宝韵》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证，对《文海宝韵》的内容即平声、上声、人声及《文海杂类》等进行了分析。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第5期)对经文中出现的“景佑”和“福圣承道”两个年号进行了阐释。崔红芬《<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对西夏的帝师和国师进行了整理和考订。胡玉冰《关于<西夏书事>的若干问题》(《史学史研究》第2期)对《西夏书事》的编修、刊刻、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胡玉冰《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对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评述。
相关论文还有王昕《辽耶律宗愿墓志释文商榷》(《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世界民族》第4期)，王德朋《论刘祁<归潜志>的史料价值》(《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李峰《元好问<御史程君墓表>若干问题考辨》(《文物世界》第3期)，聂鸿音《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译传者》(《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胡玉冰《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人文杂志》第3期)、《浅谈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西夏文缀>、<西夏文存>、<宋大诏令集>论略》(《固原师专学报》第4期)，宋璐璐《西夏译本中的两篇<六韬>佚文》(《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许生根《英藏黑水城文献社会文书述略》(《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孙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等。
本年度出现多篇关于西夏文书史研究的文章，赵彦龙在《浅谈西夏公文稽缓制度》(《档案》第2期)和《夏、宋文书归档制度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两文中对西夏公文稽缓制度、夏宋文书归档制度进行了论述。前文指出西夏公文书稽缓制度规定明确、处罚严重，从而保证了西夏公文书的拟写和传递的时效性。后文从文书归档的范围规定、文书归档时间的规定等几个方面，对夏、宋文书归档工作制度进行概要的对比研究。赵彦龙与党小龙合作的《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一》、《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二》(《甘肃社会科学》第1、2期)两篇文章，主要从西夏文书的体裁、载体、组织机构、作者、文风、工作制度等方面对西夏文书史建构进行了研究。相关论文还有赵彦龙《再论西夏公文史的建构(上)》(《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赵彦龙与石月兰《西夏文书种类探析》(《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高宗池与赵彦龙《20世纪西夏文书档案史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等。
研究综述。张志勇《近廿年阜新市辽史契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1期)就20年来阜新市对辽史、契丹族史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分析研究现状、展望研究趋势。杨蕤《西夏地理研究述评》(《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分植被和气候、疆域和政区、城址和交通、农业和牧业、民族和人口等5个方面对现有西夏地理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了研究中的不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崔红芬《20世纪西夏佛教研究概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分解放前、解放后两个时间段对中外学者在20世纪西夏佛教研究方面的成果作简要的介绍。刘建丽《20世纪国内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述评》(《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从发展阶段、成果形式、研究特点等方面，对20世纪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研究作了概述。研究综述的文章还有李华瑞与邵育欣《200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关树东与蔡春娟《2003年辽夏金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2期)、周峰《2003年辽金史研究综述》(《北方民族》第3期)、杨志高《2002年西夏学研究概述》(《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魏淑霞与杨燕《2002—2003年我国西夏学研究综述》(《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等。